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嶺南宗族的歷史，一定會關注南雄珠璣巷，這是基於南雄珠璣巷在嶺南宗族史上的重要地位。屈大均《廣東新語》雲：“吾廣故家望族，其先多從南雄珠璣巷而來。蓋祥符有珠璣巷，宋南渡時，諸朝臣從駕入嶺，至止南雄，不忘枌榆所自，亦號其地爲珠璣巷，如漢之新豐，以志故鄉之思也。”（屈大均《廣東新語》卷二“珠璣巷”）屈大均不但提供了珠璣巷立名來歷的另一説法，而且向我們展示出明清間在嶺南尤其是廣府——地域是今珠江三角洲的心腹地帶——特有的宗族文化現象：廣府的世家大族都公認先祖是從珠璣巷來的。現存的廣府族譜，也絶大多數以莊嚴的文字表達了這一“共同宣言”。自清代以來，已有學者關注珠璣巷和嶺南宗族的關係。改革開放以來，解放思想，南雄珠璣巷更成了宗族顯學研究的熱點，研究成果可謂汗牛充棟。這些研究成果，基本上都立足於一段真實的歷史：這就是屈大均所説的“吾廣故家望族，其先多從南雄珠璣巷而來”。

　　但是，現存的廣府族譜，言及先祖時幾乎都衆口一詞地説“出南雄珠璣巷”，這些都是真實的歷史嗎？在傳統的宗族和家譜學研究上，前輩學者都着眼於那些“有根有據”的大宗族或“言之鑿鑿”的族譜，如果從嚴謹的考據學和譜牒學研究規範來説，現存廣府族譜的某些記録是有問題的。於是也有學者聲言：這不是真實的歷史。

　　近十多年來，有些歷史學家和文化人類學家聯手，對嶺南宗族文化進行了别開生面的研究，例如中山大學、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同港澳臺地區以及美、日等大學合作，持續十多年在珠江三角洲和長江三角洲等地進行實地考察和比較研究，大量的田野調查資料彌補了地方文獻的不足，我們發現嶺南的宗族已經不同於中原和江南那種傳承久遠的宗族。越嶺而南的世家大族，落脚珠江三角洲，經過數代繁衍，雖然能“蟬聯而居”，但已無法追溯遠祖的來歷，遇到了“宗子之制不可復，大率有族而無宗”的煩惱，（屈大均《廣東新語》卷十七“祖祠”），於是采用聯宗結祖、虚立名目、營造傳説等手法來“重構”祖先。我們在實地調查中獲得了很多這樣的資料。（例如《華中·南デルタ農村實地調查報告書》、陳忠烈《珠江三角洲農村實地調查所見的幾種族譜資料及有關問題的思考》等）有專家指出，珠江三角洲的宗族制度是一種“已經變了質的亞形態”。（參考葉顯恩《從族譜看珠江三角洲的宗族倫理和宗族制的特點》），“亞形態”的嶺南宗族很多是“虚擬宗族”。但是，嚴肅的學者絶不會就此輕率地斷言廣府宗族同南雄珠璣巷的歷史不是真實的歷史，因爲它影射出一段極其莊嚴的歷史真實：

　　大庾嶺道自古是五嶺主要通道之一，中原、江南以及嶺北各地的先民越嶺而南，必經南雄珠璣巷。南雄珠璣巷是中華民族南拓的主要中轉站，他們的落脚點選擇了漸次成陸的珠江三角洲。明中葉以來，中國發生了劃時代的巨變——珠江三角洲的開發。文化涵養和技術素質比較高的南拓移民，在廣府文化得風氣之先、勇於開拓、兼容並蓄的特質熏陶之下，發揮了珠璣巷文化精神的凝聚力，各“宗族”同認南雄珠璣巷爲歸，以族譜、祠堂爲精神家園，迅速整合起來，使嶺南宗族文化對明中葉以來嶺南社會的巨變作出與時俱進的應對。廣府的世家大族，爲珠江三角洲的開發做出過積極的貢獻，（參考陳忠烈《“衆人太公”與“私伙太公”——從珠江三角洲的文化設施看祠堂的演變》），原先落後的嶺南社會迅速步入中國的先進序列。珠璣巷文化現象也隨着廣府的輝煌崛起而向全世界延展，使來自各地的廣府人在他國异鄉團聚起來。屈大均這樣的大學者，没有糾葛於“吾廣故家望族，其先多從南雄珠璣巷而來”是否真實的歷史，而是滿懷激情地讚頌了廣府宗族文化取得成果的歷史真實。我們更應該有所超越。我們對嶺南宗族制度“亞形態”和“虚擬性”的研究還停留在資料的階段，對廣府宗族文化同珠璣巷文化關聯的研究和解讀還遠遠不够深入。從這個意義上説，現時珠璣巷文化的很多研究領域，仍有待開拓。

　　（陳忠烈，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廣東省廣府人珠璣巷後裔海外聯誼會學術顧問、廣東廣府學會顧問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