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何理解馬克思所講的“社會革命”？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有一段著名的論斷：社會的物質生産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活動的現存生産關係或財産關係發生矛盾。於是這些關係便由生産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産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

　　馬克思在上述論斷中强調的是：一、社會生産力和生産關係的矛盾運動，是人類社會産生和發展的主要基礎。二、一切歷史衝突，一切社會革命，都主要由於生産方式的變更這一終極原因引起的。三、人們必須在生産方式的變更中尋求社會革命的根源，才是正確的途徑。當然，馬克思在充分肯定生産力和生産關係所搆成的生産方式的矛盾運動是人類社會歷史前進的動力的同時，並没有否定由經濟基礎同上層建築所搆成的社會形態的矛盾運動的基本動力的作用。相反，他總是在生産方式和社會形態的交互變動中説明人類社會歷史的變更的。

　　問題在於，馬克思所講的“社會革命”，是否也包括了“社會改革”？所謂“社會革命”，既是指社會的政治革命(包括暴力革命)，也是指社會的經濟革命、文化革命、思想革命和科學技術革命，等等，此外，還包括社會改革，即社會的政治改革、經濟改革、文化改革和科學技術改革，等等。當生産關係完全不適應社會生産力發展狀况，成爲社會生産力的桎梏時，社會革命中的政治革命，尤其是暴力革命，就會被提到議事日程上來，這是以往階級社會解决生産方式内部矛盾的普遍規律。但在此之前，在各個階級社會中，社會革命則是以社會改革爲其基本手段，來修補它們各自的生産關係，藉以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在漫長的封建統治的中國，在其封建社會私有制生産關係尚未被徹底推翻之前，商鞅變法、王安石變法和康樑戊戌維新等，都屬社會革命中的社會變革範圍。在國外，不觸動統治階級根本利益的社會改革方案和措施，不管是奴隸主、封建主或資本家階級，都是慣常使用的社會革命的手段。用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的中國共産黨人及其領導下的廣大勞動群衆，與以往階級社會不同的地方，是用社會主義公有制來戰勝私有制，並以社會改革爲主要手段的社會革命來鞏固和發展這種公有制，

　　二、第一次指出社會主義社會需要改革的是誰？

　　馬克思雖然揭示出社會革命和社會改革的普遍原理，却没有具體針對社會主義社會而言，具體針對社會主義社會，第一次指出社會主義社會需要改革的，是恩格斯。

　　恩格斯在《致恩托·們尼爾》的信中非常清楚地説到：“所謂‘社會主義社會’不是一種一成不變的東西，而應當和任何其它社會制度一樣，把它看成是經常變化和改革的社會。”恩格斯這一精明論斷，對於社會主義改革，無疑具有一般認識的指導作用。這是因爲：

　　一、恩格斯並没有停留在馬克思關於社會革命、社會改革的普遍原理上面，不是滿足於對以往階級社會各個時代關於社會革命和社會改革的泛指上面，而是把這個普遍原理引進未來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的改革。

　　二、恩格斯反對把社會主義社會制度看成僵死的、“一成不變”的東西，强調只有經常的變化和改革，才能保持她的生機和活力，才能符合萬物皆變皆動的唯物辯證法則，把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思想貫穿到底。

　　三、列寧是怎樣提出“同時進行論”的？

　　列寧在1921年曾經指出：“今後，在發展生産力和文化方面，我們每前進和提高一步，都必定同時改善和改造我們的蘇維埃制度。”我們知道，社會主義經歷了由空想到科學，再由科學到現實的漫長歷程。而以第一個社會主義現實出現的蘇俄，在其前進發展的實踐過程中，首先必定碰到的是恩格斯所預示的社會主義改革的問題，是至關重要的。所謂社會發展與社會主義改革的“同時進行論”，指的是俄國社會主義的發展與蘇維埃制度即社會主義制度的“改善”和“改造”，必須“同時”進行。也就是説，在發展中改革，在改革中發展，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不能人爲地加以分割和絶對化。只强調發展而不進行改革，這個發展就是離開改革的發展。離開改革的發展，是异想天開的發展；反之，一味强調改革，但不是爲着發展而進行改革，這個改革就是脱離發展的改革。脱離發展的改革，便是無的放矢的改革。列寧正是這樣堅持社會主義發展同社會主義改革的“同時進行論”，在發展俄國社會主義生産力和文化等方面的過程中，緊緊地抓住社會主義改革的。   

　　四、斯大林是怎樣堅持“變舊因素論”的？

　　斯大林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認爲：“新的生産關係不可能永遠是新的，……它開始變舊，並和生産力的進一步發展發生矛盾。”“這樣一種發展的特性是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的主要要素之一。”就是説：一、社會主義的生産關係和上層建築一旦建立起來之後，就有它們各自相對的獨立性，這種相對的獨立性與最活躍、最革命、變動不居的社會生産力相比較，就出現了社會主義這個新的生産關係和上層建築的相對落後因素。這種相對落後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對進一步發展的生産力，無疑是存在着矛盾的；二、斯大林所説的新的生産關係和上層建築的變舊，僅僅是“開始”而已，並不是已經變舊、基本變舊或完全變舊，需要徹底推翻的問題。但是，不能因爲不是已經變舊、基本變舊或完全變舊，而否定它的開始變舊或有變舊的因素。不然的話，馬克思主義哲學辯證法的觀點，就很容易被丢棄一旁。因此，承認社會主義這個新的生産關係和上層建築有變舊的因素，正是斯大林對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關於事物發展特性的具體運用；三、斯大林所説的相對“變舊因素”，不是舊社會帶來的，也主要不是社會主義制度某些不完善的環節造成的，而是從整個社會主義生産關係和上層建築的總體上説的。但這不是對抗性因素，完全可以通過社會主義制度本身的自我更新、自我發展的辦法去克服。

　　斯大林曾經用“變舊因素淪”批評過那種社會主義生産關係和生産力性質的“完全適合論”，指出它把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生産關係看成是没有落後於生産力增長的現象是不對的。因爲生産力是最活躍、最革命的力量，這種力量就是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也無可争辯地走在生産關係的前面，生産關係只是經過一些時候，才會被改造得適合於生産力的性質。隨着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的持續深入，舊社會留給我們的各種舊痕迹一定會逐步消除乾净，社會主義生産關係和上層建築中各種應有的環節一定會逐步建立和完善起來，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同樣毫無疑問的，社會主義的生産關係和上層建築中相對變舊的因素，則會隨着社會生産力的發展而長期存在，即使原有舊因素被克服了，新的舊因素還會在新的更進一步的生産力發展水平上相對地出現。

　　在我國現階段，不僅存在社會主義生産關係和上層建築走在相對發展的社會主義生産力後面的變舊因素，而且還存在着社會主義生産關係和上層建築超越相對落後的社會主義生産力的極左弊端。我們必須改革超越於現實的極左弊端，也必須改革相對落後於現實的變舊因素。對極左弊端固然要加以改革，而忽視對變舊因素的改革，變舊因素則會愈加擴張，甚至於能起到極左弊端所不能起到的破壞性。這就是斯大林何以强調“變舊因素論”的真諦所在，也是我們今天進行社會主義改革必須重視的一個方面。

　　五、毛澤東關於改革的“性質不同論”是怎樣的？

　　毛澤東在黨的八届二中全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將來全世界的帝國主義都打倒了，階級消滅了，“社會制度還要改革，還會用‘革命’這個詞。當然，那時革命的性質不同於階級鬥争時代的革命”。這是説：一、既然在全世界的帝國主義都打倒了，階級鬥争都消滅了的將來，社會制度還要改革，那麽，社會主義社會外部還存在帝國主義，還存在階級鬥争的現在，在社會主義社會内部進行社會主義的改革，這完全是合乎邏輯的推理。二，這個改革還會用革命這個詞，實際上還是一種革命，改革即革命。這與馬克思關於革命包括着改革的基本原則是一致的。社會主義改革不僅是一場革命，而且是一場深刻的革命，毛澤東這樣一個觀點，後來得到了鄧小平的精闢發揮，這確實是很有意義的概括。三、毛澤東所説的改革即革命，性質不同於階級鬥争時代，也就是説，社會主義改革這樣的革命，是社會基本矛盾基本一致前提下的非對抗性質的革命。當然，社會基本矛盾的基本一致並不是没有矛盾，但這些矛盾是非對抗性質的矛盾；完全可以通過社會主義制度的自身改革即革命來加以克服。這同階級鬥争時代的革命是不可同日而語的。我們現在就是遵照毛澤東這一思想來認識社會主義改革性質的。因此，毛澤東關於改革的“性質不同論”，成爲我國初級階段進行社會主義各項改革的極爲重要的指導性理論，是理所當然的，合乎我國實際的理論。

　　六、爲什麽説“貫穿過程論”是對改革認識的一個突破點？

　　十一届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對社會主義改革認識的一個突破點，就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與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偉大目標結合起來，明確提出現代化的整個過程要貫穿社會主義改革。鄧小平指出，我們要在本世紀末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偉大目標，需要有一系列的政策和組織措施，要進行社會主義的改革，“使之適應於現代化大經濟的需要”。中央的另一位首長也曾説到，搞現代化必須進行一系列的改革，“改革要貫穿現代化的整個過程”。這説明：

　　一、我們在本世紀末要實現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偉大目標與社會主義改革之間，存在着必然的、重大的關係。就是説，不改革就不能適應現代化的需要，不改革就不能實現現代化。現代化實現的廣度和深度，取决於改革的廣度與深度，因此，改革的成敗是現代化成敗的關鍵所在。只有這樣來認識兩者的關係，才能真正領會黨中央關於改革的一系列正確决策的深刻意義。

　　二、搞現代化需要社會主義改革，這一點已經明確了。然而，對於社會主義改革，是現代化的某一階段才需要，而有的階段就不一定需要，抑或整個過程中的各個階段都需要？對於這一點的回答是：改革要貫穿現代化的整個過程，而不是過程中的某一個階段，更不存在不進行改革就能化得起來的非改革階段。幻想不通過改革就能實現現代化的觀點是不對的，幻想現代化過程中某一階段不需要改革就能化得起來的觀點同樣是幼稚的。只有把改革貫穿在現代化的整個過程中的各個階段，各個環節，才是“貫穿過程論’所揭示的内在發展規律。

　　七、怎樣理解社會主義改革的認識階段？

　　認識任何事物都有個過程，認識社會主義改革這一事物同樣有個過程。從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有關論述，到社會主義各國，尤其是我國社會主義改革的實踐，這個認識過程大致可以分爲如下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在這一階段中，馬克思、恩格斯首先提出社會主義改革問題。馬克思以社會生産力與生産關係之間的矛盾、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之間的矛盾以及這些矛盾之間的運動規律爲依據，闡明瞭社會革命、社會變革的必然趨勢，而後，恩格斯則明確地表述了社會主義也必需改革的卓越思想。

　　第二階段。這是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等對社會主義改革第一階段認識的不斷實踐和不斷豐富的階段，有四個特别突出的認識飛躍：一是列寧對社會主義改革認識的一個突破點，即用俄國社會主義的實踐，證明恩格斯關於社會主義社會制度必須經常改革的卓越思想，明確地提出了社會主義制度改革與社會主義發展的“同時進行論”；二是斯大林對社會主義改革認識的一個突破點，即用俄國社會主義的實踐，證明恩格斯、列寧關於社會主義制度必須經常改革的卓越思想，明確指出了社會主義生産關係和上層建築相對存在“變舊因素論”；三是毛澤東對社會主義改革認識的一個突破點，即用中國社會主義的實踐，證明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社會主義制度必須經常改革的卓越思想，明確提出了社會主義改革與階級鬥争時代革命的“性質不同論”；四是十一届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對社會主義改革認識的一個突破點，即把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與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偉大目標結合起來，明確提出現代化的整個過程要貫穿社會主義改革的“貫穿過程論。”

　　由上可知，社會主義改革認識過程的第一階段，是由馬克思的“泛指”到恩格斯的“實指”所搆成的，是在社會主義社會尚未出現之前進行粗略的科學預見的認識階段，它對第二階段的認識起着十分重要的指導作用。如果把對社會主義改革認識過程的第一階段看成是第二階段的必要準備，那麽，第二階段便是第一階段的必然結果，是相對深化了的認識。當然，認識没有止境，社會主義改革認識的總過程是生動開放的，它還要不斷地發展，因此尚未完結。

　　八、爲什麽説我國的社會主義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中生産關係和上層建築不適應生産力性質的那一部分的社會改革？

　　毛澤東指出，我國現在的社會制度比較舊時代的社會制度要優勝得多。如果不優勝，舊制度就不會被推翻，新制度就不可能建立。所謂社會主義生産關係比較舊時代生産關係更能够適合生産力發展的性質，就是指能容許生産力以舊社會所没有的速度發展，因而生産不斷擴大，因而使人民不斷增長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滿足的這樣一種情况。這種情况，説明我國社會主義的改革，不是整個社會主義制度、整個社會主義生産關係和上層建築的社會革命，而是社會主義制度中，生産關係和上層建築不適合生産力發展性質的那一部分的社會改革。因爲從整體和全局看，社會主義制度優於舊社會制度，不需要從整體和全局上推翻它；社會主義生産關係和上層建築更能容許生産力發展的性質，也不需要從整體和全局上推翻它們。因此，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就是堅持社會主義的整體和全局，就是堅持社會主義改革的根本前提。只有在堅持整體的、全局的社會主義的前提下的改革，才是社會主義的改革。任何離開這一前提下的所謂“改革”，都必定會把社會主義搞亂。有些人利用外引内聯之機，招摇撞騙，敗壞改革聲譽；有些黨政機關單位利用職權經商辦企業，從中牟利，擾亂經濟秩序；有些單位弄虚作假，轉讓營業執照或進口指標，使國家、集體受害；有些黨政幹部亂拉關係，搞轉手承包工程，謀取私利；有些單位乘工資改革之機突擊提幹提級；有些單位亂發補貼，揮霍國家、集體財産；有些單位非法炒賣外匯……這種種現象，都是社會主義制度所不允許的，更不是社會主義改革的應有之義，應當認真檢查，嚴肅處理，刹住這些不正之風，並從思想上端正對社會主義改革的認識，關心社會主義的全局，把社會主義的改革搞好。

　　九、怎樣從實踐上看社會主義改革的必要性？

　　馬克思指出，人類始終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務，因爲只要仔細考察就可以發現，任務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産生。作爲新生事物，社會主義國家在地球上出現之後，無不存在着各種各樣的矛盾，無不面臨着如何克服這些矛盾才能前進的問題。要前進要發展，要解决存在的問題，只能通過社會主義改革的實踐，而不能自己起來推翻自己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因爲這個制度比資本主義制度優越，它所建立起來的生産關係和上層建築，是基本適應社會生産力的要求的，雖然還有不適應的一面，還有這樣那樣的矛盾，但這是可以通過社會主義制度本身，通過社會主義改革加以解决的。因此，社會主義改革的實踐，便成爲社會主義各國克服各種各樣前進中的矛盾的實踐。也就是説，社會主義改革實踐，是在社會主義這一物質條件基本具備的前提下進行的。然而，各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實踐，又是依據各自的物質條件，有先有後，有快有慢，有深有淺地進行的。

　　最早進行經濟體制方面的社會主義改革實踐的，是南斯拉夫。她從1950年開始，便逐步冲破過去的蘇聯模式，經歷了30多年的艱難曲折，終於走出了一條有特色的路子。同時，南斯拉夫經濟改革的實踐，對東歐各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起着重要的啓迪作用。東歐各社會主義國家在各自的改革中所取得的經驗教訓，應當成爲社會主義國家共同關注的經驗與教訓。實踐已經證明，社會主義的改革是完全必要的。

　　這也爲我國的現實所證明。恩格斯曾經深刻地指出，偉大的階級，正如偉大的民族一樣，無論從哪方面學習，都不如從自己所犯錯誤的後果中學習來得快。20多年來，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在取得偉大成就的同時，由於“左”的長期干擾，尤其是林彪、“四人幫”的嚴重破壞和搗亂，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並没有充分地發揮出來，社會主義事業同樣面臨着如何排除萬難繼續前進的問題。因此鄧小平尖鋭地指出：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如果不堅决改革現行制度中的弊端，過去出現過的一些嚴重問題今後就有可能重新出現。只有對這些弊端進行有計劃、有步驟而又堅决徹底的改革，人民才會信任我們的領導，才會信任黨和社會主義，我們的事業才有無限的希望。從黨的十一届三中全會以來我國農村生産關係的改革、經濟特區的設立和發展以及城市爲重點的整個經濟體制的改革，已經或正在證明鄧小平所揭示的真理。

　　十、怎樣認識社會主義改革的性質？

　　要認識改革的社會主義性質，必須認識决定這種性質的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三個方面的特殊表現：

　　一、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産關係和上層建築基本適應社會主義生産力的發展狀况，但又有舊社會的某些痕迹。這些痕迹絶大多數不是舊社會主流本質的反映，因此是非對抗性的東西，完全可以通過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自我調節的改革辦法去解决。

　　二、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産關係和上層建築基本適應社會主義生産力的發展狀况，但又有不完善的環節。這些不完善的環節，不是舊社會帶來的痕迹，而是社會主義制度本身形成過程的必然現象，是非對抗性的東西，完全可以通過社會主義制度本身的自我完善、自我調節的改革辦法去解决。

　　三、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産關係和上層建築基本適應社會生産力的發展狀况，但又有一些相對落後的因素，變舊的因素。這些相對落後、變舊的因素，既不是舊社會帶來的，也主要不是社會主義制度某些不完善的環節造成的，而是從整個社會主義的生産關係和上層建築的總體上説的。但這並非對抗性的因素，完全可以通過社會主義制度本身的自我更新、自我發展的辦法去克服。

　　十一、怎樣認識社會主義各項改革的相互關係？

　　黨的十二届三中全會文件指出，我們改革經濟體制，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産關係和上層建築中不適應生産力發展的一系列相互聯繫的環節和方面。這裏指的是經濟體制系列性的改革，包括計劃體制、價格體制、經營體制、工資體制和政府機構對經濟的管理體制等一系列的環節和方面，這些環節和方面的改革又都是相互聯繫的。如要實現確立國家和企業、企業和職工這兩方面的正確關係，勢必要牽動整個經濟體制的各個方面，需要進行計劃體制、價格體制、國家機構管理經濟的職能和勞動工資制度等方面的配套改革。從經濟體制本身的系列性改革中可以看到，社會主義的政治體制，教育體制、文化體制等等的改革，也同樣有各自的系列性，而且各自的系列裏面還有小系列，外面還有大系列。從這一角度上説，經濟體制的改革，只是改革的大系列中的一個中系列，它是由計劃體制、價格體制等等小系列組成的。搆成這一中系列的各個小系列的改革，則是不能孤立進行的，因爲它們有着相互間的密切聯繫和制約。不考慮這些聯繫和制約，任何一個小系列的改革，都難於成就，甚至會適得其反。因此，在小系列内的改革，必須放眼於中系列的改革，在中系列的改革中，注意搆成它的各個小系列的全面聯繫，並逐步地、有序地進行調節，以保证任何一個小系列的改革，不致影響其他小系列的正常運行。當然，經濟體制改革是社會主義改革中最重要的一個中系列的改革，要花很大的力氣，要花較長的時間，才能達到預想的目的。爲要達到這一目的，不注意經濟體制改革這一中系列和其他體制如政治體制改革這些中系列的相互聯繫和相互制約，不注意這些中系列的逐步和有序的調節，經濟體制的改革還是不能順利進行的。總之，只有正確處理好小、中、大系列的關係，才能把系列性的社會主義改革搞好。

　　十二、怎樣理解社會主義改革的自覺性？

　　社會主義改革的自覺性首先表現在黨和政府領導的自覺性，使社會主義改革能够做到有計劃、有步驟、有秩序地進行。其次表現在廣大群衆的自覺性，使社會主義改革能够做到群策群力，萬衆一心，充分顯示人民群衆對改革的强烈願望和實踐精神。十二届三中全會文件指出，經濟體制的改革“是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有計劃、有步驟，有秩序地進行的，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全黨同志和全國各族人民對“加快經濟體制改革的願望更加强烈”。這裏説的都是兩個自覺性的問題。這和以往階級社會是根本不同的。馬克思曾經説過，資本主義社會的癥結正是在於，對生産自始至終都不存在有意識的社會調節，更談不上有計劃、有步驟、有秩序地進行資本主義的改革，也不能充分調動廣大群衆對於資本主義改革的積極性。這是因爲，資産階級内部的爾虞我詐，勾心鬥角，不可能作出統一的改革方案和自覺一致的行動；廣大群衆處於被壓迫、被奴役的地位，即使資本主義社會的一些改革客觀上或多或少地會給他們帶來一點改善，却不能從根本上解脱受壓抑的地位。當然，包括資本主義社會在内的階級社會，各自也曾經出現過這樣那樣的改革，甚至於取得一些成效，但終究是被迫的、盲目的，不存在整個階級有意識的、自覺的改革，更無法長期緩和社會基本矛盾根本對抗的尖鋭性。只有社會主義社會，代表全體勞動群衆根本利益的黨和政府，才能自覺地根據社會主義發展的規律和廣大群衆的實踐呼聲，敢於領導、善於領導社會主義的改革，依靠廣大群衆的自覺性，自我完善社會主義制度，發展社會主義事業。

　　十三、怎樣理解社會主義改革的創新性？

　　十二届三中全會文件指出，改革是“群衆性的探索和創新的事業”，“廣大群衆在改革的實踐中有偉大的創造”。在社會主義改革中，就是要相信和依靠群衆的創新性。凡是符合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創新性，都是有利於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創新性。這種創新性同戰争年代是有所不同的。當我們還没有取得全國政權時，不打破反動政權，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就建立不起來，所以要武裝奪取政權，建立新中國，走的是不破不立、先破後立的路子，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社會主義建設尤其是在社會主義改革中，凡是要改掉不適應生産力發展的生産關係和上層建築中的某個弊端，都必須先在實踐中把新的東西逐步立起來以後，才能取而代之，戰而勝之。也就是説，不立不破、先立後破，應是社會主義改革中的創新的路子。這幾年的改革實踐證明，只有創立起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直接使人們的經濟生活産生重大變化，從而引起人民生活方式和精神狀態的重大變化，出現適應現代生産力發展和社會進步要求的、文明的、健康的、科學的生活方式，才能逐步摒棄那些落後的、愚昧的、腐朽的生活方式。同樣，要克服安於現狀、思想懶惰、懼怕變革、墨守成規的習慣勢力，也必須有善於創新、積極向上、不斷進取的改革者在實踐中做出榜樣，用創新所帶來的效力去感染那些受習慣勢力影響的人們，使他們樂於前進，投入到創新性的改革之中。

　　十四、爲什麽説我們的改革是開放性的改革？

　　社會主義改革不是封閉性的改革，而是開放性的改革，即對内對外都要開放。關於對外開放的問題，馬克思、恩格斯早就指出，由於資本主義的發展開拓了世界市場，過去那種地方的龢民族的自給自足的閉關自守狀態已經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所代替，一切國家的生産和消費都已成爲世界性的了。在當代，生産力和科學技術的發展更加迅速，盡管國際關係錯綜復雜，矛盾重重，但從總的方面來説，國際性的經濟技術的聯繫仍然很密切，任何國家要發展起來，閉關自守都是不可能的。在我們社會主義國家，如果不把對外開放作爲長期的基本國策，作爲加快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戰略措施，也就不會有這幾年來社會主義改革的顯著成效，更不會有今後更大的發展。不能因爲對外開放會帶來一些消極因素，就放棄對外開放這一長期的基本國策。相反，今後必須繼續放寬政策，充分利用國外資源和國外市場，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同時，經濟上的對外開放又和文化有着密切的關係。科學文化是人類的共同財富，我們不能在文化上搞自我封閉。應當讓廣大幹部、群衆接觸和瞭解其它國家的文化，學習和吸取其有益的東西，堅持排污不排外。我們强調開放，不僅僅是對外開放，還有一個對内開放的問題。國内各地區，各部門之間也應當打破封鎖，打開門户，互利互惠，共同發展，以便充分利用國内資源和國内市場，把我們的經濟搞活。此外，還要把我們的政治、文化、科學、教育、文藝、學術等等方面都搞活。當然，這種活只能以四項基本原則爲準繩，爲前提，既要做到穩中求活，又要活而不亂。這些都是社會主義改革中的大事，體現社會主義改革的特點。

　　十五、改革中爲什麽要把破和立銜接起來？

　　既然要改革，當然就要破除那些不合時宜的舊的東西，就要强調發揚積極創新和開拓前進的精神，否則改革無法推進。但是，過去那種對一切都“砸爛了再説”的錯誤做法，當然不能也不應當再重復了。我們要努力把破和立的關係辯證地統一起來。在破除某些束縛生産力發展的舊的規章制度的時候，要盡可能較快地采取新的辦法和措施，建立和完善新的規章制度，使經濟生活能够很快在新的軌道上正常運轉。要盡可能避免舊的破了，立的方面没有跟上，以致使搞不正之風的人和不法分子有機可乘。這也就要求我們在改革中要深思熟慮，不能倉促行事，更不能破而不立。

　　從前段經濟改革的經驗來看，可能有這樣幾點特别需要注意。一是國家對企業活動或微觀經濟减少直接控制的範圍、程度和步驟，要同國家在宏觀上加强間接控制的能力相適應。如果一方面直接控制减少了，放開放活了，間接控制又没有跟上，這方面的辦法和制度都没有搞起來，經濟調節手段又用得不好，就容易發生宏觀經濟失控的現象。二是要正確理解和運用行政手段。我們過去的經濟體制中，過多地運用行政手段直接干預企業的生産經營活動，管得過多過死，束縛生産力的發展，這種弊病一定要改。所以，逐步减少運用行政手段來管理經濟，更多地運用經濟手段來管理經濟，是我們改革的方向，這一點必須明確。但同時也要看到，在社會主義經濟的管理中，必要的行政手段的運用，可以説什麽時候也是不可缺少的。全部取消行政手段，又要維護計劃經濟這個大籠子，是很難設想的。而且，在前一段出現某種程度的宏觀失控，經濟生活中出現某些新的不穩定因素的情况下，在一定的時間内，行政手段的運用還要加强。這正是爲了通過改革，將來减少行政手段的運用。三是檢查監督機構要加强，檢查監督制度要逐步完善。企業搞活了，經濟搞活了，如果缺乏必要的檢查監督機構，没有健全的嚴密的檢查監督制度，經濟生活中的漏洞就難以較好地堵住，國家和消費者的利益就難以更好地維護。四是經濟立法和司法工作必須緊緊跟上改革的步伐，要邊改革邊加强立法。經濟體制改革的推進和國民經濟的進一步發展，越來越要求把經濟關係和經濟活動中的準則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使法律成爲調節經濟關係和經濟活動的重要手段。

　　十六、怎樣理解改革和開放的過程也是不斷糾正不正之風的過程？

　　在全面推進改革的過程中，在擴大實行對外開放的過程中，種種不正之風滋長蔓延，因而對各種不正之風必須加以糾正，這是改革的一項長期任務。爲了正確有效地制止和糾正不正之風，對不正之風的所謂“風源”問題，要取分析的態度，有一個正確的看法。如果籠統地、簡單地認爲不正之風是改革和開放帶來的，對事情缺乏具體分析，是不妥當的，對於我們堅持在黨中央領導下，團結全黨和全國人民，同心同德地爲制止和糾正不正之風而共同努力，也是不利的。

　　不正之風的根源一是來自舊社會殘餘的腐朽没落的剥削階級思想影響，二是來自“文化大革命”中惡性膨脹的個人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影響。當然，我們應該看到，有些領導機關或黨員領導幹部也有助長不正之風或者直接違反黨紀、政紀、法紀的行爲，有的不正之風的滋長，確實是一些部門、單位和個人以改革爲名刮起來的。同時，由於我們對經濟體制改革還缺乏成熟的經驗，在改革的過程中難免會出現一些缺點和失誤，改革的措施也不可能一下子就很完善，有些不正之風就是鑽了某些措施不完善的空子，但不能因此就籠統地説不正之風是改革帶來的。否則的話，就容易簡單化地得出只有停止改革才能制止和糾正不正之風的邏輯推理，這當然就不妥當了。堅持改革，是我國人民當前和長遠的利益所在，是中國的根本出路。制止和糾正不正之風，目的正是爲了更好地保证改革的順利進行。中央早就在《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確指出：“越是搞活經濟、搞活企業，就越要注意扺制資本主義思想的侵蝕，越要注意克服那種利用職權謀取私利的腐敗現象，克服一切嚴重損害國家和消費者利益的行爲，就越要加强黨風黨紀的建設。”由此可見，以城市爲重點的全面改革將在全國範圍内逐步展開的時候，中央就向全黨敲了警鐘，不正之風的滋長恰恰是違背了中央的根本要求。還有一種説法，不正之風的滋長，是實行對外開放的結果。中央早就一再指出過，實行對外開放，將會給我們帶來很多有利因素，大大促進我國的現代化建設，同時也會帶來某些不利的消極因素，主要是西方資本主義腐朽没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影響。指出後者會成爲不正之風滋長的一個因素，提起人們的警惕，是完全必要和正確的，但如果把不正之風的滋長完全歸咎於對外開放，那是不恰當的。實行對外開放是我國長期的基本國策，是加快現代化建設的戰略措施。隨着對外開放的進一步擴大，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經營管理經驗會進來，腐朽没落的思想也會進來，但我們决不能因噎廢食，正確的態度就是堅持中央早就一再講過的“兩手”政策，即一要堅持對外開放，二要在這個前提下堅决扺制腐朽没落的資本主義思想和生活方式的侵蝕。

　　從一定的意義上講，我們也可以這樣認爲，改革和開放本身就是不斷除舊布新、解决問題、糾正錯誤、探索前進的過程。十一届三中全會以來的撥亂反正，糾正了“文化大革命”的錯誤，貫徹執行“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方針，扭轉了長期以來形成的國民經濟重大比例關係的嚴重失調。改革和開放過程中必然會不斷出現新的問題，也可能會有某些失誤，而解决問題、糾正失誤的過程，就是改革和開放不斷前進、逐步發展的過程。不正之風的被揭露，被逐步消除，必將使我們黨更增光輝，也必將促進我們的對内改革和對外開放搞得更好。

　　十七、改革措施的見效爲什麽需要有一定時間？

　　黨和國家之所以要堅持進行改革，或者説有關改革的全部政策的出發點和落脚點，就是要實現國家的繁榮富强和人民的富裕幸福。從根本上説，改革必然會大大促進社會生産力的發展，必然會鞏固和完善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必然會大大促進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没。它是完全符合全國人民以至每個社會成員的長遠利益的。但是，是不是在改革中，特别是在各方面關係比較錯綜復雜的城市改革中，每項改革措施一執行，馬上就會立竿見影地給每個社會成員帶來看得見的物質利益呢，恐怕也不能這樣看，不能這樣要求。

　　首先，在經濟改革特别是城市的經濟改革中，有些改革措施需要經過一定時間的實踐才能見到效果，有的還需要搞好其他方面的配套改革才能見到效果。比如，價格體系和價格管理制度的改革，不論是對某些不合理的比價進行結構性的調整，或者是把某些價格放開放活，實行浮動價格或自由價格，都可能在一段時間裏使某些商品的價格有所上漲，使人民的實際利益受到一定的影響。而價格的合理調整和放活對生産發展所起的刺激作用，對産業結搆合理調整和搞活經濟所起的促進作用，以及在這樣的基礎上出現的物價重新平穩和給人們帶來的實際利益，却要經過一段時間才能顯示出來，也才能爲更多的人們所充分認識。如果只講改革必將“立竿見影”地迅速見效，就容易使人們把改革看得過於簡單，對改革的效果要求過急，或者會使人們由過高的希望變成失望，由失望轉而産生埋怨情緒，以至形成對改革的反效應，成爲改革的思想阻力，這當然是對改革的順利推進很不利的。所以，我們在改革中不能許願過多過早，在這方面也要提倡多做少説，不斷實踐，先行試點，逐步推廣。

　　其次，在改革的過程中，在新舊體制更替的過程中，將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某種既得利益的再分配。比如，打破了“大鍋飯”制度，原來在這種制度下就勤奮勞動或今後將更加勤奮勞動的人們，當然會得到更多的實際利益，但原來就不勤奮勞動或今後還不願勤奮勞動的人們，他們在舊體制下的既得利益顯然就不可能也不應該再象過去那樣得到維護了。説清楚這種情况，可能對激發人們都去發揚積極進取的精神是有好處的。

　　十八、怎樣理解用科學態度解决新舊體制交替時期的問題？

　　我國的體制改革是逐步推進的，因此在改革的過程中，必然會出現新舊體制互相交錯的復雜情况，經歷一個連續不斷的新舊交替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必然會出現許多新情况，遇到許多新問題。研究這些新情况和新問題，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艱巨的任務。

　　在新舊體制交替時期，會出現一些特殊的矛盾。在這個過程中，有兩種因素在起作用：一種是新的質和量，一種是舊的質和量。而且兩種因素並不是静態并存、互不相關，而是互相交錯，經常發生矛盾和摩擦。新的東西和舊的東西在矛盾中此消彼長、此長彼消。這種新舊體制的交互作用，會産生兩種結果：一方面是由於新體制的作用，一部分活動開始按新的軌道運行，增長了很大的活力，這是本質和主流方面。另一方面，由於舊體制還在起作用，一部分活動尚未脱離舊軌道，有些新内容不得不采取舊的形式、舊的方法，有的舊内容又會在新形式中得到復活，這樣勢必削弱新體制造成的活力，在新舊體制對接時發生脱節的地方會出現一些真空或漏洞。在復雜的情况下，工作中出現一些偏差和失誤，也在所難免。而一些搞不正之風，甚至違法亂紀的人，正是鑽了這個空子。所以，我們要把不正之風、違法亂紀問題放到新舊體制交替這個復雜的背景下來看，而不能簡單地把這些消極現象歸咎於改革本身，更不能因爲出了一點問題就對改革發生動摇。    

　　在新舊體制交替的復雜的情况下，人們也會産生不同的認識，對一些問題有不同的看法。因爲人們認識上的差异，是客觀矛盾的反映。在新舊體制交替的過程中，同樣也存在人們的思想的新舊交替的過程。有些人對改革的認識深一些，有的人認識淺一些，有些人認識全面一些，有的人認識片面一些，有的人能用長遠的發展的眼光看問題，有的人僅僅看到局部的和眼前的利益，等等。看人看事出現片面性也是難免的，但我們總要力求全面性，盡可能避免片面性。對於思想認識的差异和矛盾，應該采取疏導的方針，耐心教育的方針，不同的主張和不同的觀點可以展開討論，而不要亂扣帽子。這樣才有利於造成安全團結、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對不符合實際的、片面的看法，要結合改革的實際，進行教育，在實踐的基礎上逐漸統一認識。要把不正之風、違法亂紀的行爲與思想上的不同認識區别開來。    

　　我們承認兩種體制交錯在一個時期内是不可避免的，它必然會給前進過程帶來這樣那樣的問題和困難，我們不可能超越這個過程而從舊體制一下子跳到新體制上去，我們要有清醒的頭腦，看到改革過程的艱巨性和復雜性，這是一個方面。另一方面，我們也要看到，新舊體制并存和交替，兩種體制處於均勢狀態，誰也起不到主導作用，這個時間不能拖得太長。拖得太長可能會變成膠着狀態，那對改革是很不利的。所以，我們應該按照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努力創造條件，不失時機地結束新舊體制均勢的狀態，使新體制起到主導作用。在改革過程中，這是關鍵性的問題。當然，這裏也要考慮到實際上的和人們心理上的承受力的問題。如何適度，是需要認真研究的。使新體制起到主導作用，使我們的經濟活動的主要方面按照新軌道運轉，還不等於已經完全結束新舊體制交替的過程，但新體制起到主導作用，就可以使我們的活力更加增强，更好地興利除弊，造成一種必勝之勢，從而較爲順利地度過新舊體制交替的時期。    

　　完成新舊體制的轉换，不失時機地使新體制代替舊體制起主導作用，是一項極其艱巨和復雜的任務。完成這個任務，既需要高瞻遠矚的膽略，也需要實事求是、按客觀規律辦事的科學態度。爲了掌握客觀規律，必須加强理論研究工作，改變目前理淪落後於實踐的狀况。理論工作者要特别注意研究新舊體制交替時期的新情况、新問題，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和方法，在實踐中不斷總結經驗，從大量的事實中作出概括。在理論上要大膽探索，在實踐上要勇於創新，既對改革的實踐作出貢獻，又在實踐中把馬克思主義理論推向前進。這是歷史賦予我們當代理論工作者和實際工作者的光榮使命和義不容辭的責任。

　　十九、爲什麽要保護改革帶頭人的積極性？

　　幾年來進行的改革，引起了我們國家各個領域的巨大變化，爲人民群衆帶來了種種好處，這是有口皆碑的。今後，在對改革成果進行鞏固、消化、補充、改善的時候，如何對待近幾年涌現出的一批改革的積極實踐者，是大家十分關注、關係到今後一個地區或部門的改革如何進展的重要問題。    

　　改革是歷史的必然趨勢，也是貧窮多年的中國人民的共同心願。要實現這一心願，順應曆史的必然，就必須有具體的人來進行實踐。一些老同志體恤民情，遠慮擘畫；許多中青年同志勇於開拓，大膽創新，鋭意進取，都在改革中起了帶頭作用。他們的成績是值得肯定的，各級幹部都應當支持、鼓勵和保護他們改革的積極性。

　　應當看到，一些同志在口頭上也講要執行中央關於改革的方針和政策，但對同級、下級乃至群衆中帶頭改革的同志有時却横挑鼻子竪挑眼。改革在國内無先例可循，在國外無模式可搬，由於新舊體制在轉换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出現種種問題和矛盾，在大膽探索中難免出現偏差或失誤，這種説法大家是可以接受的，但落實到某些具體人物、事件上，有的同志就不能接受了。要知道，改革是由人來推行的，改革中的偏差或失誤也必然同積極參與改革的人有聯繫。我們不應當因爲出現了偏差和失誤而懷疑改革，同樣也不能因此而否定和有意無意地爲難甚至打擊鋭意改革的同志，這個道理是顯而易見的。

　　有的同志會説，有些看法並非是我個人的，而是來自群衆、來自下面反映的情况。對於“群衆的看法”、“下面的反映”同樣要作具體分析。改革是一場深刻的社會變革，在實施過程中，必然會觸動積澱多年的舊傳統、舊觀念、舊體制，因而也必然會在一些人當中引起不滿。例如打破“大鍋飯”的舊體制，必然會引起捧慣“鐵飯碗”的人不滿，精簡機構、講求辦事效率，又必然使那些安於現狀、官僚主義嚴重的人坐卧不安。這些人的反映，顯然是不符合改革精神，違背歷史趨勢的。另有一些人，由於改革觸犯了他們自己的利益，則捏造事實，無中生有地誣陷帶頭改革的同志，或則抓住一點小事大做文章，四處濫告……這些所謂的“下面的反映”，既不代表群衆的意見，也不符合事實，絶不能輕易相信，而應當慎重對待，幫助帶頭改革的同志頂住壓力，澄清事實，扶持和協調他們的改革行動。尤其是對待改革帶頭人物，態度要非常嚴肅，工作要非常細緻，切實進行調查研究，聽取各方面的不同意見，下結論時尤其是在對人的處理上要十分慎重，這才是值得稱道的。

　　當然，任何人都不是完人，帶頭改革的同志也並非没有缺點。我們應當幫助他們發揚成績，克服缺點，總結經驗，繼續前進。至於那些違法亂紀者，無論是什麽人都應當按照黨紀、政紀、法紀處理，特别是那些嚴重的經濟犯罪分子，更應依法懲處，毫不手軟，這是當前抓大案要案尤其要注意解决的問題，同時這也是使改革順利進行的有力保证。

　　二十、爲什麽把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生産力作爲檢驗一切改革得失成敗的最主要標準？

　　這是因爲，發展社會生産力是社會主義階段最根本的任務，也是我們進行改革的根本目的。人類社會的發展是由生産力的發展所决定的。馬克思主義最注重發展生産力，認爲貧窮不是社會主義。今天搞社會主義，就是要使廣大人民逐步擺脱貧窮，過上幸福美滿的生活。而要消滅貧窮，唯有大力發展生産力。只有大力發展社會生産力並創造出比資本主義制度更高的勞動生産率，盡快地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使國家和人民迅速富裕起來，並進入世界的先進行列，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才能充分體現出來。毛澤東早在1945年《論聯合政府》中就着重指出，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它對於中國人民的生産力的發展是否有幫助及其幫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産力的，還是解放生産力的。黨的十二届三中全會的文件對毛澤東這一重要觀點作了進一步的强調，指出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就是發展社會生産力，就是要使社會財富越來越多地涌現出來，不斷地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我們在進行社會主義改革過程中，應該緊緊地把握馬克思主義的這一基本觀點，把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生産力作爲檢驗一切改革得失成敗的最主要標準，這是十分正確的。

　　（這是作者在1985年到1986年間爲廣東廣播電臺撰寫的連播專稿，並編成《社會主義改革開放論》一書，約15萬字。這裏僅選取其中的小部分，共20個條目，以反映作者當時對社會主義改革問題的認識狀態。上述所選的部分條目曾在國内多家報刊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