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府文化以操廣州話（白話、廣東話、廣府話）地區爲其存在空間形成，搆成廣府文化地圖，據有西江地區（含桂東）和珠江三角洲，占嶺南地區一大部分，居嶺南四大民係（廣府、客家、潮汕、瓊雷）人數和地域之首。然而廣府文化占地分佈格局是一個歷史發展過程産物，經歷了首爲東西交融、繼爲南北匯聚的文化對撞和融合過程，最後兩者緊密結合、積澱，最終形成廣府文化地圖。

　　一、秦漢到南北朝：文化東西交流奠定廣府文化基礎

　　東西文化交融是廣府文化形成一個最重要因素，主要發生在秦漢到南北朝時期，與秦漢進軍嶺南，中原移民入居，西江地區開發，和嶺南交通大格局分佈有不可分割聯繫。

　　秦漢以降，嶺南地區先後建立起封建制度，區域開發進入一個嶄新發展階段。西江大小支流，成爲秦漢進軍嶺南主要通道，原以土著文化爲主體的西江文化得以大規模地與外來文化碰撞、整合，發展成爲以南越、甌越文化爲本底，以中原文化爲主體的區域文化。西江文化發展的這個過程比嶺南其他地域文化完成要早，這在其文化特質的各個方面都有所表現。

　　在物質文化方面，秦漢時，西江流域得到進一步開發。1973年在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長沙國“地形圖”上，在今廣東境内，標出“桂陽”(連縣)和“封中”兩個地名，後者即今賀江流域，説明該地區最早爲嶺北所熟知，區域開發自然在其他地區之上。如廣西梧州地區漢代考古發掘所獲種種冥器就有大量各式農業用具、糧倉等。特别是所鑄銅質糧倉非常精美，顯示漢代蒼梧郡是個重要産糧區，稻作文化很發達。嶺南方言中有不少以“那”爲起首地名，其意爲越語水田，這類地名在西江地區至今仍有保留，例如高要有那落、新興有那康等，即爲這種稻作文化留下的吉光片羽。稻作文化也帶動園藝文化發展，梧州鶴山東漢墓出土的銅盤中盛有柑橙類果核。漢蒼梧郡有個被譽爲“巨孝”的人丁密，他“非已耕種菜果不食”，“非家織布不衣”，想見園藝業已很普遍，故到西晋嵇含《南方草木狀》特别指出：“蒼梧多荔枝，生山中，人家亦種之”。荔枝從野生到人工培育、引種至田園，是一種很重要的文化進步。以稻作爲中心的農業進步也帶動家庭手工業和商業發展。梧州富民坊有西漢燒窑遺址，旺步東漢墓出土銅碗，工藝精湛，碗底還刻有“章和三年（89）正月十日錢千二百”字樣，不但是手工業，也是商業與貨幣經濟興旺一種佐证。而這時嶺南大部分地區仍處在以物易物階段，由此亦見西江地區經濟發展在其他地區之上，也是西漢文化率先發展一個標誌。

　　在教育文化方面，西江地區是嶺南興學最早地區之一。西漢以降，蒼梧郡治即成爲一個教育文化中心。辦學的多爲南下士人，是爲私學。一些飽學之士，即在其中任教，講授儒家經典，從游者數百甚至上千人。如漢末北海人劉熙，建安中期“薦辟不就，往來蒼梧南海，客授生徒數百人。漢末三國初名臣虞翻，《三國志·虞翻傳》記其罪放在“嶺南十餘年，……而講學不倦，門徒常數百人”。他經常往來於南海、蒼梧等郡，興教辦學，爲嶺南文化教育事業建功不小。在大部分地區仍很蠻荒的古代嶺南，蒼梧郡能出現一片瑯瑯書聲，就是中原文化在當地傳播、生根的結果。

　　在人才培養方面，人才盛衰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區域文化面貌。中山大學張榮芳教授等人，根據諸史記載，對漢代蒼梧郡人才作了分類闡述。他們可分爲行孝之士、忠烈之士、政治人才、軍事人才和學術人才，凡五類。他們或以忠孝節義聞名，或以政績昭著見稱，或以武功定國安邦，或以學術立言傳世，都在各自領域裏有所建樹。這種人才鼎盛局面，是文化教育發展成果，但離不開當地穩定的政治局面和繁榮的經濟基礎。

　　在學術文化方面，由於蒼梧郡教育興盛，人才薈萃，自帶來學術繁榮，那些由於不同原因聚集蒼梧的各類人士，除了教授生徒，則或相互争鳴，各不相讓，把問題引向深入；或著書立説，一時形成濃厚的學術争鳴氣氛，對宣傳儒家禮制文化，移風易俗，改變當地“不知禮則”、“不懂典訓”局面功不可没。據諸史統計兩漢南下蒼梧及當地學者撰寫的學術論著不下21種。比較重要的有陳欽《陳氏春秋》、陳元《左氏同异》、士燮《春秋經注》、虞翻《論語注》等。尤以陳欽、陳元父子影響最大，成爲左氏春秋學在嶺南重要學派，在漢代全國學術論壇上佔有重要一席地，也是西江文化的特殊光榮。故本世紀我國學術界在總結漢代嶺南學術文化論著中，高度評價這些學者的學術成就。民族學家徐鬆石先生説：“嶺南經學，實以二陳（即陳欽、陳元）爲始”。唯其如此，西江文化得以成爲一種時代先進地域文化，躋進全國文化先進地區之列。

　　六朝時期，嶺南社會相對安定，未受外來勢力較大衝擊，西江文化仍能保持過去先進地位。明天啓《封川縣誌》説，封川“地靈人杰，漢唐之間，明經高第獨步其先，是爲名邑也”。

　　這樣，秦漢到南北朝，以廣信和廣州爲兩個端點的西江文化，實際上代表了廣府文化未形成以前嶺南文化發展的主流，而廣信作爲西江文化中心，積累文化勢能不斷向東輻射，扺達廣州。這條以西江爲軸綫文化走廊，具有鮮明的東西走向，在當時是獨一無二的。

　　二、唐宋五嶺南北交通改善爲文化交流鋪平道路

　　唐代以後，張九齡開大庾嶺道，溝通了嶺南與長江流域和中原北方的交通，加之中國經濟重心自唐中葉以後開始南移，中原北方移民多取道大運河南下，經贛江過大庾嶺道下嶺南，故南北文化交流地位遠勝於唐以前東西方向交流，由此形成以北江爲交通軸綫，也同時是一條文化交流軸綫，開始建立廣府文化南北空間格局。

　　五嶺最東大庾嶺，海拔1000m左右，高兀險峻，雖然有些隘口可通，但畢竟是羊腸小徑，車不容軌，依靠人力，運量極其有限，不能滿足唐代以來廣州作爲國際性貿易港市對南北貨流的要求。開鑿大庾嶺道成爲一個時代需求，也是五嶺南北區域發展到一個新階段的産物。開元四年（716年）曲江人左拾遺張九齡奉請修治大庾嶺道，獲唐玄宗見準。張九齡親自主持此項工程，很快修成一條長45km、寬2-4m，以青石塊和鵝卵石鋪成的大道，以及館驛、凉亭等附屬設施。這條大道北接江西大餘，南扺廣東南雄，鑿成後，很快成爲南北往來通衢大道，“坦坦而方五軌，闐闐而走四道，高深爲之失險，轉輸以之化勞;”“鐻耳貫胸之類，殊琛絶贐之人，有宿有息，如京如坻。寧與夫越棠白雉之時，尉佗翠鳥之獻，語重九譯，數上千奴，若斯而已哉!一隅何幸，二者盡就”。不僅中國商人、旅客，身穿奇裝异服的外國人也混雜其間，與趙佗時代已有很大改變，乃嶺南之幸。這條大道順贛江經虔州、洪州、江州、揚州，沿大運河歷汴州、宋州扺達東都洛陽，可至西京長安，經過珠江、長江、黄河流域，把三者聯成一體。唐代，除大庾嶺道外，聯結五嶺南北的還有另外三條交通綫。一是從廣州溯北江到韶州，沿武水經樂昌北上即騎田嶺道，經湖南郴州、衡州（衡陽）、潭州（長沙）、岳州（岳陽）、江陵、襄州（襄樊）、鄧州、藍關（今陝西商州西北）至長安，爲廣州至長安里程最短一綫。二是從廣州北上，仍溯北江至英德連江口折人連江（湟水），經陽山、連州，仍過騎田嶺，接前道，走荆襄至都長安。三是桂州道，通過靈渠，保持桂林與湘南交通，溯湘江北上，與前述兩道匯合，但作用已大不如秦漢時代。

　　大庾嶺道至長安全長3200km，而騎田嶺道全長2245km，兩路均需走2個月左右。大庾嶺道雖較長，但經唐代最大商業城市揚州，且可走大運河，故爲嶺南商人首選。著名中西交通史專家張星烺指出:“廣州、洪州數處胡人最多，大概皆以營商而來。……廣州者，海舶登岸之處也。洪州過路之處也。唐時，廣州之波斯、阿拉伯商人，北上揚州逐利者，必取道大庾嶺，再沿贛江而下，順長江而至揚州也。……長安爲唐之都城，亦奔名逐利者之所趨也。五嶺交通重心東移，使廣東與江西關係進一步加强。張氏指出，廣州和有東南都會之稱洪州（南昌）爲這條綫上胡人最多城市。交通興盛必然帶來商業繁華，詩人杜牧評洪州“連巴控越知何有，珠翠沉檀處處堆”，作爲一個交通商貿中心，中外商品雲集，文化交流必然應運而生，這是毫無疑義的。

　　宋代定都開封和杭州，全國經濟中心進一步南移，與廣州聯繫更爲密切。大庾嶺道地位也繼續上昇。北宋名相餘靖在韶州《望京樓記》中説:“漢唐之西都也（指建都在位置偏西的長安），由湘衡而得騎田，故武水最要;今（北宋）天子之都大樑（開封），浮江淮而得大庾，故湞水最便”。爲進一步發揮大庾嶺道作用，宋代對大庾嶺作了修治。曾任廣東轉運使蔡抗和任職江西的蔡挺兄弟曾“相與協議，以磚甃其道，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南北三十裏，若行堂宇間，每數裏置亭以憩客，左右通渠，流泉涓涓不絶，紅梅夾道，行者忘勞”。當地人還發明一種適於山坡使用的獨輪車，以提高運輸能力，大庾嶺道由此顯得日益繁忙。餘靖在《武溪集·湞水館記》中説:“自京都沿汴絶淮，由堰道入漕渠，沂大江，度梅嶺，下貞（湞）水至南海之東、西江者，唯嶺道九十裏爲馬上之役，餘皆篙工楫人之勞，全家坐而致萬裏。故之嶠南雖三道，下貞水者十七八焉”。即水路居全程主要方式，湞水這條路爲北上交通主幹綫。相比之下，武水水急灘多，險惡狀况無多少改變，商旅少有問津而以貨運爲主。宋政府還在北江英德縣境湞陽峽修築棧道，改善北江交通。志稱“榮湮爲廣東轉運使，廣有板步古河路絶險。林箐瘴毒。湮開貞陽峽至恍口（連江口）古徑，作棧道七十間，扺清遠，趨廣州，遂爲夷途”。這樣，由廣州北上道路暢通無阻直扺汴京（開封）。

　　三、唐宋大量移民自北向南入居，最終形成廣府民係和廣府文化

　　北宋末和南宋末，金人和元人相繼南侵，又有大量灾民流落嶺南。這兩次移民人數多，規模大，時間長，分佈廣，對嶺南各民係形成影響最爲直接和深遠。據王存《元豐九域志》統計，北宋後期今廣東（含海南）户口中，主户占61%，客户占39%，廣西主户占67%，客户占33%。而據樂史《太平寰宇記》載，北宋初廣東客户僅占13%，廣西占34.6%。顯見宋代嶺南户口增加主要是嶺外人口南遷。

　　顯然可見，外來人口超過當地人口的地區主要在珠江三角洲、西江和漠陽江流域，它們成爲廣府係地區的主體；而梅州和惠州也屬客户超過當地人口地區，奠定了它們成爲客家係地區的人口基礎。

　　大量歷史文獻、族譜、家乘等記載了宋代這兩次人口遷移。據黄慈博《珠璣巷民族南遷記》載，宋室南渡時取道大庾嶺下珠璣巷集體逃亡首批“逃竄荔枝山下者萬餘人，乃結筏順水漂流南徙;第二批集體南遷就是羅貴等二十三姓九十七家人口;第三批集體南遷爲元兵擾攘，逼迫南雄，衆避兵燹，倉惶登程”。據該書統計，主要定居於珠江三角洲地區的這些移民共有73姓165族。而據曾昭璇教授考證有141姓，遍佈28個縣市668個鄉鎮，其中南海76姓，順德53姓，廣州28姓，花縣5姓，從化6姓，中山67姓，珠海10姓，新會92姓，江門8姓，臺山20姓，開平32姓，恩平7姓，鶴山57姓，番禺24姓，東莞78姓，增城55姓，龍門10姓，寶安6姓，深圳1姓，博羅11姓，惠陽2姓。這雖然不可能包括移民的全部，但反映宋代移民在珠江三角洲地區分佈概貌。

　　宋代從南方遷來移民比北方多，更容易適應嶺南地理環境，其中粤北主要指南雄，事實上這些遷民在南雄停留一段時間以後大部分再度南遷，最終多以珠江三角洲爲歸宿。

　　唐宋時代，五嶺南交通和人口遷移占主要地位，文化交流也呈同樣態勢。這一是廣府話在唐代基本定型，宋代更趨成熟；二是人才分佈格局發生很大改變，在宋代廣東993個各類科舉人物中，粤北占21%，粤中占34%，西江地區占16%，南北軸爲55%，凸現了粤北與珠三角人才優勢地位，這自是南北文化匯聚結果。

　　四、小結

　　綜上所述，從嶺南開發歷史時空視角觀察，歷史早期，基本上是靈渠—湘桂走廊交通作用，嶺南文化中心在兩廣交界廣信即今梧州、封開一帶，人口遷移以西江爲主，嶺南文化也以西江爲主軸，教育、人才等沿綫分佈，爲廣府文化之刍型；但唐代以後，五嶺交通綫東移，中國經濟、政治格局變遷，使以北江爲主南北交通地位上昇，人口遷移和文化交流也轉到北江沿綫，南雄、韶州、英州、清遠、廣州等城市相繼而起，成爲各級文化中心，南北交通綫，也是中外文化交流、融合軸綫。它與西江文化軸綫在珠三角地區匯聚，形成宋元時代珠三角人文薈萃局面，帶動唐宋時代業已形成廣府文化發展，並爲明清廣府文化成爲嶺南歷史文化地圖的主流奠定强大曆史基礎。

　　（許桂靈，中共廣東省委黨校現代化戰略研究所研究員、廣東廣府學會顧問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