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天主教耶穌會意大利會士利瑪竇於1583年進入中國内地，1589年到韶州和南雄傳教長達近6年之久，本文擬就利氏在這兩個地區傳教和溝通中西文化的活動歷史進程作一闡述，以便從一個側面説明他確實是明代溝通中西文化的第一人,功不可没。

　　明清之際（16世紀中葉至18世紀中葉）的中西文化交流是中外歷史上最重要、最大規模的一次，其載體主要是天主教耶穌會士，而出生於意大利中部之東馬切拉塔（MaCerata）一個藥劑商人家庭的利瑪竇（Matteo Ricci，1522年10月6日-1610年5月11日）是溝通這次中西文化的第一人，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發揮重要的作用。嚴格地説，此時期中西文化的實質性接觸和互動，是從利瑪竇正式開始的。利瑪竇自1583年（萬曆十一年）9月10日經澳門進入中國内地傳教和溝通中西文化第一站的廣東肇慶（1583年9月10日-1589年8月24日）；第二站韶州和南雄（1589年8月25日-1595年4月18日）；第三站南昌和南京（1595年5月31日-1600年5月18日）；第四站北京（1601年1月24日-1610年5月11日）共27年零8個月，最後在北京逝世。利瑪竇在第一、三、四站的傳教和溝通中西文化活動，已有不少學者作了深入研究和發表無數論著。本文擬就利氏在第三站（韶州和南雄）的5年8個月期間的傳教和溝通中西文化的活動作一闡述，以求正於方家。

　　（一）

　　1553年（嘉靖三十二年），葡萄牙人進入澳門初期，隨葡國商船而來澳門的天主教耶穌會士開始在澳門傳教，但由於當時采用要入教的中國人葡萄牙化的傳教方法，加上語言不通，所以未能進入内地傳教。直至1583年（萬曆十一年）9月10日，利瑪竇和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得兩廣總督郭應聘批準進入肇慶，並得肇慶知府王泮允準在西城外江濱“小市石頂”九層高塔傍建築第一座教堂——仙花寺和教土寓所，“從是時起西士在中國傳教之事業可謂奠基矣”〔1〕。此後，6年多時間，利瑪竇一人獨自堅持在肇慶傳教，吸收一批中國人入教，據統計，“在1584年中，天主教信友，只有三個。1585年，有十九或是二十個；1586年，有四十個；1589年，有八十個”〔2〕。從而得到耶穌會東方傳教視察員範禮安（Alessandro Valignano）的讚揚，説肇慶“這些自動入教的教友，較别的國内的兩萬教友或日本的四萬教友，有同等的價值”〔3〕。利氏還以“與中國儒士交際當以學問爲工具”〔4〕，向肇慶的文人官紳介紹天文、算學、理化等西方科學知識，並將帶來的自鳴鐘、天球儀、玻璃三棱鏡、世界地圖陳列室内，任人參觀。同時，利氏努力學習中國文化“苦心學習按圖畫人物，請人指點，漸曉語言，旁通文字，至於六經子史等篇，無不盡暢其意義，始稍著書，發明聖教”〔5〕。利氏在肇慶還結識了官紳學士如王泮、徐大任、滕伯輪、郭子章、蔣之秀、王應麟、鐘成録等。可以説，利氏在肇慶傳教是旗開得勝的。

　　然而，好景不長。因爲新任兩廣總督劉繼文從梧州來肇慶視察時，在文人譚君諭等挑唆下，看中了坐落在風景優美的仙花寺和教士寓所，决心將之購買改建成爲自己歌功頌德的生祠。他遣下屬向利氏獻銀700兩，作爲購買仙花寺的價銀，但利氏不願受價，説：“以敬天之地不宜以買賣”。劉繼文見利氏不領情，大怒，於1589年8月3日下令，限三日内，要利氏離開肇慶回澳門，並給60兩銀子作路費。利氏只好被迫離開肇慶，但也不願受60兩路費。之後，劉繼文怕清朝官員非議他假公濟私，霸佔教士會所和教堂，故又令人追回已扺達廣州的利氏，并親自召見。這時，“素與利氏友善”的南雄知府王應麟便出面斡旋，對利氏説項：

　　“總督不欲霸佔（會所），故欲先生受價。利氏曰：若準我在南雄隨地擇購，可拱手讓也。”

　　於是，劉繼文答應利氏要求。不過，劉建議利氏是否可先到韶州的佛教聖地南華寺去看一看，是否合適居住；如不合適，再去南雄府擇地，也不爲遲。併當場把來肇慶公幹的韶州通判吕良佐介紹給利氏，要吕在路上保護利氏平安前往韶州。

　　1589年8月15日，利瑪竇偕麥安東（Antoniod Almeida）一起，離開住滿6年的肇慶，經三水，逆北江而上，經過八天行駛，於8月24日到達南華寺。韶州通判吕良佐派人迎利氏到寺裏，找地方給他們安放行李。

　　南華寺原名寶林寺，是佛教六祖慧能的禪壇，座落在韶州城南60裏的曲江曹溪。於南朝天監元年（502）爲印度和尚智藥三藏所建，唐龍朔元年（661）改名爲中興寺；三年（663）改稱法泉寺；宋開寶元年（968）才改稱南華禪寺。慧能在寺内説法36多年，發展禪宗南派，影響深遠。利氏扺南華寺時，方丈出迎，引入客房，預備齋飯。方丈極贊利氏爲西僧大德，承總督遣來，願以全寺相獻。利氏亦謙讓不已，答曰身爲遠客，暫借住寺房。見面相談之後，方丈聽利氏自稱僅來寺作客暫住，心中安然。之後引利氏參觀寺院，見利氏每過佛堂並不頂禮膜拜，心以爲异。利氏看到天主教與佛教信仰迥然不同的情况，所以在南華寺住了一個晚上，翌日即由方丈隨同乘馬入韶州城，向兵備道表明不欲住南華寺，請求去南雄擇地建堂的要求，但兵備道却安排他們先住韶州城外的光孝寺。光孝寺位於武水之西，建於唐代開元二年（714），名曰開元寺，後更名大梵寺，宋崇寧三年（1104）改稱法泉寺：致和中稱天寧寺；紹興三年（1133）改稱報恩光孝寺。寺前有曠地數頃，兵備道示意利氏請準在曠地建立教堂及住所。於是，利氏向兩廣總督提出購地建堂所的要求，經總督批準，用80多金幣購買了光孝寺前曠地，修建一座中國式樣的住所和教堂，史稱：

　　“爲避免敵意的指責，也爲了防止官員們在室内舉行宴會，猶如他們在寺院裏所做的那樣，所以這所房屋是按中國式樣設計和建造的，只有一層樓。房屋完工後，下一步是在附近蓋一座宏大精美的教堂，因爲他們期待着在不久的將來有大量的新信徒。”〔8〕

　　1590年秋天，光孝寺前的住所落成，利氏、麥安東和範禮安從澳門派來韶州協助利氏開展傳教的新會籍和澳門籍耶穌會輔理修士鐘鳴仁（Sebastiano Ferdnando）、黄明沙（Francesco Martinez）四人遂僑遷入新居，並開展傳教活動。

　　（二）

　　利瑪竇在韶州站穩脚跟之後，積極開展傳播天主教的活動。

　　首先，利氏於1590年1月1日，將在澳門受過天主教教育和培養的鐘鳴仁和黄明沙兩青年洗禮加入耶穌會，以便在他們的幫助下進一步擴展傳教事業，史稱：

　　“這兩個人扺達後不久，就加入了耶穌會，在韶州度他們的望道期。他們是第一批被接受入會的中國人，正如本書所將談到的，他們將證明對於神父們是一大幫助，在他們可貴的協助之下神父們克服了很多困難和障礙。”〔9〕

　　利瑪竇爲發展兩名會員感到非常高興，他慶幸天主教將在中國内地不斷傳播開來。

　　爲了能在韶州更好地傳播天主教，他主張入鄉隨俗的適應性策略，自己蓄發留須和穿綢袍而不穿袈裟，從而使中國人易於接受，以取得成效：

　　“因此利瑪竇神父對視察員神父説，他認爲如果他們留胡子並蓄長發，那是會對基督教有好處的，那樣他們就不會被誤認作偶像崇拜者，或者更糟的是，被誤認爲是向偶像奉獻祭品的和尚。他解釋説，那些人按規定要剃得光光的，頭髮要剪乾净。他還説，經驗告訴他，神父們應該象高度有教養的中國人那樣裝束打扮，他們都應該有一件在拜訪官員時穿的綢袍，在中國人看來，没有它，一個人就不配和官員、甚至和一個有教養的階層的人平起平坐。”〔10〕

　　與此同時，利瑪竇又“以傳播科學知道爲佈道手段”〔11〕，“現示給中國人他是精於數學，精於製造鐘錶，及日晷，精於物理學，繪畫學，精於雕刻術及繪製地圖術，但是他隱蔽他信德的品格。他單是用博學者的活動，爲開啓純正宗教的接近工作”〔12〕。他這種用博學者的才智以傳播天主教創造有利條件的科學文化活動，在韶州和南雄的6年多期間，最顯著的表現是向瞿太素講學上。

　　瞿太素，名汝夔，江蘇常熟人，生於嘉靖二十八年（1549）。幼年已博覽群書，聰明睿智，但不求仕進，恃其父景淳爲官户部尚書，而熱衷於周遊各省名川大山，追求煉丹之術。當他游至廣西，往訪兩廣總督劉繼文和嶺西道尹黄時雨時，得知利瑪竇的西學知識博大精深，無比欣羡，便往肇慶竭見利氏。後至利氏定居韶州光孝寺時，適瞿寓居南雄，又趕赴韶州，在光孝寺租得一室居住，拜利氏爲師，要求學習西方科學知識。於是利氏先教他學習《同文算指》，後學《渾蓋通憲圖説》和歐幾裏得的《幾何原本》。瞿太素從利氏學習，十分努力，日以繼夜；聽課時，勤力筆記，回到寓所，再整理筆記，重抄一遍。一年後，已翻譯了《幾何原本》第一册。“然後他學習繪製各種日昝的圖案，準確地表示時辰，並用幾何法則測量物體的高度。……他運用所學到的知識寫出一系列精細的注釋，當他把這些注釋呈獻給他的有學識的官員朋友們時，他和他所歸功的老師贏得普遍的、令人艷羡的聲譽。……他日以繼夜地從事工作，……他還爲自己製作科學儀器，諸如天球儀、星盤、象限儀、羅盤、日晷及其他這類器械，製作精巧，裝飾美觀。……經驗證明，神父們在這個人身上没有白費時間……在韶州和他浪迹的任何地方，他無休無止地讚揚和評論歐洲的事物”〔13〕。瞿太素還進一步向利氏學習天主教義，一連數天，聽之入神，反復詰問，心悦誠服，請求利氏洗禮入教。最後於1605年由王素丰神父（AlfonSo Vagnoni）批準領受洗禮，正式入教，成爲一名天主教徒；成爲利氏的一個“忠實的朋友和真誠的崇拜者”〔14〕。利氏也通過這位忠實的朋友結識兵備道鄧美政、韶州知府謝臺卿、曲江知縣劉文芳、南雄知府黄門等地方官員，並結成好友，爲他進一步開展傳教創造良好條件。

　　爲了傳教，利瑪竇還在瞿太素的陪同下，應英德縣令蘇大用的邀請到英德，“去開導他的七十二歲的父親”，“老人很高興地聽到關於基督教教義和神迹的解説，他願意當時當地就領洗”〔15〕，可惜他80歲時就在南京逝世了，未能如願以償。利氏在英德幾天中，又應縣令之請去遊覽了碧落洞（Pelotum），“在這裏遇見南雄城的前任副佐……現在是巡視官”〔16〕的王應麟，然後由他陪利氏一起返回韶州。

　　之後，瞿太素又勸在南雄經商的江西泰和縣富商葛盛華到韶州拜見利氏。葛盛華聽勸親到韶州拜會利氏，並“在教團住了一個月”〔17〕，聽利氏傳道，當聽到動心之時，便雙膝跪下，向利氏叩頭致謝。聽完要理，立刻領洗，誠心入教，取名葛若瑟（GiuSeppe），然後返回南雄，成爲在南雄入教的第一個天主教耶穌會士。

　　1592年春節期間，瞿太素利用到韶州接受利瑪竇贈送禮物的機會，邀請利氏去南雄遊覽及宣教。利氏答應，並同瞿一起前往，在南雄進行傳教活動，史稱：

　　“利瑪竇利用他的訪問，趁機隨他一起回到南雄。……利瑪竇渴望把若瑟全家人都接納入教。……不久之後，利瑪竇一行人登程，到了離城還有一段距離時，若瑟和他的一些朋友已在路上迎侯。他已在家裏給他們準備好了住宿處，但瞿太素認爲自己的家會更好些，因爲官員和知識階層到這裏來拜訪，比到商人家裏更容易。一到達鎮上，他徑直去見副長官（南雄知縣王玉沙），他在官府裏殷勤招待他們，大家説了一陣各種事情。在同一天，他回拜了神父，各種常禮都齊備，穿戴着全副衣冠，這裏官員在自己轄境内拜訪紳士時的排場。瞿太素爲這次接待舉行盛宴。當地的官員和顯貴幾乎一無例外都仿照副長官的榜樣。他們的拜訪必須一一回拜。當利瑪竇從一家到一家時，不僅全家人而且所有鄰居都出來看歐洲人是什麽樣了。”〔18〕

　　當利瑪竇在瞿太素家與地方官員一一接觸後，就搬到葛若瑟家去住，以便更方便進行傳教活動。葛若瑟在家中設置一間廳堂，每天早晨都作彌撒。他還邀請親戚朋友來家中聽利瑪竇宣教，夜不能歸時，即宿住葛家。利瑪竇根據聽者各人所懂的教義程度，則分别給他們洗禮入教，先後共接納6人入教，史稱：

　　“新入教的若瑟成爲上帝之道的先行，他已經刊佈了各種介紹基督教的手册。大批前來的聽衆之中，只有六個人受到充分教誨可以接收入教。其他很多表現有良好願望的證據的人，則被列爲預備入教的一類，延期接納，其中有這家的四個兒子（按指葛若瑟之子）”。〔19〕

　　（三）

　　利瑪竇到南雄傳教，雖有成績，但他害怕當地人士疑忌，不久即離開南雄返回韶州。在這裏，確是獲得一些傳教新成果：“幾個新信徒已脱離僞神的專制而走入基督的陣營。其中一些獲允住在教堂裏的人，表現出爲上帝服務特别熱情。有一個人因爲信奉基督教，被他父親痛打，但怎麽也不能勸服他再去禮拜他過去所奉的鬼神的醜象，另外一些信徒偷偷到寺裏去打爛佛象的手足”。〔20〕

　　可是，正當利瑪竇爲在韶州、南雄傳教活動順利進展而高興的時候，l892年7月，却大禍臨頭。一天半夜，一伙賭徒10多人無端持斧執棍闖入會士寓所搶劫，砍傷石方西（Francesco de Petris）會士及利瑪竇之手。利氏從窗跳入菜園跌傷一脚。利氏向知府告狀，雖然得知府將賊人各杖二十板而勝訴，但很難打消賭徒及附近居民對利氏的懷恨。所以，他只好暫時停止宣教活動，轉而繼續努力學習中文，譯著書籍，溝通中西文化，以便進一步更有效地傳教打下基礎。

　　首先，他完成了“四書”翻譯成拉丁文（Tetrabiblion Sinense  de Morbus），和重新編寫一本《要理問答》（即後來著名的《天主實義》）的工作，他於1593年12月10日寫信給總會長的信中説：

　　“今年我們都在研究中文，是我念給目前已去世（11月5日）的石方西神父聽，即四書，是一本良好的倫理集成，今天視察員神父要我把四書譯爲拉丁文，此外再編一本新的《要理問答》。這應當用中文撰寫；我們原有一本（指羅明堅所編譯本），但成績不如理想。此外翻譯四書，必須加寫短短的注釋，以便所言更加清楚。託天主的幫忙，我已譯妥三本，第四本正在翻譯中。這些翻譯以我的看法在中國與日本爲我們的傳教士十分有用，尤其在中國爲然。四書所述的倫理猶如第二位塞尼加（Scncca）的作品，不次於古代羅馬任何著名作家的作品”。〔21〕

　　其次，他還十分精心教石方西神父及剛到韶州協助傳教工作的郭居静神父（P．Lazaus Cattaneo）閲讀中國的“四書”，在同上信中亦説：

　　“今年一年，我們都用功讀書，我給我的同伴神父講完了一門功課。這門功課稱爲四書，是四位很好的哲學家寫的，書裏有許多合理的倫理思想，中國的學者，人人都熟讀這四部書。……”〔22〕

　　在利瑪竇的孜孜不倦的教導下，兩位神父學習中文和中國哲學方面神速進步，“以致一旦克服了開頭的困難之後，他們還有空餘時間進行寫作”。〔23〕

　　利瑪竇在韶州和南雄傳教和講學雖然打開了局面，但由於上述1592年7月發生賭徒搶劫寓所和後來發展到民衆200多人聚衆鬧事、聲稱驅逐傳教士出境的事，使利瑪竇心有餘悸，感到韶州不是安身之計。萬一再有地方民衆再次反對傳教士，豈不是被趕回澳門。這樣，他進入中國内地傳教的初衷和辛苦，將廢於一旦。而且在中國傳教如果没有得到皇帝的允準，無論如何是不能進一步擴展的。加上韶州氣候不佳，三年内（1591-1593）付出了麥安東和石方西兩神父性命的代價，使他産生尋找一個新地點從而北上進入北京傳教的想法，并且日益迫切起來。所以，當耶穌會視察員範禮安從日本返回中國澳門時，利瑪竇於1592年秋到澳門向他提出另覓新教區的請求，“視察員神父認爲這些請求是非常合理的，所以一一予以批準。并且親自負責把每項請求都詳細報告給羅馬的耶穌會總會長神父，也報告給聖父教皇”〔24〕。利瑪竇的忠實朋友瞿太素亦於1594年（萬曆二十二年）托商人蕭欣我帶信去支持他前往蘇州傳教，而在肇慶認識的兵備道徐大任則建議和答應引他前往南京。

　　一個機緣，1595年4月，適逢祖籍肇慶的兵部侍郎石星奉召經韶州上北京履新，因久仰利瑪竇博大精深的西方學問和品德，遣人邀請利氏上船會晤。在談話中，石星有意請利瑪竇同船北上並順便爲其體弱多病、精神失常的22歲兒子治病。利氏認爲這是難得良機，答應“願把孩子帶往江西省去旅遊，希望在那裏能使他恢復正常”〔25〕。石星欣然接受利瑪竇的建議。於是“他馬上命韶州長官發給旅行執照，蓋上他的官印，給予利瑪竇神父在江西省旅行的充分權利”〔26〕。就這樣，利氏和郭居静商議，决定郭居静、黄明沙、鐘鳴仁繼續留在韶州主持傳教事務，自己帶領兩澳門青年巴拉達斯（Juan BarradaS）和弗南迪斯（DomingO FernandeS）以及兩個僕人，於1595年4月18日，乘石星的官船出發，扺達南雄，受到南雄教友的熱情迎接，並由年青力壯的教友幫助利氏挑擔行李，沿着張九齡開鑿大庾嶺道（梅關古道）越過梅嶺，直扺江西南安，然後舍陸再登上石星的官船，一同沿着漳水扺吉安。石星又命吉安府發給利氏往南京、蘇州和浙江的通行证，再乘舟北去，經南昌，入鄱陽湖，沿南康廬山而入長江，沿江東下，於1595年5月31日扺達南京，後來回南昌和南京進行第三站的傳教活動。

　　利瑪竇雖然離開了韶州和南雄，但經他在此5年8個月的宣教佈道，爲後來郭居静等傳教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據統計，至萬曆三十五年（1607），韶州和南雄兩府入天主教的教徒達到800多人；〔27〕現在韶關市各縣的天主教徒有1000人。”〔28〕

　　注釋：

　　〔1〕衛三畏：《中國總論》，第2卷第169頁。

　　〔2〕德禮賢：《中國天主教傳教史》第60頁。

　　〔3〕〔12〕裴化行著、蕭濬華譯：《天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志》第311、276頁，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

　　〔4〕徐宗澤：《中國天主教傳教史概論》第173頁，上海書店1990年版。

　　〔5〕艾儒略：《大西利先生行迹》。

　　〔6〕〔22〕羅光：《利馬竇傳》第57、71頁，臺灣學生書局1983年版。

　　〔7〕李一鷗：《利瑪竇年譜初稿》（5），載存萃學社編：《利瑪竇研究論集》第132頁，1971年版。

　　〔8〕〔9〕〔10〕〔13〕〔15〕〔16〕〔17〕〔18〕〔19〕〔20〕〔23〕〔24〕〔25〕〔26〕利瑪竇、金尼閣著、何高濟等譯：《利瑪竇中國札記》第243、244、247、276、274、250、262、264、274、276、278頁，中華書局1983年版。

　　〔11〕周揚：《三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光明日報》1979年5月8日。

　　〔12〕裴化行著、蕭濬華譯：《天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志》第276頁，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

　　〔14〕《利瑪竇全集》第1卷，注359.

　　〔21〕羅漁譯：《利瑪竇書信集》上册，第134-135頁，臺灣光啓出版社1986年版。

　　〔27〕《曲江縣誌》第1015頁，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8〕《韶關市志》第2271頁，中華書局2001年版。

　　（原載《珠江文化》200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