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糧食則是農業的基礎。清前期的康熙皇帝自覺不自覺地懂得糧食生産在農業生産中的頭等重要地位，因而注重發展糧食生産。他鑒於明代全國糧食“稻居什七，而米（小麥）、牟（大麥）、黍、稷居什三”〔1〕的歷史經驗，除了在南方大力推廣雙季稻的種植外，還大力提倡在北方種植水稻，以解决當時已經形成人多田少、地不足養的民生問題。於是出現康熙、雍正，干隆年間（1662-1795）北方不少地方種植水稻的新局面，使清前期全國農業生産得到發展，解决全國三億人口的喫飯問題。

　　水稻，有水就有稻。所以水稻種植本來不分南北，凡有水的地方，加上適宜的温度，則可以種水稻，所謂“稻，水谷也。……故天下有水之地，無不宜稻之田”〔2〕就是這個意思。所以我國古代北方均有種水稻的歷史記載。《周禮·地官》（公元前3世紀）就講到種植水稻的排灌系統：

　　“稻人掌稼下地（低温地種稻）。以潴（池塘）畜水，以防（堤）止水，以溝蕩水（用總溝引水），以遂均水（田頭大溝引灌），以列舍水（田中小溝分灌），以澮瀉水（田尾大溝排水），以涉楊其芟（除去雜草），作田。”

　　這就反映了在2300年前，黄河流域就開墾低田，建設排灌系統，選擇有芒品種裁培水稻種植，且有一定的規模了。《淮南子》（公元前2世紀）記載：“江水肥仁（沃）宜稻”，〔3〕“稻生於水而不生於湍瀨之流（水淺流急之地）”〔4〕。

　　東漢漁陽太守張湛已經在狐奴（今順義縣境）開稻田，勸民耕種了〔5〕。由於封建統治者對農民的殘酷壓迫和剥削，北方屢鬧灾荒，加之外族時來侵擾，水利灌溉工程日漸破壞，居民不斷向南遷。至北宋北方幾乎滅絶了種植水稻的傳統經驗和習慣。永樂十九年（1421），明成祖遷都北京後，京官及北邊防駐軍需要大量稻米作糧食，釀成南方稻米經運河輸送北方的蘇鬆重賦之難。於是，嘉靖十五年（1536），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霍韜上疏，爲减輕蘇鬆地區的重賦，主張在北方興修水利，種植水稻，以解决北方缺糧問題，説：

　　“是故興治北方水利，勸課北方農畝，栽種北方桑棗，固本足用，先防不虞，今日至急務也”。〔6〕

　　“令宜行於陝西、河南、山東地方，凡河水經流州邑，得賢守令，相其機宜，開鑿溝渠，引爲陂堰，不惟可興水利，以灌農田，亦可分殺河患，不致横益。”〔7〕

　　爲解决河北、天津等北方地區種植水稻的水利問題，霍韜又上疏朝廷，提出興修引黄（河）濟衛（河）大型水利工程的設想。他在《議處黄河疏》中説：

　　“自河陰、原武、懷孟之間，審視地勢，引河水注於衛河，至於臨清、天津，則不惟徐沛水患，可殺一半。京師形勝亦以壯一倍也。……今由河陰、原武或孟浸、懷慶之間擇地形，便導河水注於衛河，冬春水平，漕舟由江入淮，沂流至於河陰，順流至於衛河，沿臨清、滄州、至於天津，夏秋水迅，仍由徐沛達於臨清，至於天津，是一舉而得兩運道也。……自孟津、懷慶相關疏一支於海，猶血運於肘股也。沿河州郡，疏爲溝洫，引納河水，旱以灌亢，潦以濁淫水有所歸，不爲大害，猶血運於肌膚，全體愈光澤也。又自陝西沿邊，築爲迫墻，窪爲溝渠，尋秦漢敵迹修復焉。邊墻外固，溝渠内深，内資灌溉，外御夷虜，徐沛上流，又殺一半。河水之理，濟及全陝，猶血運於頭臚毛髮，亦潤也。……臣謂此策果行，不惟可治河惠，山東、河南、北直隸郡縣，且轉瘦敞爲富饒矣”。〔8〕

　　與此同時，霍韜還建議在北方邊境諸郡興修水利，發展邊境的農業生産，以獲得充足的糧食。他爲此特别訪問邊關地理，看到真定至永平灤州一帶，多有山泉，而當地人民競不知水利之法，反而爲害的情形。於是，他建議派得力的縣令去興修水利，勸課農桑，發展生産，説：

　　“自真定至永平灤州近邊之境，皆有山澗之泉，惟北人不知水利，反以爲害。若能慎選守令，勸民農畝，開導溝洫，引納山泉，相地高低，築堤寘閘，以時畜洩，沿溝之堤，或植榆柳，可以作薪；或植棗粟，可以爲糧”。〔9〕

　　其他明代有遠見的科學家和水利專家如郭守敬、虞集、徐貞明、汪應蛟、董應舉、徐光啓等，也極力主張在北方興修水利，營造水田，種植水稻，並躬身試驗種植。徐貞明是在京東試種水稻最賣力的一個人。他在萬曆三年至十三年（1575-1585）期間，親自督辦開闢39000多畝水田，種植水稻，並多次上疏呼吁北方種稻。但由於朝官諸多造謡中傷，被皇帝停止了工作，使明代北方種植水稻的成績不顯著。到了清初，因河北鬧水灾，在治水過程中，掀起了一次復興北方種植水稻的新高潮。康熙三十年（1691），先是在北京西郊玉泉山種植水稻成功，後逐漸推廣爲享有盛名的“京西稻”〔10〕，並在北京城的豐澤園（今中南海内）種水稻，當時人稱之爲御稻。康熙三十七年（1698），康熙皇帝還親自動手在豐澤園内種了一畝三分地的水稻，史稱：

　　“康熙三十七年，四月辛丑，皇上在豐澤園召見諸大臣，問大臣入園時曾看見所種稻田否，諸臣奏道，曾見稻苗長成，約有尺餘，此時如此茂盛，北方所未有也。上曰：初種稻時，見有六月成熟者，因收藏作種，年年播種，均至六月成熟，所以四月間如此茂盛。若是尋常成熟之稻，斷難如此茂盛。學生們記定此事，天地生物，並没有永遠不變性之理，好種變成壞種，壞種變成好種，半在地力，半在人力，若是全憑地力，雖有佳種，亦恐不能長久。豐澤園的早稻，由於人力培成。現今講求農學，選種之法，當奉此爲良法也。”〔11〕

　　而且，康熙皇帝在演練期間，還培育出了水稻的新品種。《康熙幾暇格物編》中就有一段關於康熙皇帝在豐澤園帝籍中選育良種的記載，雲：

　　“豐澤園中，有水田數區，布玉田榖種，歲至九月，始刈獲登場。一日循行阡陌，時方六月下旬，榖穗方穎，互見一科，高於衆稻之上，實已堅好。因收藏其種，待來年騐其成熟早否。明歲六月時，此種果早熟。從此生生不息，歲取千百。”

　　康熙三十九年（1700），直隸巡撫李光地向皇帝上疏，主張在北方種植水稻。康熙四十三年（1704），天津總兵官蘭理疏請在天津附近地區開墾水田種植水稻。於是康熙皇帝諭户部討論在天津附近種植水稻之事：

　　“騰以爲水田不可輕舉者……朕往者西巡，見晋省太原以南引水自高處灌入田中，甚爲得法，陝西、寧夏、哈密等處，亦皆如山西種水田，此皆按地方之形，隨水土之性而作者也。天津沿海斥卤地方，又非民田，今蘭理請開水田，著交部議奏。”〔12〕

　　康熙皇帝的傾向是十分明顯的，於是他决定：“可令蘭理於天津試開水田”。蘭理即開闢水田450頃，當時農民稱之爲“蘭田〔13〕。同時“令各省巡撫將閩、粤、江南諸處水耕之人，出示招徠，情願者安插天津諸處，計口授田，給予牛種，限年起科。”〔14〕雍正三年（1725），怡親王胤祥受令“總理畿輔水利營田，以（朱）軾副之。”雍正四年（1726），請分設京東、京西、京南、天津四局，統一領導37個州縣的水利及闢田種稻之事。於是又掀起了人民開田種稻的熱潮。如河北大城縣“居民每於平灘瀨栽種秧田，……其地三面距隄，勢如環衛，而土性膏腴，最爲宜稻之區，數十裏皆稻鄉也”〔15〕。數年之内，直隸京津地區種植水稻者面積大增。現將直隸（今河北）各州縣稻田面積統計列表如下，可見一斑。

　　雍正四年至十二年（1726-1734）直隸稻田統計表（略）

　　上表説明，雍正年間（1723-1735），河北京津地區的37個州縣種水稻的面積達到490423畝，其中農民自營的稻田爲178480.9畝，占36%。這説明，只要給農民做出榜樣，並加以宣傳號召，他們就會開闢水田，插種水稻。所以，清初“直隸水田稻穀豐收”，〔16〕成爲北國的魚米之鄉。

　　此外，在山東的歷城、鄒平、萊蕪、滋縣、曹縣、矩野、日照、萊陽、昌邑、新城、濱州、沂州、青州、壽安州等14州、縣；山西的文水、聞喜、臨汾等3縣；河南的鄢陵、洛陽、遂平、羅山、商城、六合、懷寧、光州、洧川等8州縣和陝西的渭南，韓城、西鄉等3州縣也種植水稻，引進南方水稻品種達77個之多。〔17〕

　　清代不僅在京津等北方地區大力推廣種植水稻，且十分注意提倡和推廣南方種水稻的技術和農藝如選種、密植、施肥、中耕、田間管理等集約化程度，以提高水稻的單位面積産量。

　　第一，推廣株穗（一穗傳）的選種技術。

　　宋元時代的選種一般是混合選種法。到清代前期，才發展單株重穗選種技術，史料記載：“烏拉地方樹孔中，忽生白粟一科，士人以其子播獲，生生不已，遂盈畝頃”。〔18〕連康熙皇帝也大力提倡這種選種技術，史稱：

　　“豐澤園（今北京中南海内）中有水田數區，布玉田谷種，歲至九月始刈獲登場，一日循行阡陌，時方六月下旬，谷穗方穎，忽見一科，高出衆穗之上，實已堅好，因收藏其種，待來年驗其成熟之早否。明歲六月時，此種果先熟，從此生生不已，歲收千百”〔19〕

　　這就是有名的清代御稻良種。這種良種後來被英國著名生物學家達爾文視爲世界良種編入他的名著《動物和植物在家養下的變异》一書中，説：

　　“皇帝上諭勸告人們，選擇顯著大型的種子，甚至皇帝還自己動手進行選擇，因爲據説御米是皇帝的米，是往昔康熙皇帝在一塊田裏注意到的，於是被保存下來了。”

　　由於注意選種技術，清代前期農作物的品種大大增加了。據《授時通考》一書所載進行統計，水稻品種達到337種。這是歷史上任何朝代所不能比擬的。它不僅反映清代前期我國水稻品種資源的豐富，而且也反映了當時勞動人民在選種技術表現出來的聰明才幹。

　　第二，注重適時播種。

　　清代前期，人們更强調適時播種的重要意義，干隆年間（1736—1795），楊雙山總結這方面的經驗説：

　　“布種必先識時，得時則禾益，失時則禾損。……稻得其時，莖肥長稠，穗大粒蕃；稻失其時，纖莖不滋，厚糠多死之類。損益各有不同，惟舍時之禾，收豐而性尤良，……其各省日出地平並四時八節、七十二候之圖詳列於後農務門，一考即知。”〔20〕

　　這説明適時播種同豐收是密切聯繫的。“不違農時”已經是當時人們的常識和習慣。同時做到了因地制宜。

　　第三，創造了多耘田多施肥的中耕技術。

　　這可以説是清代前期農業集約化提高最突出的成就。當時，對於水稻田和旱作物地中耕耘田都有很科學的方法，而且製造各種各樣的耘田器具，如耘爪、耘蕩、稻鑊、錢镈、耨擾、耬鋤、鏜鋤、鏟子等。用這些器具耘田者：

　　“先以手指套鐵耘爪，不問草之有無，必遍排漉，務令根旁潔净，名曰撾稻，仍將所耘之草，並荑稞之類，和泥挖漉，深埋根下，使其腐壞，更能肥田。後用耘蕩，推蕩禾壟間，三蕩三掘，田必精熟，稻自倍收。如有暇功，愈耘愈佳。否則必以上法爲限，不可少减也”。〔21〕

　　對陸（旱）地耘田者：

　　“謂初次破荒，二次拔田，三次耔壅，四次復鋤，其耔壅也。破荒者，苗生寸餘，先用粗鋤，不使荒蕪，若苗高草長，則爲荒蕪，則鋤亦萎而不振，所以必歉。二次拔苗，其功稱密，將初次所留多苗，匀布成行，惟留單株。三次耔壅，將所鋤起之土，壅培禾根之下，防其傾倒。四次復鋤耔壅，使其堅勁。四次功畢，無力則止，如有餘力，愈鋤愈佳，而入地又各有淺深之法，一次破皮，二次漸深，三次更深，四次又淺。”〔22〕

　　這就是清代前期的水田“三耘法”及禾陸地“四耘法”。所謂“一月之内凡三蕩”，“越數日日頭蕩，越十日日二蕩，又越十日日三蕩”，〔23〕和“鋤則以四次爲常，棉花又厭多鋤”〔24〕正是這種水陸耘田技術的寫照。這種技術在當時是相當精細的了。

　　在中耕耘田的過程中，制肥和施肥技術也有很大的提高，而且最有成效。當時人們十分重視施肥，認爲“墾田莫如糞田，積糞勝如積金〔25〕。所以，非常注意和重視肥料的製作。在明代混合肥料的基礎上發明瞭分類造糞法，使肥糞的種類比前代更加擴大。據史料記載，大約有人糞、牧畜糞、草糞、火糞（草木灰），熏土、炕土、墻土、泥糞、骨蛤灰糞、功烘（緑肥）、渣糞、黑豆糞、皮毛糞等10多種，並根據農業生産的需要，創造了“三宜”（時宜、土宜、物宜）的施肥技術：

　　“時宜者，寒熱不同，各應其候，春宜人類、牧畜糞；夏宜草糞、泥糞、苗糞；秋宜火糞；冬宜骨蛤、皮毛糞之類是也。土宜者，氣脈不一，美惡不同，隨土用糞，如因病下藥。即如陰濕之地，宜用火糞，黄壤宜用渣糞，沙土宜用草糞、泥糞，水田宜用皮毛、蹄角及骨蛤糞，高燥之處，宜用猪糞之類是也。……物宜者，物性不齊，當隨其情，即如稻田宜用骨蛤、蹄角糞、皮毛糞，麥、粟宜用黑豆糞、苗糞，菜蔬宜用人糞、油渣之類是也，皆貴在因物驗試，各適其性，而收自矣”。〔26〕

　　可見清代前期的施肥技術，確是發展到了相當細緻、相當科學的水平了。

　　正是由於農業經營集約化程度的提高，農業生産率也相當提高了，這就是清代前期農業生産單位面積産量的提高。據吴慧先生統計，清朝前期時水稻畝産量達到367斤。〔27〕

　　清朝政府大力提倡和推廣北方種植水稻，取得良好的效果，表現是耕地面擴大了，如下表所示；

　　清朝耕地面積增長列表（略）

　　由上表可知，清代全國耕地是逐年增加的，到光緒十三年（1887）達到911976606畝，平均每人佔有耕地2.41畝，按此標準大致達到人地足養的水平。加上前述水稻單位面積産量的增加，和明代以來引進番薯（Ipomoea Batatas）和玉米（Zea Mays）高産糧食作物的廣爲種植，使全國糧食生産獲得很大的發展，雖然當時没有具體糧食總數的統計可詢，但可以從養活了光緒十三年（1887）全國人口377636000人得到證明。〔28〕當時史料也有記載這種人民安居樂業的情况：

　　“自聖祖（指康熙）以來，休養生息百有餘年，民生其間，自少至老，不知有兵革之患，而又年豐人樂，無有夭札疵癘，轉徙顛踣以至於凋耗者，其户口繁庶，究不可謂盡出子虚也。”〔29〕

　　清代農業生産的長足發展，推動清朝手工製造業、商業等經濟的全面發展，出現康、雍、干隆盛世的新局面，並延續至鴉片戰争前夕的嘉慶二十五年（1820），使中國成爲當時世界經濟最大的發達國家，據統計，當年中國GDP占世界經濟總量的32.49，〔30〕居世界各國第一位。所以，在近代以前時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個國家的文明比中國更先進和更優越”〔31〕，“中國乃是一個偉大、富饒、豪華、莊嚴的國家”，〔32〕“中國……是世界上最富的國家，……主要是以農業和製造業方面的優越而著稱”。〔33〕

　　注釋：

　　〔1〕宋應星：《天工開物》卷1。

　　〔2〕《直隸土性宜稻有水皆可成田議》。

　　〔3〕《淮南子·墜形訓》。

　　〔4〕《淮南子·説山訓》。

　　〔5〕《後漢書》卷31，《張湛傳》。

　　〔6〕陳子龍等：《明經世文編》卷186，《裨治疏》。

　　〔7〕陳子龍等：《明經世文編》卷186，《裨治疏》。

　　〔8〕陳子龍等：《明經世文編》卷186，《議處黄河疏》。

　　〔9〕陳子龍等：《明經世文編》卷187，《自陳不職疏》。

　　〔10〕《清聖祖實録》卷155。

　　〔11〕《清實録》，康熙三十七年四月辛條。

　　〔12〕《清聖祖實録》卷218。

　　〔13〕《清史稿》卷87，《蘭理傳》。

　　〔14〕《清史稿》卷295，《朱軾傳》。

　　〔15〕吴邦慶：《畿輔河道水利叢書》第6册，《水利營田圖説》。

　　〔16〕吴邦慶：《畿輔河道水利叢書》序言。

　　〔17〕蔣溥：《授時通考》卷21，《谷種·稻二》。

　　〔18〕《康熙幾暇格物編》。

　　〔19〕《康熙幾暇格物編》。

　　〔20〕楊雙山：《知本提綱》卷5，《修業章》。

　　〔21〕楊雙山：《知本提綱》卷5，《修業章》。

　　〔22〕楊雙山：《知本提綱》卷5，《修業章》。

　　〔23〕《檀幾叢書》卷42，《農具記》。

　　〔24〕孫星衍：《嘉慶松江志》卷5，《風俗》。

　　〔25〕楊雙山：《知本提綱》卷5，《修業章》。

　　〔26〕楊雙山：《知本提綱》卷5，《修業章》。

　　〔27〕吴慧：《中國歷代糧食畝産研究》第179頁，農業出版社1985年版。

　　〔28〕樑方仲：《中國歷代户口、田地、田賦統計》第16頁，中華書局2009年版。

　　〔29〕《清史稿》卷120，《食貨志一》。

　　〔30〕Angus Maddison, Chinese Eeonomic Perfomance in the Long Rum，DECD，Development Paris．1998.

　　〔31〕保羅·肯尼迪著、蔣葆英譯：《大國的興衰》第4頁，中國經濟出版社1989年版。

　　〔32〕考太蘇編譯：《皮萊斯的遠東概覽》第1卷，序言。

　　〔33〕亞當·斯密著、楊敬年譯：《國富論》上册第412頁，陝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原載《第10届東亞農業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華南農業大學2010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