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世界最大的發達國家是美國（據統計，2008年GDP達14.3萬億美元，人均GDP爲4.76萬美元；擁有世界經濟總生産力的43％和世界高科技産品的40%；其國防費用等於191個國家費用的總和）〔1〕。而16世紀中葉至19世紀初葉（1522-1830年，明嘉靖元年至清道光十年），世界最大的發達國家則是中國。

　　一、工農業生産發展，GDP居世界各國首位

　　明清之際（1552-1830年），在世界經濟發展中，中國的工農業生産是跑在世界各國前面的，據統計，1522-1566年（嘉靖年間），中國生鐵年産量達到45000噸，居世界第一位，而英國到1740生鐵年産量只有20000噸〔2〕。干隆十五年（1750），中國工業總産量占世界工業總産量的32％，而全歐洲的工業總産量僅占23％；中國的國内貿易總值達到4億銀兩〔3〕。農業生産也是發展的，雖然缺乏總産量的統計，但可從當時南方水稻年畝産量351-350斤左右和北方小麥、玉米年畝産量達250-340斤左右，從而養活占世界人口30％的3億人口得到説明。所以，在近代以前時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個國家的文明比中國的更先進和更優越”〔4〕，“中國乃是一個偉大、富饒、豪華、莊嚴的國家”〔5〕。1776年（干隆四十一年），被馬克思稱爲“經濟學之父”的英國著名經濟學家亞當·斯密（Adam Smith）出版其影響世界歷史進程的名著《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時，也承認此歷史事實：

　　“中國是世界上最富的國家，即使是它們，也主要是以在農業和製造業方面的優越而著稱。”

　　“中國是一個比歐洲任何地區更爲富裕的國家，中國和歐洲的生活資料的價格差别非常大。中國的大米比歐洲任何地方都便宜得多。”

　　“中國的國内市場，在範圍上或許不小於歐洲所有國家市場的總和。”〔6〕

　　直到嘉慶二十五年（1820），中國的GDP仍占世界經濟總量的32.4％〔7〕，居世界各國的第一位。這就説明，直至1820年，中國仍然是是世界最大的發達國家。當時，中國的製造業産品如生絲、紡織品、瓷器、茶葉、棉布、砂糖和中藥材等總量相當於英國的8倍和日本的9倍，在國際市場上享有很高的聲譽，具有很强的競争力，成爲世界貿易全球的大市場，正如當時西方國家的作家報導所説：

　　“中國人有世界上最好的糧食——米；最好的飲料——荼；最好的衣料——棉布，紡織品及皮貨。擁有這些主要的物品和數不盡的其他次要的物産。”〔8〕

　　特别是中國的絲貨，外國人更是讚嘆不絶，説：“從中國運來的各種絲貨，以白色最受歡迎，其白如雪，歐洲没有一種出品能比得上中國絲貨”〔9〕，荷蘭駐臺灣第三任長官納茨（Nuyts）在給其國王的一份報告中説：

　　“中國是一個物産豐富的國家，它能够把某些商品大量供應全世界”〔10〕。

　　確實如此，據《明會典》和《清朝文獻通考》等史書記載，16-19世紀初期，中國向世界各國出口的商品有236種之多，其中以生絲、紡織品、瓷器、茶葉爲大宗。

　　而在這個時期，歐洲各國由於“價格革命”的衝擊，加上戰亂、灾荒和瘟疫流行，經濟日益蕭條；美國剛建國不久，經濟尚待發展，1830年的1500萬人口中，多數勞動人口從事農業生産，各類商品極爲匱乏。所以，這些國家根本没有什麽民生産品（手工業品或農産品）可以打入中國市場，只好携帶大量銀子來中國購買貨物回國内傾銷，所謂夷船“所載貨物無幾，大半均屬番銀”〔11〕。因此，“在1830年以前，當中國人在對外貿易上經常是出超的時候，白銀是不斷地從印度、不列顛和美國向中國輸出的”〔12〕。據統計，自1553年至1830年間，西方國家到中國貿易而流入中國的白銀達到5億兩以上〔13〕。1585-1640年間，日本因到中國貿易而輸入中國的白銀亦達到1489.9萬兩〔14〕。從上述可見，由於中國是當時最大的發達國家，所以在商品貿易全球化中，是遥遥領先於世界其他國家的〔15〕。正如前國家主席江澤民所説：

　　“從1661年至1796年，是史稱的‘康干盛世’。在這個時期，中國的經濟水平在世界上是領先的。干隆末年，中國經濟總量居世界第一位，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對外貿易長期出超。”〔16〕

　　據史料記載，當時世界上有50萬人口以上的城市共10個，中國占六個，即北京、南京、廣州、蘇州、揚州和杭州等。歐洲是倫敦、巴黎、羅馬、柏林。

　　二、貿易全球化的中心市場在中國廣州

　　1405-1433年中國鄭和七下西洋；1492年意大利哥倫布（C．Colonbo）發現美洲新大陸；1498年葡萄人達·伽馬（Vaseo Da．Gama）繞過好望角開闢歐洲到印度的東方航綫；1519-1522葡萄牙人麥哲倫（FD．Magalhaaes）作環球航行等航海活動的偉大壯舉，從地理範圍上使分散隔離的世界逐漸變成了聯繫爲一體的世界，人類歷史愈來愈大的程度上成爲全世界的歷史，爲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第一個階段的貿易全球化提供了人文地理條件。而15-19世紀初葉，中國明清政府雖然實行“時開時禁，以禁爲主”的海外貿易政策，但却對廣東實行開放海外貿易的特殊政策，嘉靖元年（1522），“遂革福建、浙江二市舶司，惟存廣東市舶司”〔17〕貿易；干隆二十二年（1757），規定外國番商“將來只許在廣東收泊交易”〔18〕。因此，自嘉靖元年至道光二十年（1522-1840），廣東省省會廣州一直是中國合法對外貿易的第一大港，而且是“印度支那到漳州沿海最大的商業中心，全國水陸分兩路的大量貨物都卸在廣州”〔19〕。於是乎，全世界各國商人到中國貿易，都萃薈到廣州同中國商人做生意（通過三十六行和十三行商人），使廣州成爲貿易全球化的中心市場。從廣州出發開闢八條國際貿易航綫，1798年（嘉慶三年），瑞典人龍思泰（Andres Ljungstedt）就記述外國商人來廣州做生意的情况：

　　“廣州的位置和中國的政策，加上其他的原因，使這座城市成爲數額很大的國内外貿易舞臺。……中華帝國與西方各國之間的全部貿易，都以此爲中心。中國各地的産品，在這裏都可以找到；……東京、交趾支那、東方群島、印度各港口、歐洲各國、南北美洲各國和太平洋諸島等地的商品，都被運到這裏”。〔20〕

　　據不完全統計，從康熙二十四年至干隆二十二年（1685-1757）的72年間，到廣州貿易的歐美商船有312艘〔21〕；干隆二十二年至道光十八年（1757-1838）增至5107艘〔22〕，平均每年爲63.8艘。與此同時，中國各地和廣東省各地的商人也集中到廣州進行進出口貿易，名曰“走廣”〔23〕。1692年（崇禎二年），荷蘭駐臺灣第三任長官納茨（Nuyts）在給其國王的一份報告中也記述：

　　“中國人把貨物從全國各地……運往廣州市集上的貨品和數量如此之大，以致葡萄牙人没有足够的資金購買，……參加這些市集的商人看到他們的貨賣不出去，就用他們自己的船，責任自負地把貨運往馬尼拉、暹羅、望加錫等地去”〔24〕。

　　1784年，美國建立8年後，派出“中國皇后號”來廣州同中國直接貿易。1785年5月回美國，船長格林運來西洋參、毛皮和西班牙銀購買中國的茶葉絲綢、瓷器，總值12萬元，獲利30727美元。2006年4月20日，胡錦鑄出席布什的歡迎會上説：“1784年，美國商船中國皇后號跨洋過海首航中國，揭開了兩國人民友好交往的序幕”。2009年11月16日美國總統奥巴馬訪問中國在上海發表演講亦説：“中國皇后號前往中國海岸，尋求清朝通商，華盛頓希望看到這條懸掛美國國旗的船前往世界各地，與像中國這樣的國家締結新的紐帶。這是普通美國人的願望——希望達到新的地平綫，建立新的互利關係。”

　　龍思泰於1798年（嘉慶三年）來到廣州，也看到中國内地商人雲集廣州經商的情形：

　　“各地的産品，在這裏（廣州）都可以找到；來自全國各省的商人和代理人，在這裏做着興旺的、有利可圖的生意”〔25〕。

　　明清政府爲了發展集中於廣州一口的海外貿易，除了設置廣東市舶司和粤海關進行管理外，還“官設牙行，與民貿易”〔26〕，以至後來發展成爲專門從事海外貿易的商業團體“三十六行”和“十三行”，同外國商人直接貿易。在當時外國商人不太熟悉中國情况、不懂漢語以及不完全瞭解中國政府管理外貿制度的情况下，此種商業團體的設置，無疑成爲外商與中國商人進行貿易的中介者，使生意做得更活更好。所以，當時外國商人普遍感到在廣州做生意比世界其他國家更方便、更好做，正如英國議會於1830年（道光十年）對來廣州貿易的英國商人進行的調查報告説：

　　“外國商人對於這個廣州制度（它在實踐中經過種種修正）是怎樣看待呢？1830年英國下議院關於對華貿易的極爲重要的審查委員會會議中，幾乎所有出席的證人都承認，在廣州做生意比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方便和容易”〔27〕。

　　這麽一來，在16世紀中葉至19世紀初葉，世界各個國家和地區的商人都争先恐後地前來廣州做生意，使廣州成爲名副其實的貿易全球化的中心市場，呈現出國際貿易一片繁盛和富甲一方的景象，正如時人詩雲：

　　“廣州城廓天下雄，島夷鱗次居其中。

　　香珠銀錢堆滿市，火布羽緞哆哪絨。

　　碧眼蕃官占樓住，紅毛鬼子經年寓。

　　濠畔街連西角樓，洋貨如山紛雜處。”

　　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門開向二洋。

　　五絲八絲廣緞好，銀錢堆滿十三行〔28〕。

　　在19世紀初，世界首富在廣州，他就是十三行怡和行行商伍秉鑒。他的資産達2600萬兩銀子，相當於今天的50億美元，而當時美國最富的富翁只有7000萬美元〔29〕。

　　三、澳門成爲貿易全球化的轉運港

　　澳門是廣東省香山縣（今中山、珠海市）海邊的一個小漁村，古時不足爲港。但自從嘉靖三十二年（1553）葡萄牙人進入和租居澳門後，他們就利用前述明清政府允準開放廣東對外貿易的特殊政策，以澳門爲基地，開展對中國的貿易，並從萬曆六年（1578）始，得廣東地方政府批準於每年春夏兩季到廣州參加爲期數周的定期市（交易會），直接與在廣州貿易的中國商人購買絲貨、瓷器、茶葉等商品運往澳門，然後轉運到日本、東南亞、歐洲、美洲的國家出售。同時，明清政府也明文規定：凡外國商船來廣州進行貿易，必須向澳門的中國海關（明代的守澳官及清代粤海關澳門關部行臺）領取進入廣州的“部票”（入港許可证），並繳納關税，聘請通事、買辦和引水員，最後由引水員引航進入廣州貿易。這樣一來，澳門就成爲中國廣州對外貿易的外港和貿易全球化的中轉港。所以，從16世紀中葉至19世紀初葉香港崛起之前的280多年，世界各個國家到中國和中國到世界各國貿易所開闢的航綫，都必須經澳門港中轉。下面我們將當時中國合法出口港廣州經澳門開往世界各國的航綫簡略闡述，可見一斑。

　　1.廣州—澳門—果阿—裏斯本歐洲航綫。

　　這是16世紀中葉通往歐洲的最長航綫，全程爲11890海里。從廣州經澳門出口到印度果阿和歐洲的商品有生絲、各種顔色的細絲、綢緞、瓷器、砂糖、中藥、手工制被單等，其中以生絲爲最大宗。由裏斯本經澳門輸入廣州的商品有胡椒、蘇木、象牙、檀香和銀子，其中以銀子爲最大宗，僅1585-1591年，經澳門運入廣州的白銀約20萬兩。

　　2.廣州—澳門—長崎航綫。

　　這是葡萄牙人進入澳門後開闢的東方航綫。葡萄牙人到廣州購買中國的生絲、綢緞、砂糖、鉛、棉綫、中藥等商品運往長崎，其中以生絲爲最大宗，據統計，自1578-1638年，運往長崎的生絲共11540擔，絲織物21000多擔。從長崎運經澳門入廣州的商品主要是銀子，據統計，自1585-1640年，從長崎經澳門輸入廣州購買中國商品的銀子達到1489.9萬兩〔30〕。

　　3.廣州—澳門—馬尼拉—拉丁美洲航綫。

　　這是萬曆三年（1575）開闢的新航綫。由廣州經澳門至馬尼拉中轉，過太平洋直達墨西哥的阿卡普爾科（Acopulco）和秘魯的利馬（Lima），再往南到葡萄牙的殖民地巴西。從廣州經澳門運往拉丁美洲的中國商品有生絲、絲織品、瓷器、鐵鍋、糖、棉布、中藥等數十種，其中以生絲、絲織品爲大宗。從拉丁美洲經馬尼拉運回澳門入廣州的商品有白銀、蘇木、蜂蠟、墨西哥洋紅等，其中以白銀最多，據統計，從1586-1640年，運經澳門入廣州的白銀達到2025萬比索〔31〕。

　　4.廣州—澳門—望加錫—帝汶航綫。

　　這是廣州與東南亞國家貿易的老航綫，明清時期進一步鞏固和發展。當時葡萄牙人利用這條航綫，主要是到帝汶島購買檀香經澳門運入廣州出售，然後購買中國的生絲和絲織品經澳門運往世界各國。葡萄牙人在廣州做檀香的生意，利潤達到150-200％〔32〕。

　　5.廣州—澳門—紐約航綫。

　　這是1784年由美國丹涅爾·巴駕（Daniel Paker）爲首的一群紐約商人合資購買一艘定名爲“中國皇后”號（The Emperss of China）的300噸木帆船，於1784年2月22日從紐約啓航，8月23日到達澳門，辦好進入廣州港手續，於28日到達廣州黄埔港，航程達13000英里。同年12月返航，於次年扺達紐約。從紐約運來的商品是40多噸的花旗參和一批皮貨、羽絨、棉花、胡椒等商品；從廣州采購運回紐約的貨品是絲綢、茶葉和瓷器等。美國商人從中賺利30721美元。這是中美直接貿易的開始〔33〕。

　　6.廣州—澳門—温哥華島航綫。

　　1788年（干隆五十三年），英國船長詹米·美爾斯（James Meares）和詹米·哥爾納特（James Colneet）從温哥華島到廣州做毛皮貿易，在回船經澳門出海時，不僅購回生絲、茶葉和瓷器等貨物，而且招雇了66名廣東的水手舵工、木匠和鐵匠回到當時仍屬英國殖民地即今天加拿大西部的温哥華的努特卡灣（Nootka Sound），此是中加通商航綫之始。

　　7.廣州—澳門—俄羅斯航綫。

　　嘉慶八年（1803）5月，沙皇組織了一個以克魯任斯泰倫爲指揮官，率領“希望”號和“涅瓦”號兩艘艦船從俄國喀琅斯塔港啓航，横過大西洋，於1804年7月繞南美洲的合恩角進入太平洋，向西南航行扺夏威夷，再渡太平洋到馬尼拉，於1805年11月到達澳門，因等待清政府的批準諭旨，至1806年11月才得以進入廣州貿易。俄國商人運來價值19萬西班牙銀元的毛皮貨在廣州銷售，然後購買價值11萬西班牙銀元的中國茶葉、生絲等商品，於12月7日離開黄埔港返航。從此，打開了廣州到俄羅斯的海上貿易商路。

　　8.廣州—澳門—大洋洲航綫。

　　嘉慶二十四年（1819），新到廣州貿易的英國商人詹姆士·孖地臣，在廣州購買大量中國茶葉，裝滿在一艘名爲“哈斯丁侯爵號（Marquis of Hasting）”的船上，從廣州起航經澳門開往新南威爾士的杰克遜港（Port Jackson）。至道光十年（1830），另一商人威廉·查頓，在廣州購買了一批生絲和茶葉，用“奥斯丁號（Austin）”三桅船裝運駛往大洋洲的賀巴特城（Hobart Town）和悉尼（Sydney）。當時，船從大洋洲返航時，雖然“缺乏適當的回程貨”〔34〕，但畢竟開通了廣州到大洋洲的貿易航綫了。

　　從上述16世紀中葉至19世紀初葉，由廣州起航經澳門爲中轉港的七條國際貿易航綫的歷史事實看，中國的廣州在貿易全球化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對推動當時貿易全球化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中國在全球化經濟一體化第一歷史階段貿易全球化中的主導歷史地位，是值得肯定的，是值得中國在今後推動全球經濟一體化過程中借鑒的。

　　綜上所述可見，在16世紀中葉至19世紀初葉，中國確實是世界最大的發達國家。正如毛澤東在《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産黨》一文所説，當時“中國封建社會内的商品經濟的發展，已經孕育着資本主義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中國也將緩慢地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35〕。歷史事實確實如此。

　　正是因爲1840年英國發動侵略中國的鴉片戰争；1860年英法聯軍攻入北京；1894年日本發動甲午戰争；1900年八國聯軍攻入北京；1931和1937年日本再次侵略中國，扭曲了中國近代歷史發展的進程，使中國走上近代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道路，成爲落後的國家，直到今天只能是處於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的地位（據國家統計局統計，2008年的GDP爲4.4萬億美元，占世界經濟總量的7％；人均GDP爲0.33萬美元，排在世界179個國家的第104位）。經濟學家預測2013年中國GDP達7.6萬億美元，2025年GDP達14萬億美元，2050年達到中等發達國家。

　　注釋：

　　〔1〕《15世紀以來世界主要發達國家發展歷程》第321頁，重慶出版社2004年版。

　　〔2〕世界銀行：《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主要報告》第7頁，1981年版。

　　〔3〕戴逸：《論康雍干盛世》，2003年2月23日在北京圖書館舉力的“省部級領導幹部歷史文化講座”的講稿。

　　〔4〕保羅·尼肯迪著、蔣葆英譯：《大國的興衰》第4頁，中國經濟出版社1989年版。

　　〔5〕考太蘇：《皮萊斯的遠東概覽》第1卷，序言。

　　〔6〕亞當·斯密：《國富論》上册第412、229頁；下册第747頁，陝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7〕Angus MaddiSon，Chinese EconomiC Pertormance jn the long Run，DECD Devolopment，PariS，1998.

　　〔8〕Robert Park，These from the Land Of Sinim：Essays On Chinese Question，P61.

　　〔9〕Geo Philips，Early Spanish With ChangCheow，《南洋問題資料譯叢》1957年第4期。

　　〔10〕《鄭成功收復臺灣史料選編》第119頁，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1〕《福建巡撫常賫奏摺》，《文獻叢輯》第176輯。

　　〔1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2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13〕莊國土：《16-18世紀白銀流入中國數量估計》，載《中國錢幣》1995年第3期。

　　〔14〕R．C Boxer，The Gread Ship from Amacon：Annal Of Macau and the 0ld Japan Trade，1555-1640，P47、6l、64，Lisboa，1963.

　　〔15〕貢德·費蘭克（Andrew Gander Frank）：《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劉兆成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年版。

　　〔16〕《學習時報》2000年7月17目第1版。

　　〔17〕《明史》卷75，《職官四》。

　　〔18〕《清高宗實録》卷550。

　　〔19〕考太蘇編譯：《皮萊斯的遠東概覽》第1卷，序言。

　　〔20〕龍思泰著、吴義雄等譯：《早期澳門史》第301頁，東方出版社1998年版。

　　〔21〕根據樑廷柟：《粤海關志》卷24第34-40頁的數字統計。

　　〔22〕胡宗憲：《籌海圖編》卷12。

　　〔23〕轉引《鄭成功收復臺灣史料選編》第115、119頁，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24〕龍思泰著、吴義雄等譯：《早期澳門史》第301頁，東方出版社1998年版。

　　〔25〕王圻：《續文獻通考》卷31。

　　〔26〕格林堡著、康成譯：《鴉片戰争前中英通商史》第55頁，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

　　〔27〕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上卷《官守篇》；屈大均：《廣東新語》卷15，《貨語》。

　　〔28〕R．BoxerC．The Great ship form Amacon：Annal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1555-164，Lisboa，1963．47、61、128、138、144、147、153、164、169.

　　〔29〕《羊城晚報》2009年12月20日。

　　〔30〕黄啓臣：《澳門通史（遠古-1998）》第48頁，廣東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31〕張蔭桓：《三洲日記》卷5第12頁。

　　〔32〕H．J．de Santos，OS portuguesesem Solor，de1555-1720 , P175,19.

　　〔33〕袁鐘仁：《廣州和美國的早期貿易》，《嶺南文史》1989年第1期。

　　〔34〕格林堡著、康成譯：《鴉片戰争前中英通商史》第87頁，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

　　〔35〕《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589頁，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

　　（原載陳春聲、陳東有編：《楊國楨教授治史五十年紀念文集》，江西教育出版社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