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已經重點論述了一國兩制精神文明建設的求同與存异這一根本原則，由這一根本原則决定的合作與競争關係、和諧與衝突關係等，也是非常重要的，必須逐一給予簡要的考察，以便全面地把握一國兩制精神文明建設規律性的全貌。

　　一、合作與競争的關係

　　實行一國兩制，必須以求同與存异爲根本原則。有求同，必有合作；有存异，必有競争。合作與競争是由求同與存异根本原則所制約的，是實現一國兩制的根本途徑。

　　（一）一國兩制下的全面合作

　　國際上，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在和平共處、平等互利的原則下，可以開展不同程度的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合作與交流。一國兩制下的中國内地與香港、澳門和臺灣，其合作交流的廣度與深度更應加强。因爲有求同於一國的政治前提，是區别於國與國之間合作交流的有利條件。事實上，一國兩制間的合作與交流，有的已經廣泛地開展起來，這不是可能性的問題，而是現實性的問題。

　　從經濟上看。占中國總面積1‰、總人口5‰的香港，居民的生活必需品和許多食品，主要靠内地供應，如内地家禽出口占香港同類産品進口總值的97.8%；大米占50%以上；肉類和肉製品占63.7%；水果、蔬菜占43.2%；飲水占1/3。香港生産的原材料主要靠内地供應，如内地紡織品出口占同類産品進口總值的82.8%；原材料占12.4%；建築材料占16%;石油占25%。内地也是香港最大的貿易伙伴和最大的市場之一，如内地設立在香港的大銀行有13家，分行共有130多家，投資額約在30~50億美元，香港貨幣儲備中約有20~30%爲中國銀行所掌握；1981年内地與香港的貿易額（其中包括進口、出口、轉口）共爲404. 78億港元，占香港貿易總額的l5%，僅次於美國(18.6%)而居第二位，近年來兩地之間的貿易額總的趨勢還在不斷上昇。臺灣在經濟上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面臨的困境，一是資源不足，二是人們對臺投資信心不足，三是産品輸出市場不足。在這種情况下，許多臺灣公司都希望與内地進行經濟合作與交流，以解燃眉之急和尋求長遠的發展之計，僅1985年與内地的間接貿易總額就達15億美元。澳門同内地的經濟關係也很密切。如果一國兩制方針得到全面的實施，中國内地與香港、澳門的經濟交往不僅會比原來有更大的發展，而且與臺灣必定會出現合作交流的新形勢。再者，從文化等方面看，隨着一國兩制中首先是經濟上的合作與交流的加强，中國内地與香港、澳門和臺灣，在教育、科技、衛生、體育等等方面，其合作與交流也必然會加强。因爲1.經濟的合作與交流，不可能是單一的内容，它必然會涉及經濟之外或與經濟相關的許許多多方面，尤其是教育、科技、衛生和體育等方面，這叫做“牽一發而動全身”，全面的合作與交流是意料中事。2.都是中國人，血溶於水，僅僅爲了經濟的合作與交流，遠不是最終之目的，還有比這個目的更重要的民族精神的匯合與昇華，没有全面的合作與交流，是難於最後形成的。

　　（二）一國兩制下存在着競争

　　有合作，必然有競争。失去了其中一方，他方不可能單獨存在。不同社會制度之間，同一社會制度之間，同一社會制度的國家之間，在一定條件下的合作與競争是普遍存在的。社會主義制度内國與國之間和國内各種經濟成份之間的合作與競争，雖然與資本主義性質不同，程度不同，範圍不同，目的不同，但合作與競争的事實是同時存在的。一國兩制這一特殊形態下的合作與競争，既反映了國際上兩種不同社會制度之間的合作與競争，也反映了一國之内不同社會制度之間的合作與競争，還包含了香港、澳門和臺灣同一資本主義制度内部的合作與競争。從競争的國際角度和資本主義角度看，經濟競争的優勝劣汰，有利於各自社會制度或資本主義國家内部實力的增强或削弱；從社會主義國家和國内各經濟成份看，經濟競争的結果是促進社會主義國家或國内社會主義經濟的繁榮與發展。而一國兩制的經濟競争，在反映國際性競争方面，帶有增强或削弱社會主義制度的可能性因素，但中國内地有堅定的信心争取增强的因素，避免削弱的因素；在反映同一社會制度競争方面，香港、澳門、臺灣與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競争，由於有中國内地爲後盾，其實力有可能得到不同程度的增强；至於上述三個地區之間的經濟競争，則是同屬於資本主義範圍，性質是資本主義的。香港和臺灣分别是亞洲經濟方面的“四小龍”之一，其經濟競争實力很强，要想更加充分地發揮其巨大的潜力，一國兩制的實現對它們來説則會如虎添翼，效益計日可量。當然，經濟上的競争也如同經濟上的合作一樣，與一國兩制的精神文明建設，特别是文化建設無不息息相關。在經濟以外的各個方面的競争，也是多性質、多層面、多形式地交叉進行的，因而形成一國兩制下合作與競争的豐富性和多樣性，具有了無限發展的生命力。

　　（三）把握合作與競争是根本途徑

　　合作與競争在一國兩制中，有如車之兩輪，缺一不可：左輪如合作，右輪如競争；左輪如競争，右輪如合作；競争與合作，合作與競争，是同步進行的；它們運行所形成的軌迹，便是一國兩制精神文明建設的根本途徑。把握合作與競争這一根本途徑，建設一國兩制的精神文明，有着重要的作用。

　　第一，合作有利於穩定與發展。不同社會制度能够共存於一國之中，並進行以經濟爲主的全面合作本身，就是中國社會内部穩定與發展的重要表現，它必定有利於香港、澳門和臺灣的社會穩定與發展，也有利於中國内地的社會穩定與發展。就香港而論，按照一國兩制的方針，於1997年收回主權之後，它的社會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不變，私有財産和外資合法利益受到保護，特别行政區的政府由香港當地人組成，等等。這一切，給香港更大的發展創造了穩定的前提，加之在一國兩制下同中國内地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交往的加强，其自身的發展肯定會更快更好。臺灣、澳門與中國内地的合作，也同樣會促成自身的更加繁榮。至於合作對中國内地的重要作用，這是中國政府領導人所反復强調的。因爲中國需要穩定的國際國内環境，才有可能聚精會神地搞國内建設，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幾十年的經驗證明，關起門來搞建設發展不起來；與香港、澳門和臺灣在一國兩制下的合作關係不僅不會破壞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和文化的振興．而且還能通過這些地區，與國際間尋求更多的機遇，以利於自身的更快發展。

　　第二，競争有利於自我完善。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之上的，它比資本主義制度更有優勢。但它建立的時間還很短暫，不可避免地會存在着許多不完善之處，需要自我完善。而參與一國兩制之下的合作與競争，則是自我完善的重要途徑。這是因爲：1.社會主義這一新生事物，不可能也不會生活在真空中，不與异類社會的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方面進行接觸與交往，這其中就包含了合作與競争兩個方面。社會主義正是在與資本主義的各種競争中誕生與壯大的。逃避競争，害怕競争，就不會有社會主義這一嶄新的事物出現。在競争中不善於吸取對方的長處以克服自己的短處，也不會盡快地得到改進與完善。2.一國兩制下的競争以友好合作爲基礎，不完全等同於社會制度不同的國與國之間或一國範圍之内敵對階級之間的競争，你死我活這種現象，在中國内地與香港、澳門和臺灣之間是不存在的；即使香港、澳門和臺灣三者之間的競争可能會有“大魚吃小魚”的情况出現，那也只是資本主義制度内部不同地區之間的事情，不能掛在與中國内地社會主義制度之間的競争上面。因此，以友好合作爲基礎的和平競争，對於中國内地社會主義制度各方面的改進與完善，是一個有利的條件。當然，資本主義制度的存在，香港、澳門和臺灣三者之間在經濟等方面的競争中，不友好競争現象很難説不可能出現。但由於一國兩制關係的存在，中國内地在其經濟等交往中，促進它們之間友好競争因素的增長，不友好競争因素的减少方面，也應當説是個有利的條件。至少，中國内地不會故意加劇它們之間不友好因素的出現；即使出現了，將以國家調停者的身份參與緩和與協成，是一種正常的義務。

　　二、和諧與衝突的關係

　　在一國兩制的精神文明建設中，不僅要把握求同與存异的根本原則和合作與競争的根本途徑，還要認識和瞭解和諧與衝突的關係，以及把握這一關係所形成的一國兩制精神文明建設的根本方式。

　　（一）衝突的必然性

　　中國内地建設的是社會主義的精神文明，臺灣、香港和澳門建設的却是資本主義的精神文明。這兩種精神文明的根本性質是不同的，而决定精神文明根本性質的關鍵所在是思想理論。馬克思主義理論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中思想建設的主要内容，也是這種思想建設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其他方面建設的指導理論。它與指導資本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思想理論截然相反。在現階段，社會主義思想是以集體主義爲核心的，而資本主義則以個人主義爲核心。因此，兩種不同性質的思想、理論，主要是通過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的對立與衝突來表現的。在一國兩制的情况下，社會主義的集體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個人主義的對立與衝突，將是長期的、復雜的過程，這主要是對中國内地而言。

　　在社會主義的中國内地，集體主義占主導地位，但還没有成爲每一個中國公民的自覺行動，個人主義的市場還存在。這是因爲：1.代表没落階級利益的個人主義，並不會隨着中國内地的剥削制度和剥削階級的消滅而自行退出歷史舞臺，它在現實生活的人們中，還有根深蒂固的消極影響。2.社會主義建立不久，許多方面的具體制度還没有完善化，給個人主義的消極影響保留了一定的陣地。這從社會主義改革、開放中，由於缺乏配套的措施而出現一些漏洞，個人主義便有所抬頭的情况，可以看得更爲明顯。3.最重要的是，中國現階段的社會主義，還是低水平的，想一下子達到高水平，國情不許可，條件不成熟。舊中國留下的爛攤子，不是三朝兩日所能完全改變；社會主義的完善與發展，更不是短期内可達到。因此，社會物質文化生活基礎條件的限制，是個人主義能够長期存在的根本原因。4.國際上資本主義的存在與影響，加之一國兩制下，這種影響在許多方面會變得更直接、更全面、更具體、更深入，中國内地的個人主義思想因此受到鼓舞，集體主義即使不去同它鬥，它也要同集體主義鬥，這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爲轉移的。所以，代表兩種不同性質的思想理論的根本對立與衝突，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的根本對立與衝突，是必然的現象。

　　這就决定了中國内地在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面向一國兩制的情况下，必須從和平演變與反和平演變的戰略高度，加强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搞好思想上的精神文明建設，築成集體主義的偉大長城，同時要加强物質文化等其它方面的文明建設，最終戰勝國際上的和平演變，克服個人主義的影響，發揚集體主義精神，永葆社會主義的青春與活力。

　　（二）和揩的可能性

　　在一國兩制的精神文明建設中，中國内地首先要看到不同性質的思想理論方面的根本對立與衝突，並采取積極主動的防範措施，這關係到中國社會主義的前途與命運，絶對不能等閒視之。因思想理論上根本對立與衝突的存在，在一國兩制精神文明建設過程中，其他方面的對立與衝突也是難免的。但這並不等於説，二者只有絶對的對立與衝突這一面，没有相對的和諧與協調的另一面。實際上，二者之間和諧的可能性和衝突的必然性是同時并存的。不然，一國兩制，求同存异，合作競争等等，都會變爲空洞的口號，也與客觀規律和人們的要求相違背。

　　人類文明時代的不斷發展，國家的職能會相應地發生變化。現代國家所起的“緩和衝突”的作用有時很明顯。爲了使國家範圍内的階級鬥争等等“這些對立面，這些經濟利益互相衝突的階級，不致在無謂的鬥争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就需要有一種表面上駕於社會之上的力量，就是國家”。一國兩制的形成，也與這種情况相類似。就是説，國家統一主權之下不同社會制度的利益衝突，可以通過國家的憲法和法律“秩序”加以緩和。一句話，就是化衝突爲和諧。

　　而且，不同的兩制能存在於一國之中，是因爲堅持了存异與求同的根本原則和競争與合作的根本途徑。這二者本身都是衝突與和諧同時并存的。這種同時并存，也不能機械式地看待，即僅僅把求同或合作這一面看成是和諧的表現，存异或競争另一面則没有和諧的内涵，這是不對的，如果存异或競争這一面没有和諧的内涵，就根本無法把它們與求同或合作這一面聯結起來。正如求同或合作本身一樣，是在存异與競争的基礎上的求同和合作，也即是在存异或競争基礎上的和諧。而存异或競争本身的和諧，則表現在二者都以求同或合作即和諧爲前提。没有這種和諧的前提，存异或競争就不可能在一國兩制中，與求同和合作搆成具有内在聯繫的規律性，也不可能對一國兩制中的矛盾衝突采取非對抗的形式來解决。

　　在一國兩制的精神文明建設中，兩種不同思想理論的鬥争是對抗性的矛盾，但采取非對抗的形式加以解决。其它方面的對抗性矛盾，不同思想理論上的對抗性那麽尖鋭，更應采取非對抗性的形式來處理。此外的許多矛盾，還不一定是對抗性的，而是以和諧統一爲主體的差别性矛盾。如識字掃盲工作、衛生體育工作、科學技術研究等等方面，本身没有什麽階級性、對抗性可言，是大量存在着的和諧的表現，也是一國兩制精神文明建設共同努力的地方。這也説明，一國兩制精神文明建設共同的突破口，不在思想理論方面，而在文化這一廣闊的天地之中。抓住文化這一共同的突破口，兩制公民樂於接受，便於開展，能够充分體現和諧、協調的氣氛。所謂同根同源同種，最終要落在同文之上。不善於抓住共同的文化心理、文化習慣、文化風格和文化精神這一最大的和諧因素，一國兩制的精神文明建設便難於展開，更難於堅持下去。

　　（三）把握和諧與衝突是根本方式

　　從一國兩制精神文明建設衝突的必然性與和諧的可能性分析中可以看到，建設一國兩制的精神文明，必須把握好和諧與衝突這一根本方式。

　　這首先要求人們面對現實，把握火候。最大的現實是國家要統一，公民要和平，經濟要發展，生活要改善，中華民族要對人類作出應有的貢獻。國家要統一，不能長期處於分裂狀態，這是中國内地和香港、澳門、臺灣絶大部分人的共同心願，不面對這個最大的現實，不把握統一的火候做順應民心的大事，就有可能成爲歷史的千古罪人。只要從這一最大現實出發，什麽前嫌都應摒棄，什麽矛盾都應化解，什麽利益都應服從民族大義。兩制中的絶大部分公民，不希望用武力來解决歷史遺留問題，而是希望用非暴力的方式、和平的方式，化衝突爲和諧，化干戈爲玉帛。如果不顧這個現實，不把握處事的火候，而是夢想我吃掉你，你吃掉我，計較於一黨一地之私，只能加劇雙方的衝突，置人民的利益於腦後，總有一天要垮臺。香港、澳門和臺灣的資本主義肌體，尚有强健的活力，未到列寧所指出的那種垂死階段，保留它，讓它充分發展，不僅對這些地方的經濟繼續繁榮有大利，而且對於中國内地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也有許多借鑒之處和促進作用。香港、澳門和臺灣大多數人的生活水平，要比中國内地高許多，這是不能逥避的事實。所以中國内地的公民，要求社會主義能給他們帶來生活的改善，要趕上那些地方公民的生活水準。但這决不能用破壞那些地方公民生活水準的方式，以達到與中國内地拉平的目的，而是要創造和諧的國内環境，通過和平的競賽，逐步趕上它們。這一切，要求一國兩制的精神文明建設，必須注意把握和諧與衝突的根本方式。

　　第二，要淡化衝突，强調和諧。淡化衝突首先是承認衝突。這同只講和諧，不承認衝突有根本之别：在承認衝突的前提下，不故意地擴大衝突；即使是衝突的性質，也盡量用非衝突的手段解决；對於不是衝突的東西，决不使用衝突的方式處理。同時，强調和諧是存在不和諧的情况下提出來的。所以，淡化衝突，强調和諧是一種藝術方式，適應香港、澳門和臺灣大多數公民共同心理的方式。淡化衝突，强調和諧的核心就是反對分裂，强調統一。這完全符合一國兩制的總體利益和最高利益，與“階級調和論”、“趨同論”不能相提並論。因爲一國兩制不是放棄國家的統一主權，以求得兩制的調和或“趨同”；也不是放棄社會主義的主體成份，以求得兩制的“調和”或“趨同”。如果把“階級調和論”或“趨同論”的帽子戴在這裏，是不太合適的。

　　第三，要創造條件，轉化矛盾。一切從實際出發，審時度勢，創造條件，轉化矛盾，是把握一國兩制精神文明建設和諧與衝突這一根本方式的重要内容。所謂創造條件，就是創造國家完全統一的條件。首先是中國内地政治的穩定，民心的穩定，經濟的穩定，社會的穩定。這是極其重要的條件。只有這樣，才能創造其他條件，實現一國兩制，建設一國兩制的精神文明。其次是香港、澳門和臺灣方面，也要積極創造統一的條件。在這個問題上，香港已經走前了一步，澳門也正在準備之中，希望臺灣方面能够跟上，這不是不可能的事情。所謂轉化矛盾，就是在雙方創造條件的前提下，轉化領土分裂與統一的矛盾，實現一國兩制，建設一國兩制的精神文明。由此可見，這種矛盾的轉化，不是社會性質問題的根本轉化，即不是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的相互轉化，不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與資本主義精神文明的相互轉化，而是國家領土由長期分裂到完全統一的轉化。不同的社會制度、不同的精神文明建設，都要爲這一轉化貢獻力量。這就要把握好和諧與衝突的根本方式，才能達到預期的目的。

　　（這是作者於1988年6月所寫的論文，較早提出一國兩制下建設精神文明過程中注重合作與競争、和諧與衝突的關係是根本原則之外的根本途徑與方式，多家報刊發表後，引起廣泛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