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感謝廣州大學“廣州十三行研究中心”邀請我參加這次會議。按照研討會的主題“廣州十三行研究回顧與展望”，我想就當前研究廣州十三行的情况和今後如何開展廣州十三行研究以及開發提出一些想法。

　　一、廣州十三行研究的現狀

　　自從康熙二十五年（1686）設立十三行壟斷中國海外貿易的廣東洋行制度以後，直至1840年的154年以至今天，都有人研究廣州十三行，就我所知大約有40多篇（本）論文和專著發表和出版。其中最早者是道光十五年（1835）樑廷枬所著《粤海關志》就專設卷25《行商》對十三商行進行闡述。在清代的南海、番禺、新會等縣誌書中也有叙述一些行商的事迹。到20世紀初期，外國人有研究十三行者如美國人馬士的《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1635-1834》於1925-1929年出版，裏面均涉及到十三行行商。又如法國人Henri Coraier著Les Marchands Hanistes de Canton《廣州洋行商人》，日本人根岸佶著《廣東十三洋行》；武藤長藏著《廣東十三行圖説》；鬆本忠雄著《廣東的行商及夷館》。中國學者在上世紀30年代直接研究十三行者是天寶行行商樑經國的第6代孫樑嘉彬。他1928年考入清華大學史學係讀書後，就開始研究十三行，並撰寫論文《廣州十三行行名考》論文，於1932年3月發表在《清華週刊》第37卷第5期。當年畢業後，回到廣州中山大學文史研究所任編緝員，繼讀研究十三行。1934年撰寫成《廣東十三行考》一書約20多萬字。之後他到日本東京帝國大學（今東京大學）留學，在和田清教授指導下繼續研究，到1937年完成本書，並由國立編館出版《廣東十三行考》專著。這是近人研究廣州十三行的奠基性著作，成爲當時研究廣州十三行最高水平的著作。該書出版受到國内外學者的好評，紛紛發表書評，1939年，吴晗發表了《評樑嘉彬著<廣東十三行考>》（《中國社會經書史集刊》1939年第6卷第1期），1940年德國鮑克萊爾（I·de Beauclair）教授發表書評（美國《太平洋事務（Pacifie Affairs）》1940年3月）稱：樑著“幾乎全新之成果”。1944年，日本山内嘉代美將樑著翻譯爲日文由日本日光書院出版發行。樑嘉彬在寫作本書的同時，還發表了論文《英法聯軍之役廣東十三商調停戰事史料》一文（《國立中山大學文史研究所月刊》1933年第1卷第1期）。50年代，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經濟研究所彭澤益發表了《清代廣東洋行制度的起源》（《歷史研究》1957年第1期）；60年代初，樑嘉彬之胞兄樑方仲發表了《關於廣州十三行》一文（《廣州文史資料選輯》1960年第1期）；1964年法國路易斯·德爾米尼（Louis Dennigny）著《中國與西方：18世紀廣州的對外貿易，1719-1833》（La chine  Et Loccident  Le commerce A Canton，Paris Au XVIII  Sieele 1719-1833，Paris）第三卷第4章“代理行商”，專論廣州十三行。文革後，由於解放思想運動的驅動，不少人比較放心研究十三行，發表論著較多，計有章文欽：《從封建官商到買辦商人——清代廣東行商伍怡和和家族剖釋（上、下）》（《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3期、1984年第4期）；彭澤益：《廣州十三行續探》（《歷史研究》1986年第4期）；劉文瀾：《與“十三行”有關的感事詩》（《廣東史志》1989年第4期）；黄國聲：《十三行行商顔時瑛家世事迹考》（《中山大學學報》1990年第2期）；陳國棟：《中國洋行商人的破産，1760—1843》（中央研究院1990年）；章文欽：《十三行商早期首領潘振承》、《十三行商首領伍秉鑑和伍崇曜》（《廣州名人傳》暨南大學出版社1991年）；李雲章：《廣東十三行的興亡與封建制度的關係》（《廣東史志》1991年第1期）；陳國棟：《潘有度：（潘啓官二世）：一位成功的商人》（《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五）》臺北1993年）；李金明：《清代經營海外貿易的行商》（《海交史研究》1993年第2期）；Weng Fang Cheong，Hong Merchants of Canton—Chinese Merhants in Sino—western Trade，Richmond：1684—1798，NIAS Curzon Press，1997；蔣祖緣：《清代十三行吸納西方文化的成就與影響》，（《學術研究》，1998年第5期）；曾昭璇等：《廣州十三行商館區的歷史地理》，（《嶺南文史》1999年第1期）；蔣祖緣：《潘仕成是行商而非鹽商》，（《嶺南文史》2000年第2期）；黄啓臣：《南海商人顔亮洲》；《番禺商人潘啓》；《南海商人伍國瑩》；《新會商人盧觀恒》；《番禺商人樑經國》（均見《明清廣東商人》，廣東經濟出版社2001）、《廣州十三行行滄桑》（廣東地圖出版社2001年）、周湘：《廣州外洋行商人》（廣東人民出版社2002年）；周湘：《清代廣州行商倪秉發的事迹》，（《中山大學學報》2001年第3期）；《清宫廣州十三行檔案精選》，（廣東經濟出版社2002年）；蔡鴻生：《清代廣州行商的西洋觀》（《廣東社會科學》2003年第1期）；蔡鴻生：《清代廣州行商的世界觀——潘有度<西洋雜泳>評説》，（《廣東社會科學》2003年第1期）；黄啓臣、樑承鄴：《廣東十三行之一——樑經國天寶行史迹》（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美國南加州大學歷史係範岱克：（Paul A· VanDyke），The Canton Trade，Life and Enterprise on The Chinese Coast，1700-1845（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05）、範岱克：《廣州行商顔氏家族》（《文化雜誌》2005年第57期）；潘剛兒、黄啓臣、陳國棟：《廣州十行之一：潘同文（孚）行》（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2006年）；李國榮主編：《廣州十三行：帝國商行》（九州出版社2007年）；吴義雄：《興泰行商欠案與鴉片戰争前夕的行商體制》（《條約口岸體制的醖釀》中華書局2009年）。

　　從上面所述，可以看到一個半世紀以來，研究廣州十三行的學者不少，特别是我國開放改革以後，更多學者涉足於這領域的研究，取得一定成績。但用廣州十三行這個聞名世界的品牌和它在貿易全球化時代所起的歷史作用來衡量，以及與同時代的全國十大商的晋商、徽商相比較，是相當滯後的。具體説來，就是在廣東及廣州没有形成研究廣州十三行的氣氛，更没有形成研究廣州十三行的隊伍和組織，而是處於散兵遊勇，東放一槍，西放一槍的狀態。所以，廣州十三行的研究成果與廣州十三行地位和作用很不相稱。爲了進一步深入研究和開發廣州十三行，從而爲廣東和廣州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及建設廣東文化强省服務，本人不揣謭漏，提出如下意見。

　　二、深入研究和開發廣州十三行

　　1.解放思想，大力開展廣州十三行研究。

　　研究廣州十三行爲什麽要解放思想呢？因爲研究廣州十三行，在中國學者中原來有二種思想顧慮，直到今天仍然不同程度存在。第一，怕研究廣州十三行違反馬克思主義。因爲有相當部分學者是把廣州十三行視爲清朝實行“閉關自守”的産物，於是怕研究廣州十三行有悖於馬克思關於清朝實行“閉關自守”〔1〕的論斷。所以，要開展廣州十三行研究行，就要突破馬克思關於清朝實行“閉關自守”的框架和輕視商人歷史作用的思想，樹立“商興國興”的新思想，重新恢復馬克思關於商人是革命要素的名義。馬克思説：

　　“商人對於以前一切都停滯不變，可以説由於世襲而停滯不變的社會來説，是一個革命的要素。……現在商人來到了這個世界，他應當是這個世界發生變化的起點，……他象他的所有同時代人一樣，本質上是共同體的成員。”〔2〕

　　有了馬克思這個關於商人作用的論斷，我們就可以有恃無恐地研究廣州十三行了。

　　第二，怕研究廣州十三行説是爲行商開脱販賣鴉片的罪責。其實這是不深入研究廣州十三行的結果。如果認真研究廣州十三行，就會發現十三行商主要是經營民生商品的正當貿易，兼做鴉片貿易僅一兩家行商有此記録。所以我們大可以放心研究廣州十三行。

　　2.建設一支研究廣州十三行的隊伍，開展研究工作。

　　就我所知，在廣州和廣東地區，真正是潜志專門研究廣州十三行的學者不多。就目前發表論著的學者而言，並不是專門研究廣州十三行的專家，而是研究廣州海外貿易、粤海關、中外關係、清代歷史、廣州歷史等而兼之涉足研究廣州十三行的。因此，建議利用省市領導批示和批準廣州大學建立“廣州十三行研究中心”的大好機會，成立一個“廣州十三行研究會”，聚擾原來研究和現在有興趣研究廣州十三行的學者，形成一支研究隊伍，並創造良好的條件，使這支隊伍比較專門致力於廣州十三行的研究工作。同時，建議在廣州大學、中山大學、華南師範大學、暨南大學歷史係招收碩士、博士研究生時，與有關導師聯繫有意識地指導一些研究生撰寫關於廣州十三行的畢業論文。這樣，經過若干年，逐漸出一批研究廣州十三行的成果和出一批研究十三行的青年學者。

　　3.在廣州大學“廣州十三行研究中心”建立廣州十三行研究資料庫，大力收集中外文圖書檔案等資料。

　　這是研究廣州十三行的基礎工程，樑啓超説過：

　　“治科學者——無論其爲自然科學，爲社會科學，罔不恃客觀所得之資料爲研究對象。……史學所以至今未能完成一種學者，蓋其得資料之道，視他學爲獨難。史料爲史之組織細胞，史料不具或不確，則無復史之可言。史料者何，過去人類思想行事所留之有證據傳留至今日者也。思想行事留痕者本已不多。所留之痕，又未必皆有史料價值。有價值而留痕者，其喪失之也極易，固必有證據，然後史料之資格備，證據一失，則史料即隨而湮没。……故史學較諸他種科學，其搜集資料與選擇資料，實最勞而最難。史學成就獨晚，職此之由”。〔3〕

　　這就説明，研究廣州十三行，要有豐富的確鑿史料，不然就無從進行。而廣州十三行的史料，除了中文史料之外，還有無數的英文、法文、葡萄牙文、荷蘭文、西班牙文、日本文等多種外文的圖書和檔案史料、圖片資料和實物資料。因此，除了大力收集中文史料外，還要大力收集大量的外文資料，然後加以互相印证對此，辯僞和選擇。要收集外文的資料，除了招聘各種外文人才外，還要向政府申請較多的經費，走出省門和國門，去世界有關國家如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瑞典、美國、加拿大、日本等清代與廣州十三行有密切關係的國家的檔案館、圖書館去複印和拍攝一大批資料。據我與美國南加州大學的衛思韓（Tohn E·Wills）教授及其研究生範岱克（Pauc A·Vandyke）長期交往所知，很多廣州十三行的中文檔案資料、圖片資料都被外國人偷走而流落在歐美國家的圖書館或檔案館。範岱克爲研究廣州十三行在歐洲各國居住了八年，收集了中國没有的很多中文檔案資料，才寫成他的博士論文。所以建議“廣州十三行研究中心”，選派一些外文好的青年教師走出去，先到香港大學圖書館、澳門圖書館、澳門檔案館、澳門博物館，然後到英國大英博物館、英國檔案館、法國圖書館、瑞典國家圖書館、檔案館等收集外文資料和流落在這些國家的中文檔案和圖片資料。目前，我們可做到的，可組織人力翻譯現存廣州的一些外國人研究廣州十三行的著作着手。如翻譯法國人路易斯·德爾米尼（Louis Dennigny）的博士論文《中國與西方：18世紀廣州的對外貿易（1719-1833）》，全書5卷300多萬字。此書中國目前有兩部，一本是金應熙教授於1980-1981年去墨西哥學院任教時，複印回來，保留在暨南大學歷史係資料。我於1984年因寫《清代前期海外貿易的發展》一文，去看過此書。一本是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耿昇研究員處。他在中國駐法國大使館工作八年，在巴黎買得此書。前幾年，廣州荔灣區檔案館曾有組織人力翻譯此書的搆思，但因估算經費需100萬元，未能翻譯出版而作罷。現在我建議，廣州大學“廣州十三研究中心”先組織人力和籌集經費先翻譯出版第三卷第四章《代理行商》，供研究利用。

　　在收集到一定數量的史料之後，建議先陸續出版《廣州十三行研究資料集》（不定期），以積累研究資料，爲研究十三行打下堅定的基礎。還可以考慮辦研究廣州十三行的學術性刊物，給研究人員有發表論著的園地和宣傳研究廣州十三的成果。

　　4.組織力量對廣州十三行進行綜合性的研究。

　　這項研究，可分爲兩步進行。第一步，建議組織力量分工研究嘉慶年間（1796-1820）著名十三行巨富商人如同文（孚）行的潘（啓）家、廣利行的盧（觀恒）家、怡和行的伍（秉鑒）家、上成行的葉（上林）家等各行商的演變歷史，寫出專著出版，在撰寫出版各行商演變歷史後，然後進一步開展綜合性研究，編寫一部新穎、巨型的《廣州十三行史》專著。要不要和能不能寫出一部高水平的《廣州十三行史》呢？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應該要破除迷信，增强信心和决心。因爲史學界曾有過一種一説法，認爲廣州十三行史，不用寫了，再寫也超不過樑嘉彬的《廣東十三行考》。我認爲這種説法是不科學的，是形而上學的。上面説過，樑嘉彬的《廣東十三行考》確實是一部奠基性的著件，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但並不是説這本書就是廣州十三行研究的頂峰著作，還可以進一步深化，進一步研究。本書出版時就不是十全十美的著作，當時極力推薦出版的中山大學文史研究所主任朱希祖教授在序言中就指出本書不足之處：

　　　“樑君此書，不能分别條考此等重要因果（指行商制度與外國的關係及清政府的關係等，本文作者），而惟平鋪直叙，沾沾於行之沿革，及行名、人名等瑣碎考證，何足以厭中外人士之望？”〔4〕

　　所以，今天我們應該在廣泛而深入研究廣州十三行的基礎上，寫出比《廣東十三行考》更高水平的專著。如果認爲我們寫不出超過《廣東十三行考》的著作了，我們就不用開今天的會了。“頂峰論”是不科學的，歷史的事實是，不管是政治、經濟、科學研究，總是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勝過一代，青於藍勝於勝。如果一代不如一代，社會就會滅亡。歷史事實證明，永遠是一代超過一代。猶如我們今天理論就勝過了馬克思、恩格斯；我們今天的政治、經濟發展就超過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的時代；以後我們子孫的事業也會超過我們今天。年青的學者應有這種决心和信心。在前輩的面前無所作爲的觀點是不對的。但話又説回來，要寫出一本比《廣東十三行考》好的專著，不是輕而易舉的，一定要經過若干年的深入和廣泛收集資料，然後進行專題研究，才能考慮寫新的廣州十三行史，不要現在有筆專款就馬上寫此書。更不要拿一筆經費請一些不熟悉十三行、也不研究廣州十三行的人員撰寫。請這種人寫，倒是很快完成任務出書，但肯定超不過《廣東十三行考》。因爲現在青年寫書，在網上大段大段切下已發表的專著及論文，根本不去看原著，更不願坐冷板凳收集新資料，很快就完成了。這種專著的質量和水平是很難保证的。

　　4.組織文藝界的力量編寫一出以廣州十三行爲題材的戲劇，拍攝一至二部電影和電視連續劇。

　　這個工作可以同上述研究廣州十三行同時進行。因爲戲劇和電影、電視是塑造典型，是形象思維。它不需要等研究工作做到80%以上的程度纔可以動手。而且原來廣州話劇團已編演過《十三行商人》話劇，並到北京演出；中央電視臺也拍攝過《帝國商行》四集歷史紀録電視片，可以在此基礎進行創作和編寫。通過戲劇和電影、電視可以向全國和世界宣傳廣州十三行這個品牌。在這方面，我們應借鑒和學習晋商和徽商的創作和宣傳。就我所知，現在，以晋商爲題材的《喬家大院》電影，以徽商爲題材的《徽娘宛心》電影和《太祠堂》電視劇，已在全國放影和向世界發行，大大提高了晋商和徽商的知名度，反過來促進晋商和徽商的深入研究。大家知道，在中國十大商幫中，晋商和徽商的研究和開發以及宣傳是做得比較好的。我問過研究晋商和徽商的朋友，他們的經驗之一，就是説服當地政府重視此商業文化的研究工作爲市場經濟服務，批準必要人力編制和撥出經常性的經費支持研究人員進行長期研究工作，年復一年，就取得較好的成果。

　　5.建議在文化公園修建一條模擬式的十三行街。

　　因爲在鴉片戰争中兩次發生火燒十三行的緣故，所以今天我們看不到廣州十三行的遺存，造成廣大群衆對聞名世界的廣州十三行印象不深。爲此建議在廣州文化公園内辟出一個地方（最好在原來宋城處）修造一條模擬式的十三行街，按道光十七年（1837）的廣州十三行即怡和行、廣利行、同孚行、同順行、天寶行、興泰行、中和行、順泰行、仁和行、東興行、孚泰行、東昌行、安昌行模擬建設，並按當年各行經營特點招商擺設相應的商品，形成一條古典式的十三行商業街，作爲供中外人士來廣州旅遊參觀的一個景點，以擴大廣州十三行在當今世界的影響，發揮廣州十三行這個歷史品牌的作用，爲廣州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更好服務。

　　6.建議省、市政府撥出常年經費專款給廣州大學“廣州十三行研究中心”作爲長期經常研究十三行的經費。

　　研究廣州十三行需要一定經費，没有經費是無從進行。更重要的要有常年經費，而且納入廣東省和廣州市的財政開支，這樣才能保证廣州十三行研究工作長期開展。經驗告訴我們，一次性撥款是不可能維持長期研究工作開展的。現在省、市領導也很重歷史文化的研究和開發，但多是批準一次性撥款，如研究單位或文化單位寫個報告，批準一次撥款幾十萬，結果是研究單位用完所批的幾十萬元，再往下研究就没有經費了，研究工作因此停頓下來。科學研究工作的經驗證明，停停打打，斷斷續續地進行的研究是很難做好的，是很難出成果的。因爲一停下來，隊伍就涣散了；研究人員的興趣就冷落了；研究成果就束之高閣了。據我所知，晋商和徽商研究好，就是有專門的研究機構，如安徽省黄山市徽商研究中心，安徽大學徽學研究中心；山西社會科學院晋商研究中心。這些研究機構，都有常年撥款經費，保证了他們長期對徽商和晋商的研究，從而做出成績，出了不少好質量的研究論著，值得廣東省、市政府領導借鑒。

　　注釋：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2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2〕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第1019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3〕《中國歷史研究法》，載《樑啓超史學論著四種》第145-146頁，嶽麓書社1985年版。

　　〔4〕樑嘉彬：《廣東十三行考》第5頁，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原載《廣州十三行研究回顧與展望》，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