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珠璣後裔”從南雄珠璣巷移居四邑，轉散珠三角各地，繼而飄洋過海，走向世界，迎來了嶺南文化乃至中國文化的蜕變。生存環境改變了生存理念，生存理念决定了生存形態，生存形態决定了文化形態。“珠璣後裔”促進了珠三角的進步與文明，翻開了廣府民係的新篇章。四邑文化是廣府文化蜕變的記録，是我國海洋性商業文化的萌芽。研究“珠璣後裔”與四邑文化，意義深遠。

　　【關鍵詞】珠璣後裔　四邑文化　廣府文化　海洋文化

　　縱觀中國漫長的移民史，其主流是南遷。不同年代的南遷移民，有着不同的入粤途徑及生存形態，他們對嶺南的開發與發展做出了不朽的貢獻。其中影響最深刻的當屬宋元以後的移民。嶺南社會經濟的發展、嶺南文化的繁榮、廣府民係的形成與發展，離不開宋元以後的移民，這是得到普遍認可的。這一時期的南下移民，不少均經陸路由粤北進入嶺南。他們或落籍粤北，或以此中轉繼續南下，散發嶺南及海外各地。因此，宋以降嶺南主要的移民源地及移民中轉站——粤北南雄珠璣巷便演變成一個遷移符號，成爲廣府人尋根的祖地。

　　廣府人，即廣府民係，是嶺南三大民係之一，是中原漢族南下移民最早與百越族融合的族群，其文化的古越族底色明顯。廣府民係不但是中原漢族南下嶺南批次多，移民源頭多，移民途徑復雜，分佈區域廣的族群，其中又以分佈在以廣州爲中心，珠三角爲主要區域及其周邊地區的粤語族群爲重要的組成部分。這部分廣府人的族譜，多有關於祖地“南雄珠璣巷”的記載。他們現在無論身在國内或海外，均自稱是“珠璣後裔”。這部分廣府人，數量衆，成就高，影響大，精英輩出，在珠江三角洲的大開發過程中起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對廣府文化特質的形成至爲關鍵。珠璣巷移民的傳説載入了廣府許多姓氏族譜中，相關的故事在珠江三角洲民間廣泛流傳，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當數南宋羅貴率衆南遷事件。羅貴南遷的終點——新會良溪，800年來，又成了南遷移民的中轉站，這些移民的後人從這裏，轉散珠三角各地，繼而飄洋過海，走向世界。

　　自20世紀90年代初，珠江文化研究會的學者們對南雄珠璣巷進行了多次深入調查研究。2006年10月學者們在對江門良溪進行僑鄉文化的調研後，提出了“良溪——後珠璣巷”這一概念，黄偉宗教授在《“前後珠璣巷”的發現及其文化意義》一文做了詳細的介紹。2007年11月6日，廣東省人民政府參事室（文史館）、中共江門市委宣傳部、江門市蓬江區人民政府聯合舉辦了“良溪——‘後珠璣巷’學術論壇”，與會專家學者對“良溪——後珠璣巷”這一概念進行了多學科的論证。

　　根據方誌記載，四邑是“珠璣移民”的一個重要居住地，如新會，“至宋度宗咸淳九年由南雄州珠璣巷遷至者約占全邑民族之六七焉。”（《新會鄉土志輯稿》）。如今，無論是四邑地區的廣府人，還是海外的四邑籍華人、華僑，超過半數均爲“珠璣後裔”，可見四邑的廣府人大多爲“珠璣後裔”，他們是四邑開發建設的主力軍，是四邑文化的創造者。我們通過對良溪這一典型的分析，四邑文化的特質、“珠璣後裔”對廣府文化的貢獻便輪廓清晰了。

　　一、從羅貴傳説看四邑文化的開拓進取

　　廣東北有五嶺横亘，南面大海，地理位置獨特，少有戰亂波及，自唐以來便是躲避戰亂的理想之地。唐玄宗開元四年（716年），張九齡奉詔開鑿大庾嶺梅關新道，唐宋以後南下的移民多經此道，粤北便發展成嶺南較發達的地區。尤以宋代以來，大量的北方移民由此進入嶺南，使嶺南人口快速增長。如嘉定之前，南雄州的户數是17366，嘉定年間（1208—1224年）則增長到了33639户。净增16273户，近乎一倍。而南雄州下轄的始興縣，淳熙間1366户，嘉定間則爲2086户，也呈上昇趨勢。南雄珠璣巷成了唐宋時期中原及江南人南遷聚居發祥之地。幾百年間遷民一批批南遷至此，又一批批南下而去。兩宋時期，南雄有兩次移民大遷徙，南下珠江流域。一次爲北宋末咸淳六年（1246），因潮州王興的義軍轉戰廣州，廣州轄下各縣人口劇减，後“詔徙保昌（即南雄縣）民實廣州”。另一次爲南宋末元初德佑二年（1276），元軍揮戈南下，元將吕師夔攻陷南雄、韶州，宋守將曾逢龍、熊飛先後戰死。爲避兵燹，於北宋末年及其後移居南雄地區的北方士民，又繼續順北江南遷珠江三角洲。北宋至元初200多年間，南雄珠璣巷人陸續南遷到廣州、南海、中山、順德、番禺、東莞、新會等地，先後達130餘次。其中宋紹興元年（1131年）以羅貴爲首的98家37姓大規模南遷爲最。這兩次移民人數多，規模大，時間長，分佈廣。南下廣東的北方遷民，有相當一部分經粤北（“珠璣巷”成爲代名詞）到達珠江流域，逐漸融入廣府民係，在珠江三角洲、西江和漠陽江流域成爲廣府民係的主體，廣府地區各姓氏族譜大多把珠璣巷記載爲祖居地。南雄珠璣巷成了一個重要的移民中轉站，是學術界認可的中國三大移民源之一（另兩個移民源：洪洞大槐樹、麻城孝感鄉）。而羅貴率衆南遷新會良溪，後轉散珠三角的英雄事迹在廣府民係中廣泛流傳，珠璣巷南遷氏族無不感羅貴之恩德。

　　坐落於江門蓬江區棠下鎮北面的良溪古村，原爲新會縣（市）所轄，2002年9月，新會撤市設區（1992年10月新會撤縣設市），劃入江門市，改稱新會區，棠下鎮劃歸江門市蓬江區管轄。良溪是南遷始祖羅貴率衆南遷的終點站，珠三角地區的羅姓人大多歸宗於此。羅貴率衆南遷這一歷史壯舉所帶來的姓氏文化和遷徙文化對嶺南歷史文化的發展産生了深遠的影響。

　　英雄崇拜是人們生活理念、價值取向、理想追求的體現，是生存的需要。人類的英雄崇拜情結古而有之。漢人社會的宗族制度源遠流長，宗族文化是漢族文化的最重要的柱石，民間社會以對天和祖先的崇拜爲中心。一些西方人類學者認爲，“民族（nation）是由一推想的共同祖先相聯繫的後代組成，他們有共同的地域、歷史、語言、宗教以及生活方式；亞民族小於該民族但却和它相類似”。“亞民族”（亞族群），羅香林稱之爲“民係”。珠三角的廣府民係對羅貴的英雄崇拜，有“宗族文化”的烙印，符合人類崇拜“推想的共同祖先”的需要，更是“珠璣移民”拓荒墾殖、創造新生活的需要，其重要意義是文化的認同，而文化是民係認同的標誌。

　　羅貴南遷事件，廣府地區各“家譜”、“族譜”多有記載。雖然南遷的年代、原因等差异較大，但基本事實是明確的。曾昭璇、曾憲偉、張永釗、曾憲珊的《珠璣巷人遷移路綫研究》對此作了詳細的論述。

　　羅貴是南宋初年的貢生，中原移民的7代傳人，被廣府人尊爲“貴祖”。據《羅氏貴係源流》（良溪村委會編纂）記載：“羅貴生於北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南宋高宗紹興元年（1131年），因天灾地劫，糧食作物失收，加上人滿之患，更增加了謀生的困難，因此貴祖與同裏諸姓相議，有志南遷，舉公爲首領，向州縣申報，取得通關文獻。是年正月十六日，貴祖率36姓97家人從珠璣巷起程，於四月十六曰到達岡州蓢底時，蒙土人龔應達接應，會同赴縣立籍繳引，蒙批準增立圖甲，以定户籍。”

　　南遷後，遷民在自然資源豐厚、生存條件惡劣的環境下，結草爲廬，墾地種糧，圍堤截水，勤耕苦作，歷27代傳人，將良溪建成聚居了羅、胡、葉、廖、謝等姓氏的著名古村落。今良溪的“核心”——良東、良中、良北三條自然村，就是羅貴爲首的羅姓人逐步建立起來的。

　　羅貴南遷事件雖是一個移民個案，但却頗具代表性。其特點如下：

　　1．文化心理的開放性

　　羅貴率衆南遷是有組織有計劃的集體行動，而非單個族群行爲。他率領33姓97户南遷，使我們看到宋以降的移民與廣府民係的早期移民及其他民係的聚族移民有着質的變化，其文化特質是：對内開放，對外開放。羅貴並非族長，他帶領的集體非單個族群，而是志同道合的异姓團體。他們提倡“异姓一家”、“世代相好，無傷害也”。羅貴因有勇有謀，倡義扶危，是能團結民衆、同舟共濟的組織者，衆望所歸，粤方言諺語“唔使問阿貴”（義：①大事由羅貴來决定——羅貴的絶對權威；②這事無須問羅貴——羅貴的寬容；③小事無須問羅貴——羅貴領導藝術的體現）可爲佐证。後來羅貴被尊爲“貴祖”當屬自然。今天，廣府民係的宗族觀念濃厚，班輩分明，世系、家譜完善，根的情結濃厚，但其宗族家族制却不似客家民係緊密、封閉，從羅貴事件當有啓發，這對廣府文化的開放性研究極具意義。

　　2．組織行爲的合法性

　　羅貴事件反映宋以降移民的素質較高。事件的領導者是貢生，事件的性質是合法行爲。他們文件齊備，得到出發地南雄及目的地岡州官府的支持，有异於廣府民係先民的移居行爲。

　　羅貴率衆南遷珠三角之前，進行了團集商議，以爲南方“烟瘴地面，土廣人稀，必有好處”。於是即“簽名團詞赴縣陳告，準立文案、文引，仍赴府告準案結引，立號編甲”（《東莞英村羅氏族譜》手鈔本），對遷入地是否有“勢惡把持”先做瞭解，是有備而來。將所謂“路引”和官府公牘載入族譜，是爲了争得入住權的合法化。入住權的確立，標誌着“珠璣移民”對珠三角開發權合法化，這是嶺南移民的一大進步，是移民文化的一大進步，對嶺南文化的發展意義深遠。

　　3．遷民性格的開拓性

　　宋以降的移民大多爲官府組織，雖然明初的移民有暴力脅迫特徵，而宋代入粤移民却是爲避戰亂，自願加入移民行列的，有流動自由。這便使“珠璣移民”具有較大的主動性與開拓性。

　　據史料記載：宋代的珠江三角洲，許多地方還是淺海、沼澤和新生沙坦，九江、樂從、佛山、南海以下，到今中山横欄、沙莨、港口以上，順德、番禺、南海、和新會的許多地方及東江三角洲東莞等地都是宋以後成陸的。如唐宋時的江門北街、潮連、外海、東砲臺、水南、滘北一帶，除了幾個小山頭外，其餘全爲海洋。元明以來，西江帶來的大量泥沙在這裏淤積成坦，逐步變爲陸地。明洪武三年（1370年），白石才有人定居。漢人大量移民到新會定居並從事開發性生産，是在宋代縣境的東部、中部、中南部的冲積平原進入沙田大量浮生時期以後。羅貴率衆移民珠三角是聽説“南方烟瘴地面，土廣人稀，田多山少，堪辟住址”。開發、利用自然條件與資源是文明和文化的基礎。南遷後，“珠璣移民”不但給嶺南帶來了先進的文化、技術，而且在開發、利用自然條件與資源方面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促進了嶺南農耕、漁獵文化與北方農耕文化的融合，使嶺南成爲新文化萌發的節點。珠江三角洲能勃發於宋，後來居上，得益於南下移民潮帶來的人力、物力資源，得益於中原、江南的先進文化、技術，更得益於移民不畏艱險，勇於開拓的精神。

　　綜上可見，宋以降移民的生存理念、生存方式、組織性質已發生了變化。羅貴的英雄傳説，無論是文學記憶、歷史記憶或是二者合一，其自信開放、開拓進取的文化内涵至爲珍貴。

　　二、從社會形態看四邑文化的多元融合

　　廣東地理位置優越，有悠久的經商史，是東西方文化的交匯點。得海洋文化熏陶之先，是最早睁開眼睛看世界的地方，是新思想、新文化的登陸地。近現代，更是思想、政治、文化革命的策源地。珠璣巷移民向珠江三角洲地區遷徙，唐至清初，從未間斷，可謂源遠流長。史稱，珠江三角洲的衣冠士族，都是南雄珠璣古巷的南遷後裔，由珠江三角洲向海外拓殖的人士、家族，追根溯源，亦大都是南雄珠璣古巷的南遷後裔。據現存族譜查明，今新會縣居民的祖先，有70％以上是來自南雄珠璣巷和崖海之戰的宋軍的幸存者。優越的地理位置、較高素質的移民源、特殊的歷史背景等因素，使該地區後發之勢明顯，其文化也彰顯着多元融合的魅力。

　　隋開皇十年（590年）新會建縣後，縣治會城鎮就成爲本縣的商業中心。它位於西江、潭江下游，南瀕南海。境内西江、潭江縱横，河運發達。沿江門水道、虎坑可進入西江河道，直通廣州、佛山和廣西梧州等地。沿潭江而上，可達開平三埠各地。出崖門可通港澳和全國沿海各港口。早在元代，就開設了到廣州的定期客、貨運班船——“内長河渡”。到清代，據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新會縣誌》記載，當時開往廣州、佛山、香山等長航渡船已發展到29艘，短航渡船21艘。據清同治二年（1863年）編纂的《經政略》記載，當時新會已有驛鋪多處，可直通省城和開平、新寧等地。清宣統二年（1910年），新寧鐵路新會路段動工興建，民國2年（1913年）4月竣工。民國8年，建成新會第一條公路——江鶴公路的江門至杜阮段。至民國28年建成7條公路，在縣境共長89.4公里。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縣屬江門鎮被闢爲對外通商口岸。據清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編的《新會鄉土志》載：本縣輸出商品，農産品以柑、桔、橙爲大宗，加工産品以菸絲、葵扇、茶葉、蠶絲、夏布爲大宗。輸出商品，主要是出口香港轉銷世界各地。商業市場已頗具規模，江門鎮很快就成爲商業中心。商業文明使素有“新會北大門”之稱的良溪古村落具有了新的社會形態。到了近代，大量良溪人飄洋過海謀生發展，他們接受了華僑文化的“洗禮”，由來自嶺北的先祖開基的良溪，不但有着深厚的中華傳統文化底藴，而且融入嶺南土著文化和海洋文化元素，使良溪古村落的歷史文化更多姿多彩。

　　進入良溪，可盡賞多元融合的文化風情。如，富有特色的良溪古村落，同臺山、開平僑村的洋樓相比，給人以中原流風的强烈衝擊；村東、北兩端的兩座别具特色的“鎮東樓”、“鎮北樓”（村民俗稱砲樓），與“洋”氣十足的開平、臺山碉樓相比，更多的是顯示出中原文化的“土氣”，檏實無華，堅固實用；位於良東村的“節孝流芳”坊，建於清干隆元年（1736）。其建築形制獨具特色，對研究清代嶺南建築特點及地方倫理風俗有較高的歷史文化價值；位於良北村的羅氏大宗祠，又稱貴祖祠。是良溪人的“聖殿”，國内外羅氏的“麥加聖地”。建於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干隆二十八年（1763年）重修，嘉慶七年（1802年）重建，咸豐元年（1851年）又進行一次較大重修。宗祠的形制與中原建築一脈相承。祠内的對聯，爲這座古宗祠增添了濃濃的中華文化與書法藝術内涵，成爲中原儒家文化忠孝節義進入嶺南的一個見证，具有很高的建築及歷史文化價值。良溪的民俗風情與棠下鎮其它村落大體相同，傳統中透着新异。但因良溪是羅貴的祖居地、珠三角羅氏的發祥地，有羅氏大宗祠和始祖墓，祭掃始祖墓已成爲良溪民俗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村民興高采烈，像過年一樣熱鬧。至於五部堂祭祖祈福等活動、“灑灑水”詩聯文化遺址的清幽及其傳聞遺風，無不使來者沉浸於傳統文化與嶺南文化融合的神思遐想之中。

　　良溪是棠下鎮重點僑鄉之一。根據1998年的僑情調查，良溪旅外華僑華人有1702人，港澳臺同胞1063人，旅外鄉親總數達2765人，比居家人口還要多。主要分佈在新加坡、馬來西亞、美國、加拿大、香港等地。其中不乏海外華僑華人的驕傲。如，飲譽南洋的羅其生（晚清時，羅其生在南洋開設的菸絲店，與丹竈朱廣蘭開設的菸絲店齊名）、香港羅兆寧父子有限公司及英聯洋行董事長的羅兆寧等。愛國愛鄉是華僑文化的核心内容。熱心舉辦公益事業，造福廣大桑梓，是華僑文化的集中表現形式之一。良溪旅外鄉親素有愛國愛鄉優良傳統。從上世紀二三十年代，華僑熱心保衛家鄉、造福家鄉的各項活動，積極捐資建設公共設施、興辦醫院、開辦學校等，良溪邁開了現代發展的步伐，良溪文化融入了濃濃的海洋文化元素。

　　生存理念决定了生存形態，生存形態决定了文化形態。四邑地區的文化氛圍、精神氣象多元薈萃、色彩斑斕，同時又帶有濃濃的僑鄉特色。如，保留了古越語底層的地名，有古越族淵源的習俗，濃厚的中原宗族文化，移民的開拓精神，中西合璧的建築，西方的宗教、文化、教育、體育活動等。多元融合的四邑文化是中原文化、南越文化與外來文化融合與發展的産物，彰顯着自信開放、兼容并包的魅力。

　　三、四邑文化是廣府文化的另一標誌

　　廣府民係是我國最大的移民族群，又是嶺南移民歷史最長、與土著越人融會最和諧、人口搆成最多元的族群。廣府民係人數多，分佈區域廣，經濟、文化發達，從廣府民係的發展看，宋代是發展的重要時期。秦漢以降，廣府民係經歷了漫長的歷史演變，“南雄珠璣巷”是這個漫長歷史演變的轉折點，四邑文化是廣府文化傳承開拓的另一標誌。

　　秦漢至唐，是嶺南的緩慢發展期。唐代中期以後，中國古代的經濟重心日漸南移，嶺南的經濟得到了大發展，廣州這個“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不僅發展成全國三大商業城市之一（其餘兩個是：長安、洛陽），而且是世界著名的商港。但此時的嶺南地區仍地廣人稀，經濟、文化落後於中原，思想是以儒家的農耕思想爲正統。

　　清代嶺南著名學者屈大均曾指出，宋以前的嶺南是“蠻荒”，宋以後的嶺南是“神州”，宋代是嶺南從“蠻荒”到“文明”的轉折期。宋朝平南漢後，致力於恢復廣東的經濟，宋太祖開寶四年（971年）在廣州設立市舶司，實行特殊政策，發展海外貿易，遂使廣州成爲“天子南庫”。宋代，大量的士大夫被貶嶺南，大量的士人避亂嶺南，大量的移民也選擇嶺南，使嶺南的人口大增，荒地得以開發，嶺南的經濟、文化得到了大發展，不再是“化外”之地。

　　南雄珠璣巷被大多數廣府人奉爲祖地。《廣東通誌》載：“相傳廣州諸旺族俱發源於此(珠璣巷)”。黄慈博遺稿《珠璣巷民族南遷記》所載，有家譜族譜可查，先後在南雄珠璣巷南遷珠江三角洲一帶的有76姓、166族。又據《南雄珠璣巷人南遷氏族譜誌選集》所載，還有27姓，31族，合計爲103姓，197族。具有800多年曆史的古村良溪是羅貴南遷定居之地，被廣府諸姓視爲祖居，到此憑弔者無數，僅2007年清明期間，從珠三角各地、港澳海外回良溪祭奠羅貴的羅氏後裔便達40000人。南遷始祖羅貴是廣府民係極富史詩色彩的英雄，深入探析，這種現象實爲廣府民係對新文化的認同。

　　“珠璣移民”大多來自於經濟、文化、生産技術較發達的中原、江南地區，有豐富的水田種植經驗。南遷後，他們因地制宜，創造性地改革農業耕作技術。據宋代人鄭熊《番禺雜記》載：“春插夏熟者，早稻也；夏種秋熟者，晚稻也。”宋代的珠三角地區已種上了雙季稻。宋代大量的移民引發了珠三角的圍墾熱。“珠璣移民”到了珠三角安居後，對珠三角的地理環境有了更多認識，掌握了沿海低地和冲積與三角洲平原的特點與規律，發揚團結互助精神，聯合當地原居民，廣泛而大規模地修築堤圍、破塘、溝渠，並進行排灌、防洪、去鹵等水利工程，保障了農業生産。早在宋、元期間，新會已開始修築簡陋圍堤，扺禦洪、潮，進行農業生産。明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新會修築天河、横江、周郡等3個大圍；明代中葉，當地農民開始挖塘造基，抬高地勢，實行池塘養魚，基地植桑，桑葉育蠶，蠶屎回塘養魚。新會一向有利用圍堤種葵習慣，據調查，現屬禮樂圍内的外海龍溪圍，清咸豐十年(1860年)成圍後，堤坡上就種植蒲葵，刈葵收歸公用。清同治年間，人們在耙冲修築了3.3公里長的堤圍，把784畝灘地圍成了稻田。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人們又在水南修築了1.5公里長的堤圍，使806畝河灘地變爲耕地。也就是在這期間，江門北街的地勢也高了起來，白石鄉的村民便在上面種上了桑樹，這片灘涂也便成了耕地。到了清末，新會全縣已築成能捍衛萬畝以上的大圍堤有天河、潮連、桂園、龍溪、百頃、大鰲等6條。有了堤圍，土地得以充分開發利用，於是出現圍田、沙田、基塘等土地利用類型。堤圍的修築，使農業向多種經營發展，著名的桑基魚塘、果基魚塘、蔗基魚塘和雜基魚塘等就此誕生。這一特殊人工地貌，作爲一種新文化景觀，是人類改造自然勝利的標誌，也是經濟轉型的標誌。

　　宋代廣東稻作文化和北方旱作文化相結合，農業生産呈現多樣，出現了隨其“地土所宜，争以爲業”的盛况。主要經濟作物産品有甘蔗、水果、檳榔、花卉、香料、蒲葵、蓆草、桑蠶、塘魚、蔬菜、茶葉、苧蔴、棉等。這些作物的馴化、栽培、推廣，産品加工、銷售等所需要的許多技術手段和流通渠道，都離不開一定的社會文化背景，而它們的成功，正是文化進步和傳播的結果。以進步的農業技術明顯地改變農業土地利用面貌，創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質文明是農業發展的又一大特點，宋代在廣東一帶已經普遍使用灌溉提水機械，如較多使用的用流水轉動的筒車、水準、水碾等水力機械。大量的糧食和其他農副産品，供應市場，在廣東農業文化史上有特殊意義，使嶺南迅速擺脱蠻荒、落後，走向文明與進步。廣府民係開始了挑戰傳統、走向海洋的新征程。

　　伴隨着生産的發展、經濟形態的轉變，廣府文化迎來了重大的蜕變，進入了從傳統到反傳統，從農耕到商業，從内陸到海洋的蜕變。在此蜕變過程中形成的四邑文化，有着鮮明的傳承創新特質。

　　新會教育歷史悠久，人才輩出，素有“海濱鄒魯”之稱。早在1500多年前，未建縣先設郡，相應地促進了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據史籍載，北宋慶曆四年（1044年），已在會城馬山麓建學宫，設縣學，爲學子課讀之所。之後，書院不斷建立。明代中期著名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詩人、書法家陳白沙，創下了開拓嶺海、影響全國的“江門學派”，是封建時代，嶺南唯一從祀孔廟的學者。他倡言興學育人，學風大盛，因而坊、隅、鄉間皆設社學。清代後期，“西學東漸，風氣日開”。近代有資産階級改良主義者、著名學者，戊戌維新運動領導者之一的樑啓超，亟力主張廢科舉、興學堂，促使封建科舉取仕制度的結束，全國各地普遍創辦新式學堂。該地區長期以來尊師重教，伴隨着社會、經濟、文化大發展，人才輩出，學者如雲，尤其是近現代，不乏承前啓後的領軍人物，可謂名人功績光耀千秋。南宋有“三世太守”：馬持國、馬晰驥、馬宜祖；元、明兩朝有“一裏三賢”：張撝、黎貞、陳獻章；民初有“民國兩柱石”：代總統伍廷芳和司法院院長、外交部部長伍朝樞父子；不同時代的“新會文人三泰鬥”：陳獻章、樑啓超、陳垣；現代的“一門三院士”：樑啓超一門的樑思成、樑思永、樑思禮等，從這些領軍人物，我們不難看到廣府文化傳承開拓蜕變的軌迹。

　　從珠璣巷史事可以看到，廣府民係的形成，宋代是一個相當重要的時期。以羅貴率衆履險南遷爲代表的宋代移民，使廣府民係進入了新的發展期，從而使四邑成爲我國多種傳統農耕文化、南越文化、西方文化（海洋文化）的碰撞地，中原文化、嶺南文化和海外華人文化交流的中轉站，迎來了廣府文化的蜕變。四邑文化是這一碰撞節點上生成的新文化——海洋性的商業文化的萌芽，堪稱廣府文化傳承開拓蜕變的記録，是廣府文化傳承開拓的另一標誌。廣府文化長期以來成爲嶺南文化的代表，是最“土著”的文化，又是傳承開拓最典型的新文化。

　　四、四邑文化是我國海洋性商業文化的萌芽

　　根據《珠璣巷民族南遷記》的記載，分佈在今珠三角廣府人的211個氏族中，有191個氏族是從南雄遷入的，而其中又有187個是宋代經南雄遷入的，占了總數的98%。由於獨特的生存理念和生存形態，“珠璣後裔”所創造的四邑文化，具備了商業文化的特質，是我國海洋性商業文化的萌芽。

　　1．重商重利，勇於進取

　　黑格爾曾説過：“人類在大海的無限裏感到他自己底無限的時候，他們就被激起了勇氣，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海邀請人類從事征服，從事掠奪，但是同時也鼓勵人類從事商業與正當的利潤。”濱海地帶的族群有天然的條件通向外界，通向海洋，發展商業文化。廣府地區地處南海之濱，土著的古南越人很早便開始向海洋拓展。

　　秦漢以降，中國的正統文化是重農抑商的中原農耕文化，而漢代的嶺南人就已經“習於水鬥，便於習舟”，很早就向海洋發展。據《漢書·地理志》載，秦漢時海上絲綢之路始發港在徐聞、合浦，這是由當時湘桂走廊交通地位和航海技術所限形成的。而此時的廣州仍是南北貨物集散中心地之一。

　　宋代珠江三角洲開始大規模圍墾，良好的自然資源，中原的先進生産技術，“珠璣後裔”的自信開放及文化的多元薈萃，使廣府地區商品經濟初露頭角。據史料記載：清末光緒年間，新會的葵扇、夏布、菸絲、蠶絲、茶葉已成爲大宗輸出商品，行銷香港及内地各埠。到了明代，新會農業、手工業已有較大的發展。大宗的農副産品有稻穀、蒲葵、糖蔗、柑桔橙、香大蕉、荔枝、紅煙、蠶桑、塘魚、生猪、三鳥。手工業産品有葵扇、夏布、紅菸絲、蠶絲、茶葉、紅糖。明清兩代，新會著名的土特産品葵扇、甜橙，先後列爲“貢品”。清光緒三十年（1904年），江門北街建立海關後，新會外向型農業、手工業更有所發展。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新會僅菸絲、茶葉、夏布、水果（以柑最多，桔次之）、葵扇、蠶絲5項，運出省港（以香港爲主），共值白銀480萬元。

　　近現代的江門是五邑農副産品的集散地。據史料記載：康熙八年復界後，人民得以休養生息，商業活動顯著發展，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粤海關在江門設立正税口，後改稱江門常關。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清政府又與英帝國主義簽訂了《中英續議通商行船條約》，辟江門爲通商口岸，1904年3月7日，英國根據《中英行船通商續約》，在江門北街設立了海關，光緒三十年，通過江門口岸進出的船舶達13337艘次，載貨量達40.5萬噸，江門關征收關税達14.2萬兩。江門與佛山、順德陳村、東莞石龍並列爲廣東四大商業重鎮。成爲珠江三角洲西部的商貿中心。外來的文化也逐漸滲透到江門這個商埠。

　　五邑地區又是全國著名的僑鄉，地理位置優越，物産豐富，水陸交通便利，商賈雲集，加之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藴，在清末民初便陸續吸引了一批愛國愛鄉的華僑回鄉投資置業。據《江門市志》載：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由新會大澤鄉人吕永統與同鄉華僑合資組成吕餘慶堂，率先在東海里購置成片土地，始建住宅群，逐漸形成首個歸僑、僑眷聚居點。至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這短短的41年内，江門共有歸僑、僑眷和港澳同胞親屬聚居點共13處之多。上世紀20、30年代，江門長堤作爲五邑重要的客運碼頭，旅館、酒店、劇院、商店等配套設施也應運而生，迅速發展，許多海外華僑和各地商賈前來投資經商，一些外商也在江門開設商行，當時僅英、美、德、日等國批發經營石油、洋雜貨等外國商號就有13家，長堤一帶“華洋雜處，商旅輻輳”，時有“小廣州”之稱，江門的進出口額也因此在廣東居於前列。多元經濟使商貿活動成爲一種重要的生産方式，賦予廣府人重商的傳統。這與中國傳統的自然農業社會的一元經濟，以農爲本、重農抑商不同。廣府文化以重商、開放、務實、兼容等商業文化和保留較多古越族文化爲主要特質，並以此區别於其它民係文化。在内外貿易比較發達的大背景下，正統的中原文化、南越人漁獵采集的遺風、北方移民的圖存求强精神，多樣的生存方式與求生實踐，經過長期的碰撞融合，逐漸孕育了重商、重利，勇於開拓，敢於拼搏的精神，形成了既保留較多的古越族文化，又重商、開放、務實、兼容等商業文化特質的廣府文化。

　　2．從容淡定，崇尚實業

　　偏安一隅的嶺南，長期以來遠離中國的政治、文化中心，自然條件優越，面向大海，有着與海外溝通的悠久歷史，宋代的廣州就是全國最大的貿易港之一。民風淳檏，越漢相處和諧，如，趙佗、冼夫人堪稱楷模。生存環境改變了生存理念，加之北方移民是下行移民，對傳統有較强的批判性，對政治有較强的遠離心態。經過長期的融合，孕育了從容淡定、淡泊虚名、易退難進的文化精神。這種文化精神，爲商業文化的培育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在20世紀60年代前，新會工業以手工業爲主，産品以葵扇著稱。清未光緒年間，葵扇、夏布、菸絲、蠶絲、茶葉已成爲大宗輸出商品，行銷香港及内地各埠；新會第一間用機械動力生産的工廠——同利米機是開辦於清宣統二年(1910年)。辛亥革命後，全縣陸續開辦使用動力機械生産的有發電廠、造紙廠、糖廠等。新會是廣東著名的僑鄉，接受西方科學文明較早。清初新會已有西醫傳入。清末，三江趙鼎三創制木雜鐵輪的織布機，利用汽力、畜力代替手工操作，新會縣農務分會設有農事試驗場。民國時期，先後建設了農林繁殖場、農林推廣處，擁有10畝苗圃地培育樹苗等。人們謀生途徑多、生存空間大，便篤學思辨，澹薄了正統的官本位思想。隨着四邑華僑經濟、文化的影響與促動，海洋性的商業文化得以萌芽，西方先進的工業文明得以傳播。人們視野開闊，從容淡定，崇尚教育，崇尚科學，崇尚實業，蔚然成風。近現代的四邑可謂人杰地靈，創多個全國第一，是我省乃至我國著名的雅文化帶。江門院士路所彰顯的深厚的文化底藴、華僑創辦的實業就是明证。廣東在近現代得以領風氣之先，四邑文化功不可没。

　　3．華僑反哺，中西融合

　　四邑地區是我國移民海外最早、華僑最多的地區。四邑人移居海外始於唐代，該地區毗鄰港澳，人們把中國天主教、基督教（新教）的策源地澳門視作“門口路”。近現代的四邑更成爲中西方文化的碰撞地，致使四邑文化以其鮮明的特質區别於其它民係文化，在全國獨樹一幟。廣府文化最獨特之處就在於其與海洋文明的“對接”，這“對接”的重要媒介是華僑。

　　廣府籍移民美國距今有200餘年的歷史。19世紀後半葉，中國沿海地區主要是廣東省珠江三角洲一帶大批勞工背井離鄉，遠涉重洋，來到美國(洲)謀生。其中廣東籍華工以四邑人最多。他們起初集中於加利福尼亞等西部各州，後來逐步分佈於美國各地。遷入東亞地區的“珠璣後裔”，同樣秉承中華優秀文化精神，富於開拓、冒險、勤儉、敬業，扎根發展後又轉徙其他國家和地區，從而使廣府籍“珠璣後裔”遍佈全球。

　　五邑（現行政區劃，在原四邑基礎上加鶴山）僑鄉面積爲9288平方公里，現有人口390多萬，海外華僑華人爲215萬多人，相當於僑鄉人口的57%；如果再加上149萬多五邑籍的港澳同胞，這個比例則高達96%。在215萬五邑籍華僑華人中，有155萬集中在美洲，占該僑鄉海外移民總數的72%。尤其集中在美國和加拿大(132萬)，當地華僑華人社區中，不論從人口數量還是政治、經濟實力，五邑籍華僑華人都居前列，所以五邑有“美國華僑之鄉”、“加拿大華僑之鄉”的稱譽。

　　據《五邑華僑的磨難歷史》記載：20世紀30年代，美洲的僑匯經常占全國僑匯總數的1/3或1/2，在美洲僑匯中來自美國的僑匯又占67%-76%。據研究，廣東不少於90%的僑匯是用在養家糊口上，僑匯完全是僑鄉的命根子，這個特點也正説明瞭時刻情系家鄉的五邑籍華僑之多之廣泛。長期持續不斷的僑匯流入僑鄉每一個華僑家庭，表現了海外赤子與家鄉無法割斷的緊密聯繫。

　　頻繁的人員往來，緊密的經濟聯繫，使五邑成了中西方文化多方面激烈碰撞融會之地，中外文化交融，深入到僑鄉社會的各個角落，華僑文化對嶺南文化産生了積極的反哺作用。如，各僑鄉都有華僑出資開辦的新式學校，各種圖書室、醫院、教堂等在僑村出現，西方的教育思想、西醫的治療方法和技術、西方教會的勢力、西方的體育活動走進了僑鄉，與此同時，也催生了新文化——我國海洋性商業文化的萌芽。

　　綜上，“珠璣後裔”的兼容開放、勇於拼搏、開拓創新、放眼世界促進了珠三角的進步與文明，翻開了廣府民係的新篇章，迎來了廣府文化的蜕變。四邑文化是移民文化主動融合“土著”文化，吸收外來文化的産物。研究四邑文化，對研究嶺南文化、中國文化，對文化建設、和諧社會建設、和諧廣東建設意義重大。

　　參考文獻：
　　\[1\]曾昭璇曾憲偉張永釗曾憲珊.珠璣巷人遷移路綫研究（第一版）\[M\].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5-10
　　\[2\]蔣祖緣方誌欽.簡明廣東史\[M\].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10
　　\[3\]新會縣誌\[M\].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5
　　\[4\]黄偉宗周惠紅良溪－“後珠璣巷”\[M\]香港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2008-01
　　\[5\]陳碧笙.世界華僑華人簡史\[M\].厦門厦門大學出版社.1991-08.
　　\[6\]蔡北華.海外華僑華人發展簡史\[M\].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2-03
　　\[7\]黄淑娉.廣東族群與區域文化研究\[M\].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6
　　\[8\]朗國華.從蠻裔到神州（第一版）\[M\].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10
　　\[9\]葉顯恩.珠江三角洲社會經濟史研究\[M\].稻鄉出版社.2001
　　\[10\]朱杰勤.美國華僑史\[M\].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06
　　\[11\]薑樾.華僑華人研究著述題録.香港.香港新世紀出版社.1992-04
　　\[12\]《南雄珠璣巷南遷氏族譜·志選集》、《南雄文史資料》15輯，1994-4
　　\[13\]江門市地方史志、文史資料
　　\[14\]《華聲報》\[N\].2000年05月23日09:57
　　\[15\]《五邑華僑的磨難歷史》源於：http://blog.people.com.cn/trackback.do?wlog_id=1179564183523409
　　\[16\]《中國古村文化區》源於：www.uu97.com/newshtml/2007-08-09/17837616...57K

　　（鄭佩瑗，廣東省文史研究館館員、廣東女子學院教授、廣東省珠江文化研究會秘書長、廣東廣府學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