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明代以來在民間社會形成的珠璣巷移民傳説，至今仍在海内外廣府人中延續着。珠璣巷傳説已成爲廣府人構建祖先歷史的集體記憶。近年來，隨着地方社會經濟的發展，各地對文化建設相當重視，推動了學術界研究珠璣巷傳説的步伐。其實，早在晚清已出現過廣東官紳合力打造珠璣巷傳説，這一現象在廣東各地官修方誌中有所體現。晚清以來，一方面是西方列强肆意瓜分中國領土，另一方面西方新思潮也隨之不斷涌入，在亡國亡種的歷史語境下，士大夫們開始搆築“國族”概念。廣東僑鄉與海外交流最爲頻繁，在清末構建“國族”的熱潮下，官紳通過族譜、方誌的纂修，對歷史上的珠璣巷傳説加以梳理，將民間長期流傳的珠璣巷移民之説官方化，而隨着廣東人向海外移民，這一觀念也隨之傳播到世界各地華人之中。

　　一

　　晚清廣東方誌引用西方社會科學中的社會學、人類學、語言學等理論與方法，在傳統方誌編纂體例的基礎上，如同治《新會縣誌·總目》、光緒《新會鄉土志輯稿·篇目》就增加了人類、氏族、宗教、實業、商務等篇目。

　　方誌中出現的這些新名詞，無疑是清代中西文化交流的結果。在新體例的話語下，追溯當地族群的祖先源流成爲新修方誌不可逥避的話題。如著名僑鄉五邑方誌對祖先的追溯幾乎都指向南雄珠璣巷，干隆《鶴山縣誌》卷12《藝文志》收録該縣庠生黄渭源《昆陽義學祀功祠記》雲：“竊惟古勞各族多來自南雄之珠璣巷”。晚清方誌對珠璣巷的追溯較爲普遍，同治《番禺縣誌》卷53和光緒《廣州府志》卷160均引述清初屈大均《廣東新語》卷2《地語》説：“吾廣故家望族，其先多從南雄珠璣巷而來，蓋祥符有珠璣巷，宋南渡時諸朝臣從駕入嶺，至止南雄不忘枌榆所自，亦號其地爲珠璣巷，如漢之新豐以志故鄉之思也”。珠璣巷之名在廣東出現於唐代，屈大均《廣東新語》卷2《地語》記載：“珠璣巷得名始於唐張昌。昌之先，爲南雄敬宗巷孝義門人。……避（唐）敬宗廟謚，因改所居爲珠璣巷。”

　　方誌對珠璣巷的記載也多出現在清末，尤以五邑方誌最多，如光緒三十四年《新會鄉土志輯稿》卷7《氏族》雲：“綜查各譜，其始遷本境之祖皆唐以後人，至宋度宗咸淳九年由南雄州珠璣巷遷至者約占全邑民族之六七焉。其得姓受氏之始，均中原普通衣冠裔也。”可見，光緒及其以前，新會縣的千人以上大族皆編有族譜，成爲鄉土志“綜查各譜”來源的依據。從全縣“民族之六七”皆由珠璣巷遷移而來，説明清代至少新會各家族基本認同珠璣巷情結。該志轉録《瀧水都蓮邊裏麥姓家譜》對珠璣巷移民始末記載，强調當地人是宋咸淳九年南雄保昌縣因蘇妃事件，由珠璣村民羅貴祖率領村民97家轉徙珠三角各地，“麥氏有五弟一妹及同族二百餘人始居黄角，經三遷至明初定居新會蓮邊裏。”這一説法幾乎爲晚清珠三角地區的族譜和方誌所沿襲。

　　至於南雄珠璣巷傳説始於何時？日本學者牧野异、大陸學者陳樂素等都認爲始於明初。劉志偉認爲，珠璣巷傳説是配合明代里甲户籍制度形成的，並以此證明和維持正統性的身份認同，是宗族合法性的重要依據和維係宗族認同的重要資源。這在地方控制和争奪資源等方面，同樣有相當實際的作用。這個結論的依據源於對衆多族譜的分析。珠璣巷的源頭在中原，紀念南雄珠璣巷的意義是將嶺南與中原和江南聯繫起來。據《南雄珠璣巷南遷氏族譜·志選集》收録77例族譜統計，有時間可考者48例，其中清朝爲25例，民國及新中國建立後8例。私家族譜成爲民間社會傳播珠璣巷的源泉，這些族譜又成爲官修方誌的主要資料來源，從而使民間和官府在關於珠璣巷的問題上達成默契。

　　地方官府編纂方誌會有選擇地吸收族譜内容，但不是全部，“凡見於宋明以來正史與方誌所載之人物，無不並見於各該族姓之家譜所述，而各該族姓之家譜所載其各世人物，則未必盡見於正史及方誌。”珠三角的方誌之所以選擇族譜中的珠璣巷傳説，恰恰是因爲珠璣巷原本是中原文化的某種象徵，歷代中國地方史叙述所强調的與其説是“地方”的歷史，不如説是“國家”的存在如何在地方上得到體現的歷史，地方史所叙述的是如何把地方上具體的人和物，與人們觀念中的國家文化和國家象徵聯繫起來。而這種文化或象徵落到實處則是以京師所在地爲中心的地域，珠三角方誌關於珠璣巷的表述突出的是對中原文化的向心。有關珠璣巷移民在正史和晚清之前方誌很少提及，光緒《新會鄉土志》卷1説：“咸淳民族遷徙事，《宋史》、縣誌無一字道及”。但這一説法在民間却始終相傳，光緒《新會鄉土志》卷7説：“南雄珠璣裏爲先代起源之地，男婦咸知，幾同於人類初生之帕米爾高原，亦可知本境民族由南雄遷徙而來者之占多數矣。”這裏的“男婦咸知”應與族譜宣講有關。族譜對前事記述是在民間記憶上加以編寫的，誠如鄉土志編者按：“謹案麥氏譜遷移始末，全案詳載閲世六百餘年，完善無佚，亦至可寶實貴矣”。

　　晚清方誌對本地姓氏祖先追溯，不管其祖先在歷史上是何時何地遷入五邑，最終到落實到珠璣巷，時間上則確立在宋咸淳年間，如光緒《開平縣誌·政績篇·氏族》記載：“廣東民族多遷自南雄珠璣巷。廣州志謂：中原衣冠，北宋時避金人之宼，徙居南雄。廣州士族多發源於此雲雲。參查各譜，境之由珠璣巷來者，惟二張爲其主人，然自五季時，已南徙廣州，凡三遷而後至於本境。……其餘關、周、譚、何、許、吴、謝諸人姓氏，或至自福建，或至自浙江，或至自江西。……然則稱紀元必曰咸淳年，述故鄉必曰珠璣巷，何歟斯言也。蓋自北江兩岸流佈而來皆宋度宗咸淳六年、十年内事播遷緣起，則以謡傳朝廷訪緝逃妃蘇氏之故”。也就是説，清末開平人的祖先是歷史上經過珠璣巷的移民不斷再遷徙的結果，民國《開平縣誌》卷2《民族附》也完全照搬了此説。晚清五邑方誌基本上都是官修的，换句話説，這些方誌關於珠璣巷傳説的記録，代表了官方對民間傳説的認可，從而使得珠璣巷傳説成爲五邑社會共同的文化資源。

　　二

　　地方誌編纂者多爲地方官紳，他們飽讀詩書，通過科舉考試進入成爲官紳行列，成爲王朝推行綱常倫紀的推行者和代言人。與此同時，晚清西方各種文化思潮的輸入，對地方官紳無疑産生了心理影響，光緒《新會鄉土志輯稿》中的“民族”、“民種”、“地球”、“人類”、“殖民”等西學名詞頻頻出現，即是這一心理的具體反映。最早關注珠璣巷傳説的五邑人爲新會樑啓超，1923年他在北京清華及高師兩校演講《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對珠璣巷多有叙述：“廣東在漢稱南越，其土著蓋雜擺夷。當在六朝時，冼氏以巨閥霸粤垂二百年，冼擺夷著姓也。……今粤人亦無自承爲土著者。各家族譜，什九皆言來自宋時，而其始遷祖皆居南雄珠璣巷。究含有何種神話，舉粤人竟無知者。要之，廣東之中華民族，爲諸夏與擺夷混血，始尚無疑義。”也就是説，廣東人是漢族（諸夏）和非漢族（夷）混血的結果，但標榜爲中華民族的廣東人誰也不承認自己是土著，各家編纂的族譜多主張始遷祖在南雄珠璣巷。廣東人之所以不承認是土著的原因，在於土著等於非漢族（擺夷）的觀念盛行，如果承認是土著，就會擔心被視爲非漢家係。

　　清末方誌編纂者也明顯受到西方思潮熏陶，光緒《新會鄉土志輯稿》編纂者譚鑣，字康齋，號仲鸞，新會人，與表弟樑啓超赴廣州學海堂讀書，光緒十五年中舉，後入康有爲在廣州開設的萬木草堂就讀。光緒二十一年參與康樑發動“公車上書”。光緒二十四年上京會試，又參與康樑組織的保國會和維新變法活動。戊戌變法失敗，南下歸鄉，决意走“教育救國”的道路。光緒三十一年，清廷被迫廢科舉、興學堂。新會創辦初級師範學堂，即委派譚爲監督，主要是培養師資。不久，又創辦新會官立中學堂爲新會第一間最高學府，譚被委派兼任堂長（監督）。由他主持編纂《新會鄉土志輯稿》即在此時完成，他聘當地人黎昀、林燦予協助編輯，並聘請地方士人施雨崖等22人爲調查員，深入民間進行調查，終於在光緒三十四年完成編纂工作。

　　光緒《新會鄉土志輯稿》繼承了宋明以來嶺南士人極力要擺脱本地荒蠻落後的形象，認爲本地民族均來源於歷史上的中原士民南遷，“邑境初開，平盆名縣封岡領州，隋唐前事也。無民何以爲治，無地何以居民，不必遠溯。百粤叢薄，五嶺徙戍，即隋唐編户亦必成聚成都無疑矣。”又據光緒《新會鄉土志輯稿》卷7記載，南宋以後，中原士族避難而來者“反占優勝之勢，生聚驟增。……今廣屬十四縣民户幾無一非宋元後遷居之種矣，舊種不競，徙而愈遠，根據失恃，生齒自减，孑遺之衆，且將更易氏號，以自附於新民”。這一史料的中心是盡管本地有土著居民，但在歷史的長河中隨着中原士民經過珠璣巷不斷的到來，而且人數居多、勢力强大，迫使原先土著不得不“更易氏號”附於新民，或者遷移他處，而這些由中原遷來的新民則成了當地的主人，這是西方“物競天擇”在地方族群形成中的體現。但從某種意義也反映了當地的開發是歷史上中原和土著不斷“合力”下的結果。

　　晚清政局動盪，列强在中國肆意瓜分領土，有識之士開始謀劃新民族觀，以期團結更多人救亡圖存，樑啓超在1903年舉起“大民族主義”旗號，呼吁國内各族群混融聯合鑄爲一大國族，“吾中國言民族者，當於小民族主義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義。小民族主義者何？漢族對於國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義者何？合國内本部、屬部之諸族，以對於國外之諸族是也。”樑啓超思想正是僑鄉官紳重新解讀珠璣巷傳説的注脚。晚清廣東志書對珠璣巷傳説不斷演繹，用珠璣移民精神鼓勵移民墾殖，光緒《新會鄉土志輯稿》卷1《歷史》説：“諸民族之始遷祖宗，實則皆昔時流民圖中之一分子也，多難興國，懷安敗名，塞翁失馬安知非福。生計困難，人滿爲患，咸淳前事足爲殖民後事之良師矣。”方誌編纂者明顯强化“咸淳”珠璣巷傳説意圖，是爲了在“多難興國”的情懷中再次唤起人們“殖民”意識，其背後顯然隱藏着團結一心、衆志成城的珠璣巷精神。

　　但無論如何，晚清方誌有關珠璣巷的記述已在社會上産生了廣泛的影響。據1986年五邑地名普查，由南雄珠璣巷遷來建立的村落有113個，其中江門4個、新會41個、臺山4個、開平22個、恩平1個、鶴山41個。這些地名應是民衆對珠璣巷移民的歷史記憶的沉澱。

　　三

　　晚清以後，隨着五邑向海外大規模移民，這一觀念也在海外也扎下了根。1991年新加坡《聯合早報》發表《我們是珠璣巷的後人——粤語方言群廣東人的祖先》一文，强調珠璣巷後裔的海外遷移，“從七十多姓族人散居珠江三角洲的事實來看，大部分粤語方言群的廣東人都是珠璣巷的後人，又隨着近代史上的多次移民浪潮，珠璣巷的後人更跨出中國大陸的版圖，越過南中國海，越過印度洋、大西洋、太平洋、走向世界各地去。”有學者統計，20世紀90年代，海外操廣州方言的珠璣巷後裔移民以五邑地區最多，其中江門市約有180萬人，分佈在五大洲95個國家和地區，其中美洲占60％，亞洲占25％，歐洲和澳洲各占2％。

　　五邑人出洋的歷史，盡管可以追溯到唐宋時期，但大規模向海外移民是在鴉片戰争以後，19世紀40年代，西方殖民者爲了加快開發東南亞，在中國招收大量“契約華工”，大批五邑人被招誘到東南亞。19世紀中葉，五邑發生土客大械鬥，不少流離失所的人加入到海外謀生的行列。他們到東南亞後，主要從事開採礦山、種植園丘、修築公共設施等工作，爲開發東南亞立下了不朽功勛。與此同時，由於美洲發現金礦，一些在黄金夢指引下的五邑人被以“賣猪仔”的形式移居美洲。據統計，截至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在美國華人中的百分之七八十是五邑人，其中百分之六十來自臺山。當時紐約、舊金山等地的唐人街，五邑話甚至成了“第二國語”。

　　五邑地區的海外移民，實際上是歷史上珠璣巷移民南遷墾殖的再延續，都是珠璣巷移民的奮鬥發展史，移民們篳路藍縷的創業都飽含着艱辛與血泪，五邑移民海外漂洋過海，有的葬身波濤汹涌的大海，有的長眠於异國他鄉，更多的則扎根發展。民國《開平縣誌》引光緒《新會鄉土志》之言：“多難興邦，懷安敗名，生計困難，人滿爲患，咸淳前事，是爲殖民後世之良師矣。”這些人移民海外，溝通了中國與世界的交流，民國《開平縣誌》卷2記載，“開平人富於冒險性質，五洲各地均有邑人足迹，蓋由内地農工商事業未能振興，故近年以來而家號稱小康者，全恃出洋匯款以爲挹注。查邑人之出洋者南洋群島尤爲衆，惟獲有巨資者無多，而影響於全邑民之生活者，不得不首推美國及加拿大二屬。民國十一年，邑紳吴鼎新因籌款建設私立開僑中學校及治匪事，遍游美國，調查全美四十八省華僑五萬餘人，開平實占十分之一，全坎七省華僑六萬餘人，開平亦占十分之一。……綜計美加兩屬共達省幣三千數百萬元，其影響生計固大，對與邑内維持治安、推廣教育，裨益彌多，此邑民以前之生計情形也”。

　　海外操廣府話的後裔都承認珠璣巷是其祖先發祥地。正如陳樂素説：“這種源自珠璣巷的傳説，遍及諸族，它是具有維護同宗、同族以至同鄉團結互相作用的。”海外華人把珠璣巷作爲故國的象徵，“若從遺傳學的角度來看，廣東人能够遍佈世界各地，是因爲他們的祖先來自珠璣巷，他們的血液中有着先民爲求生存不惜離開故土，而向外拓荒的因子。”海外華人華僑不忘珠璣，“説起南雄珠璣巷，不但廣東人熟悉，就是旅居海外的華僑和港澳同胞也並不生疏，廣東人和海外廣東籍華人都把南雄珠璣巷當作他們祖先的發祥地。”1996年，新加坡鶴山會館在《中國鶴邑各族南遷始末史略》稱：“中國鶴邑各族來自南雄珠璣巷，尤以咸淳年間播遷最多。……今參閲本邑各姓族譜，……尤以咸淳四年、六年、九年、十年播遷最多。”

　　總之，清末五邑地方士人共同編纂的地方誌，表達的是地方士人以王朝爲中心，將地方與國家聯繫起來的歷史文化觀。他們叙述的地方歷史多强調地方與中原的關係，地方誌在私家族譜的基礎上建構起來的珠璣巷傳説，更多的是表達一種對中原正統文化的認同。19世紀末，隨着各種西方新思潮涌入中國，諸如民族、氏族、種族、人類等新名詞開始出現在地方誌中，五邑作爲對外交流的窗口，受其影響尤爲明顯，五邑方誌編纂者在接受新思潮後又將其帶入方誌編纂中，而要追溯地方民（氏）族的根，就自然會將着眼點放在民間長期流傳的珠璣巷傳説上。晚清以來，五邑人紛紛走出國門，遍佈世界各地，方誌對這些出洋者以及在海外的發展也有相應記載，並强調是珠璣巷移民的延續，鼓勵人們移民海外墾殖。這些移民在海外也需要藉助珠璣巷移民精神團結互助，最終珠璣巷傳説在海内外的五邑人及其中國人中得以弘揚。

　　（劉正剛，暨南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廣東廣府學會顧問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