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0月下旬，我們在深圳調查特區意識形態問題的過程中，青年的思想動向尤其引起我們的重視。

　　總的説來，現在深圳特區青年的思想，比較穩定，積極參加特區的經濟建設，這是主流，這裏不擬詳談。本文僅就深圳特區青年思想中較爲突出的偏向作一些分析。

　　當前深圳特區青年中的思想有幾個值得注意的偏向

　　（一）政治覺悟有偏差

　　去年，共青團深圳市委曾對皮鞋廠的140名青年進行了筆頭“民意”調查，在交回的123張答卷中，認爲資本主義好的占多數。就這同一個問題對市服務公司300多名青年進行測驗，多數説社會主義不好，資本主義不錯，香港最好。

　　（二）上進心澹薄

　　深圳市青少年共100600人，去年吸收新團員340名，其中學校和科技單位的占了304人，農村、工廠的幾乎没有。農村的團組織處於癱痪狀態。

　　漁民村大隊是全國最富的大隊之一，去年人均收入達2074元，生活富裕。但這幾年没有一個青年要求入黨，整個支部還是原來的13名老黨員。

　　（三）知識價值認知低

　　全市中小學生共6萬多人（高、初中學生共12000多人），去年退學離校的竟達7596名，占總數的13%，其中多數是初中學生。

　　1979年高中畢業生500多人，報考大專的172人，去年和今年畢業的各300多人，報考大專的有132人和133人，所占的比率僅1/3强。初中畢業報考高中的也只占75%左右。甚至考上大專院校了也有自動退學回來的……

　　怎樣看待深圳的青年一代呢？

　　去年香港大學旅遊團住在深圳中學，他們根據觀察，把深圳青年看做“無根的一代”。深圳市團委的同志則把這代青年稱做“迷茫的一代”，還用四句話進行了概括：“生活穩定，文化偏低，政治澹薄，思想向外。”

　　從上面材料可以看出，深圳青年的信念、理想大大不同於内地青年，向外的思想也比内地青年要嚴重得多。過去，向外的思想集中表現在逃港問題上。自1951、1952年封河口以後，曾有過幾次逃港的高峰。最高峰的是1979年，自1980年5月後，由於港英當局實行了嚴厲的遣返政策，加上深圳計劃爲特區，經濟發展較快，逃港人數已下降了。現在，深圳青年的思想志趣主要是放在追求金錢、追求資本主義生活方式上。他們的“五講”是“講錢、講吃、講穿、講玩、講女人”，“四美”是“鞋鬥高（高跟），臉鬥紅（胭脂紅），衫鬥花（花色花樣），人鬥風度”之美。

　　深圳青年思想偏向與特區獨特條件有着直接的聯繫

　　首先，自1979年3月深圳劃爲特區後，經濟上出現了不同於内地的新特點，這給青年們帶來深刻的影響

　　第一，企業中三種經濟體制并存和農村裏兩種生産方式並舉。劃爲特區後，由於實行了開放的靈活的經濟政策，大量引進外資、先進技術和管理方法，工業企業項目迅速增加。原來只有3間小廠，今年5月底止共引進項目688項。在引進項目中，包括外商獨資經營、合資經營、來料種養，加工裝配和補償貿易等形式。這樣，在經濟體制上就存在着國營、集體、獨資、合資等不同的結構。由於資金、原料、設備、技術、管理等條件不同，生産發展的情况也大不一樣，出現了“國營不如集體，集體不如來料加工，來料加工不如外商獨資經營”的狀况。農村中，除了境内的包産責任制外，深圳農民在九龍界内有幾千畝田，允許“越界作業”，農副産品可以直接拿往香港市場銷售，不僅收入高，而且可以取得外匯。這就給人們造成了國内不如國外，社會主義不如資本主義的表面印象。

　　第二，不同的工資制度造成了經濟收益懸殊。由於經濟體制結構發生了變化，工資制度也有所不同。現在，深圳存在着幾種工資制度。國家機關、國營單位按國家工資標準供給，國家幹部職工每月工資僅50至60元，外加“邊防補助”，也只不過80元上下。而在獨資經營和合資經營企業中則采用特區新訂的工資標準。有一家合資經營的工廠，全廠職工平均工資爲176元人民幣，其中一級工的工資就達92元。這就是説，獨資、合資辦的企業工資標準要比國營的和集體的高得多，奬金也多得多。由於引進項目的招工條件要求年青的，有一定文化的，青年得益更大。引進項目後，深圳就業的人數達17761人，其中大多數是青年，他們大量的是進入了待遇優厚的獨資合資企業。他們不僅就了業，而且收入高，這就比内地的青年也比當地幹部職工優越多了。這樣由經濟開放後所造成的就業機會及收入豐裕，使青年們在思想上憑直覺就感到香港好，資本主義好了。

　　第三，同時流通的三種貨幣——人民幣、兑换券、港幣及其它貨幣符號實際比值不同。現在深圳流通的這三種貨幣，雖然按國家規定比值是一樣的，但在實際使用過程中却不同。港幣比兑换券好用，兑换券又比人民幣好用得多。用港幣可以直接到香港或緊接香港的沙頭角鎮買到高擋商品，物美而價廉。有兑换券也可以在友誼商店中買到便宜的緊銷商品。有人估計，用港幣購買商品比用人民幣在國内買的要合算一至二倍。深圳現在有一種説法：“人民幣不值錢。”這三種貨幣在實際使用中所造成的差額，自然使人們覺得“女皇”（港幣）好，青年們也就認爲香港東西便宜，比内地的好了。

　　另外，深圳特區以發展經濟爲主要目標，從領導到群衆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建設上。洽談辦公室一位負責同志説，在安定社會秩序、穩定人心的情况下，只要賺錢，什麽都可以干。有一個廠的領導認爲：“我們賺了錢就是勝利。”他們的這種賺錢當然是爲國家爲集體的，但在群衆中表現出來的是爲自己賺錢發家。群衆依據過去的經驗，認爲“香港的價格，共産黨的政策”——多變，趁開放的機會多撈錢，一方面深怕以後政策變，另方面以應付深圳的高物價。在青年中，“炒更”（加夜班搞副業）的甚多。

　　基於上面種種經濟的原因，青年們讀書、上進的思想自然就澹薄了。

　　由此看來，人們的思想歸根結底是由客觀物質條件决定的，尤其是個人物質利益的得失影響更爲深刻。

　　其次，由於深圳獨特的地理條件，外來思想滲透甚爲便利，直接影響着青年的思想

　　深圳是祖國的門檻，與港九僅一河之隔、一界之交，外來思想通過各種不同的渠道傳播和感染着人們：

　　一是特區經濟引進外資後，資方代表及技術管理人員的無形影響。在獨資經營和合資經營的企業中，有着來自香港的資方人員參與企業管理。他們爲了追求利潤，調動工人積極性，不僅在管理上非常嚴格，而且采取了一些刺激工人的經濟手段。如印染廠，資方經理主張給工人高工資，而且發港幣，這對青年工人誘惑很大。與此同時，資方人員的一舉一動也都成爲青年們仿傚的對象。

　　二是深圳開放後，港澳同胞可以自由回來探親。由於歷史的原因及近年的外逃，深圳市現有人口33萬，而在外的華僑、港澳同胞就有20餘萬，可謂家家有港親，户户有僑友。現在每天回鄉探親絡繹不絶，不下萬人。許多僑胞回來，免不了大包小包饋送禮物，也免不了談論香港的“自由”和物質生活，這就會引起青年人對香港的向往。

　　三是深圳改市後，有一部分人員擁有過境证，可以在政策允許的情况下，利用洽談生意、補償貿易、小額貿易、越界作業的機會，到香港從事正常的工作和勞動。他們到了香港，開了眼界，見到香港並非象以往我們宣傳中的一切皆糟那樣，而是看到它表面繁榮的現象，如豐富的物質，便宜的價格，整潔的街道，良好的公共秩序，企業中嚴格的科學管理等。這些現象不僅引起了他們心中對香港看法的變化，而且作爲媒介又傳染到其餘青年的頭腦之中。

　　四是來自香港電視的影響。深圳一般人家都有電視，他們都喜歡收看香港的電視節目而不收廣州等國内節目，因爲一方面深圳離香港近，接收容易，圖像清晰，而廣州的節目難收；另方面是香港節目豐富多彩，迎合一般市民的心理要求，較吸引人，而國内電視較呆板單調，多爲粗綫條。香港電視總的來説是宣揚金錢、打鬥、色情和較爲低級趣味的東西，也還有其它富有生活色彩的節目。盡管香港電視並没有直接宣傳香港好或資本主義好，也没有露骨的黄色下流的鏡頭，但它們宣揚資本主義的東西，是溶解在平常的節目中，青年們長期收看後慢慢地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再次，除了上述客觀條件外，深圳青年的思想變化也與青年思想的特點有關

　　我國青年渴望現代化，不滿現狀，勤於思考，講求實際，這是好的方面。但由於他們的閲歷淺，經驗少，知識淺薄等特徵，可以説，還未形成系統的科學的思想觀點，不善於辨别是非，看問題往往粗疏、表面、簡單，難以深入實質，在思想方法上也常帶有形而上學的片面性。因此，他們在看待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優劣問題上容易較多地看到香港豐富的物質生活及資本主義的個人自由色彩的一面，而較少地看到社會主義優越性及已有成就的一面；在看待特區經濟發展及其個人生活得益時，較多地看到港胞投資發生作用的一面，而較少地看到其根本原因是由於十一届三中全會以後我國新的經濟政策所决定的一面；較多地看到目前的個人利益得失的一面，而較少地看到國家的遠大理想及偉大目標的一面。因而，當現實一旦未能滿足他們種種合理不合理、正當不正當的要求時，其思想表現往往是比較偏激的。

　　應從深圳青年的思想動向中發現和解决的一些問題

　　從上面分析可以看到，深圳特區青年思想變化的原因是復雜的。我們不能光責備他們，而應該從他們的思想動向中去發現和解决一些值得重視的問題。

　　第一，追求更高的物質生活，向往更大的自由，這是青年一代新的要求，也是廣大群衆普遍關心的問題

　　如何努力提高人民群衆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是現代化建設的重大任務。新中國30多年來，我們在經濟建設上取得了偉大的成就，但由於“左”傾錯誤的長期干擾，致使經濟得不到應有的發展，人民生活得不到應有的提高。而60年代後經濟才起飛的香港就在深圳對面，其對比是十分明顯的。粉碎“四人幫”後，中國制定了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宏偉目標，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而且建立一些特區，以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也是人心之所向。

　　在政治上，解放後，無産階級掌握了政權，勞動人民當家作主了。但自1957年以後連續20多年的政治運動，使政治民主生活没有得到健康的發展，人們在精神上較爲緊張，有壓抑之感。現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决議》提出：“逐步建設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是社會主義革命的根本任務之一。”相信實現這一任務必將得到廣大群衆的真誠擁護和支持。

　　第二，如何迅速恢復和提高黨團組織的威信是至關重要的大事

　　胡耀邦在“七一”講話中説：“執政黨的黨風，是有關黨的生死存亡的問題”。深圳青年不想入團入黨，固然是由於他們的思想已轉到經濟利益上來以及對黨團組織的認識不足，但從另一角度來看，在他們的心目中，黨團的形象不高大，這與10年動亂中黨内滋長起來的官僚主義和遭到嚴重破壞的黨風不能説没有關係。現在，這種不正之風依然存在。深圳市有的幹部利用工作之便，到香港或向港方人員弄這個機那個機，搞自己家庭“現代化”，如夏巴廠×××竟私自動用外匯2萬元購置家當。有的利用職權安插子女到好的工作崗位上去。有的甚至充當逃港的幕後人，如一個收容站長贊助其在旅店工作的女兒把旅店做爲引渡香港的據點。有的參與走私等。據統計，從去年以來，深圳僅局、公司以上的黨員違紀案件達幾十件。這種種不正之風，在群衆中造成了惡劣的影響。應該看到，在和平建設時期，黨員幹部能否律己奉公、起模範作用，與戰争年代黨員能否帶頭衝鋒陷陣，其意義是不相上下的。

　　第三，我們的宣傳工作應該實事求是，切忌片面性或帶偏見

　　以往的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宣傳工作，講自己總是“形勢大好，越來越好”，未能接觸和正視不完善的甚至錯誤的東西；對資本主義包括香港，總是説成一切皆壞，看不到它們在技術、經濟上值得我們學習與借鑒的方面。當時群衆未能接觸外界，自然是比較相信這種宣傳的。而現在一開放，深圳青年不僅對香港情况聽得到，而且見得到，就會感到過去受了騙。

　　第四，經濟建設中的政治思想工作如何開展是重大的科學課題

　　過去，不善於把政治思想工作當作一門科學來研究，缺乏科學的程序，粗的多，細的少；空的多，實的少；壓的多，以理服人的少。從調查材料中可以看到，對於現在的青年一代來説，他們的思想與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經濟建設息息相關。因此，要隨時注意他們的思想動態，分析與其各種思想相關聯的客觀條件，對政治思想工作的目的、内容及形式進行充分的科學研究，以適應新形勢的需要。去年4月開展“五講四美”活動，深圳市團委發了文件，開了兩個會，布置各支部要辦墻報，但檢查結果，29個支部中只有2個廠的支部出了一期。究竟原因何在，是值得考慮的。

　　青年一代是現代化的生力，是祖國的希望。如何引導青年團結一致向前看，提高社會主義的思想覺悟，是一個意義深遠的重大問題。各個部門各個單位都應該予以高度的重視。

　　（這是作者與另兩位友人於1980年10月下旬在深圳特區所作的調研報告之一，發表在團中央主辦的《青年研究》1981年第22期。該刊所加的編者按是：“實行開放政策對提高生産起了很大作用，同時也帶來了一些新的社會問題，需要仔細研究，以推動工作的進一步發展。深圳市是我國新開闢的特區，這裏所提到的情况有其特殊性。但是，開放政策帶來的影響却有普遍性，對我們在實行開放的情况下如何加强青年的思想工作，有參考的價值。”經過若干年後的實踐，此文提出的問題可説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現在深圳特區的青年正成爲當地各方面建設的生力軍，更是全國各地青年學習的榜樣。但記住當年的情况，於進一步認識30多年突飛猛進的深圳特區的發展仍有鮮明的對比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