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雜事物的發展過程，總是充滿各種各樣的矛盾的。如何全面地認識這些矛盾的規定性及其地位和作用，這是必須不斷研究的課題。關於這些問題，毛澤東早已有過深刻的闡述。他曾經指出：“在復雜的事物的發展過程中，有許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種是主要的矛盾，由於它的存在和發展，規定或影響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發展。”毛澤東這裏所説的“其他矛盾”，過去歷來被解釋爲次要矛盾。我們則認爲，所謂“其他矛盾”，不僅包含次要矛盾，還有一種矛盾，叫中間矛盾。任何事物、任何過程的内部及其相互間存在的矛盾群，都不僅僅是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其間還有中間矛盾。正確認識中間矛盾的問題，是理論和實踐提出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哲學問題。下面僅就這一問題，談談我們粗淺的看法，以求教於同志們。

　　一

　　關於中間矛盾，從黑格爾到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雖然未十分明確提出這個概念，但在他們的著作中，有關這一問題的論述和思想，還是極其豐富和深刻的。

　　黑格爾在《大邏輯》中説過：界限是中介，某物與他物通過這個中介，既是又不是。同時又指出：界限中不平静，它在界限中就是内在矛盾，矛盾使它超出自身。他舉例説，花朵開放之時，花蕾消逝，花蕾是被花朵否定了；同樣，結果之時，花朵又被果實所代替。在這裏，黑格爾是從過程來考察矛盾的。過程作爲一個矛盾群，包含着主要矛盾、中間矛盾和次要矛盾，以及這些矛盾的對立和鬥争。過程的運動和發展，實質就是這些矛盾在鬥争中相互否定和轉化。黑格爾所説的“花蕾”、“花朵”和“果實”,各各都是一對矛盾，一個矛盾的統一體，相互之間的否定，就是矛盾的否定。在他看來，這些花蕾、花朵、果實等形式彼此不同，但它們的流動性却使它們同時成爲有機統一體的環節。因此，他尖鋭地批評人們用片面的方式去理解和把握矛盾的觀點，提出要從這種片面性中解放出來，在看起來是衝突着的形態裏，認識事物和過程内部相輔相成的環節。可以看到，在黑格爾的矛盾學説中，已經觸及到了矛盾群體中的中間矛盾，只是他把這種矛盾納入“中介”理論，把它看成是事物與事物、過程與過程之間的中間環節或界限狀態。他認爲，某物與他物通過這個“中介”搆成矛盾狀態，形成矛盾運動，便産生既是某物又不是某物、既是他物又不是他物的中間環節。這同花蕾到花朵再到果實一樣，花朵是花蕾和果實之間的界限狀態，既是花蕾又不是花蕾，既是果實又不是果實，在形式上别於花蕾和果實，因此成爲植物生長過程中必不可少的一個中間環節。在這裏，作爲中間環節的花朵，不僅本身是矛盾的統一體的組成部分，而且分别與花蕾和果實搆成矛盾關係。因此，作爲中間環節的花朵，其實就是從花蕾到果實的植物生長過程的矛盾群中的中間矛盾。同樣，花蕾和果實也在過程的一定條件下，表現爲作爲中間環節的中間矛盾。黑格爾從“中介”理論出發，告誡人們對事物及其過程，不在矛盾着的對立中認識中間環節，就不會取得全面性的認識。可以説，黑格爾强調的“中介”、中間環節的地位和作用，實際上就是肯定中間矛盾在復雜事物發展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馬克思在批判繼承黑格爾的矛盾學説時，一方面吸取了黑格爾關於“中介”理論的合理的東西，另一方面又批判了其消極的東西。馬克思説，黑格爾在社會領域，總是企圖藉助於等級、政府作爲中介，來消除市民社會和國王之間的矛盾和對立，企圖把這種中介作用説成是邏輯的思辨奥秘，是合乎理性的關係。然而，這樣用中介來調和矛盾的對立，是不能掩蓋現實的矛盾的。因爲這種中介本身，與其説是中介的存在，不如説是矛盾的存在。譬如説，作爲國王和市民社會之間的中介的立法權的等級和政府這兩個要素，它們的對立尖鋭到隨時可能發生鬥争的地步，甚至於還具有不可調和的矛盾性質。不僅如此，中介還可以變成極端，最初被規定爲兩個極端的中介，自己在運動中將成爲一個極端。就象夫妻吵架時醫生勸解的故事上説的，醫生本來想當調解人，然而最後却適得其反，醫生自己也和妻子或丈夫争吵起來，成了矛盾一方，和夫妻雙方搆成了復雜的矛盾關係。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到馬克思對中介問題的明確表述：一、黑格爾把中介理論應用到社會領域裏作爲調和與消除階級之間的矛盾和對立的東西，這是消極的唯心主義的社會歷史觀的反映。二、究其實質而言，中介本身，與其説是中介的存在，還不如説是矛盾的存在，中介本身矛盾着的諸要素是既對立又鬥争，甚至是不可調和的，這才是中介問題實質性的東西。三、中介在自己的運動中將成爲一個極端，成爲矛盾的一方，與規定中介的兩極搆成復雜的矛盾關係，這是中介這一矛盾在復雜事物中必然存在的重要表現。所以，在馬克思看來，被黑格爾稱爲中介的東西，實質就是中介矛盾、中間矛盾。

　　在列寧的著作中，類似中間矛盾的有關論述，也是十分突出的。他在《黑格爾<邏輯學>一書摘要》中明確指出：“一切都是互爲中介( Vermitelt)，連成一體，通過轉化而聯繫的。打倒天國——整個世界（過程）的有規律的聯繫。” “僅僅‘相互作用’——空洞無物”，“需要有中介（聯繫）”。在《再論工會、目前局勢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等的錯誤》一文中，列寧還强調指出：“要真正地認識事物，就必須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聯繫和‘中介’。我們决不會完全地做到這一點，但是，全面性的要求可以使我們防止錯誤和防止僵化。”列寧的這些論述，歸結起來就是：一、强調“中介”是發展過程的中間環節。没有“中介”就構不成事物能相互作用。我們知道，當代自然科學的成果證明，傳遞宏觀電磁相互作用的引力場，微觀粒子相互作用的虚光子，强子間傳遞强相互作用的л介子，强子内部層子間傳遞强相互作用的膠子等，都是“中介”物，都是中間環節。在這裏，所謂“引力場”、“虚光子”、“л介子”、“膠子”等這些表現“中介”或中間環節的東西，從矛盾的關係來看，它們都各自與自己的兩極有質的區别，并發生相互作用的關係。在這個意義上，所有這些“中介”、中間環節在現實的事物和過程中，實際上就成爲中間狀態的矛盾，即中間矛盾。如果没有這些中間矛盾，事物或過程作爲一個矛盾群，其内部的各種矛盾就不可能聯繫起來，在現實上搆成一個矛盾群體。二、列寧教導我們，要真正地認識事物，就必須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聯繫和“中介”，否則，就會産生錯誤和出現僵化。所謂“一切方面”，“一切聯繫”和“中介”,在現實中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且也不可能孤立存在。它們都是一些矛盾的“方面”、“聯繫”和“中介”。即是説，從矛盾總體結構來看，都處於主要矛盾、次要矛盾以及聯繫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中間矛盾中的“方面”、“聯繫”和“中介”。因此，認識事物的“一切方面”、“一切聯繫”和“中介”，就是全面認識事物的矛盾，即不僅認識其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還要認識其中間矛盾。

　　至於毛澤東，他在各個時期所寫的著作中，對於中間矛盾這一現象，也有過生動的描述和深刻的揭示。一、他很早就從“敵友我”的角度，來分析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的社會階級關係。毛澤東根據馬列主義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原則，具體分析了民族資産階級這個“中間階級”不僅在經濟地位上有别於地主買辦階級與無産階級，而且在由經濟地位决定的政治態度上也有别於這些階級，指出中國民族資産階級對中國民主革命具有“矛盾的態度”——在受着外資打擊、軍閥壓迫感覺到痛苦時，需要革命，贊成反帝反軍閥的革命行動；但當革命在國内有本國無産階級的勇猛參加，在國外有國際無産階級的積極援助時，他們又懷疑革命。我國民族資産階級矛盾着的這兩種態度，即矛盾着的二重性，正是這個“中間階級”在民主革命時期，在衆多的社會階級矛盾中，作爲中間矛盾存在的重要表現。二、毛澤東十分注意從“左中右”的角度，來分析我國民主革命時期革命對象營壘中的矛盾狀况。例如對國民黨的組成，毛澤東指出，國民黨是個由復雜成份組成的黨，其中有頑固派，有中間派，也有進步派，整個國民黨並不就等於頑固派。在國民黨中，頑固派還站在支配其黨的政策的地位，但在數量上只占少數，它的大多數黨員（很多是掛名黨員）並不一定是頑固派。這一點必須認識清楚，才能利用他們的矛盾，采取分别對待的政策，用極大的力量去團結國民黨中的中間派和進步派。毛澤東對民主革命時期國民黨内“左中右”的分析，是他在我國革命戰争年代裏形成和制定的“發展進步勢力，争取中間力量，孤立打擊頑固派”的一整套策略方針的具體運用。三、毛澤東經常從“先進、中間和後進”這個角度來分析我黨内外思想的狀况。例如，他對黨内思想狀况的分析就是這樣。在《黨内團結的辯證法》一文中，毛澤東指出，有些人似乎認爲，一進了黨就是聖人，没有分歧，没有誤會，不能分析，就是鐵板一塊，整齊劃一。好象一進了黨，就是百分之百的馬克思主義者。其實有各種各樣的馬克思主義者：有百分之百的馬克思主義者，有百分之九十的馬克思主義者，有百分之八十的馬克思主義者，有百分之七十的馬克思主義者，有百分之六十的馬克思主義者，有百分之五十的馬克思主義者，有的人只有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這段話，説明黨内思想有先進、中間和後進三種狀况。如果不對中間和後進狀况做細緻、深入、長期的思想轉化工作，黨的團結就不能鞏固，黨的戰斗力就會削弱。四，在毛澤東的晚年，他還從一、二、三世界的角度，來分析國際事務中反霸統一戰綫的建立，指出蘇美兩霸是第一世界，發展中的國家爲第三世界，介乎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之間的一些發達國家爲第二世界。我們注意了第二世界這個中間環節、中間矛盾，就能更好地結成廣泛的反霸統一戰綫，全世界反霸鬥争的力量就更加强大。上述的“中間階級”、“中間派”、“中間力量”和“第二世界”，等等，實質本身就是矛盾，就是處於各種矛盾統一體中的中間矛盾。這説明，毛澤東雖然没有直接使用中間矛盾這一概念，但在他的理論和實踐中，論述和運用中間矛盾的思想，是非常普遍的。

　　由此可見，從馬克思到毛澤東等人對中間矛盾問題，都有過許多論述。我們的任務，就是要根據社會主義實踐提出的問題，沿着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思想和路徑，不斷地進行研究和探討，不斷地進行概括和提煉，不斷地豐富和完善馬克思主義的矛盾學説和理論。

　　二

　　在事物或過程的矛盾群中，所謂中間矛盾，就是聯結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以及在事物或過程的發展中處於中間運動狀態的矛盾。中間矛盾由於自己在矛盾群中的特殊位置，因此，具有特有的規定性，在事物或過程的運動和發展中，起着其他矛盾不可取代的作用。

　　中間矛盾是由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互相規定的。毛澤東在《矛盾論》中明確地指出：“任何過程如果有多數矛盾存在的話，其中必定有一種是主要的，起領導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則處於次要和服從的地位。”中間矛盾屬於“其他”矛盾之列，它和次要矛盾，都是由那個主要矛盾所領導，所决定的，都是處於次要或服從的地位，這是中間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共同點。但同時，中間矛盾與次要矛盾有搆成矛盾的關係，又受次要矛盾的規定，具有與次要矛盾不同的特點。相對於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而言，中間矛盾是介乎它們兩者之間的矛盾，搆成這一矛盾的雙方，既與主要矛盾相聯結，又與次要矛盾相聯結。它們彼此之間，既可以水火不容，尖鋭對立，又可以相互融合，不分彼此，對立雙方持一種特殊狀態。而“其他矛盾”中的次要矛盾，則不具備中間矛盾的這種狀態，在矛盾群體中明顯處於次要的地位，表現爲與主要矛盾相反相成的極端。由於中間矛盾同次要矛盾的存在狀態不同，由主要矛盾所規定和支配的“其他矛盾”就必然發生分化而呈現出兩種不同狀態的矛盾。看不到這種情况，或者根本否定這種情况，就會把“其他矛盾”都當作次要矛盾，這就不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正確態度。

　　中間矛盾在矛盾群體中，從而在事物或過程内部及其發展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可忽視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之所以能够共處於一個統一體，搆成現實的事物或過程的運動，就在於中間矛盾的存在及其“紐結”作用的發揮。黑格爾認爲，可以把事物或過程之間的聯繫看成是一個“中介過程”，其中“每一方都是對方的中介，每一方都通過對方作爲中項的這種中介作用自己同它相結合、相聯繫；并且每一方對它自己和對它的對方都是直接地自爲存在着的東西”。在事物或過程中，作爲兩極相對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彼此之間的聯繫就是黑格爾所謂的“中介過程”。二者之所以能共處於一個統一體，取得暫時的均衡狀態，按照黑格爾的説法，“只是通過一個第三者才與它的對立面結合起來”。在這裏，這個“第三者”作爲“中項”，就成爲把兩個極端互相介紹給對方的“服務員”。中間矛盾由於其特殊的狀態和作用，矛盾群體中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都必然要向中間矛盾滲透，争取中間矛盾對自己起積極作用和對對方起消極作用，以維持和發展自己的存在狀態。因此，中間矛盾的存在及其作用的發揮，是要或大或小地制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狀態及其相互關係，介入主要矛盾或次要矛盾的對立、鬥争，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影響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轉化。

　　中間矛盾不是凝固不變的，它在一定條件下，與主要矛盾或次要矛盾會發生相互轉化。黑格爾説：“作爲中介的東西，一定是被中介的雙方在它那裏合而爲一的那種東西”，但界限内自身存在矛盾並通過這個矛盾而被驅動而超出自身。（《大邏輯》）黑格爾這裏所説的内部充滿衝突的“合而爲一”的“東西”，以潜在形態來看，可以稱爲中介，而以現實的中介對立雙方的相對穩定的環節來看，則實質是過渡形態的矛盾，即中間矛盾。在矛盾群體中，它和主要矛盾、次要矛盾一樣，都具有相對的穩定性。但出於它具有特殊的規定性，它又不可能具有象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那樣的穩定性。它内部的兩個方面的對立統一關係，總是受到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屬性的存在及運動狀態的制約。這作爲相對獨立的矛盾，由於受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影響，常常具有過渡的性質。正如毛澤東在《矛盾論》中指出的那樣：“在一定條件下，矛盾的東西能够統一起來，又能够互相轉化；無此條件，就不能成爲矛盾，不能共居，不能轉化。”中間矛盾既然具有過渡的性質，它就無時無處不處於運動過程之中，使其呈現出一種變動不居的狀態，具有一種比較地薄弱的穩定性。在矛盾群體中，它和主要矛盾、次要矛盾一樣，總要在一定條件下相互轉化，被驅動而超出自身，這是它們的共同點。但中間矛盾轉化，又具有自己不同的特點。它在矛盾群體中與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之間的轉化，一般是在一定條件下直接進行的。雖然它的這種轉化不能離開主要矛盾或次要矛盾的作用，但是，這種作用都不具“中項”即第三者的性質，而是直接依賴於中間矛盾與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直接聯繫。例如，民族資産階級和我們之間的矛盾，在我國民主革命時期，是個中間矛盾；但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對生産資料私有制進行的社會主義改造時期，則直接轉化爲主要矛盾。而在社會主義現階段，民族資産階級本身已直接轉化爲勞動階級，它和我們之間的矛盾，是内部矛盾、次要矛盾。在這裏，無産階級龢民族資産階級的矛盾在運動中自身進行的轉化，就是中間矛盾直接轉化的一種表現。

　　然而，主要矛盾向着次要矛盾的轉化，或次要矛盾向着主要矛盾的轉化，則往往不能跨越中間矛盾而直接進行。就是説，它們的相互轉化，一般要通過中間矛盾，才能發生聯繫，才能相互轉化。黑格爾説過，中介的環節在一切地方、一切事物、每一個概念中都可以找到。正因爲這樣，可以把中間矛盾看成是它們相互轉化的積極環節和“服務員”。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通過”中間矛盾之時，必然會出現一場激烈的争奪戰。這場争奪戰的誰勝誰負，取决予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内部對立雙方力量的對比，以及它們各自給予中間矛盾帶來多大的影響，從而迫使中間矛盾内部潜在着的對立雙方現實化、明確化和趨向化。在一定條件下，中間矛盾内部潜在着的主要矛盾的因素和次要矛盾的因素在彼此的對立和鬥争，由於次要矛盾不斷加强的影響，中間矛盾内部的次要矛盾的因素逐漸取得主導地位，從而成爲新的主要矛盾的因素，而原來主要矛盾的因素則變成新的次要矛盾的因素，使中間矛盾成爲在聯結中加强原來次要矛盾的地位，最後使矛盾群體中的原來的次要矛盾轉化爲新的主要矛盾。反之亦然。    

　　需要説明的是，在復雜事物發展過程的諸矛盾中，爲什麽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與中間矛盾之間的相互轉化可以直接進行，而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之間的相互轉化却不能直接進行呢？這是由復雜事物發展過程的諸矛盾，即主要矛盾、中間矛盾以及次要矛盾所處位置不同而引起的。一般説來，中間矛盾作爲居於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之間的矛盾，既接近於主要矛盾，又接近於次要矛盾；既具有主要矛盾的因素，又具有次要矛盾的因素。因此，它與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之間的相互轉化，較之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之間的相互轉化，更具有直接性。而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之間，却隔着一個中間矛盾，這就使它們之間的轉化，首先必須同中間矛盾發生聯繫、發生鬥争。

　　在這裏，需要進一步説明的是，復雜事物可以一分爲三，但矛盾内部只能一分爲二。由於復雜事物發展過程中質的多樣性規定着該過程中矛盾的多樣性，這些多樣性的矛盾在一定條件下必然會搆成許多的矛盾關係。一般説來，這些矛盾的關係，都呈現出主要矛盾、次要矛盾和中間矛盾的關係，並使這些關係相互轉化，形成復雜事物發展過程中犬牙交錯的矛盾運動。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復雜事物才成爲復雜事物，才需要在復雜事物中不僅要把握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還要把握由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共同規定的中間矛盾，並借此尋找出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之間何以能够發生轉化的必然存在的那種聯繫。但是，我們强調復雜事物發展過程中諸矛盾可以一分爲三，並不等於説，矛盾内部也可以一分爲三。我們認爲，矛盾内部只能一分爲二，只能由兩個方面搆成。不管是主要矛盾、次要矛盾還是中間矛盾，在它們各自的内部，都是這樣。我們並不贊成那種認爲矛盾内部除了對立的兩個方面之外，還存在第三個方面的觀點。因此，中間矛盾論同所謂的“矛盾中間論”有着原則的區别：中間矛盾論，講的是復雜事物發展過程中諸矛盾可以一分爲三，但矛盾内部只能一分爲二；而“矛盾中間論”則認爲，矛盾内部對立雙方還存在“矛盾中間”這個第三者。事物的中間矛盾，只是事物諸矛盾中的一種矛盾狀態，而不是矛盾内部的一個方面、一個組成部分。這個原則區别是不能混淆的。

　　總之，中間矛盾在矛盾群體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是客觀存在的，研究事物或過程的運動和發展，不能不給它以適當的肯定和認真的注意。

　　三

　　社會主義社會作爲一個矛盾群體，是十分復雜的。一方面，從資本主義社會過渡到共産主義社會的長過程來看，它表現爲過渡階段，具有中間矛盾的性質；另方面，從社會主義作爲一個相對獨立的社會發展階段來看，它本身又是一個存在着許多矛盾的矛盾群體。我們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走過了許多曲折的道路，其中有成功的經驗，也有失敗的教訓。在過去很長一個時期内，我們不少人都習慣於“不是正確，就是錯誤”，“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等等，這樣一種絶對對立中思維的方式和與此相適應的行爲方式，做了不少蠢事。究其原因，其中之一，就在於没有正確地認識和把握中間矛盾的問題。因此，研究和把握中間矛盾的問題，對於順利地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其意義無疑是十分重要了。

　　首先，研究和把握中間矛盾的問題，是認識社會主義社會本身在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重要環節。社會主義社會是由資本主義社會脱胎而來的社會，它不免帶有資本主義社會的痕迹。同時，社會主義社會又是共産主義的初級階段，同共産主義社會有着許多共同的東西。但是，社會主義社會既不是資本主義社會，又不是完全的共産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同資本主義社會有着根本性質的區别：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剥削制度已被消滅，生産資料公有，按勞分配，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的發展，高度發達的生産力和比資本主義更高的勞動生産率，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當家作主，以共産主義思想爲核心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這些，都是社會主義社會不同於資本主義社會的主要點。看不到這種本質的區别，就必然混淆社會主義社會同資本主義社會的界綫，從而否定社會主義社會這一必然的社會發展環節。而社會主義社會與共産主義社會雖然從大處來看，在社會形態上不存在根本性質的區别，但是，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産主義社會却是發展程度不同的兩個階段。例如社會主義社會的分配原則是“各盡所能，按勞分配”；而共産主義社會的分配原則是“各盡所能，按需分配”。共産主義社會的分配制度更合理，但是只有在社會産品極大地豐富了以後纔可能實現。我們不能混淆社會主義社會與共産主義社會兩個不同階段，不能否定社會主義社會這一必然的社會發展環節。由此可見，要認識和把握社會主義社會本身的地位和作用，就必須認識和把握中間矛盾的問題。

　　其次，研究和把握中間矛盾的問題，是正確處理社會主義現階段經濟建設這一重點的重要保证。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但人口多，底子薄，生産力相對落後，爲了改變這種落後狀况，我們必須全力發展生産力，因此，經濟建設成爲社會主義現階段一切工作的重點，是完全正確的。要真正把現階段的經濟建設作爲一切工作的重點，就要真正解决發展生産力這一主要矛盾。而這一主要矛盾的解决，就必須研究和把握生産關係這一中間矛盾。因爲生産關係同生産力有直接的聯繫，又同上層建築有直接的聯繫；生産力要通過生産關係，才能對上層建築發生决定作用；上層建築也要通過生産關係，才能對生産力發生反作用；而生産關係本身對生産力的反作用，則是直接的。所以，生産關係這一中間矛盾在社會主義現階段經濟建設中的地位和作用是非常重要的。生産力能否迅速發展，社會主義的上層建築能否鞏固、發展和不斷完善，都與生産關係這一中間矛盾有關，或者説在一定條件下，取决於生産關係具體存在形式及其職能作用的發揮。也因爲如此，我們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要全面地、堅决地、有領導地改革生産關係中那些同生産力發展不相適應的環節，要改革上層建築中那些同經濟基礎不相適應的狀况，掃清各種障礙，以便更好地保護和發展生産力，順利地解决發展生産力這一主要矛盾，完成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這一重點工作，使人民群衆不斷增長着的物質和文化需要得到可靠的物質基礎和物質保证。同時，也只有生産力得到高度發展，社會主義的生産關係和上層建築才會進一步的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高級階段即共産主義社會才有可能最終實現。

　　再次，研究和把握中間矛盾的問題，是我們正確認識和處理社會主義現階段階級關係、階級矛盾的重要前提。在社會主義現階段，剥削制度已被消滅，剥削階級已不存在，階級鬥争理所當然地不再成爲我們工作的重點，它已被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任務所代替。但是，在社會主義現階段，剥削階級的不存在，並不意味着剥削階級的殘餘分子也不存在，更不意味着新剥削分子不會在一定條件下産生出來，而且，各種敵視和破壞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分子，也還總是以各種不同形式和方法來同我們進行較量。現實的情况告訴我們，在一定範圍内，階級鬥争仍然存在，敵我矛盾仍然存在。然而，在社會主義現階段，大量存在的是人民内部矛盾，不屬於階級鬥争性質的矛盾。并且這兩類矛盾會互相滲透，在一定條件下互相轉化，因而也存在有中間矛盾。如果否定這種矛盾的存在，簡單來個“非此即彼”，既不利於如實地分析和處理各種矛盾，也不能更好地防止“階級鬥争擴大化”或在階級鬥争面前存在麻痹思想這兩種錯誤傾向。當前我們既要注意克服那種對一定範圍内的階級鬥争的麻痹思想，一方面狠狠打擊各種犯罪分子的破壞活動，另方面又要堅持做好中間矛盾的轉化工作。

　　最後，研究和把握中間矛盾的問題，是做好大多數人民群衆的思想轉化工作的重要依據。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先進、中間和後進之分，而且先進與後進一般來説都是少數，大量存在着的是中間狀態，通常所説的“兩頭小，中間大”，就是這種情况。我們過去强調“抓兩頭，帶中間”，這種方法在特定條件下，應該説是有其作用的，但是它不能代替我們對中間狀態這種特殊矛盾的解决。只抓“兩頭”，不抓“中間”，就不能帶動“中間”，就會丢掉一大片。因此，在社會主義社會中，處理好群衆中的中間層問題，是萬萬不可粗心大意的。

　　（這是作者與鐘陽勝合寫的論文，發表在《學術研究》1984年第3期内刊和《學術與探索》1984年第4期。文中首次提出了“中間矛盾”的新概念，引起了國内哲學界强烈反響。中國人民大學複印資料《科學社會主義》1984年第6期全文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