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特區的政策、經濟結構、地理環境、戰略任務和物質文明建設的效果具有不同於我國内地的特殊性，因此，反映特區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建設，也必然有其不同於我國内地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地方，即反映特區的特殊地位和作用。這可從以下五個方面來考察。

　　一、特區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是特區的特殊政策能够毫不動摇、貫徹始終的保证

　　我國經濟特區的創立，是形勢所趨、民心所思、黨心所向的。中央下了很大的决心，制定了一系列特殊政策。這些政策是在吸取了國外有關方面的經驗教訓，同時依據我國的具體國情和特區具體實踐的發展而制定出來的。

　　特區的特殊政策是特區的生命。没有特區的特殊政策就不會有特區這一新生事物。因此，我們要象愛護自己的眼睛一樣，愛護特區的特殊政策。要做到這樣，就必須有高度的政策觀念。高度的政策觀念來自對黨對人民負責的高度責任心和高度自覺精神。没有這種責任心和自覺精神，就會左右摇擺，就會使特殊政策變形走樣，因而傷及特區的軀體，危及特區的生存和發展。幾年來的實踐證明，特區的黨風和社會風氣比較好，執行特殊政策的態度就比較端正，它所産生的效果就比較顯著。其中特區黨風的根本好轉是提高執行特殊政策的責任感和自覺精神的關鍵。而黨風和社會風氣的問題正是精神文明建設中一個重大的問題。也就是説，特區黨風的根本好轉，社會風氣的根本改變，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持之以恒，是特區的特殊政策得以堅决貫徹執行的重要保证。

　　毛澤東指出，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各級領導同志務必充分注意，萬萬不可粗心大意。特區的黨員幹部，在同資本主義打交道中，要做到頭腦清醒，廉潔奉公，只有搞好自身的精神文明建設，才能始終如一地站在黨性的立場上，代表人民的意志，正確行使特區的特殊政策，爲特區的繁榮造福。據統計，深圳特區五年來被處理的違法犯罪等方面的黨員幹部共有170多名，只占黨員幹部的2‰，這説明，特區的黨員幹部絶大多數是經得起嚴峻考驗的。但也確實有這麽一些意志薄弱者，見利忘義，在糖彈面前吃了敗仗。究其原因，主要是不重視自身的精神文明建設，不重視黨性的鍛煉，這就根本談不上如何堅决貫徹執行特殊政策的問題。

　　這種情况告訴我們，不僅整個特區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是特殊政策能够堅定不移、貫徹始終的保证，而且身處特區的黨員幹部自身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也是特殊政策能够堅定不移、貫徹始終的保证。前者做得好，有利於後者的提高；後者做好了，能爲前者的提高作出努力。它們是相輔相成的，否定哪一個方面的結果，都不可能很好地保证特殊政策的貫徹和執行。

　　二、特區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是特區特殊的經濟結構賴以站穩脚跟，發揮威力的保证

　　特區的經濟結構，是在社會主義經濟領導下的一個多種經濟成份并存的綜合體，而中外合資、合作經營企業和外商獨資經營企業則是這個綜合體的主體成份。這與内地的經濟成份存在着很大差别，因而表現出特區在經濟結構方面的特殊性。

　　馬克思主義者認爲，社會存在决定社會意識。特區不同於内地的經濟條件必然反映於特區的社會意識之中。大量的外資涌進特區，大批的港、澳、臺商、外商在特區開工廠、辦企業，其社會産品的主要部分投放在香港市場以及國際市場。因此，經濟特區的投資過程、生産過程和産品的銷售過程，等等，都必然要與客商發生密切的、千絲萬縷的聯繫與交往。這種聯繫與交往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經常的、大量的。隨着特區的更加對外開放和搞活，這種聯繫與交往的趨勢就更爲開闊、深遠。

　　我們必須充分估計到，資本主義腐朽思想意識的侵蝕，也會隨之更加廣泛和無孔不入，從而潜伏着動摇特區經濟結構的可能性。

　　這，一是指動摇“在社會主義經濟領導下”這一基本前提，搞非社會主義經濟領導下的特區經濟結構的主體成份的可能性；二是指動摇社會主義經濟領導下的特區經濟結構主體成份之外的其他經濟成份，尤其是動摇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這兩種經濟成份的可能性。當然，直到目前爲止，這種潜在的可能性並没有變爲現實性，但確確實實是存在着、潜伏着動摇性的客觀條件或因素，這是我們不能不看到的。在特區，可以説每時每刻都存在着動摇、衝擊和破壞“在社會主義經濟領導下”這一基本前提的資本主義腐朽的思想勢力和經濟力量，它既企圖削弱或消滅特區中的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展示資本主義經濟同社會主義經濟在世界規模上長期鬥争的畫面，又妄圖把特區經濟結構中的主體成份拉向社會主義經濟領導下的對立面，按照資本主義的形象來塑造“社會主義”的經濟特區。

　　因此，我們同資本主義腐朽思想意識和經濟勢力的鬥争，在不可避免的聯繫與交往中是必然地、長期地存在着的。之所以有人提出特區姓“社”還是姓“資”，特區究竟是誰家的天下的問題，如果從這一角度看，從潜在的因素看，不能説没有一定道理。爲了保证特區經濟結構永遠置於社會主義經濟領導之下，並在這個前提下發揮其巨大的威力，特區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特殊重要性，就應當成爲特區人們在堅持特區經濟結構的社會主義經濟領導這一重要前提下，保证各種經濟成份（尤其是主體成份）能够在這一前提下健康發展。只有這樣，才能够真正用社會主義的形象來塑造社會主義的經濟特區，而不是用資本主義的形象來塑造“社會主義”的經濟特區，姓“社”還是姓“資”等疑問才能够從根本上予以解决。

　　三、特區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是特區特殊的地理環境變得更加有利於特區各項事業繁榮的保证

　　特區社會所處的自然環境，有許多不同於内地的地方，這就是特區地理環境的特殊性。它對特區各項事業既存在着有利的一面，也存在着不利的一面。

　　從有利的一面看，藉助於特區多與港澳交往的關係，便於打開香港市場並以此通向國際市場，便於引進外資，便於吸收資本主義地區和國家的先進科學技術和經營管理經驗。把特區搞好了，還可以對港澳臺發生直接的有效的影響。從不利的一面看，由於特區與相鄰的港澳臺等地的社會制度截然不同，資本主義的思想文化、工作和生活方式，也會産生潜移默化的影響。尤是是那些腐朽的東西，消極的東西，如果失去警覺，就很容易鑽進一些人的頭腦，毒害着人們的健康，污染着特區社會的風氣。因此，擺在特區這一特殊地理環境中的重要問題，就是既要看到有利於我的一面，又要看到不利於我的另一方面。只看到其中的一個方面而否定另一個方面，并且把其中的一個方面加以無限的夸大，這不是唯物辯證法者的正確態度。有的同志似乎是從特區所處的特殊地理環境出發，只强調有利於我的一面，或者只强調不利於我的一面，其結果是没有什麽共同語言，原因在於離開了唯物辯證的觀點與方法，自覺或不自覺地抛棄了正確的出發點。如果把這種片面的東西加以革除，那些對於特區特殊地理環境的利弊之争便會有較爲統一的看法。

　　當然，特區特殊的地理環境有利於我的一面要真正發揮作用，促進特區社會的繁榮和興盛，不僅要在思想建設上明確特區正確的發展方向，使特區社會環境的建設有一個可靠的思想保证；而且要在文化建設上明確特區正確的發展方向，使特區社會環境的建設有一個較高水平和文化基礎。這就涉及到特區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對於特區地理環境有利於我方面的保证作用的重要問題。與此同時，特區特殊的地理環境不利於我的一面，要確實逐步地消除其不利因素，並轉化爲有利因素，這也同樣要做長期的艱苦的思想和文化建設工作。否則，還有可能把有利於我的因素轉化爲不利於我的因素，甚至於在總體上形成不利於我的因素壓倒有利於我的因素。因此，爲在局部上經常戰勝不利於我的因素，以至最終從總體上壓倒不利於我的因素，消除不利於我的因素，也必須以特區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作保证。

　　特區的人們除了對特區地理環境中不利於我的因素的改造之外，還應當看到，對於有利於我的因素也是必須不斷更新建設的。自然環境雖好，畢竟還是個未曾梳妝打扮的少女。要把這個少女美化到符合特區人們理想中的倩影，没有特區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靈魂，是辦不到的。這些都説明，特區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對於特區特殊的地理環境有着特殊的重要性。

　　四、特區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是特區特殊的戰略任務能够預期完成、全面實現的保证

　　首先，特區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是特區引進先進技術，瞭解信息，借鑒科學管理方法，發揮“四個窗口”和“兩個扇面”輻射的樞紐作用的保证。爲什麽以及如何“引進”、“瞭解”、“借鑒”和“發揮”？這有個態度問題、原則立場的問題。按照魯迅先生的説法，“拿來主義”首先是針對資本主義國家的“送來”（實際上是一種侵略）而言的。但是我們不能給“送來”嚇怕了，因此拒絶一切外國的東西。正確的態度，就是要把被動的接受“送來”改爲主動大膽的“拿來”。也就是説，要“運用腦髓，放開眼光，自己來拿”。這種拿法，不是拒絶一切，接受一切，而是“沉着、勇猛”地敢於拿，“有辨别，不自私”地不亂拿、善於拿。没有敢於拿，就不存在不亂拿、善於拿的問題；反之，没有不亂拿、善於拿，敢於拿就不能保证拿到有益的東西。而拿到有益的東西，則是我們奉行“拿來主義”的最終目的。這就是我們“引進”、“瞭解”、“借鑒”和“發揮”的主旨。要做到這樣，就必須有特區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作保证，才能把我們的腦髓運用得好，眼光放得遠大，“引進”、“瞭解”、“借鑒”和“發揮”的東西才會更多，才會更爲有益於我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建設事業。

　　其次，特區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是特區作爲我國體制改革的試驗場所，通過改革試驗，總結經驗，爲内地提供有益借鑒的保证。改革與開放不能亂搞一氣，一切通過試驗，取得理性認識，然後將這個實踐的理性認識同全國各地開放與改革的具體情况結合起來，從而促進改革與開放的大面積豐收，這是中央的設想，也是中央英明决策中極其重要的一步。不搞好特區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就會延誤我們在内地進行改革的步伐，延誤我們在本世紀翻兩番的偉大戰略任務的完成。

　　再次，特區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是對在特區培養人才，使更多的幹部學會組織國内建設和發展對外經濟關係這兩套本領的保证。在特區培養具有組織國内建設和發展對外經濟關係這兩套本領的人才，確實是有很多有利條件，包括特殊的政策、特殊的經濟結構、特殊的地理環境、特殊的戰略任務和特殊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的效果等等方面所提供的條件，這一切給人才的成長創造了一個典型的綜合性的基地。這是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期，内地所不能都具備的有利條件。如果説，革命時期的延安是培養千千萬萬組織國内革命鬥争、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人才的摇籃，那麽，今天特區就是培養千千萬萬組織國内建設和發展對外經濟關係這兩套本領的人才的學校。延安與特區培養出來的人才在重點方面有所不同，前者主要是培養破壞舊世界的革命鬥争的戰士，後者主要是培養建設新世界的科學技術管理人才。此外，兩者還有許多不同之處，後者對文化科學知識的要求更高於前者。因此，從一定角度上講，後者比前者在人才的培養方面要艱難得多。這是符合創業難，守業更難的道理的。但兩者都有一個共同的東西，那就是堅定的共産主義信仰，爲共同理想奮鬥的精神和嚴格的革命紀律，不管前者或後者，這都是必須具備的。只有發揚延安精神，才能使廣大幹部在改革與開放中迸發出開拓精神和創造精神，成爲一代新人。

　　五、特區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是特區在堅持社會主義性質和方向狀態下促進物質文明建設飛速發展的保证

　　馬克思主義者認爲，人類自有文明史以來，任何社會，其物質文明的建設都有一個發展方向問題。社會主義的物質文明建設，自然更不會例外。在一般情况下，社會主義的物質文明的建設是沿着社會主義的軌道，朝着社會主義的方向發展的，但在特殊條件下，也有可能脱離社會主義軌道，背離社會主義方向。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於社會的精神狀態，取决於精神文明建設的性質。如果我們堅持的是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爲指導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就能够促使物質文明建設朝着社會主義的方向前進。如果忽視了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偉大任務，就會使人們的注意力僅僅限於物質文明的建設，甚至僅僅限於物質利益的追求。這樣，我國的現代化建設就不能保证社會主義的方向，社會主義社會就會失去理想和目標，失去精神動力和戰鬥意志，就不能扺制各種腐朽因素的侵襲，甚至會脱離社會主義軌道，背離社會主義方向。因此，不管在内地，還是在經濟特區，都必須充分認識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重要性，這是經濟特區和内地進行物質文明建設的共同之處。

　　但是，特區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對特區的物質文明建設還有其特殊的重要性，那就是在保证特區物質文明建設的社會主義性質和社會主義方向的前提下，保证特區的物質文明建設以特别高的速度和特别好的效果向前發展。經濟特區的物質文明建設一般來説，其速度比内地快，效果比内地好，這是特區多年實踐得出的結論。特區物質文明建設的高速發展和優於内地的經濟效果，當然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中央所給的特殊政策，特區所處的天時地利條件等，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歸根到底，是靠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爲指導的特區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作保证。它要求特區領導班子和廣大幹部的思想建設和作風建設要嚴於内地，政策水平和領導藝術要高於内地，創業精神和改革精神要强於内地，文化基礎和專業知識要優於内地，信息反饋和信息處理要靈於内地，等等。這一切，都主要取决於特區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程度。而作爲這一程度綜合發揮出來、體現出來、變化而來的實體效果，即高速優效的物質文明建設的成就，顯然就不同於内地的一般情况。假若將來特區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狀况比現在更好，那麽它不僅會在繼續保证特區物質文明建設的社會主義性質和社會主義方向上發揮更大的作用，而且能够使特區的物質文明建設的速度和效果更加可觀。

　　一段時間裏，人們對經濟特區精神文明建設問題存在着不少分歧意見。有的説，特區的物質文明建設上去了，但精神文明建設却下來了，甚至比内地還差，這是“今不如昔”論；也有的説，特區不行了，完全香港化了，這是“特區港化”論。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不奇怪的。我的看法是：

　　“今不如昔”論，在於把特區的物質文明建設看成是完全可以脱離特區的精神文明建設，因而完全否定特區精神文明建設的結果。這是不對的。特區若没有精神文明建設的“上去”，她的物質文明建設的“上去”就是一句空話。在特殊的條件下，精神文明建設程度完全可以决定物質文明建設的水平。特區就是這樣的情况。完全否定特區的精神文明建設的現有程度，無异於完全否定特區的物質文明建設的現有水平。這是“今不如昔”論者前後矛盾的東西。事實上，特區的精神文明建設程度也並不是倒退了，下來了，“今不如昔”了，而是極大地前進了，上去了，不可同日而語了。尤其已經不象創立特區前後初期那樣，只有比較單純的思想建設，其它内容則是比較貧乏的。現在的特區，其思想建設内容本身的不斷豐富及其程度的不斷提高，是有目共睹的；其它内容的不斷豐富及其程度的不斷提高，也是前所未聞的。

　　那麽，“特區港化”論對不對呢？這是需要具體分析的。例如深圳特區，同香港水陸相連，近在咫尺，雙方“化”過來、“化”過去的情况是最爲直接的。我們之所以創立深圳這個特區，其中一個目的，就是希望香港等地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經營管理經驗，以及資本主義世界那些一切對我們有用的東西，都能借着地理環境之便，盡快盡早地把深圳“化”起來。這種“化”顯然是求之不得的。可惜現在只是“化”了一些，還没有全面的“化”。如果是從這個意義上講“特區港化”了，應該説是好事而不是壞事。另一種意義是，所謂“特區港化”了，即特區被香港等地資本主義制度腐朽没落的東西“化”過去了，特區精神文明的社會主義性質和方向都變了。我認爲，這種觀點是極端片面的，不符合特區的現實主流。不錯，在“化”過來和“化”過去的過程中，特區中有些人由於經受不住資産階級腐朽思想的影響和毒害而最終成了糖衣砲彈的犧牲品，被“化”過去了，這是時有發生的事情。這説明特區確實存在着受資産階級腐朽思想的影響和毒害而“化”過去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已在個别人身上變成了現實，因此我們要提高警覺，加强思想建設和制度建設，防止類似事情的發生。這是正確的看法。但是，能否把這種個别現象，説成是整個特區都如此，甚至精神文明的社會主義性質和方向都被“化”過去了呢？我認爲，不能這樣錯誤地估計特區精神文明建設的現狀和主流。

　　一句話，特區的精神文明建設雖然還存在着許多亟待解决的問題，但主流是健康的，社會主義的性質並没有改變，社會主義的前進方向並没有動摇，它不僅决定着特區物質文明建設的進步，而且爲内地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開展，提供了許多有益的經驗。這就是特區無數事實的回答，實踐的回答。

　　（這是作者在1986年中參加“中國經濟特區理論研討會”而寫的論文，發表在《廣東社會科學》1986年第4期。多家報刊轉載。文中態度鮮明地充分肯定深圳經濟特區初期精神文明建設的巨大成就，對當時社會上若干否認其成就的代表性觀點如“今不如昔論”、“特區港化論”等均作了具體分析與批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