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廣東古代文化的發展，始於珠江主幹流西江上游的廣信地區（今廣東封開及廣西梧州），然後逐步向東南沿海發展。

　　一、漢唐廣信文化的興起

　　經濟是基礎。正是由於廣信經濟的發展，加上它是統領嶺南的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九真、交趾、日南、珠崖、儋耳九郡的交趾部治所地位達三百七十五年之久，從而形成了廣東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它在吸收中原傳統文化和形成廣東文化（廣東文化，是1939年簡又文在其著《廣東文化之研究》一文首次提出）方面確實也是一個輝煌的時代。

　　（一）廣信是廣東最早的教育中心

　　當時一批南下人士在廣信地區興辦私塾，普及文化和講授儒家經典，從學者百千人。如漢末北海郡人劉熙，建安中期“往來蒼梧南海，客授生徒數百人”。〔1〕三國時名臣虞翻曾罪放“嶺南十餘年……而講學不倦，門徒常數百人”。〔2〕廣東人也跟着辦學讀書，如南海郡人黄豪“年十六，通《論語》《毛詩》，冠弱詣交趾部，刺史舉茂才，因寓廣信，教授生徒”。〔3〕到了唐代，廣信培養出不少優秀人才，如唐宣宗大中五年（851）的狀元莫宣卿；唐昭宗（889-907）的趙觀文等，使廣信地區“衣冠文物仿佛中原”〔4〕。

　　（二）廣信開廣東學術風氣之先河

　　這是羅香林教授1937年發表的《中國學術史上廣東的位置》論文中指出的，廣信乃是廣東省學術源流第一時期的基地，説：

　　“由兩漢至南北朝爲廣東學術思想發展的第一時期。我們知道，各種學術思想的發展，多數是人才聚集的區域。秦和西漢國都均在西安一帶，關中爲當時國都的外圍，人口比較密集。故當時學術思想，總匯於西安，以至關中各地。此時廣東與中原的交通，亦以西安爲中心。由西安經漢中沿漢水南下，至洞庭湖，溯湘水至粤桂交界。中原的學術思想，由此交通孔道向廣東傳播。東漢時代，印度的佛教，以至海外各國的文化，亦多自越南河内以及廣東的徐聞、合浦與番禺等地的港口傳入，而扼西江要衝的蒼梧，遂成爲中原學術文化與外來文化交流的重心。現在廣東的封川，就是漢代交州刺史駐地及蒼梧郡治的廣信。當時珠江三角洲，雖然也有相當的學術表現，但可以代表廣東學術思想的，還是西江中部的幾個學者。不但儒家方面如此，就是佛家方面也如此。舉例來説，如《春秋左氏傳》之學，廣東最先倡導的就是廣信的陳元及其父陳欽。……西江流域研究《左傳》的風氣，到了三國時代，都是很盛。有士燮者亦封川人。他曾任交趾太守，一面做官，一面講學。中原學者很推重他。……這是廣東學風的重要先河，有相當的引導作用。”

　　“至於自印度傳入的，則爲牟融（當爲牟子而非牟融）的佛學。牟融的籍貫，據史家的研究，也是封川。他著《理惑論》一篇，是中文闡述佛學最早的一篇文章。他生於東漢晚年……當時印度佛教，由水路沿中南半島，經越南或廣州，而傳於蒼梧郡屬，封川一帶，佛學相當發達，故牟融得以學習論著。”〔5〕

　　當時廣信的三陳——陳欽、陳元、陳堅卿父、子、孫開了廣東經學的先河。正如民族學家徐鬆石先生在其著《粤江流域人民史》一書所説：

　　“自從這時（指漢武帝平越，即元鼎五年）以後，嶺南文教大興。有廣信人（即今蒼梧）陳欽，字子佚，治《左氏春秋》，王莽從他受學。他的兒子陳元，字長孫，亦精《左氏春秋》，官至議郎。嶺南經學，實以二陳爲始。〔6〕

　　據不完全統計，漢朝由中原南下廣信地區和當地學者撰寫的學術論著達到二十多種，〔7〕比較重要和影響廣泛者有陳欽的《廣東春秋》、陳元的《左氏异同》、士燮的《春秋經注》和虞翻的《論語注》等。特别是二陳父子的著作影響最大，成爲左氏春秋學在廣東的重要學派，在全國學術界中佔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三）佛教傳入廣東

　　根據羅香林上面所述和湯用彤、胡守爲教授等人的研究，佛教傳入中國，除陸路外亦由從海路傳入廣州，然後到廣信，再北上内地。在這方面，東漢廣信人牟子起了很大的作用。

　　牟子（170-？），漢獻帝初平年間（190-193）隨父母從中原南遷至廣信定居。他年青時努力學習儒家經籍，博覽諸子百家之書，26歲時，已名揚廣信。當佛教傳到廣信時，他清心傳習佛教。當時面對人們對佛教的不理解、懷疑以至非難，他通過設問的方法，用賓主問答的形式，撰寫成《理惑論》一書，全書共37篇，另有《序言》及《後語》，最早和全而系統地闡釋佛教的教義，指出：“佛者，謚號也。猶名三皇神、五帝聖也”。“佛乃道德之祖，神明之宗緒。”

　　他又進一步將佛教解釋爲人間最高道德的體現和神靈世界的最高主宰，佛能神通廣大，無所不能：“恍惚變化，分身散體，或存或亡，能小能大，能老能少，能隱能彰：蹈火不燒，履刃不傷；在污不染，在禍無映；欲行則飛，坐則揚光。故號爲佛也。”

　　牟子在書裏將佛教和道家心目中的“真人”、“仙人”融爲一體，使佛教教義中國化，爲人們所接受，從而形成了魏晋南北朝時期國人信仰佛教的高潮，並得朝廷的重視和扶植，以國家的力量加以宣傳和發展佛教。據《大藏經·傳記部》諸傳統計，當時廣東佛教大興，修建大小寺院87所。所以，牟子實是將印度佛教中國化的第一人、始創者。到唐初，禪宗六祖進一步發揮牟子的傳統，完成了佛教中國化進程，著《壇經》一捲。可以説，從牟子的《理惑論》到六祖的《壇經》才完成佛教中國化。而佛教的中國化的發祥地是牟子的家鄉廣信。可見，佛教得以在中國立足、生根和傳播，廣信人牟子是功不可没的。

　　二、宋元韶、潮和廣州文化的發展

　　與經濟崛起相聯繫，是出現韶、潮、廣州文化肇興的新局面。

　　（一）設立州縣學和書院

　　漢唐時，廣東設立州縣學廖廖。但宋仁宗時（1023-1063）,以廣州建州學爲發韌，到南宋全路州學和半數縣學相繼建立起來了。同時南移的官紳，爲了教育子弟，紛紛建立書院，聘請宿儒名流講學。據統計，宋代廣東南部各州縣共有州縣學六十八所，書院四十一所，〔8〕其中以珠江三角洲地區最多。如神宗時（1068-1085）遷到東莞岑田的鄧符協首創力瀛書院，和此前的南雄州的孔林書院、英德的涵暈書院和海陽縣的韓山書院，都是很有名氣的。這些州縣學和書院培養了一批科舉人才。所謂“粤東爲天南奥區，人文自宋而開”。〔9〕到了南宋，廣東的科舉開始興盛，上京讀太學或參加禮部考試的貢生不斷增加，計廣州、潮州兩路每次達二十三人。以後廣東考試登科者“尤重於中州。〔10〕據統計，宋代考中進士者有五百七十三人，元代三十二人〔11〕。因而廣東進入仕途者亦比唐代多，如仁宗時（1023-1063）曲江縣的餘靖，孝宗時（1163-1189）四會的李大性，光宗時（1190-1194）增城的崔與之，理宗時（1125-1164）番禺的李昂英；元代南海縣的蒲裏罕等，都是通過科舉考試而成爲朝廷的士官或地方大吏的。而且以珠江三角洲地區爲多。據統計，宋代廣東的科舉人才總數爲九百九十三人，廣信地區僅一百五十六人，占百分之十五點七；元代四百二十二人，廣信地區僅三十五人，占百分之八點三。〔12〕就是説，全省的科舉人才基本上集中在珠江三角洲和韓江三角洲地區了。

　　廣東的書院在明代也新建不少，計有正德年間（1506-1521）建書院8所，嘉靖年間（1522-1566）建78所，隆慶年間（1567-1572）建4所，萬曆年間（1573-1620）建43所，天啓年間（1621-1627）建1所，崇禎年間（1628-1644）建16所。這些衆多的書院，除了在經濟較發達的廣州、潮州和次發達的地區的惠州、嘉應州、高州、南雄州、羅定州、廉州、欽州（今廣西轄）、雷州等府建之外，在比較偏僻落後的地區如儋州、崖縣等（現海南轄）亦有設立，以廣州爲多，達20多間。〔13〕明代廣東最積極努力創辦書院者首推增城縣人湛若水，他所到之處“必建書院以祀獻章”。〔14〕他一生創辦了40多所書院，在廣州辦有天官書院、小禺書院、上塘書院、蒲間書院等；在南海縣西樵山和增城、惠州、曲江、英德等縣相繼創辦書院，共招收學生3900人，學有所成者不下390人。〔15〕湛若水所辦書院，許多設在越秀山、白雲山、西樵山、羅浮山等環境清幽的地方，以便使學生遠離塵囂，静心寡欲，刻苦攻讀詩書。明代廣東書院雖然名居第二，但由於嘉靖十六年（1537）二月御史游居敬上疏，斥責湛若水“倡其邪學，廣收無賴，私創書院”之罪，因而世宗皇帝下令拆毁全國書院。十七年（1538）吏部尚書許慧又上書訴責書院之弊；萬曆七年（1579），首輔張居正痛恨私人書院講學，於是書院被毁無數，史稱：

　　“萬曆中，宰相异學，毁及院舍，有司奉行，急若風火，西樵獨流禍烈，一時儒紳瘋然喪焉。若大科、若鐵泉、玉泉、天階諸舍，皆被毁拆。……而名賢寤寐之地，遂爲煙蔓之場”。〔16〕

　　天啓五年（1625），太監魏忠賢又下令焚燬全國書院，並將書院塾師均指爲東林黨而加以迫害，使廣東書院四度被毁，從此一蹶不振。

　　但是到了康熙年間（1662-1722）取消書院禁令之後，廣東又陸續創辦書院，並形成高潮，據統計，有清一代，廣東共創辦書院415間（一説是342間），其中官辦者258間，私人辦153間，計廣州府有152間，肇慶府43間，潮州府42間，共237間，占全省書院總數的54.7％，可見書院分佈極不平衡。經濟欠發達的府、州、縣創辦書院較少，難怪廣東學政徐開春給朝廷奏摺中實説：

　　“文風自以廣州、肇慶兩府爲最優，而廣州又以南海、番禺、東莞、順德、香山、新會數縣爲尤勝：肇慶則高要、四會、開平、鶴山數縣爲佳，新興、陽春稍次之”。〔17〕

　　廣東的書院，很多側重於應付科舉考試，士子只注重寫八股文，没有真才實學。爲了扭轉此種局面，道光四年（1824），兩廣總督阮元在廣州越秀山麓創立“學海堂”學堂，並實行“學長制”，由阮元指定著名學者吴蘭修、趙均、林柏桐、曾釗、徐榮、熊景星、馬福安、吴應逵等人爲首任學長，輪流負責校務，課程以經史爲主，提倡實學，招生比較嚴格，培養出一批優秀人才，如陳澧、桂文燦等。這可以説是明清廣東書院發展的特點，開了廣東高等教育的先河。

　　（二）開編寫州縣地方誌之風

　　隋唐時代廣東編寫州縣誌廖廖，隋代只有地圖，唐代有“圖經”。宋代則有縣誌和圖經。宋神宗時（1068-1085），廣東路經略使、廣州知州王靖撰修《廣東會要》四卷；寧宗時（1195-1225）同上官衔的陳峴修《南海志》十二卷；之後，南雄知州孫密重修《南雄州志》：元成宗時（1295-1307）番禺人陳大震撰修《南海志》。這是開創了以地方大吏領衔纂修、由士人執筆編寫地方誌的先例，而且效果甚佳。據統計，宋元時期廣東纂修州縣誌書共五十九部，做到州有州志，多數縣有縣誌。其中以廣州府爲最多，達十一部，韶州和南雄州各五部〔18〕。其中以《廣東路圖經》爲最大篇幅，全書五十七卷。此外還有私人修志者，如宋徽宗時（1101-1125）進士、始興人許牧撰寫的《廣州記》；孝宗時（1163-1189）進士、揭陽人王中行撰寫的《廣州圖經》、《增江志》和《潮州記》；元代陳大震的《潮州三陽志》等均是當時的重要地方誌。

　　這些方誌的撰寫，表示了廣東人對地方的瞭解，也是文化發展的一種歷史見证。

　　（三）醫療事業初興

　　宋元時期，廣東也興起了官辦醫療事業，各州城設立醫療機構，稱之爲惠民藥局或惠軍民藥局。還有一種醫療與救濟相結合的慈善機構，如仁安宅、壽安院和安樂堂等。太平興國年間（977-984），由南海人陳昭遇參與編輯的《太平聖惠方》一百卷，頒行全國，内有治病驗方一萬多條，由宋太宗趙炅作序。陳昭通從此成爲“醫術尤精驗”〔19〕聞名全國的名醫。而他對於廣東推廣藥物治療和增進文明、移風易俗起了積極的作用。高宗時（1127-1162）海陽人劉昉編輯而成的醫書《幼幼新書》四十卷，是一部共分十四門的兒科大全醫書，對於保護幼兒健康大有裨益。

　　（四）三大方言初步形成

　　歷代特别是宋代北方中原大量移民到廣東，帶來了中原地區的漢語，與越人的語言相接觸和融合，使宋元時期初步形成了廣東的三大方言：粤語、客家話和潮州話。粤語萌芽於漢代，隨宋元南下廣東的人口大增，操粤語者與時俱增，逐漸形成了以廣州語音爲標準的、流行於粤中和粤西的粤語方言。至於粤語的發源地，有説是珠江三角洲，有説是廣信地區，但不管是何地，到宋元時期，粤語已定型了。這是無可置疑的。

　　客家話。客家的先民是黄河流域的漢人，宋元時期大量南遷到韶州、循州、梅州、惠州地區定居。他們居住山區，交通不便，長期保留原有的習俗和文化，於是在語言上出現了以梅州語音爲標準的分佈在粤東和粤北的客家方言。

　　潮州話。與閩南話同俗，“有廣南福建之語，……雖境土有閩、廣之异，而風俗無漳、潮之分”〔20〕這是中原人南下遷入潮州地區的語言，以潮州語音爲標準而散居潮州各縣的一種方言。

　　這三種方言各自保持内部的穩固性，彼此差异極大，互相不能通話。但他們同時保存至今，説明其自身繼承關係的共同性，保留較多的古漢語成分。例如在語音上均有入聲（廣州音三個，客家和潮州音各兩個）；在詞彚上，多有古代單音節詞；在語法上含有雙賓語句式。

　　（五）文人蔚起

　　隨着唐代廣東文化的建樹，宋元時期文人蔚起，如譽爲“粤詞之祖”的增城人崔與之（1158-1239）和番禺人李昂英（1201-1257）。崔與之的《水調歌頭·題劍閣》被稱爲“此詞豪邁，何减稼軒”；李昂英詞《蘭陵王》是“一首絶妙，可並周（邦彦）秦（觀）”。及至南宋，嶺南奮起抗元，也崛起一批愛國詩人，如袁現、陳紀、趙必、李春叟、馬南寶、何文季、區任衡、羅蒙正、黎伯元以及元末的孫蕡、王佐、趙介、李德和黄哲等。其作品表現了凄愴、悲憤的氣節。

　　如上述，正是因爲宋元時期廣東已定型客家、福老和廣府三大民係的人群和粤語、客家話和潮州話三大方言。所以不少學者對廣府、客家和潮州文化進行研究。上世紀30年代，最積極從學術上論证客家人的漢族血統的“客家學”奠基人羅香林教授，就是最早研究客家學而成果豐碩的一代宗師。

　　羅香林（1906-1978），興寧人。他在1926-1928年間在清華大學歷史係讀本科時，便在《民俗》週刊以專號形式發表研究廣東民俗的論文《廣東民族概論》。1930年，他對客家族群和歷史文化發生更濃烈的興趣。1933年，他出版了《客家研究導論》一書，提出從血統“純粹性”而論，“廣東諸漢族中，比較上可稱純粹者，則爲客家族”。並直接引用了韓廷敦的“客家爲中華民族中最純粹最優良的民族”一語作爲結論。並説這一結論“本爲歐美談民族學者所共認的事。固然，他們的結論，不見得便無可非議，然而無論如何，謂客家爲半開化的民族，則爲事實和所不許之事”〔21〕。可見，由羅香林教授開創和推動的客家學研究，在廣東文化學術傳統形成過程中，是有極具重要地位的。

　　三、明清沿海地區文化的繁榮

　　明清時期廣東繁榮的經濟，使文化發展也出現劃時代的繁榮。

　　（一）近代教育體制興起

　　明清時期，珠江三角洲各界投資創辦新式學校，吸收居民子弟入學讀書。這是私人獨資辦學，如東莞商人劉鉅，“茶山人，少習商賈而有士君子之行，曾創鵬南書院，以供來學者”。廣東十三行廣利行行商、新會縣人盧觀恒之子盧文舉，捐資舉辦新會紫水學義學，史稱嘉慶十九年，候選道盧觀恒之子文舉等承交遺囑，買地創建，後捐田二頃二十畝，交邑中紳士公舉苗事管理，收租以爲掌教修脯生章膏火各項之需，三年一代其田。〔22〕

　　除了獨資興建學校之外，有的規模較大的學校則由明清政府倡導，衆商集資設校興學者，例如，干隆二十年（1755），由衆商人捐資創建了著名的廣州越華書院，史稱：

　　“（越華書院）在布政司後街，干隆二十年鹽運司範時紀及諸商捐建，初設膏伙三十名以爲商籍子弟藏修息游之所。其後諸商有久富，粤東子弟多舊民籍，甄别事例，遂與粤秀書院同……（嘉慶）十五年，署鹽運使楊煒，二十年，鹽運使方應倫叠次詳增設膏伙名額，二十五年諸商捐修。”〔23〕

　　另外一間著名書院曰文瀾書院，則是由廣東十行行商伍怡和、盧廣利、劉東生、樑天寶、關福隆、謝東裕、李萬源、潘麗泉、麥同泰、黎西成、潘正煒等訂立議約，共同捐出位於西關下九甫鄉衣坊公産房屋，於嘉慶十六年（1811）七月十二日創辦的，史稱：“洋商捐送公産十二間……立有議約，載明捐産派價，以伍怡和爲多，俱經繪圖泐碑存案。”〔24〕

　　在十二間房屋中，擇三間爲文瀾書院用房和一間爲修濠公所用房外，其餘八間則作爲嘗鋪出租，以所得租銀作爲書院辦學的經費。

　　各商情願呈出爲設立修濠公所，更擇數椽創建文瀾書院，此外有餘招租取息，爲修濠會文經費。〔25〕

　　文瀾書院創辦後，培養了不少人才，據統計，在書院獲得秀才以上功名者二百六十八人中，其中進士二十九人，占總數的百分之十點八，舉人一百六十四人，占百分之六十點二；貢生三十九人，占百分之一十四點六；其它廪生三十六人，占百分之十三點四。〔26〕

　　同時，一些官紳、知識界人士等亦紛紛投資興辦書院，至道光二十年（1840）前後，僅廣州就興辦了書院三十間。值得一提的是道光六年（1826）創辦的學海堂書院，打破了封建傳統書院的教育制度和教學方法，除了開設文學、音韵、訓詁等傳統課程外，還仿照近代西方國家學校增設了數學、天文、地理、曆法等自然科學知識的課程，開創了學生學習自然科學知識的新風，提高了學生的科學知識素質。爾後，廣東許多近代革新派的思想家，都是在這種書院學習成才的。如南海縣九江鎮的朱次琦，就曾先後肄業於羊城書院和越華書院，並得越華書院院長陳蓮史贊賞爲“天下士也”的人才。後來他於咸豐五年（1855）回到南海縣九江山草堂講學；九年（1859），又受聘爲廣州學海堂書院學長，從而培養出一批如康有爲、樑巨川、樑耀樞、黄魯逸等近代維新派人才。〔27〕到了宣統元年（1909），在“廢科舉，興學堂”的浪潮中，全廣東有五十五所書院改爲學堂，使全省建立新式學堂達到一千六百九十四所，在校學生八萬六千四百八十七人。〔28〕後來一批有名的學校如培正中學、真光中學、培英中學、東山中學、金山中學，就是這個時期興辦起來的。這種新創辦的新式學堂還推動了全國的教育改革。當康有爲於光緒二十四年（1898）向清朝皇帝上“廢科舉，興學校”的奏議後，得到光緒皇帝的支持。是年七月，光緒皇帝下詔：將各省書院“改爲兼中西學之學校”，“至於民間祠廟一律改爲學堂”。〔29〕到了光緒二十九年（1903），清朝管學大臣張百熙等制訂《學堂章程》向全國公布施行新式學校，這就是歷史上“癸卯學制”，按此學制，學校仿近代西方國家的學制分爲大、中、小學和蒙養（幼稚園）四段式體制，和初小、高小、初中、高中、大學預科、大學、通儒院七級教學制度培養人才。〔30〕

　　（二）印書辦報普及文化事業

　　明清時期廣東官紳、商人投資印書、販書和辦報等文化商業活動，以保存文化典籍，促進文化發展。根據史料記載，有不少商人既印書、販書，又讀書著書，史稱：

　　“二百年來，粤東巨室，稱潘、盧、伍、葉。伍氏喜刻書，葉氏喜刻帖，潘氏獨以著作傳。潘君鴻軒，所居雙桐圃，春秋佳日觴咏無虚。君好佛、好客、好書、好畫、好笛、好花，力勤性樸，烏衣子弟，居然名宿。殁前一日，自挽聯：自問生前無大善，亦無大惡；倘傳身後有新詩，復有新詞。”〔31〕

　　這就表明，有些文化素質較高的商人是亦賈亦儒，商士合一。正如時人謂：“往時商賈類有士夫之風，近日士夫類有商賈之行”，〔32〕確是恰如其分的歷史寫照。

　　特别是印書（刻書）更是廣東商人所樂意投資的一種商業文化活動。可謂數量龐大，書種繁多，不惜工本，務求精良。其中以廣東十三行怡和行商人伍崇曜更爲典型，史稱：“崇曜思刊刻書籍，以惠士林。……共成《粤雅堂叢書》二百餘種……”〔33〕

　　在印書活動中，有名的鹽商潘仕成也與伍崇曜相伯仲，史載他好刻書貼，曾翻刻《佩文韵府》一百四十六卷，拾遺二十卷。集刻《海山仙館叢書》四百八十六卷，共五十六種，中多秘籍。選刻《經驗良方》十卷，又石刻《海山仙館集古帖》十卷，《蘭亭集帖》四卷，《尺牘遺芬》二卷，士林嘉賴焉。〔34〕其中特别值得稱贊的是，道光二十六年（1846）所刻的《海山仙館叢書》，除分經、史、子、集四部及筆記外，又收入書數、地理、醫藥、種植、方外等書，還收入了徐光啓翻譯歐幾裏得的《幾何原本》、利瑪竇的《勾股義》，李之藻翻譯利瑪竇的《同文算指》、《圜容較義》等數學名著和傳教士編寫的《外國地理備教考》等西方近代科學著作。此外還刻印了《大清律例》一百零四卷。所刻之書均具有很高的學術研究價值。

　　與此同時，廣東商人爲了便於與外國商人進行商貿活動，還努力學習外國語言文字，從而在明萬曆二十年（1592）至清干隆十五年（1750）期間，出現了一種“廣東葡語”（cantāo Português）和“廣東英語”（Canton-English）這種“廣州口岸的中國人與西方人商業交往的語言”〔35〕（“廣東英語”後來也流於上海的洋涇浜，稱之爲“洋涇浜英語”）。特别是廣東十三行行商，懂“廣東英語”者不乏其人，有些行商如同文行商潘振承，甚至是精“通外國語言文字”〔36〕者。因此，嘉慶年間（1796-1820），當英國商船上北京扺達天津時，嘉慶皇帝即催令廣東的行商趕緊遣派熟悉英語的翻譯二人，兼程趕到北京禮部衙門報到，“以備翻譯之用”。道光二年（1822），兩廣總督阮元接到英國大班的公文英語原件，亦是請行商譯成漢文的。

　　此外，廣州也掀起辦報刊的熱潮。道光二十年（1840）後，在廣州辦的中文報紙有《述報》、《廣報》、《嶺南報》、《中外新聞七日録》；在汕頭辦有《嶺東日報》。其它一些城市也有自己的報紙。據統計，辛亥革命前夕，廣東各地所辦報紙達到一十七種。〔37〕此外還有各種雜誌刊物。這些報刊盛極一時，大開社會輿論之門，形成一種空前的開放文化氣氛。

　　（三）科學技術進步

　　明清時期，廣府地區的科學技術發展也是相當顯著的。特别是在醫學、造船技術和水雷技術方面更爲突出。

　　醫學方面：

　　免疫學的真正起源是中國。自從18世紀初年，中國的人痘接種防天花醫術經陸上“絲綢之路”西傳至中亞、歐、美洲各國後，〔38〕英國倫敦大學醫學院畢業的醫生琴納（Dr.Ednard lenner）將人痘接種改進，於1795年發明牛痘接種防天花醫術，並於19世紀初葉經海上“絲綢之路”東漸澳門。於是廣府人即致力於牛痘接種醫術的推廣，其進程是：1803年，英屬孟買總督贈給英國東印度公司澳門支行一批牛痘疫苗，在澳門的中國兒童身上試種牛痘，但因痘苗已失效而遭失敗。“1805年，有澳商葡人許威氏（Hewit），由馬尼刺帶來‘活牛痘苗’。這是葡皇特命專員保管，用很穩妥謹慎的方法，自南美洲運到小吕宋的”。〔39〕於是，英國東印度公司澳門支行的高級外科醫生皮爾遜（Alexalrd Pearson），即在澳門開的診所内“協同澳門醫生，照法栽種華夷童不下數百”〔40〕，獲得成功，甚得澳門華夷居民的歡迎和贊賞。嘉慶十一年（1806），珠江三角洲地區爆發天花病大流行，無數廣東居民紛紛湧到澳門皮爾遜的診所要求施種牛痘，一年之中給數千人施種了牛痘。〔41〕皮爾遜鑒於牛痘接種工作繁忙，雇請了樑輝上、張堯、譚國和邱熺四人當助手，並教會他們接種牛痘技術。其中邱熺（1773～1851）學習和掌握牛痘接種醫術最努力、最積極，而且以身試種，因而掌握醫術最好。他曾經記述自己學習和掌握牛痘接種醫術的過程，説：

　　“予時操（商）業在澳，聞其事不勞而效甚大也。適予未出天花，身試果驗。洎行之家人戚友，亦無不驗者。於是洋行好善諸公以予悉此，屬於館專司其事，歷十數寒暑，凡問途接種至者累百盈千，無有損失”。〔42〕

　　“洋行好善諸公”，是指怡和行商伍敦元、同文行商潘有度、廣利商盧觀恒和會隆行商鄭崇謙，史料記載，嘉慶十五年（1810），蕃商刺佛復由小吕宋載十小兒傳其種至。洋行商人伍敦元、盧觀恒，合捐數千金於洋行會館，屬邱、譚二人傳種之，寒暑之交，有不願種者，反給予資，活嬰無算。〔43〕

　　行商合資在洋行會館接種牛痘，既積極推廣但不勉强别人施種，結果使願意接種牛痘者愈來愈多。據統計，自嘉慶十五至道光二十年（1810～1840），廣東接種牛痘者達到三十萬人次之多。會隆行商鄭崇謙更是積極推行施種牛痘的佼佼者。他於嘉慶二十年（1815），在廣州十三行街的行商公所開設診所施種牛痘，每九天由一個中國醫師給十五——四十個兒童種痘，請皮爾遜從旁指導。當皮爾遜撰寫《英咭唎國新出種痘奇書》，全面介紹琴納發明牛痘接種的過程、種痘法傳播的途徑和分析種痘的特性、方法、過程、器具等時，鄭崇謙饒有興趣爲之鈔録，並作序言，所以在書末頁署名爲：“會隆行商人鄭祟謙敬書”。因此，後來有人以爲鄭崇謙是“最早傳播牛痘法的中國人”〔44〕。與此同時，邱熺更是付出最大的力量和作出了巨大貢獻。他經常奔走於澳門和廣州兩地接種牛痘，並根據自己親自種牛痘的經驗撰寫成《引痘略》一書，於嘉慶二十二年（1817）出版發行，系統地介紹了皮爾遜在廣州、澳門施種牛痘醫術，並把中國傳統的中醫理論及出痘後用藥物護理結合起來，將上臂種痘部位定爲手少陽三焦經的消礫、清冷淵二穴，並以經絡臟腑理論進行闡釋。從而大大擴展了牛痘接種醫術的可信程度，進而促進了牛痘接種醫術在廣東至全中國的傳播和推廣。

　　道光八年（1828），著名鹽商潘仕成到北京，在宣武門外上斜街南海會館設牛痘局，請廣東人餘心谷主辦種牛痘，又約請北京醫生參觀。北京醫生争相到館學習。從此以後，種牛痘防天花醫術遂傳播中國各地。據廖育群、陳援庵先生考證，道光二年（1822），李翹楚將牛痘接種醫術傳至湖南嘉禾縣；三年（1823）傳至衡陽縣、清江縣；七年（1827）廖風池傳至宜章縣；八年至九年（1828-1829），吴珍儒傳至湘潭縣、桐城縣；十年至十四年（1830-1834）王新吾傳至湖南、湖北；十六年（1836）包祥麟傳至江蘇揚州和安徽蕪湖；二十年（1840）劉子方傳至江西；二十七年（1847）趙蘭亭傳至浙江天臺縣；二十八年（1848）傳至杭州；咸豐元年（1851）傳入四川；二年（1852）天津設立保赤堂種牛痘；八年（1858），山東泰山設局種牛痘。〔45〕同治元年（1862），邱熺年老行動不便，特命其子邱昶又到北京和廣西設局接種牛痘預防天花：“先君……不能親行者，悉令昶依法布種。”〔46〕

　　從此之後五十多年，牛痘接種醫術傳遍全國各地，全國民衆得以普遍接種牛痘，收到預防天花病的良好效果。

　　與此同時，十三商人協助創辦眼科醫院。1834年，美國傳教醫師伯駕（Peter Parker）來到廣州，得到廣東十三行伍怡和行商人等支持，在豆欄街豐泰行三號租借一幢商人的房間，於十一月四日開設“眼科醫局”（Ophth lmic Hospital），又稱“新豆欄醫局”，這是廣州也是中國最早的眼科專科醫院。醫院設置有接待室、診斷室、配藥室、手術室和觀察室，能容二百個病人候診，規模相當大。醫局開業至第一季度末，接待了治療眼疾的女病人二百七十人，男病人六百五十五人。”〔47〕伯駕在醫局施行第一例白内障病人的手術成功。由於伯駕的醫術高明和醫局接待貧窮病人，使得就診病人日益增多，地方不够使用。第二年春天，怡和行又把豐泰行七號樓房免費租借給伯駕擴充醫局作分院場所，名曰：博愛醫院（PuAilVuan, Hospital ofuniversal Love），這就是著名的博濟醫院的前身，外國人稱爲“opethahnic Infimary”，以後定名爲“廣東醫院”（The canton Hospital）。同治四年（1865），醫院遷至長堤現址，取名“博濟醫院”。1985年，由衛生部改名爲“中山醫科大學孫逸仙紀念醫院”。醫院初開，診務相當繁忙，據伯駕自己報告説：

　　“我看到其中有些人提着燈，在清晨二三點鐘就從家裏出來，以便及時到達。如果當天收住病人的數目有限，他們將在前一天晚上到來，整夜等候，以便次日能得一張掛號票”。〔48〕

　　可見來醫院就診者絡繹不絶，不計其數。據統計，自1835年11月4日至1836年11月4日，來醫院就診者達二千一百五十二人次。〔49〕在道光十九年至二十年（1839～1840），伯駕在此院治癒病人達九千人。其中道光十九年（1839）七月，已到廣州禁煙的欽差大臣林則徐因患疝氣病，也派人來此院取藥醫病痊癒，並讚揚此院醫術高明。

　　伯駕於每周用一天時間專門爲病人動手術，包括白内障、臉内翻、臉下垂、截肢、乳腺癌、肉瘤等。道光二十四年（1844），伯駕施行了中國首例膀胱取石手術；二十七年（1847），首次在中國應用乙醚麻醉施行外科於術；咸豐五年（1855），開始病理解剖術；十一年（1861），醫師米勒（Minet）首次拍攝腫瘤患者第一張x光片；同治元年（1862），作中國首例卵巢切除手術；同治六年（1867），中國第一個留學英國醫學科學生黄寬回該院行醫。同治五年（1866），在該院内設立“博濟醫學堂”（後改名爲“南華醫學校”）。同年，孫中山以“孫逸仙”之名入“南華醫學校”讀書；光緒五年（1879），南華醫學校招收女學生入學，打開了中國婦女學醫的門户；六年（1880），該院創辦《中華醫報》，揭開了現代中國醫學雜誌史的第一頁。

　　製造新式船舶和水雷。

　　道光十九年（1839），林則徐奉清廷之命來廣東查禁鴉片，曾經得到多數行商的經濟支持，正如林則徐上奏稱：

　　“廣東查辦鴉片，驅逐夷船，亟應籌措經費。現據洋商伍紹榮等呈請，將茶葉一項應得行用銀兩，捐繳三年。按年解庫，聽候提用……”。〔50〕

　　在籌集經費過程中，林則徐出於備戰的需要，曾下令購買一批外國近代船舶和仿造西方夾板船，以抗擊英軍。於是“洋商伍敦元購買美利堅夷船一只，潘紹光購買吕宋夷船一只。”〔51〕鹽商潘仕成“自覓良匠，照戰船之式，加倍工料，自行監製戰船一只，船底船身，用銅鐵包裹，布列砲眼，作爲樣式，以期堅固”〔52〕。道光二十二年（1842）一月，潘仕成又“捐資雇覓美利堅國夷官壬雷斯配合火藥，製造水雷”，歷時九月，製造水雷成功，經廣東官府派員在珠江河面反復演試，“計時入水半刻許，水雷即行轟起水面二丈有奇。又於堅重木排之下試加演放，木排亦被轟斷碎，似頗得力”。〔53〕之後，潘仕成還派李光銓向美國壬雷斯學習製造水雷的技術，並將繪繕的《水雷圖説》一書和制好的二十具水雷，由李光銓等送往北京，然後在天津試演，亦甚具轟擊力。但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則認爲，因没有人能將水雷送入船底難以使用，故擱置下來。廣東行商和鹽商購買、仿造船舶和水雷的創舉，仍然是産生重大影響的，正如魏源指出：“或仿粤中所造的西洋水雷，黑夜泅送船底，出其不意，一舉而轟擊之”。〔54〕

　　我們可以説，在鴉片戰争期間，廣東仿製西方的夾板船、水輪船和水雷的實踐，是魏源後來提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著名理論的基石，影響是極爲深遠的。

　　（四）制度文化創新

　　自從嘉靖三十二年（1553）葡萄牙人東來進入和租居澳門之後，使澳門和廣州成爲中西文化交流的橋樑，中西文化在廣東互相碰撞、互相滲透、互相吸收，共同提高。特别是以利瑪竇爲代表的天主教耶穌會士經澳門入肇慶、韶關、南雄等地傳教，把西方的天文、地理、測量、水利、數學、工程、音樂、美術、語言等文化知識介紹到廣東和中國，共中制度文化挑戰着中國傳統文化。

　　廣東的精英分子，以愛國情懷和健全心態接受這一挑戰，合理地調適自己的位置，吸收西方先進制度文化的精華，提出富有創新的制度文化的主張。例如，道光年間（1821-1850），樑廷柟在《合省（即美國）説》一文中，介紹了美國的政治體制，包括立法、選舉、民主制度等，當爲西方政治體制作爲一種新觀念形態引進廣東之濫殤。洋務運動時期，居住在香港的王韜，以創辦《循環日報》爲陣地，宣傳西方的政治體制，提出“君民共主”作爲中國的政治體制，即君民享有同等政治地位，相互制約共同决定國家大政方針，以達到富國强兵的目的，對封建專制制度進行挑戰。鄭觀應在《盛世危言》一書中，也大力宣傳西方議會制度，强調中國應設立議院制度。到維新變法時期，康有爲、樑啓超對西方的政治體制更加推崇。康有爲在廣州辦“萬木草堂”所發表的演講和所著之書，就是構建中國建立君主立憲的政治體制的理論體系。而樑啓超在介紹西方政治學説時，猛烈抨擊清朝的君主專制，與康有爲一起主張建立君主立憲制治理中國。當康、樑維新變法失敗後，孫中山在向西方學習過程中，擯棄了康、樑的君主立憲主張，提出用武力推翻清朝封建專制制度以實現民族主義；建立共和國政體以實現民權主義；實行平均地權以實現民生主義。孫中山主張用革命的辦法建立美、法式的資産階級共和國。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是明清時期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産物，而辛亥革命的勝利，則是三民主義實現的成果，代表着中國近代思想和制度文化的最高水平。這可以説是廣東文化對中華民族文化的一個偉大貢獻。總而言之，是洪秀全、康有爲、孫中山三個廣東人推翻兩千年的中國封建制度的。這是廣東人的驕傲，是廣東人對中國文化的貢獻，功不可滅。

　　（五）文藝學術多彩

　　明清經濟的繁榮，特别是城鎮的發展，市民階層地位的上昇，對文化生活提出更多更高的要求，加上如上述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頻繁，爲文藝創作和學術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條件。此時期作爲廣東四大地方劇種的粤劇、潮劇、漢劇和瓊劇已經先後形成。梅縣山歌劇、樂昌花鼓戲、粤北採茶戲、廣東木偶戲等相繼出現並在各地區發展起來，深受各地群衆的歡迎。

　　明清的修志也放出异彩。據統計，明代全廣東已編纂的地方誌書達到一百六十二種，清代有二百四十九種，基本上做到州、縣均有志書。同時編修了不少鄉志、山水志、寺廟志、城坊志等，如《佛山忠義鄉志》、《九江儒林鄉志》、《潮連鄉志》、《龍山鄉志》等。這些地方誌書作爲地方的百科全書，保存了豐富的史料，亦是廣東學術文化發展的見证。

　　明清廣東經濟的繁榮，也造就了一大批文化學術的人才群體，正如屈大均所説：

　　“天下之文明至斯而極，極故其發之也遲。始然於漢，熾於唐於宋。至有明乃照於四方焉。故今天下言文者必稱廣東”。〔55〕

　　據統計，明代廣東考中進士者有八百七十四人，其中廣州府有四百八十二人，占全省總數的百分之五十五。由進士而入仕任各級官員者不少，如任内閣首輔者有樑儲、何音騶；任閣臣有方獻夫、黄仕俊；任各部尚書有霍蹈、袁祟焕等十三人：任總督、巡撫者有羅亨信、龐尚鵬、郭尚賓等十四人”〔56〕。其它各方面的人才還有政治家丘濬、海瑞，理學家陳白沙、湛若水，史地學家屈大均，思想家朱次琦、陳澧、洪秀全、洪仁開、鄭觀應、康有爲、樑啓超、朱執信，革命家孫中山，詩人陳恭尹、樑佩蘭，畫家張穆、黎簡、蘇六朋等。他們的著作如丘濬的《大學衍義補》，屈大均的《廣東新語》，鄭觀應的《盛世危言》，陳恭尹的《獨漉堂集》，洪仁玕的《資政新編》，康有爲的《新學僞經考》、《孔子改制考》、《大同書》，樑啓超的《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國歷史研究法》，朱執信的《德意志社會革命家列傳》等，都是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標誌着明清時期廣東學術文化的最高水準，對中國近現代産生重大影響。所以，1926年郭沫若來廣東大學（中山大學前身）任教時，在《我來廣東的志願》一文中，大聲疾呼：

　　“我們要改造中國的局面，非國民革命策源地的廣東不能擔當；我們要革新中國的文化，也非在國民革命的空氣中所醖釀的珠江文化不能爲力”。〔57〕

　　1933年，史學大師陳寅恪在給陳垣的信中也説：

　　“此君（指岑仲勉）恐是粤人，中國將來只有南學。江淮已無足言，更不論黄河流域矣”。〔58〕

　　羅香林教授也十分重視明清時期的學術研究，他繼1933年出版《客家研究導論》一書後，又於1942年出版了《國父家世源流考》一書，在闡述孫中山先世源出河南省，唐代遷至江西，後又遷福建長汀河田，至明永樂年間（1403-1224）從福建遷來廣東紫金縣，康熙年間（1662-1722）其祖先參加反清義師，又自紫金遷至增城縣，最後再遷到香山縣涌門口村，後輾轉遷至翠亨村定居，最後得出“孫中山是客家人”的結論。〔59〕這對於加强對孫中山和客家學的研究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注釋：

　　〔1〕《道光廣東通誌》卷33。

　　〔2〕《三國志·虞翻傳》。

　　〔3〕《道光廣東通忠》卷4。

　　〔4〕《天啓封州縣誌》卷2。

　　〔5〕《書林》，第1卷第3期，1937年7月。

　　〔6〕徐鬆石：《民族學研究著作五種》（上）第168頁，廣東人民出版社1933年版。

　　〔7〕參看張榮芳、王川：《西漢時期蒼梧郡文化論述》，載《嶺南春秋》第497-498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版。

　　〔8〕據《道光廣東通誌》、《光緒廣州府志》統計。

　　〔9〕屈大均：《廣東新語》卷9，《事語》。

　　〔10〕《嶺外代答》。

　　〔11〕據《道光廣東通誌·選舉志》統計。

　　〔12〕司徒尚紀：《泛珠三角與珠江文化》第162頁,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2006年版。

　　〔13〕劉伯驥：《廣東書院研究》，臺灣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78年版。

　　〔14〕《明史》卷283，《湛若水傳》。

　　〔15〕龔伯洪：《廣府文化源流》第112頁，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16〕郭棐：《嶺南名勝記》。

　　〔17〕轉引袁鐘仁：《嶺南文化》第149頁，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18〕據《道光廣東通誌·藝文略》統計。

　　〔19〕《宋史·王懷隱傳》。

　　〔20〕《輿地紀勝》。

　　〔21〕羅香林：《讀鐘敬文著：<民間藝術叢話>》，載《民俗》週刊,1928年第33期。

　　〔22〕黄培芳、曾釗：《道光新會縣誌》卷3，《學校》。

　　〔23〕史澄等：《同治番禺縣誌》，卷16，《建置略三》。

　　〔24〕《嶺南伍氏總譜》卷6下，《藝文》。

　　〔25〕阮元纂：《道光廣東通誌》卷137，《建置略十三》。

　　〔26〕黄海妍：《清代廣州文瀾書院》，載《孫中山與近代中國改革》，第151頁，中山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27〕康有爲：《康南海自編年譜》。

　　〔28〕《教育統計圖表》，宣統元年《廣東學務統計表》。

　　〔29〕《戊戌變法》（叢刊本）第2册，第34頁。

　　〔30〕《重訂學堂章程》，見《中國近代教育史料》上册第196頁，人民教育出版社1963年版。

　　〔31〕黄任恒：《番禺河南小志》卷九，《雜録》，第249頁，廣州市海珠區人民政府編印，1990年。

　　〔32〕《駐粤八旗志》卷23，《人物》，（光緒刻本）。

　　〔33〕史澄、李光廷：《光緒廣州府志》卷129《列傳十八》。

　　〔34〕史澄、李光廷：《光緒廣州府志》卷131，《列傳二十》。

　　〔35〕威廉·C·亨特著、馮樹鐵譯：《廣州“番鬼”録》第44頁，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6〕樑嘉彬：《廣東十三行考》，第260頁，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37〕《清末廣州幾家時報簡介》，載《廣州文史資料》第10期。

　　〔38〕伏爾泰著、高達等譯：《哲學通訊》，第39-43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39〕Wang and Wa,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P. 143-144, 1932.

　　〔40〕Wang and Wa, History of Chinese Wedicine, P. 144,1932.

　　〔41〕範行準：《中國預防醫學思想史》第134頁，人民衛生出版社1954年版。

　　〔42〕邱熺：《引痘痘略·自序》，嘉慶丁醜敬業堂初刊本，道光百蘭堂復刻本。

　　〔43〕桂玷：《宣統南海縣誌》卷21。

　　〔44〕廖育群：《牛痘在近代中國的傳播》，載《中國科技史料》1988第2期。

　　〔45〕廖育群：《牛痘在近代中國的傳播》，載《中國科技史料》1988年第2期；陳援庵，《牛痘入中國考》，載《醫藥衛生報》1909年第7期。

　　〔46〕邱昶：《牛痘新法全書》序，光緒已未宏道堂木刻本。

　　〔47〕First and Second Report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1841.

　　〔48〕W·W·CedburyandM·H·Jones, At the Point Of a Laneet P. 41, Shanghai, 1935.

　　〔49〕Chinese Repository, Vol V. P32.

　　〔50〕《清宣宗實録》卷334、383。

　　〔51〕《清宣宗實録》卷334、383。

　　〔52〕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鴉片戰争》，第四册，第249-250頁，神州國光社1957年版。

　　〔53〕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鴉片戰争》第四册，第195-196頁，神州國光社1957年版。

　　〔54〕魏源：《海國圖志》卷2，《籌海篇》。

　　〔55〕屈大均：《新東新語》卷11，《文語》。

　　〔56〕參考蔣祖緣：《明代是廣州府文人蔚起的重要轉折時期》，載《羊城古今》2006年第2期。

　　〔57〕《革命生活》（旬刊），1926年第5期。

　　〔58〕《陳寅恪集·書信集》，三聯書店2001年版。

　　〔59〕羅香林：《國父家世源流考》，商務印書館1942年版。

　　（原載《珠江文化》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