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說明】2008年底胡錦濤先生在紀念告台灣同胞書三十週年時，發表了胡六點的談話。胡六點陳述了未來兩岸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軍事上可以推動的原則與立場，展現希望兩岸關係能夠持續和平發展的期望。胡六點反覆陳述一個中國原則的重要，但是對於兩岸合理的政治定位為何，卻沒有著墨。是在等待台北的呼籲？還是準備在談判中定調？沒有人知道。台北方面一直沒有對胡六點做出回應，兩岸的政治性協商也沒有啟動的跡象。
　　
　　做為一位憂心兩岸關係的學者，再次看到了我們應該努力的方向。2009年春假前後，我與昔日的夥伴黃光國教授、謝大寧教授、好友鄭旗生多次商討，決定再度邀集台灣內部學術菁英，共組“兩岸統合學會”，以期結合海內外知識社群，共同為促進兩岸和平、推動民族統一而努力。
　　
　　我們主張兩岸可以在“統”、“獨”、“維持現狀”之外，選擇另一條道路，即“統合”。由於長期在歐洲工作，對於歐洲統合自然別有一番體悟。從1992回到台灣，在政治大學外交所兼任教職起，即開設歐洲統合的課程。在1998年完成《歐洲統合：政府間主義與超國家主義》一書，對歐洲統合的理論、進程、政策、發展做了探討。該書並獲得當年度行政院新聞局重要學術獎及出版補助。在討論兩岸統合時，歐洲統合是我重要的思想啟發。歐洲統合自然不同於兩岸統合，因此，我習慣用“歐洲統合經驗”一詞，而非“歐洲統合模式”或“歐盟模式”。
　　
　　歐洲統合是以每個成員國主權獨立為基礎，並不一定以統一為目標；兩岸統合則是主張在整個中國內部開始統合，為最終統一創造合理且雙贏的進程，簡單地說，兩岸統合可以做為國統綱領中程階段到遠程階段的過渡，也可以做為和平發展期的兩岸結構與共同政策形成方式，以發揮兩岸重建或鞏固兩岸重疊認同的功能。我希望給“和平發展期”一個制度性的名稱，稱之其為“統合期”。
　　
　　本文是兩岸統合學會成立以後第一次向外界具體建議兩岸關係應該努力的方向。該文主張兩岸可以從七條路徑著手，推動兩岸的和平發展。本文也正式揭示出了兩岸統合學會未來的七大工作方向，也是我們的七大夢想，期盼兩岸有識之士共同推動。
　　
　　前言：為歷史做一點事
　　
　　2009年初春，在台北，兩岸統合學會的成立，代表著在兩岸與華人社群中豎立了一面邁向統合的鮮明旗幟。
　　
　　飛揚的旗幟傳達出兩個重要使命。第一，如何建構兩岸人民對於整個中國的認同，讓未來兩岸和平框架不只是個框架，而是一個有血有肉的實體；讓未來的兩岸合作不只是個追求物質利益，而是一個有助於強化兩岸人民彼此認同的一條最理想的路徑。第二，如何讓散居於全球的華人社會能夠更便捷與緊密地統合在一起，共同為人類的和平與繁榮盡一民族之力。
　　
　　從學會的中外文名稱可以看到以上的兩個使命，中文名稱是“兩岸統合學會”，著重的是兩岸的統合，外文名稱是Chinese Integration Association，著重的是全球華人的統合。所以稱之為學會，表示這是一群知識分子的共同心願，我們願意在思想上提供拙見，帶頭揮舞著旗幟，但是更希望認同此一目標者能共同參與，或在其自己的崗位上共同努力。
　　
　　學會的圖案是一個“動態的太極圖”，它是從最具中國傳統文化象徵的太極圖所延伸而來，突顯兩岸之間的“合中有分、分中求合”，華人世界中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太極講究的是陰陽調和，上下內外渾融一體，正如同兩岸統合與全球華人統合從內在認同做起，由民間推動，當統合的太極開始轉動時，兩岸與全球華人將融為一體。
　　
　　為什麼認同很重要？
　　
　　我們可從法律的角度為國家找到組成因素，包括人口、領土、政府、與其他政府交往的能力；也可以從人類學的角度，以語言、文化、宗教、風俗習慣來為民族作只定。而有一點非常重要，但是卻常被法律及人類學者所忽略的，就是“認同”。如果同一個國家，或同一個民族間的“認同”已經斷裂，或者已經消失，那麼，國家將不再是個“命運共同體”，民族也不再是一個“生命共同體”，它們將只是一盤沒有共同目標的散沙而已。
　　
　　兩岸人民毫無疑問的都是炎黃子孫的一分子，原本也共同承載著中華民族的歷史記憶，對於“中國人”有著共同的民族認同。而1949年以後，則由於兩岸分治，兩岸人民各自擁有自己的憲政秩序，分別建構了自己的“國家”認同。
　　
　　從人類發展的歷史看，“認同”是可以被政治人物建構的。“認同”作為區別“我群”與“他群”的判定，從正面來看，“認同”可以凝聚人民共識，風雨同舟、共度艱難；從負面來看，“我群”與“他群”的“分別心”，也很容易將仇恨插入人民的生活，使得民族或國家內部、民族或國家之間發生悲劇性的災難。
　　
　　有理想、負責任的政治菁英應該是要建構或鞏固自己民族與國家間的認同，在不同民族與國家間建立重疊認同。以歐洲為例，從17、18世紀起歐洲的菁英就在思考，如何為整個歐洲人建構共同的認同，但是少數歐洲菁英的努力仍舊無法抵抗各國領導階層對於權力與利益的貪婪。兩次歐洲大戰所帶來的生靈塗炭，才使得歐洲人開始真正的思考，如何建構歐洲人民對於同屬歐洲的認同，用以化解彼此間的“分別心”。1950年代起，歐洲菁英用歐洲共同體的方式創造了主權與治權“分中有合、合中有分”的歐洲。迄今幾乎沒有人會認為在同屬歐盟成員的土地上還有發生戰爭的可能。在歐盟內部，人員、貨品、勞務、資金已可以自由流通，絕大多數政策領域也受到歐盟內部超國家組織的規範，而絕大多數的歐盟成員國間使用的是同樣的貨幣，從某些角度來看，歐盟雖然仍不是個國家，但是已經很像一個國家。
　　
　　歐洲人是政治聯合體的發明者，17世紀他們發明了“民族國家”，二戰結束後又發明了一種新的政治聯合體“歐洲共同體”，後者是為了解決前者引發的災難。歐洲共同體這種新政治聯合體的精神正是“分中有合、合中有分”，我們暫不論歐洲統合的其他成果，也暫不談兩岸與歐洲情形有何不同，這種在“分”的現實基礎上追求“合”的共識與可能，的確足供兩岸借鏡。
　　
　　很可惜，當新的思維已經產生時，兩岸走的還是19與20世紀的老路，仍舊停留在主權與領土之爭。冷戰以前，台灣與大陸爭誰是正統；冷戰以後，台灣不僅放棄正統之爭，也沒有在“合”的方向繼續努力，反而從1993年起開始往“分”的道路上快速奔跑。
　　
　　兩岸在1993年以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遠遠超過台灣人，以當時官方陸委會的統計資料來看，台灣民眾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有48.5％，認同自己是台灣人的為16.7％，既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為32.7％，總合來說，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高達81.2％，台灣人的為49.4％。
　　
　　1993年起兩岸認同開始折裂
　　
　　兩岸在認同方面的折裂，大致從1993年李登輝推動加入聯合國開始。李登輝的策略很清楚：只要推動進入聯合國，北京一定會打壓，只要北京一打壓，北京就會被形塑成一個打壓台灣的“他者”。李登輝借用北京打壓台灣，轉而打擊當時支持“一個中國”的國民黨非主流派，同時也藉強化台灣與中國大陸的敵意關係，來鞏固其權力基礎。而其後果就是兩岸認同開始折裂。“台灣意識”這個原本屬於鄉土認同範疇的用語開始與“台灣主體性”連在一起，共同成為兩岸“敵我、他者”論述的工具。
　　
　　隨著李登輝在其任內的政治操作，1994年開始，認同自己是中國人與台灣人的比例便發生剪刀型的轉折，而且迄今再也沒有逆轉過。1996年中共的飛彈試射、1999年李登輝主張“特殊國與國”的“兩國論”，都使得兩岸認同分歧擴大。2000年民進黨執政，持續強化台灣主體性的論述與政治操作，並於2002年主張“一邊一國”，2004年與2008年舉辦公投來彰顯台灣與大陸的不同。整體來說，在李登輝與民進黨長達十餘年的政治操作下，兩岸的認同是愈走愈遠。
　　
　　2008年3月台灣變天，政治上，兩岸終於暫時擺脫掉走向台獨所帶來的危險；經濟上，隨著而來的兩岸協商為兩岸經貿交流重新開啟新機，兩岸關係看似應該可以風平浪靜，重新出發。國民黨的馬英九先生雖然取得大位，但是由於本身的外省情結、國民黨生態與選舉考量，即使重新開啟兩岸經貿交流，但是在台灣主體問題的論述上仍然不敢突破，馬英九認為，“多（只）談經濟、少（不）談政治”最符合其鞏固政權與選舉的利益。
　　
　　馬英九所屬的國民黨，雖然對外宣稱“不獨”，但是也表明“不統”，雖然不走民進黨的“台獨路線”，但是繼續延續李登輝與陳水扁的台灣“主體論述路線”。此一結果使得“台灣主體性”不斷強化，也因而繼續拉開台灣對大陸的認同距離，而使得兩岸彼此愈來愈像“他者”的關係。“台灣主體性”或“台灣意識”原本應該只是個鄉土的認同，但是在政治的操弄下，“台灣主體性”與“台獨”隨時僅有一線之隔。
　　
　　經過長達15年的政治操作，兩岸認同差距愈拉愈大。台灣著名的《遠見》雜誌在2008年10月份的“民眾的自我概念”調查報告稱，台灣人民中已有高達95.9%認同自己是“台灣人”，只有46.6%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甚至低於對“亞洲人”（73.5％）的認同。在統獨立場方面，67.5%的人民反對終統（即“立刻統一”與“維持現狀後走向統一”），50.6%的人民贊成終獨（即“立刻獨立”與“維持現狀後走向獨立”）。另外，在“民眾終極統獨立場”方面，有67.5%民眾並不贊成兩岸最終應該統一，贊成的僅有19.5%；有50.6%民眾贊成台灣最終應該獨立成為新國家，不贊成的有34.1%。其實不只是遠見雜誌的這份報導，其他民意機構也有類似的民調，而且也反映出同樣的趨勢。
　　
　　這份民調反應出“台獨”的底層能量已經愈來愈強。因為台灣有選舉考量，政治人物多有隨勢逐流的傾向，如果台灣內部沒有一股將兩岸拉回“中國人”或走向“統合”的聲音，兩岸即可能愈走愈遠，而未來要將這趨勢拉回來的政治成本也必將更大。
　　
　　台灣缺乏強化兩岸認同的主張與行動
　　
　　在馬英九主政下的兩岸關係，目前台灣僅有兩種主流聲音：
　　
　　一是“兩岸關係物質化”，即台灣方面僅願意多談經貿、金融，但是僅限一般技術性的互動，不存在著新功能主義所稱的“擴溢”（spillover）可能，在文化、社會的交流上仍持保守態度，並以商業收益做為交流的思考。
　　
　　二是“強化台灣主體性”。“兩岸關係物質化”固然有助於兩岸良性互動，但是並不必然能夠加強兩岸的認同鞏固，有時可能反而會更加深兩岸認同的分歧，而“強化台灣主體性”的論述，固然有其歷史因素的背景，也有政治選擇的需要，但是，這兩種主流論述匯流將極有可能讓兩岸在心理認同上逐漸愈來愈遠。
　　
　　一個最顯著的例子就是，雖然已經由海基會與海協達成觀光客來台等四項協定，但是兩岸的認同差距卻沒有減緩的跡象。這顯示出，只有經貿交流，並不一定能夠為兩岸建立共同的重疊認同。2009年開始，台灣內部又將開始選舉，“強化台灣主體性”也必定又將是個被朝野政黨拿來凸顯“愛台灣”的說詞，因而使得兩岸的認同差距有再加大的可能。
　　
　　對於政治有基本認識的人應該都了解，如果兩岸之間缺少了共同“認同”，兩岸關係的發展不可能是平穩的，兩岸未來的政治統合也將是緣木求魚。兩岸認同愈折裂，未來要付出的成本就愈大。兩岸統合學會就是希望從民間立場，為如何促使兩岸人民強化彼此對於同屬中國，同為中國人的認同而努力。這項神聖的工作具有兩方面的功能：一是在台灣目前僅有的“兩岸關係物質化”與“台灣主體性”兩種聲音以外，開拓另一種主流的訴求，簡單地說，就是將追求“共同認同”發展成為兩岸的一股重要聲音；另一則是具體提出未來工作方向，呼籲與影響兩岸政府透過制度性的安排，促使兩岸人民強化彼此對於同屬中國、同為中國人的認同，讓兩岸認同得以依循此一方向以獲得強化與鞏固。
　　
　　如果兩岸和平框架是未來兩岸的骨幹，那麼兩岸認同就是兩岸的血肉，唯有認同強化鞏固，兩岸和平框架才能穩固。沒有共同的認同，所有目前的物質性交流，都有可能成為鏡花水月。擴而大之，華人社會何嘗不也是如此，如果彼此永遠只是停留在血緣與文化上的認同，中華民族不能算是走向統合，也無法發揮中華民族對於全球貢獻的集體力量。再則，兩岸統合與華人統合兩者也存在著共生與相輔相成的關係，兩岸認同的鞏固有助於全球華人認同的強化，而全球華人認同的強化，又有利於兩岸未來的政治統合。
　　
　　“統合”（integration）兩個字，大陸方面是用“一體化”表達。兩岸統合學會未來的工作方面，以強化兩岸認同為主軸，做為一個民間社會學術團體，將在文化、社會、經濟、金融、國際空間、兩岸和平協議方面推出一系列的“兩岸統合”構想，以促使兩岸未來發展的一體化。以下就是未來推動的七項構想，於此我就稱它為“七個夢想”吧！其目的在以強化兩岸與華人的共同認同為目標：
　　
　　七個夢想
　　
　　(一)文化統合
　　
　　中國歷史告訴我們，“書同文”是任何政治統合或統一的最基本條件。我們可以說，正是由於一套相同的非拼音文字，使多方言的中華民族能夠超越語言的藩籬，而在各種歷史的風雨中，始終凝聚而不墜。這也就是說，在文化的凝聚力上，文字恐怕比語言更具有重要性。因此，儘管兩岸語言相通，但無可否認的，兩岸這些年來文字書寫上的差異，已然成為了兩岸人民一個區隔我群與他者的重要符碼。所以只要兩岸文字仍有“簡繁”之別，即使這差別並不算大，但兩岸認同也將因之而失去連綴的基本憑藉。而且由於近年來隨著大陸經濟的崛起，華文也逐漸成為了世界性的語言，學習華文也成了世界的趨勢。然而由於客觀形勢的對比，世界上的華文學習，幾乎都以大陸的簡體字為基準。而這樣的形勢，某種程度上也形成對台灣人民的刺激，這也就是說，繁簡字體越發成了拉開兩岸認同的觸媒。
　　
　　其實平心而論，文字涉及現代與傳統的接軌，因此台灣的堅持使用繁（正）體，相當程度上使台灣維持了與中國傳統文化接軌的優勢，或者也可以說，它正是維繫台灣在文化認同上的一條最重要的紐帶。這也是為什麼有一些台獨人士千方百計想要推動一套新拼音系統的緣故。因此，如果說大陸真的想要增進台灣對中國的認同，文字其實正是一個很好的管道。事實上大陸當年推動簡體字的一些基本考量，隨著今天電腦的普及，其實已經有了很大的改變。而無可諱言的，由於簡體字的使用，也的確對與中國文化傳統的接軌，形成了某種不利的影響。綜合這些狀況，“兩岸統合學會”乃認為兩岸很可以考慮以推動“兩岸文字趨同化”作為文化統合的首要重點工作，這一工作未必是捨繁就簡，或者是去簡歸繁這樣的選擇題，而是希望能夠結合兩岸與全球華人對於中國文字、文化有造詣的專家，依漢字的造字原則重新檢討文字之簡化，同時也考慮書寫的簡便性，據此討論是否可以“讀繁寫簡”為基礎，或者以逐步回歸正體為原則來使兩岸的文字逐漸走向整合之路：一方面方便傳統與現代的接軌，一方面藉以增進兩岸的文化整合。
　　
　　(二)貨幣統合
　　
　　貨幣為認同的重要象徵。“兩岸統合學會”將呼籲與推動建立“第三貨幣”，以成立“華元”（Chinese Dollar）做為與兩岸（可包括港澳）現有貨幣外的第三種貨幣。歐洲共同體在推動歐元的經驗可以做為兩岸的參考。
　　
　　“華元”可分三個階段推動。第一階段“華元”以“中華貨幣單位”（Chinese Currency Unit,CCU）的身份出現，僅用在企業間報價、結算，以節省交易成本；第二階段推展消費使用，從“中華貨幣單位”晉身為“華元”，成為第三種貨幣，與兩岸（可包括港澳）現有貨幣共同使用；第三階段則是仿照歐洲使用共同的貨幣，使用單一“華元”。
　　
　　貨幣統合並不需要以兩岸為限制，可以擴展到港澳地區。換言之，在兩岸四地可以開啟貨幣的統合，以節省兩岸四地的交易成本，也方便全球華人之間商業往來，並經由共用貨幣來強化彼此的重疊認同。未來如果其他東亞國家願意參與“華元區”（Chinese Currency Region），自然歡迎。
　　
　　(三)經濟統合
　　
　　我們對於任何有助於兩岸人民利益的經濟與貿易便捷化與無障礙化均應表示歡迎，但是僅有貿易便捷化並不能夠帶來政治上的認同整合。以兩岸是否要簽署“綜合性經濟合作協議”（CECA）或“經濟合作架構”（ECFA）為例，雖然這是一個對台灣有利的協定，但是台灣內部即有擔心被大陸經濟控制或消化的疑慮。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本來就存在著“優勝劣敗、弱肉強食”的邏輯，小的經濟體在與大的經濟體互動時，往往會陷入如何不被吸納、依附的困境。對於歐洲的小國而言，如何透過歐洲經濟共同體（EEC）的制度安排，遠較歐洲自由貿易協會（EFTA）公平競爭更符合本身利益。因此，1960年成立的EFTA內幾乎每一個小國，包括英國自己最後都選擇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而離開自己所創立的歐洲自由貿易協會。對於歐洲大國而言，如何經由共同體與小國分享權力，也是凝聚整個歐洲認同、創造歐洲集體利益的必要決定。
　　
　　僅僅是自由流動，對兩岸均有不足之處。對台灣之不足在於有可能失去政治自主，因而兩岸重疊認同並不會因經貿互動頻繁便捷而強化；對大陸之不足在於倘經貿交流不理想，更加深台灣人民對於大陸的不信任。因此，“兩岸統合學會“將呼籲與推動具有“共同體”（community）性質的兩岸共同市場（common market），而非僅是貿易便捷化或自由化的共同市場，方是上策。
　　
　　推動兩岸共同體可以從簡到難，逐步進行。除了長期呼籲的“兩岸經濟共同體”外，舉例而言，基於近來兩岸對於食品安全多有疑慮，而引發了不必要的政治爭議，可以由兩岸共同成立“食品安全共同體”，由雙方政府機構共同組成，以後行銷至兩岸的相關產品必須經由此一兩岸共同機構核發通過檢驗標準文件，在產品上印有“合於標準的圖識”。“車同軌”、“統一度量衡”是任何一個統一國家不可或缺的制度，目前全球在一些相關產品上已有統一的標準，兩岸基於“與民謀利”的精神為兩岸人民把關，相信可以得到廣大共鳴，而這也將直接強化兩岸人民對於“共同體”的信賴與需要，對於強化彼此認同會有很大助益。
　　
　　(四)身份認同
　　
　　身份本即是“認同”（identity）的同義字。基於歷史因素，兩岸目前各有其政治上的身份歸屬。即使大陸對台核發“台胞證”，也是等於同意台灣人民與大陸人民的不同，一種“他者”的認知隨著不同歸屬而日漸強化。為了建立兩岸間的“身份認同”，“兩岸統合學會”將呼籲與推動兩岸人民在現有認同之上的第三認同，也就是對“整個中國”（中國人）的認同，促成“中華卡”（Chinese Identity Card，簡稱“華卡”或“C卡”）的實現，兩岸政府可以在審核後核發“中華卡”，台灣人民與大陸人民均可持該卡，免簽證進入另一地區，並享有一定的權益。基於兩岸人口、幅員差距，台灣方面的憂慮可以理解。因此可由中國大陸率先推動。在“台胞證”外另發行“中華卡”，或考慮以漸進方式取代“台胞證”。“中華卡”的發放可以推展至港、澳地區，甚而包括全世界的華人。
　　
　　持有“中華卡”代表著整個中國的認同。筆者在前一期（三月份）《中國評論》月刊〈論兩岸與中國的關係〉一文中，曾提及“同一性理論”一詞。中國大陸如果在憲政上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國為同一，那麼亦應接受任何認同“中國”，但是非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者，均應擁有身為中國人的權利。
　　
　　兩岸政府目前的憲法均是“一中憲法”，主張與中國為同一，因此，“中華卡”的發放完全合乎憲法。至於“中華卡”可享的權益，容以後再討論。先提出一點，如果兩岸政府在政治上可以容許（憲法上沒有問題），“中華卡”甚而可以擴展至政治上的參與。
　　
　　“中華卡”制度的推展對於兩岸認同的鞏固，與全球華人認同的建立，將產生關鍵性的重大影響。如果在權益上擴展到政治領域，它將是中國大陸或台灣可能在政治市場上對外開放（目前兩岸政治市場均是封閉，即只有持自己國家護照者能參與國家治理）的一個選擇。想想看，在春秋戰國期間，孔子可以周遊列國，尋求治國機會；衛國人衛鞅至秦國為相，在周天子的世界無國籍之差異（周天子時代的政治市場是以文化民族為基礎，當代的政治市場是以國籍為依據）而也因此，秦國卒能強大。未來持“中華卡”者，雖持他國護照，亦可為兩岸政府合法貢獻，不受“單一國籍”之限制，兩岸政府如此可廣納天下英才，共同為中華民族而努力，這不是一個足資傳頌的美談嗎？
　　
　　“有容乃大”是中華民族的古訓，社會愈是開放、民族愈能包容，民族與國家愈易壯大。中華民族在全球擁有無數人才，兩岸政府誰能夠對其開放，誰將優先獲利，如果兩岸共同開放則是鞏固共同認同的最有意義抉擇。
　　
　　(五)安全認同
　　
　　目前兩岸政治上的爭議之一在於台灣方面質疑中國大陸為何不放棄武力犯台；大陸方面則質疑台灣從來沒有放棄走上台獨的可能。面對這個問題，“兩岸統合學會”將呼籲與推動“兩岸和平階段化與相對化”的概念與政策。“階段化”意為兩岸安全宣示以四年為一期；“相對化”意為在台灣領導人正式做出“四年任內反對台獨”的宣示，大陸領導人也做出“四年內放棄武力與武力威脅”的保證。“兩岸統合學會”將呼籲與推動“兩岸和平相對化與階段化”，以逐漸解決彼此的疑慮，為雙方建立友好互信創立基礎，以達強化彼此認同之功（至於這一相互的宣示與保證需不需要、可不可以建立一個客觀的查證機制，以免紛擾，這當然可以容後討論）。
　　
　　在討論政策過程形成中，有“制度論”的學說。“制度論”可分為“理性選擇制度主義”、“社會學制度主義”與“歷史制度主義”三種。“理性選擇制度主義”告訴兩岸，在中國大陸的眼中，戰爭與台獨是同義字，因此基於安全與穩定，台灣必須理性地放棄台獨選項。“社會學制度主義”告訴兩岸，當追求安全已經成為一種文化認知，一種習慣時，沒有人會嘗試挑戰這種論述，人民會自然而然地因為避開戰爭，而選擇放棄台獨。“歷史制度主義”告訴兩岸，當“確保和平”已經成為一個行之多年的政策時，人們也不會再嘗試選擇另外一種未來不確定的政策。這三種制度理論，都告訴我們一個有正面結果的答案，即只要“兩岸和平階段與相對化”一開始啟動，兩岸和平的大門就打開，而再也不容易關上了。
　　
　　在台灣內部，我與黃光國、謝大寧等教授曾共組“民主行動聯盟”，在2004年開始推動“反6108軍購”時，即同步發展“兩岸和平論述”，當時並由七位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共同聯名發表。2005年起，提出台灣應建立成為“台灣和平島”的論述，以“和平主義”尋求兩岸和解並節省經費用以發展台灣，而非依附強權，以購買軍購交保護費的“乖乖主義”（扈從主義）方式追求台灣的真正安全。未來“兩岸統合學會”仍然會持續此一立場，繼續推動。
　　
　　(六)國際參與
　　
　　如前所述，兩岸認同的開始轉折與斷裂就是起因於1993年李登輝先生推動重返聯合國開始。眾所周知，無論是“重返”、“參與”或是“加入”聯合國，牽涉到國際政治的現實，絕非台北一廂情願即可。這一個議題之所以在台灣歷久不衰，即使馬英九先生獲得執政，也不敢在這個問題上有所退縮，顯示出“參與國際活動空間”的確是台灣人民的一項需要。但是，對有心政客而言，此一議題的不斷炒作，將可有效將中國大陸塑造為一個打壓台灣主體性的“他群”，進而拉開兩岸人民的認同。我們雖然對於政客們利用此一議題操弄認同不予苟同，但是也不得不承認，這個問題存有高度的操弄利潤。台灣參與國際活動空間的問題如果不能妥善解決，兩岸認同將長期受制於政客的操弄，很難真正的建立。或許可以這麼說，如果兩岸能夠在國際參與問題上找到解答，將有助於徹底地解構台獨人士利用“悲情”的可能。
　　
　　北京方面當然也看出了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因此願意在台灣參與世界衛生大會（WHA）事情上讓步，胡六點就已經做了表示“對於台灣參與國際組織活動問題，在不造成‘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的前提下，可以通過兩岸務實協商作出合情合理安排”。但是這種僅是同意台灣“參與國際組織活動”，而不提“參與國際組織身份”的方式，是否能夠滿足台灣人民的需要，或者更清楚地說，是否能夠防杜政客們操弄此議題？答案想必不樂觀。但是在北京基於“一個中國”原則上，又不可能接受台灣以正式會員參與國際組織，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兩岸統合機制應該可以幫助我們找到答案。
　　
　　參與國際組織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必須與主權國家參與；另一種可以容許主權以外其他國際法人參與。我們暫且不創造國際法，也不自行分類，就用歐盟參與國際組織的方式來舉例。
　　
　　第一種國際組織，例如世界貿易組織（WTO）、世界糧農組織（FAO）、一些國際性的漁業組織、歐洲復興發展銀行（EBRD），歐盟成員國與歐洲共同體（EC）均為組織的正式成員。在另一些組織中，例如聯合國大會（General Assembly）、世界衛生組織（WHO）、聯合國經濟暨社會理事會（ECOSOC）、國際勞工組織（ILO）、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國際民航組織（ICAO）等，歐洲共同體是以觀察員身份參與。如果北京擔心台北的參與有可能造成台灣法理上的獨立，可以“兩岸三席”的方式處理，即北京代表團、台北代表團與兩岸共同體代表團（第三席）共同出現在該國際組織中。兩岸共同體代表團是由兩岸共同組成，它的存在將使得，即使台北以正式成員（或觀察員）身份參與，也不會在法理上造成台灣獨立的法理事實。
　　
　　第二種國際組織，例如聯合國的安全理事會、國際法院（ICJ）、國際貨幣基金（IMF）等，只有歐盟成員國，而沒有歐洲共同體參與。如果兩岸簽署的和平協議中，有保證不分裂中國的條款，那麼在國際法意義上將不存在著兩岸分別“出現”，會造成兩岸分裂的法理事實。
　　
　　“中華卡”的創立可以作為處理國際參與問題的另一種思考。由於兩岸在憲政上均採“同一性理論”，視自己為中國，因此，持中華卡者在法理上有資格代表整個中國，“中國為中國人之中國，非兩岸政府所能獨享”，這應該是中華民族的共識。以聯合國這種高敏感的國際組織為例，北京可以任命持“中華卡”者擔任駐聯合國大使或其他工作。也就是說，這位持“中華卡”的工作人員，可以同時持有中華民國護照而無妨，而不是以持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為唯一條件，因為他在聯合國內代表的是整個中國的利益，包括台灣與大陸。如果說有一天真的發生了這樣的狀況，我們相信歷史也會永遠讚許我們這一代中國人的創意。
　　
　　“中華卡”與“兩岸三席”在國際組織中的運用，可以做更細緻的安排，本文只是提出初步的構想。就功能上來說，這樣機制的出現，一方面顧及到台灣參與國際空間的需求，另一方面兩岸在國際組織中的認同也能開始建立，這對於兩岸人民的認同將產生翻天覆地的大轉變。看起來，北京好像做了過多的讓步，但是事實上卻是進了一大步。這也許正是老祖先“能捨乃能得”的另一種現代詮釋吧！
　　
　　(七)基礎架構
　　
　　兩岸建立和平框架，方能從結構面上徹底為兩岸創造和平與發展的環境。胡錦濤先生在紀念《告台灣同胞書》30週年講話時，第六點即強調“結束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議”，並“再次呼籲，在一個中國原則的基礎上，協商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議，構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框架”。馬英九先生也多次提及簽署兩岸和平協議的構想。
　　
　　兩岸和平框架，應該是個綜合性（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的框架，還是個基礎性（以政治為原則）的框架，在中國大陸內部有不同的見解，兩岸和平框架應該以“先易後難”（先其他後政治），還是以“先根後枝”（先政治後其他）為推動原則，兩岸知識社群也有不同的看法。
　　
　　筆者的淺見是，“和平框架”可以是一個“綜合性的框架”，但是“和平協議（定）”最好是一個基礎性的協議，用以規範兩岸定位與走向的基本原則。在推動兩岸綜合性的和平框架上應該“易難並進”、“根枝並重”。簡單地說，不放棄推動兩岸和平發展任何有利機會，也不放棄創造兩岸和平發展的任何有利可能。
　　
　　先前所提到的“文化統合”、“貨幣統合”、“經濟統合”、“身份認同”、“安全認同”都是屬於創造兩岸認同的範疇，本身可以是未來兩岸和平框架的骨幹，更可以成為讓骨幹更為穩固的血肉，它們就是“綜合性和平框架”的應有內涵。至於兩岸和平協議，本人在《中國評論》2008年10月號已為建議的“兩岸和平發展基礎協定”作一芻議，請參考，此處不再多提。
　　
　　本人在〈兩岸和平發展基礎協定芻議〉一文中所提的意見只是一位身為中華民族一分子，希望對兩岸和平發展所拋出的一塊磚瓦而已。有關兩岸和平發展絕非僅是兩岸所可獨斷之事，而為整個中華民族、華人社會都有責任關切發言之大事。基於此項理念，“兩岸統合學會”擬邀請包括兩岸在內的海外華人社會相關知識菁英共同座談、討論以期以中華民族之智慧研擬一有關兩岸和平協議之“民族版本”，以確定兩岸的定位與走向，為未來發展奠定法制面的基礎，俾供兩岸政府參考。
　　
　　至於未來的和平協議到底要稱之為“協定”還是“協議”，筆者並沒有多少意見，原因在於：一、在法律意涵上，“協定”與“協議”是完全一致，英文都是agreement；二、就中文而言，“定”比“議”強一些。因此兩岸都有學者認為，在政治意涵上，“協議”比“協定”非正式些，比較適合兩岸的情形，可降低政治的色彩。筆者提出另一種觀點，無論是“協定”或“協議”都是希望兩岸遵守，用較有政治約束性意義的“協定”是否更好？中國大陸不會簽一個不符合本身利益的文本，台灣亦然，因此關鍵在於文本內容，而不在於“協定”或“協議”之別。舉例而言，本人所擬的文本中有“保證不分裂中國”的字句，北京難道會希望這句話不以強烈政治性的意涵來約束嗎？因此，從遵守約定的政治性意涵角度來看，“協定”應該優於“協議”。
　　
　　結語：民族沒有夢想，不會偉大
　　
　　一個人的心量有多大，他的世界就可以有多大。一個民族的認同有多強，他的能量就可以有多強。
　　
　　毫無疑問，中國大陸有強烈的意圖追求統一，對統一路徑的思考是“和平統一、一國兩制”，這是屬於一種“機械式的安排”，即先統一後統合，兩岸先為一體再培養認同。台灣方面有一群人要離開中國，建立自己的認同，他們的訴求是“強化台灣主體性”，等待的是北京犯錯或中共政權崩解；也有一群人，認為憲法雖然不排斥統一，但是他們對統一沒有興趣，因為他們與中國的認同已經逐漸斷裂，他們的最高指導原則是維持現狀，以“兩岸關係物質化”為追求目標，對兩岸關係的認知是，透過兩岸“功能式的合作”，交流可以促進了解，互惠可以化解敵意，他們認為兩岸可以透過“功能性的擴溢”而逐漸解決爭議，現階段要的是“不獨、不統”，只要兩岸關係正常化。
　　
　　統合理論的研究者早已提出了警告，功能性的交流雖然有助於彼此的關係，但是不必然會增加彼此的認同，有時反而會產生“溢反”（spill back）現象。要讓統合不斷前進的不二法門，就是政治菁英在合作過程中的有效疏導。
　　
　　從任何一個政治聯合體的統合過程來看，都是大的一方必須扮演主導的角色。普魯士透過關稅同盟，建立一個日爾曼共同市場，最後促成了德國的統一。法德兩個大國做為歐洲的火車頭，帶領著歐洲統合前進。從國際政治經濟學來看，要做一個區域整合的領導者，最需要做的就是釋放“公共財”（public goods）與建立規則。
　　
　　以上的七項構想，做為民族一分子的七項夢想，有的是兩岸可以齊步努力，例如“文化統合”、“安全認同”、“和平框架”，但是有些部分是中國大陸必須釋放出更大的“公共財”讓兩岸或全球華人參與。相較於德國對歐洲貨幣統合所承擔的責任與貢獻，中國大陸也可以在兩岸的“貨幣統合”的過程中，主動扮演推動者的角色。在“身份認同”方面，為了整個中華民族的利益，中國大陸可以考慮跳脫傳統西方的國家思維，而以“中國是中華民族之中國”為基礎，率先發行“中華卡”。在“國際參與”方面，中國大陸更應該以寬廣的胸懷，釋放國際活動空間給另一塊土地的2300萬炎黃子孫。畢竟從民族主義角度來看，只要兩岸同屬中國，同為中國人，在這個基礎上，沒有什麼不能談、沒有什麼不能讓。
　　
　　“兩岸統合學會”未來幾年，將以呼籲、推動兩岸統合為主要工作。我們希望與中國大陸、港澳及美、歐、日、新加坡等華人較多聚居之團體建立合作夥伴關係，期望結合兩岸與華人知識社群，共同豐富兩岸統合的內涵與尋找有效的途徑。經由座談會、研討會、演講、網路、出版品，將理念傳播，共同為促進兩岸和平、推動民族統合而努力，衷心期望所有認同此一目標者，共同參與及支持。
　　
　　希望讀者不要認為夢想過於天真。人生沒有夢想，不會美麗，民族沒有夢想，不會偉大；人生沒有勇氣，無法前行，民族沒有勇氣，終究衰敗。格局決定了個人與民族的結局，讓我們用大格局來編織夢想，用大勇氣來使它成真。讓我們開始吧！

　　（本文原刊載於《中國評論》，2009年4月號，總第13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