胡總書記在去年11月會見連戰榮譽主席時曾指出“兩岸關係取得重要進展，實現了歷史性轉折”。胡的這一評價集中代表了中央對和平發展的正面評價。為什麼胡總書記要把兩岸關係的轉折提到“歷史性”的高度來認識？我個人理解至少有三點理由：
　　
　　1.在六十年之久的兩岸關係發展史上，只有這一次集中取得了如此多的成績和進展，而且是在僅僅兩年的時間内實現的。
　　
　　2.這次轉折直接導致黨中央提出“和平發展”的對台戰略，而“和平發展”戰略是對“和平統一”大政方針的重大補充和發展，它將在未來相當長時間内成為對台工作的指導原則。
　　
　　3.這次轉折所導致的結構性的變化，如“三通”的基本實現、國共兩黨關係的制度化改變、兩岸經貿關係的再上層樓——等，其深遠影響至少要延續到未來十年乃至二十年、三十年。
　　
　　然而，在一些内部討論會上，也有高級幹部或著名學者發表不同意見，他們懷疑馬英九是“隱性台獨”、“B型台獨”、擔心大陸的單方面讓利非但不能換取台灣方面漸漸邁向統一，反而可能助長其分離趨勢，認為和平發展搞不好會變成“和平分裂”。在互聯網上，此類言論更是此起彼伏。可見這已經是一個被廣泛關注而又分歧尖鋭的課題。有鑒於此，當我們評價兩年來兩岸關係的發展成果時，就不僅要關注它們對台海的和平和兩岸關係的發展有哪些貢獻，更需要回答它們對中國未來的統一有何正面意義？筆者認為至少可提出以下幾點：
　　
　　一、確保了現代化建設急需的戰略機遇期
　　
　　和平統一的最終實現取決於我們自己的實力發展。當前我綜合國力成長很快，但還沒有達到可以“不戰而屈人之兵”即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水平，這時除非萬不得已，不宜在台海動用武力，因為沒有必勝的把握，即使能打勝，付出的成本也太高，而且後遺症會很多，搞得不好，台灣問題非但沒有解決，反倒以另一種形式繼續長期存在，對我形成更大的困擾。而這兩年，由於兩岸關係轉入和平發展軌道，台獨發展勢頭受到重挫，中美關係中最敏感的台灣因素被置於可控狀態，兩岸發生戰爭的威脅大幅度減弱。兩岸關係的主要矛盾和我對台工作的首要目標也相應發生質變，即從與台獨政權尖鋭鬥爭的兩岸關係，轉變為大陸與台灣島内贊成九二共識的政治力量合作、和解，共建和平發展架構的兩岸關係。而這樣一種和平、和解、合作的兩岸關係，不僅是台灣需要的，同樣也是我們需要的，因為它極大地緩解了我們原來在東南方向面臨的嚴峻國家安全挑戰，確保了我們的戰略機遇期。
　　
　　二、强化兩岸經濟關係的一體化，强化兩岸的“相互依賴”
　　
　　和平統一的經濟基礎是兩岸經濟的一體化。港澳在回歸之前，與大陸的經濟聯繫就已經達到密不可分的程度，這是港澳能順利回歸的非常重要的條件之一。同樣道理，如欲以和平方式順利解決台灣問題，其前提條件之一就是兩岸經濟的一體化，至少要實現兩岸共同利益的的極大增進與相互依賴的極大加强。從表達方式上講，我們使用“共同利益”和“相互依賴”的提法，主要是體現在和平發展階段，雙方是平等關係，特别是台灣方面對這樣的提法感受較舒服；但由於兩岸經濟規模相差太大，台灣作為小的、弱勢的一方，在“共同利益”的外觀下必然獲利較多，相應地在“相互依賴”的外觀下也必然更依賴於對方，這才是我們樂於“讓利”的真正原因。為了增進兩岸的共同利益和相互依賴，我們連續幾十年持續推動“三通”，現在這一目標基本實現了。三通的基本實現和ECFA的簽訂將使兩岸經貿交流升上新台階，人民幣在島内可自由兑現，大陸台資更加得到保護，陸資入島也將只是時間問題。
　　
　　馬英九本人並不强調“相互依賴”，更極力反對“親中傾向”的説法，他經常掛在嘴邊的是“台灣優先”，是“發展台灣經濟”，但究其實他堅持的是“台灣經濟發展須以大陸為腹地”的政策方向。馬一直認真地、排除萬難地不斷推動兩岸經貿交流再上台階、推動兩岸人民往來更具規模；在這一點上，馬超越了他的所有前任！蔣氏父子的“統”只是口頭宣示的政策目標，現實中則是對兩岸交流全面地、嚴格地禁絶（蔣經國最後的兩年除外）。李登輝和陳水扁雖都曾在其任内採取過一些推動兩岸經貿交流和增進人民往來的措施，但他們只是希望借此營造有利於台獨的大環境，一旦他們發現這個目的達不到，立刻就對兩岸交流“戒急用忍”，他們扮演的基本角色是兩岸關係的刹車者、搗亂者和阻撓者。而只有在馬執政以來的兩年，兩岸在經濟整合的問題上才真正取得了實質性的突破，其標誌就是ECFA的簽訂。且不論馬英九在主觀上的底牌到底是什麼，至少在客觀上馬所做的，就是在强化兩岸經濟關係的一體化，强化兩岸的“相互依賴”，這才是馬大陸政策的新意和主流！
　　
　　三、兩岸“連鎖社群”的培養與“民間好感”的復蘇
　　
　　各種複雜因素造成兩岸隔絶近半個世紀，兩岸民間社會形成巨大鴻溝；現在台灣的多數民眾害怕統一，這是台獨敢於猖狂挑釁大陸的最根本原因；雖然和平發展已經兩年，但認為自己只是台灣人而不是中國人的台灣民眾卻在逐漸增加，這也是人們懷疑和平發展的主要理由。面對這種形勢，欲追求和平統一，前提是必須弭平兩岸民間隔閡的鴻溝，唤起台灣民間對大陸的好感，重新培育台灣人民對統一的支持，重構支持統一的社會基礎。三通的實現和ECFA的簽訂終於促成了兩岸間的“一日生活圈”，兩岸民間交流和人員往來獲得了空前的便利條件，大陸遊客已經大規模入島，預計今年將達到150萬人次。台灣人民在大陸經商、工作、學習者增加；兩岸人民通婚增加；陸資企業入島後將吸收大量台灣的雇員；兩岸社會一體化程度加深。已經開了兩屆的福建海峽論壇掀起了兩岸民間交流的新高潮，每屆都有為數五千以上的台灣各界人士參加，其中很多是來自中南部的普通民眾。可以斷言，隨著和平發展的逐年深化及兩岸民間交流的不斷推向新高潮，必將在台灣民眾中形成一個特殊的群體，他們因為經商、求學、就業或其他原因與大陸發生個人利益的連接，因此即使不贊成馬上統一，至少也樂見兩岸關係不斷改善。這樣的群體，學術上稱為連接兩個隔閡社會的“連鎖社群”，他們將成為未來支持和平統一的新的社會基礎。現在大陸省級高官陸續訪台已經形成慣例，漸漸地台灣民眾將把大陸高級官員的來訪視為常態。去年底陳雲林第二次訪台雖仍遭受民進黨聚眾抗議，但抗議的規模和激烈程度已小於前年；去年１１月中旬在台北召開的“兩岸一甲子”學術研討會，是兩岸交往中第一次在台灣舉行有大陸退役將領和退休大使參加的公開研討會，也是雙方智庫學者第一次在台北公開討論敏感政治議題，從台灣媒體和民眾的反應來看，似乎已經不排斥雙方開始“二軌”性質的政治對話，到明年或後年，兩岸智庫進入這種性質的對話還是可以期待的。連民進黨也察覺了民意的這種微妙變化，因此蔡英文才提出了“在不設前提的情況下願與大陸對話”的説法。
　　
　　四、雙方談判隊伍的培養與談判經驗的累積
　　
　　至去年年底雙方已簽訂了十二項協議、一項共同聲明和一項MOU（備忘録），今年又簽了ECFA。未來兩岸要談判統一問題，離不開雙方談判隊伍的相互理解和相互妥協，而兩年來的談判，使雙方都學到了溝通的技巧，積累了談判的經驗，培育了彼此的互信，創造出了一些“官員上桌”的交往模式，兩會協商和談判的制度化加强，這些都將成為今後兩岸政治對話乃至統一談判的有利資源。
　　
　　五、新的合作領域的開拓與合作機制的建構
　　
　　兩岸在互相支援救災、防疫、共同打擊犯罪乃至其它多領域建構出更多的合作機會和合作機制。兩岸執政黨在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的問題上强化了默契和互信基礎。在以往數年間雙方有共同反對台獨的合作經驗，並建立了兩黨的對話機制和交流平台。ECFA的簽訂帶來了一個新生事物，即雙方同意共組經濟合作委員會，這種合作性的“共同機構”能發揮多大作用仍待觀察，但此類合作機制的出現必然為今後中國的統一提供新的參考。
　　
　　六、政治互信的逐漸加强與政治共識的積累
　　
　　這兩年來，馬英九在大陸政策的調整上力度還是較大的：1.迅速在承認“一中原則”和九二共識基礎上恢復了兩會協商；2.放寬了對兩岸交流的諸多限制；3.重新對兩岸關係做了政治定位，講出“一國兩地區”，回到“一個國家，兩個政治實體”的定調；4.提出兩岸“外交休兵”，並有相關措施；5.軍事上改變了“決戰海上”的帶有一定攻擊性的戰略，重新改為“防衛固守、有效嚇阻”的守勢戰略，這在政治上也有積極意義；6.在島内採取一些針對“去中國化”的反措施，如規定使用漢語拼音、教科書重新修訂、紀念抗日先賢——等等。儘管雙方都堅持“先經後政、先易後難”的工作順序，但政治與經濟實際上是不能斷然分開的。在簽訂各種經濟性、事務性協議的過程中、特别是在妥善解決台灣參加有關國際組織活動的問題上，兩岸還是形成了相當程度的政治互信。對彼此的政治關切也有了更翔實的理解，對對方感覺“敏感”的議題與説法也能尋找盡量圓融的表達方式或乾脆擱置不表。凡此種種，都可以説是為今後順利進行政治對話與政治談判的必要準備。
　　
　　上述六個方面，説明和平發展與和平統一的相通性。這兩年來，鑒於“統一”在台灣島内已經被污名化，且台灣多數民眾的確沒有做好統一的準備，如果天天把統一掛在嘴邊，反倒嚇跑了台灣的普通民眾，因此我們對和平發展是大講特講，對和平統一則只能是“多幹少説”或“只幹不説”；而馬英九也宣傳“現狀是不統、不獨、不武”，似乎和平發展就等於“不統”，我方為了照顧兩岸合作大局，也不便公開批駁馬的一些説法。以致有人誤解和平發展是“反獨重於促統”、甚至誤認為“和平發展取代了和平統一”，其實追求國家早日完全統一始終是我們堅定不移的目標，推動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就等於促統！
　　
　　當然，這只是從為統一夯實基礎、創造條件的角度而言的，上述六個方面的成果並不能自動導致和平統一，要真正實現和平統一還需要解決其他許多很複雜的問題。簡言之：和平發展未必能自然達到和平統一（還需要很多條件）；但沒有和平發展就絶對沒有和平統一（因為起碼的條件都不具備）！
　　
　　2010年7月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