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灣前途主張的分類
　　
　　研究台獨的發展趨勢問題，首先要明確台獨的定義。以往曾有過許多關於台灣當局的政治地位和台灣前途的論述及構想，抛開統派的意見不論，其它的論述、構想或多或少都與台獨有關。這些言行其實可以歸為三類，姑且稱之為A/B/C三型。A型是不折不扣的台獨，或曰是原教旨型的法理急獨。B型是“一中兩國”式的中間型，其右翼如“特殊兩國論”、“第二共和”等是掛上了“特殊”、“第一共和”等偽裝的台獨，但其論述結構還是與原教旨的A型有明顯不同；其左翼是“一中兩憲”、“一中兩府”之類的主張，其實質也是要“兩國”，將來如加以修正後能否為我所用仍有可研究的餘地。C型顯然不能説是台獨，但它又與B型的很多主張糾纏在一起，如果B型被定為台獨，那C型或多或少的與台獨有共通點。
　　
　　需要强調指出的是，這三種型雖然都與台獨有關，但決不都是台獨論述，而是對於台灣現狀及未來發展前景的三種主張，它們彼此之間或許是相通的，但也是有重大區别的，不應簡單將其都視為台獨的不同表述形態，對三者應採取不同的對策。
　　
　　以下把A/B/C三種主張的異同列表展示如下（表1）：
　　
　　表格（略）
　　
　　二、A型（法理急獨）將趨於式微
　　
　　以上三種類型中的第一種即法理急獨，雖然在陳水扁執政後期活動很囂張，聲勢造得很大，但其實已是强弩之末，未來將日趨式微。做出這一判斷的依據是：
　　
　　（一）從島内民意結構看，經過陳水扁八年倒行逆施的統治，台灣人民“受夠了、也忍夠了”。在3月大選之前，國民黨先是在2006年取得了縣市長選舉的壓倒性勝利（17席比6席）；隨後的直轄市長選舉，藍營本有希望奪回高雄市長位子，雖未如願但後來法院判定緑營有舞弊行為，藍營贏了民心；繼而是今年1月的“立委”選舉，藍營席捲81席，控制了“立院”四分之三以上席位。這一連串勝利表明藍營已經獲得了一個比較穩定、而且佔較大優勢的民意份額。60％左右的台灣選民，已經接受中國國民黨是台灣的本土政黨，也已經接受“中華民國”的國家認同，不再視台灣的整個政法系統為“外來政權”，不願支持先推倒“中華民國”再建構“台灣國”的“體制外革命”道路。
　　
　　但陳水扁卻無視這種民意結構的轉變，仍以為用“本土認同”、“愛台灣”、“賣台”之類的傳統戰法就可以打倒國民黨。陳把3月的台灣領導人選舉定位為“認同台灣”與“認同中國”之戰，緑營的選戰主軸先是“公投綁大選”，突出宣傳“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到選舉後期，謝蘇不再多談“公投”，轉為主打“一中市場”，但其背後的思考邏輯一以貫之，即認為要想證明你真的“認同台灣”，就必須搞“台獨”、就必須“反中”；而藍營則認為“台獨”和“反中”恰恰是害台灣，“認同台灣”就要反台獨，同時要守住“不統”的底線，但“不統”不等於“反中”，“不統”的同時可以“親中”。所以，這場選舉固然不能視為“統獨之戰”，因為國民黨並不代表“統”，但無疑是“台獨”與“反獨”之戰，是“反中”與“親中”之戰。
　　
　　3月22日，台灣選民做出了裁判：謝蘇得票率42％，僅僅守住基本盤，説明民進黨8年執政，其社會基礎毫無成長。馬英九以221萬票的壓倒性優勢勝出，而“入聯”和“返聯”兩項公投均因領票人數達不到夠資格選舉人半數以上的標準（均不足36％）而流産，説明台灣的多數選民支持了“反獨”和“親中”的路線。
　　
　　（二）從國際大環境看，經過我努力工作，國際社會普遍表示了不支持或者反對台灣當局“入聯公投”的立場，而其中特别值得關注的是美國的表態和舉措。原來台獨分子一相情願地認定無論他們走多遠，最後都能得到美國的援助，但在這次選舉過程中，他們痛苦的發現：美國不但自始至終對“入聯公投”予以强烈批判和抵制，而且美國對“入聯公投”的定性與中國幾乎一樣，更有甚者，在選前最後一刻，美國壓住夏馨不許其在緑營的場子現身、同時安排包道格發表談話為馬英九的緑卡問題解套；選舉剛過，布什馬上以“超規格”的方式親自向馬英九致賀。凡此種種，清楚顯示出美國不僅不支持台獨，而且在台獨違背美國意志“亂搞”的情況下，美國會主動出手“修理”台獨，這大大動摇了台獨分子對美國的信心。
　　
　　（三）台獨内部也在分化：李登輝改口説他從未講過台獨，並且在“立委”和“總統”兩次選舉中都以“忘帶通知書”為由拒領公投票。民進黨内最具組織性和戰鬥力的“新潮流系”雖然仍堅持追求台獨的終極目標，但對於改善和發展兩岸關係已經顯露較强的興趣，推動把台獨訴求向更“柔性化”的方向調整。謝長廷在競選中也要打“和解共生”的旗子，同時也提出了一些發展兩岸經貿關係的主張。連基本教義派的代表辜寬敏，也公開登廣報贊成“第二共和”，（對辜而言，接受第二共和就意味承認第一共和，而第一共和就是“一中”）説明最死硬的台獨分子也意識到法理急獨的市場已經殆盡。
　　
　　（四）以國民黨為代表的“反台獨”力量或稱“親中”力量不僅已經控制了大多數地方政權，而且牢牢掌握了“立法院”四分之三的優勢，到五月即將掌握從“總統”到各部門的全部行政大權。雖然馬英九在選舉中説了一些我們不愛聽的話，但縱觀這個人幾十年的表現，再考慮到其家庭背景、對其有影響力的幕僚及其身邊親信的政治傾向，我們可以相信馬是一個有中華民族情結的人、是一個有邁向統一意願的人、是一個熱愛中國的人，問題是他受到各種條件的限制，不能完全按自己的心願辦事。像馬這樣有“中國情結”、有外省人背景、而又能夠在台灣掌握最高權力的人，未來三十年間極可能沒有第二個，因此馬領導的四年乃至八年是我妥善處理台灣問題的戰略機遇期。在這段機遇期内，馬不但不會推動“台灣正名”、“入聯公投”之類的法理急獨，也不會推動改教科書、改路名之類的“去中國化”，而且為了中國國民黨在台灣的永續發展，馬固然要落實國民黨的本土化，但更要密切台灣同祖國大陸的聯繫，更要以兩岸關係的切實發展為政績。只有真正改善了同大陸的關係，中國國民黨才能同民進黨相區隔。馬領導的中國國民黨在台灣内部對台獨的抵制，勢將構成台獨發展的巨大障礙。
　　
　　（五）我對台武力威懾已經奏效，至少台灣多數人相信如果台灣貿然推動法理急獨，早晚會將兩岸帶入戰爭。在此背景下，今後台灣當局的任何負責人（無論藍緑）即使想堅持與我對抗，也要選一個能得到美國同情和支持的對抗方式、選一個既能顯示與我“不同”又能避免兩岸“最後攤牌”的對抗方式，為此必須與法理急獨拉開距離。
　　
　　三、B型（一中兩國）將成為未來兩岸較量的核心議題
　　
　　預計馬英九執政後，兩岸在台灣前途問題上的較量遲早會轉到“一中兩國”的問題上。“一中兩國”的主張有多種表現形式，包容藍、緑不同立場，當藍緑都向中間靠的時候，“一中兩國”就是中間選項。
　　
　　在我反分裂法的高壓之下、在美國乃至整個國際社會都支持“一中”的情況下，緑營也知道原教旨的台獨難以成功，不得不調整路線，其調整方式就是象徵性地戴一頂“一中”的帽子，換取我同意把兩岸變成“兩國”。如“特殊兩國論”中的“特殊”即暗示在過去時和將來時上都是“一中”——過去中華民國曾代表中國、未來統一後又回到中國框架内，在此前提下强調當前是“階段性的兩國”。“第二共和”的前提是承認“第一共和”，而第一共和就是“一中”，李登輝曾説他主張的“特殊兩國論”就是“第二共和”，而陳水扁、謝長廷、辜寬敏等都發表過贊成“第二共和”的言論。原來陳水扁選擇2008年大選的主攻方向並不是“入聯公投”，而是以“第二共和”為基本構想的“憲改”，“第二共和”才真正反映了緑營系統化的思考和路線調整。
　　
　　緑營提出“第二共和”後，很多藍營學者表示贊同。當然也有不少藍營要員對“第二共和”表示置疑甚至反對，但他們其實只是反陳水扁，並不反對實質與其相同只是名目不同的其它方案。馬英九如果不同意中華民國是一國，他四年後就不必選了；而像黄光國、張亞中等藍營學者提出的“一中兩憲”、“一中兩府”等版本，雖然以“兩憲”、“兩府”等含混些的名義代替“兩國”以迴避敏感點，但實際要的還是“兩國”。
　　
　　由上所述，可知“一中兩國”已經是藍緑雙方的共識。藍緑都同意“中華民國是個主權獨立國家”，實際轄區台澎金馬、人口2300萬、台灣未來前途由2300萬台灣人民決定。區别在於緑營想盡量凸顯“兩國”而淡化“一中”，希望“國號”叫“台灣（中華民國）”；而藍營則希望盡量多保留“一中”而模糊化處理“兩國”，希望“國號”就叫“中華民國”或叫“中華民國（台灣）”。
　　
　　鑒於藍營“一國兩憲”、“一國兩府”之類的主張尚缺乏明確的法理論述，相對而言比較有法理厚度的是“特殊兩國論”和“第二共和”，而李登輝又自稱“特殊兩國論”就是“第二共和”，從第三者角度看這二者本質上也確實是一樣的，所以表1以“第二共和”為“一中兩國”的基本型。
　　
　　馬英九本人或國民黨内的少數人心裡真正想維護的可能是表1中所列的C型，即國統綱領/維持現狀型，這是一種既不違背“中華民國代表全中國”的國民黨傳統法理、又兼顧政治現實的論述，當年馬英九做陸委會副主委時，曾參與過這套論述的制訂。三二二後馬的一些談話，提出“兩岸本來就是一家人”、“中華民國主權涵蓋大陸”等言論，表明其内心想復歸C型論述的强烈企圖，實屬難能可貴。但有多重壓力迫使馬英九越來越難以堅守這種回歸國統綱領的C型論述，這些壓力包括：
　　
　　（一）C型論述建立在“代表全中國”的法理基礎之上，這與台灣的現實差距太遠，台灣選民已不接受。在這次選舉中，雖然多數人顯示出反獨、親中的傾向，但同時也仍然堅持台灣的主體性，即站在台灣本位、台灣優先的立場上選擇反獨和“親中”。選後幾家民調顯示，儘管兩項公投都未通過，但贊成繼續推動“入聯”者仍佔絶對多數。假設將來由於某些事件（如大陸與台灣在國際舞台的鬥爭加劇）導致兩岸關係僵化甚至緊張，台灣的多數選民很容易從“親中”變成“反中”。在長期不統一的情況下，台灣人民必然要不斷强化對自身主體性的認知。國民黨要在台灣生存發展，就必須向“本土化”的方向靠，必須發展能被本土選民認同的基本論述，這與是否搞台獨無關。馬英九在致力於改善與大陸關係的同時，必須非常小心地保持與“台灣主體性”的平衡，換言之即馬在講“一中”時，必須找一個能平衡“一中”的説法，現在馬找的是“各表”，將來則不排除用“兩國”或“模糊化的兩國”來平衡“一中”。
　　
　　（二）此次謝蘇得票544萬；支持“入聯公投”者為552萬；“總統大選”投票率較以往降低4、5個百分點，論者公認是一部分緑營選民沒出來投票，大約是70~80萬人；支持者及潛在支持者相加，民進黨仍有620萬左右的民意基礎。馬英九推行任何措施都必須顧及這部分人的感受。緑營在大敗後早晚要檢討其兩岸政策，其修正方向必然是“虚幻一中、實質兩國”。當緑營在“一中”問題上展現出妥協意向時，如果藍營不能在“兩國”問題上做相應妥協，藍營將失去話語霸權，“賣台”的魔咒將再次發威。在未來四至八年台灣還將舉行多次選舉，緑營當然試圖捲土重來。馬英九的兩岸政策必不斷受緑營置疑和批判，當緑營質問馬英九台灣的人口、轄區、是否擁有獨立主權等問題時，馬很難按C型表述的邏輯回答，將不得不採用B型的答案。
　　
　　（三）兩岸關係已經發展到了需要公權力合作的程度，像簽訂軍事互信協議、簽訂和平協議之類的事情，都需要官方的直接互動，而其前提是相互承認，為此首先要解決台灣當局的法理地位問題，把“我是誰”講清楚。而C型論述對“我是誰”的答案仍然延續“爭中國正統”的内戰邏輯，即使我方同意在這個問題上“各自表述”、讓台灣保有其“自説自話”的模糊空間，吃虧的還是台灣，因為全世界都知道中國的正統在北京。馬英九當然也清楚這個道理，所以他不會再堅持“爭正統”的思路。在放棄了“我為國、你為匪”的思路後，馬的唯一選擇就是承認“你為國、我仍是國”，於是“兩國”就出來了。馬也深知他能否搞好經濟的關鍵在於能否搞好兩岸關係，而搞好兩岸關係就必須對“一中”有承諾，但為了保住與我談判時的對等地位，他又必須以“兩國”做平衡，於是“一中兩國”就出來了。
　　
　　（四）馬英九的基本立場是經濟上靠大陸、政治、安全上靠美國。而美國在台海問題上的政策調整方向就是以“一中”保證“不獨”，但“一中”將漸漸空洞化；同時以事實上的“兩國”保證“不統”，但“兩國”不必説得太明確。馬其實是唯美國“馬首”是瞻，他仍會繼續講“一中”，但那可能只是“文化一中”、“地理一中”、“血緣一中”，至於政權甚至主權的層次，他則要講“兩國”，而且希望通過與我談判將這種“一中兩國”的框架合理化、制度化、合法化。
　　
　　綜上所述，不能排除以下可能，即馬英九某一天將摒棄C型即國統綱領式的論述，代之以B型論述，以“一中兩國”為基本立場同我討價還價。當然他不會簡單地照搬已經被批臭了的“特殊兩國論”或“第二共和”，而會找一個新的名目，對“一中”多一些堅持，對“兩國”則做一些模糊化處理，以求留出兩岸“各自表述”的空間，但是在島内競選、被别人逼問或某些特定場合，馬也極可能把“兩國”講得很清楚，甚至不排除因此與我發生對抗的可能。
　　
　　四、工作建議（下略）

　　（本文原為作者向某部門提交的研究報告，作於2008年３月，即馬英九剛剛當選還未就職之際。收入此書時删去了部分涉密内容，其餘皆未改動，特此説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