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整風運動中，毛澤東同志把郭沫若同志論明末農民革命領袖李自成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印發全黨，作爲學習文件，要求全體黨員特别是黨的高級幹部引爲鑒戒，警惕因爲勝利而驕傲，防止歷史悲劇的重演。今天，當我們取得了粉碎“四人幫”的偉大勝利，全國上下正在向四個現代化進軍的時候，重讀《甲申三百年祭》，仍然有着現實的教育意義。

　　《甲申三百年祭》這篇論文，詳細地記述了我國明朝末年李自成領導農民起義的歷史，分析了起義失敗的原因和教訓。一六二九年，李自成率領農民起義軍在陝西米脂縣舉行起義，在整整十五年的浴血奮戰中，農民軍的紀律是極端嚴明的，規定上下“不得藏白金，過城邑不得室處，妻子外不得携他婦人，寢興悉用單布薄綿”，“有犯淫劫者立時梟磔，或割掌，或割勢”。李自成本人更是言行一致，身體力行。在整個作戰過程中，他不好酒色，不貪財利，與軍民共甘苦。因此，他領導的農民起義軍不斷發展壯大，於一六四四年攻陷北京，顛覆明室，建立了大順農民政權。

　　但是，進了北京城後，農民起義軍的領導人則犯了勝利時驕傲自滿和腐化、輕敵的錯誤。李自成進了皇宫，稱孤道寡；丞相牛金星整天熱衷於籌備登基大典，招攬門生，開科選舉；將軍劉宗敏則忙於拶挾降官，搜刮臟款，嚴刑殺人。其他文官武將也都陶醉於享樂，紛紛然，昏昏然。大家都以爲大功告成，天下太平了。對反動勢力喪失了警惕性。特别是對在山海關外虎視眈眈的明朝最後的反動武裝吴三桂殘部和清兵，全不在意。山海關重地，只派了幾千兵力去鎮守。領導集團又發生内訌，互相殘殺。牛金星爲了削弱劉宗敏的勢力，謀害了接近劉宗敏的李岩，極大地破壞了農民起義軍的内部團結。結果，明朝總兵吴三桂四萬精兵和十萬清兵聯合起來，乘機向北京大順農民政權進攻。李自成雖然親自率領士卒作戰，但士氣低落，一敗再敗，進京不到四十天，就被迫退出北京。李自成本人最後被清軍窮追到湖北通山縣九宫山，最後爲地主武裝所殺害。這樣，持續十多年的轟轟烈烈的明末農民起義遭到了失敗。

　　歷史上農民起義最終失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因勝利驕傲享樂則是重要原因之一。驕傲了，必然妄自尊大，脱離群衆；驕傲了，必然忘乎所以，麻痹大意，喪失革命警惕性，以致在敵人進攻面前，驚慌失措，陷於被動，導致失敗。李自成農民起義失敗經驗教訓，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我們黨是無産階級政黨，是無産階級的先鋒隊。我們許多幹部在過去的戰争年代，衝鋒在前，退却在後，喫苦在前，享受在後；多做工作，少取報酬，爲人民的利益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人民群衆正是從我們黨的老幹部這種艱苦奮鬥的作風上認識我們黨是真正爲工農勞苦大衆謀解放的黨，從而自覺地跟着我們黨干革命，使我們黨迅速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偉大勝利。解放以來，我們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幹部的生活作風和工作作風，多數也是好的和比較好的。他們嚴於律己，遵紀守法，爲國操勞，爲民分憂，繼續保持艱苦奮鬥的光榮本色。周總理等老一輩無産階級革命家就是典範。《人民日報》最近報導的福建省委組織部副部長楊星五同志，也是一個堅持黨性原則，不謀私利的好幹部。但也要看到，由於我們黨成了執政黨，地位和環境變化了，一些幹部特别是一些領導幹部，忘記了毛澤東同志在七届二中全會上關於“因爲勝利，黨内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願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生長”的教導，滋長了居功驕傲，貪圖享受，脱離群衆的不良作風。特别是由於林彪、“四人幫”横行十多年，他們把封建專制主義那一套搬到黨内來，毒害和影響一些幹部，使“封建秩序所遺留的特殊化、走後門、壓制民主等歪風邪氣，至今還相當嚴重地存在着”（華國鋒在五届人大二次會上作的《政府工作報告》）。這些歪風邪氣嚴重地腐蝕着我們黨的健康肌體，破壞黨的威信，損害黨和人民群衆的血肉關係；它會涣散團結，瓦解士氣，動摇信心，挫傷廣大黨員和群衆建設“四化”的積極性，是黨和國家的一個危險因素。我們决不能等閒視之，任其泛濫。

　　歷史是一面鏡子。在全黨全國人民團結一致，同心同德爲實現四個現代化而奮鬥的今天，我們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幹部，應該以李自成的失敗爲戒，以毛澤東同志、周恩來同志、朱德同志等老一輩無産階級革命家爲榜樣，“以革命的名義，想想過去”，自覺地糾正特殊化、走後門、壓制民主等不正之風，同一切歪風邪氣作堅决的鬥争，把我們黨的作風整頓好，切實防止從“社會公僕”變爲“社會主人”，永遠保持艱苦奮鬥的光榮本色。只有這樣，我們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幹部，才能擔負起領導廣大黨員和人民群衆進行新長征的重大責任，並在新的長征中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原載《思想解放》1979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