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說明】2009年9月中旬兩岸統合學會與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在北京舉辦“兩岸和平發展路徑”研討會。透過余克禮所長的安排，兩岸菁英學者再一次就兩岸政治定位展開討論。在這次會議中，我們向北京的朋友深入分析“一中三憲”與“共同體”等概念，北京的朋友則提出一個關鍵性的問題：如何讓兩岸和平發展不可逆轉，兩岸如何建立基本互信。
　　
　　這些問題的確很重要，如果沒有基本互信，兩岸任何發展都可能只是權宜之計，也可能只是為謀私利的手段而已，現階段的和平發展終究可能是鏡花水月、海市蜃樓。回到台北以後，立刻著手寫了本文。
　　
　　本文認為，兩岸如果要建立互信，就首先必須了解對方所堅持的底線在哪裡？對於北京來說，“一個中國”是北京不可能退讓的底線，因此，任何台獨的期待都是不切實際的幻想；對於台北而言，是“憲政地位”，除非是兵臨城下，台灣內部的主要政黨不可能在這個問題上讓步。如果兩岸能夠在這兩個核心問題上取得共識，那麼兩岸的基本核心共識就可以建立。
　　
　　至於如何讓兩岸的基本互信不再逆轉，雙方透過和平協定的簽署是必要的第一步。兩岸在“一個中國”與“憲政平等”的基礎上成立共同體，是確保兩岸和平發展並走向統一與不可逆轉性的必要措施。“沒有自信就沒有互信”，是我們在討論兩岸如何建立互信時必須有的認識，把未來放在期待對方的讓步或屈服並不是個智慧與理性的選擇，能夠體會對方的核心需要，用同理心去處理爭議，才是真正的有自信。
　　
　　前言：一切始於互信
　　
　　“建立互信、擱置爭議、求同存異、共創雙贏”16個字是胡錦濤先生一年來在不同場合不斷強調的兩岸互動原則，在這16個字當中，為首的就是“建立互信”。這意涵著北京的觀點：“建立互信”是兩岸關係能夠順利和平發展的基礎與前提。本文即嘗試對“建立互信”這四個字做深入探討。
　　
　　2009年9月12-13日承蒙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余克禮所長的安排，兩岸統合學會有機會與台研所及大陸方面的學術菁英就“兩岸和平發展路徑”進行觀念的交流。這是兩岸統合學會繼2009年6月與清華大學法學院與中美關係研究中心共同舉辦“兩岸和平協議”研討會後的再一次重要對話。
　　
　　長達一天半的研討會，16位台灣學者與20多位大陸學者共同思考著兩岸的合理定位與未來的走向。台灣的參與者都是各學術領域的重要學者，北京的對話夥伴更是大陸學術界的第一旗手。坦白而言，我們獲益很多。能夠促使我們坐在一起，毫無保留地坦誠交換意見的原因在於，我們彼此相信對方有誠意為兩岸和平發展找尋一條雙方都能接受的合理路徑。是這項基本的“互信”，才使我們有機會進行客觀與深度的對話。
　　
　　北京研討會後，一行轉赴上海，也感謝上海社科院黃仁偉副院長與東亞所章念馳所長的安排，兩岸統合學會有機會與這兩個上海的重要學術單位共同舉辦“上海世博與兩岸關係”研討會，再與近20名上海的菁英進行對話。
　　
　　兩場研討會均有不同的討論議題，但是圍繞著會議的核心問題其實只有一個，就是兩岸如何才能夠建立互信。“互信”必須根基於“了解”，愈能深入了解，愈能建立互信的路徑，研討會就在這樣的認知中進行。與會者共同深信，沒有互信，兩岸和平發展路徑根本無法啟動；沒有互信，路徑即使啟動，沿路必是荊棘重重，隨時可能會停滯或逆轉。互信是社會和諧互動的基礎，更是兩岸關係能否正常化的關鍵。
　　
　　“建立互信”在兩岸討論已經有十餘年了，它已成為兩岸在互動中朗朗上口的經典名詞，但是落實在現實政治中，它卻是以變形的面貌出現。兩岸都在講互信，但是所做出來的事，卻讓彼此減低互信。以下我們就先來簡短地回顧一下，十餘年來在兩岸對於互信的討論與實踐情形，可以發現，它是多麼地脆弱！
　　
　　一個中國是北京接受互信機制的前提
　　
　　“互信機制”一般包括政治上的和平協定與軍事互信機制兩個部分。1996年台海危機過後，在美國的建議下，李登輝要求台灣內部開始就“信心建立措施”（CBMs）進行研究，陸委會與國安單位開始分別委託學者就兩岸軍事交流、軍事互信等機制進行專案研究。美國智庫也從1998年起提出“中程協議”（Interin Agreement）、“臨時協定”（Modus Vivendi）等有關和平協定的主張。
　　
　　這一股有關互信機制研究的風潮一直延續到2002年，即陳水扁主張“一邊一國”前。陳水扁雖然繼續在2002年、2004年和2006年的《國防報告書》，不斷拋出“建構台灣軍事安全互信諮詢機制”等議題，但是已經沒有多少人會認真地看待，相關研究成為政府照顧意識形態相近學者的另類贊助，真正認識兩岸問題的學者對此已經不再討論了。
　　
　　2005年4月在野的國民黨主席連戰訪問大陸時，與中共總書記胡錦濤發表新聞公報稱“促進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定，建構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發展的架構，包括建立軍事互信機制，避免兩岸軍事衝突”。
　　
　　2006年馬英九在其歐洲之旅時表示，如果2008年國民黨執政，將與大陸協商兩岸和平協定的架構，進而建立兩岸軍事互信機制。2008年5月馬英九上台後，確實將建立兩岸軍事互信機制和簽署和平協議列為重要施政目標，行政院長劉兆玄在其施政報告中列入“協商兩岸建立軍事互信機制”及“簽署和平協議”。同年6月國防部長陳肇敏稱，已訂出建立兩岸軍事互信機制的政策草案，將分近、中、遠程三階段進行。
　　
　　2008年底胡錦濤先生在紀念《告台灣同胞書》發表30週年的講話中，正式回應了馬英九的看法，認為“兩岸可以適時就軍事問題進行接觸交流，探討建立軍事安全互信機制問題”，並再次鄭重呼籲，在一個中國原則的基礎上，協商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議，構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框架。
　　
　　馬英九2009年5月9日在接受新加坡媒體專訪指出，若能在2012連任，不排除觸及兩岸政治議題的協商。但是馬英九在5月11日接受中視專訪時旋即又表示，“不排除並非一定要做”。至於兩岸建立軍事互信機制一事，馬英九也修正了他原本的立場。7月初在訪問巴拿馬時說“應該做，但時機還沒到”。10月5日陸委會主委賴幸媛再稱，兩岸建立軍事互信機制的條件還沒有成熟。這些談話顯示，馬英九在和平協定與軍事互信機制兩件事的立場上已經退卻。
　　
　　這一段長達十三年的過程，反應出了一些問題。第一、北京何種情形下才會對互信機制提出正式回應？第二、為何馬英九在好不容易等到胡錦濤正式回應後又轉為退卻？
　　
　　先嘗試回答第一個問題。在北京的眼中，自1993年9月推動進入聯合國起，1994年4月李登輝發表“生為台灣人的悲哀”的言論、1994年將“一個中國”去政治化、1996年大選、1999年主張的“特殊國與國”都充分顯示李登輝已經是一個有分離傾向的台灣領導人。陳水扁在2002年提出“一邊一國”，明確地認為兩岸是毫無任何關係的兩個外國。在這樣的基礎上，台北方面政府與學者對於互信機制的研究基本上是拿冷戰時期東西方如何建立信心措施做為參考。這樣的研究本身沒有多大實用參考性價值，它的功能反而是在塑造一個台灣有意願與大陸建立互信機制、只是北京不願領情的意象而已。但是，在北京看來，這樣的研究與呼籲其實是在“自慰”或“吃北京豆腐”，北京怎麼可能在兩國論的基礎下推動互信機制。
　　
　　美國智庫在1998-1999年間，透過各種研討會的方式提出“中程協議”等方案，以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為例，他在1998年2月主張兩岸同意簽署50年不變的“中程協議”，50年間台灣不宣佈法律上的獨立，北京亦明示不使用武力對付台灣。何漢理（Harry Harding）在1999年4月也提出兩岸應該簽署包括相互不武與不獨保證的“臨時協定”。但是由於一方面這些中程協定或臨時協定沒有明確地處理目的性，即兩岸最後到底是統或可獨；另一方面由於李登輝的分離傾向立場，北京方面對這樣的建議，沒有任何正面回應。
　　
　　對於北京來說，“一個中國”原則是核心與基本立場，沒有這一點，兩岸互信機制是無法建立的。連戰與胡錦濤可以在2005年4月發表有關“……結束兩岸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定，……建立軍事互信機制”的聲明，其原因在於北京認為連戰是堅持“一個中國”者，所以彼此在核心問題上有共識。
　　
　　嚴格來說，1996的大選只是李登輝的獲勝，而非國民黨的獲勝，2008年才真正是國民黨獲得第一次大選的一年，北京也放下了心中的大石頭。2008年底胡錦濤的“胡六點”所以會對馬英九就建立軍事互信機制做出正式與正面回應，其理由也在於相信馬英九及所屬的國民黨是持“一個中國”立場。但是，第二個問題又來了，馬英九為何在有關和平協定與軍事互信機制問題上突然又內縮了。
　　
　　台北對“一個中國”立場產生猶豫
　　
　　馬英九為何退卻，這牽涉到兩個方面。第一、馬英九對於要否，或能否堅持“一個中國”已經開始猶豫了。經歷了李登輝與陳水扁長達十餘年的“台灣主體性”與“去中國化”的政治與教育操弄，“一個中國”在台灣已經被高度妖魔化，甚而連國民黨內部也已經接受了李登輝所創造出來的論述。馬英九與國民黨是靠著陳水扁的貪腐，而不是依靠自己的論述與願景而贏得政權。馬英九缺乏自己的中心思想論述，他一方面接受了泛藍的“九二共識”，另一方面又以選擇賴幸媛擔任主委來接受李登輝的路線。這種企圖對泛藍、泛綠討好，對北京不得罪的作法，其實把馬英九帶入了困境，最後落得三面都不討好，他在藍軍中聲望下降、泛綠也不支持他，北京雖然不斷地在經濟政策上幫忙，但是也逐漸察覺到馬英九的問題。
　　
　　馬英九的討好路線其實是一種零論述，相對的，北京的論述一直很清楚，即必須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上建立兩岸政治互動。在胡錦濤正式提出“和平協議”與“軍事互信機制”時，馬英九反而猶豫了。經歷台灣內部十餘年的意識形態民粹操弄，馬英九也已經接受了“台獨”可以是台灣人民的可能選項。另外，他也擔心如果接受“一個中國”，對於國民黨的選舉與他的連任可能不利。隨著馬英九的民調逐漸降低，他愈來愈不敢碰這個問題。“拖”因此成為了馬英九的戰略主軸，國安單位已經多次開會所擬妥的各項軍事互信機制方案，也就只好放進抽屜。一言以敝之，馬英九目前沒有論述、也缺乏勇氣來處理和平協定與軍事互信機制等政治性議題了。
　　
　　馬英九為何退卻的第二個原因在於美國認為時機還不成熟。1949年退居台灣的國民黨政府，依賴美國成為唯一的選擇。美國的戰略佈局，限制了台灣的選擇空間。不客氣的說，如果美國不同意，台北方面的領導人大概不敢與北京就和平協定與軍事互信機制進行協商。美國對於亞太安全有其自己的規劃，從維持兩岸和平角度來看，美國雖然贊同兩岸建立軍事互信機制，但其戰略意圖在於維持台海穩定，防止任何一方單方面改變現狀。美國目前還不會願意看到一個以“一個中國”為原則、保證不分裂整個中國為目標的和平協定，也不會接受一個可能損及美台軍售的軍事互信機制。
　　
　　2009年4月22日，馬英九在總統府通過視訊連線，與美國智囊機構“國際戰略研究中心”(CSIS)，有關台灣關係法研討會的紀念活動中呼籲美國政府繼續履行台灣關係法。他還說，兩岸建立軍事互信機制目前為時還早，台灣希望與中國大陸優先處理經濟議題。馬英九並表示，美國繼續承諾對台軍售，對美台關係非常重要。5月9日馬英九在接受新加坡《聯合早報》專訪時再明確對軍事互信機制表態，“這個議題太敏感，涉及台灣與美國關係，我們主要的軍備是來自於美國，因此我們非常謹慎”。馬英九連續的一番話，讓兩岸軍事互信機制的討論暫時胎死腹中。很明顯地，從馬英九的表態可以看出，目前美國還沒有為和平協定與軍事互信機制開綠燈。
　　
　　北京的紅線在哪裡？
　　
　　福建省平潭島南方的潭南灣，臨海突出一座將軍山，巨岩交錯、形勢險峻，最高處佇立“三軍聯合作戰演習紀念碑”。這座紀念碑源於1996年春針對台灣第一次大選而進行的軍事演習，前中共總參謀長張萬年曾率領108名將領登山觀戰，在漫天烽火中探視對台軍演，該山因而被稱之為“將軍山”。
　　
　　相對的，李登輝充分地利用北京飛彈試射的機會，大肆宣導台灣人當家作主的理念，結果讓他以過半數的選票，當選第一位民選總統。解放軍面對冷戰後的兩岸第一次變局，其結果是不了了之，只留下了“將軍碑”做為紀念。2009年8月間，考察海西期間，我特別登上了這座將軍碑所屬的“將軍山”，看到了山壁上“捍衛統一是我天職”幾個大字，讓我深刻地想了想，如果北京把台灣的全民直選總統視為是分裂國家行為，為什麼1996年的恫嚇只是虛幌一招而已？北京的“一個中國”論述出了什麼問題？北京不惜使用武力的紅線到底在哪裡？
　　
　　1996年的總統大選以前，北京認為如果台灣舉行全民選舉總統，就是跨越了紅線，因此，不停地文攻武嚇，但是在展示飛彈試射後，最後還是接受了台灣可以民選總統的事實。北京的行為證明了，原先設定的紅線其實並不是紅線，而結果卻是為李登輝累積了大量的政治資產與聲望。
　　
　　李登輝看穿了北京的困境，1999年再一次測試北京的紅線。7月9日李登輝藉由德國之聲訪問的機會，宣稱兩岸為“特殊國與國”的關係。由於李登輝從1994年起就把“一個中國”去政治與法律化，因此，李登輝的“特殊國與國”，其實就是兩岸為外國意義的“兩國論”。北京再一次憤怒，當時的總理朱鎔基以嚴厲的口吻進行文嚇，但是也僅止於文嚇而已，沒有任何軍事行動。北京的行為再一次證明，北京新設定的紅線並不是真正的紅線，而結果是陳水扁贏得了總統大選。
　　
　　陳水扁上台以後，他的中心思想與李登輝完全一樣，做為李登輝的追隨者，他雖然在美國要求下提出“四不一沒有”，但是在做法上卻是根本性地排除“一個中國”。2002年8月2日在日本東京舉行的世界台灣同鄉會年會上，陳水扁透過視訊會議提出“一邊一國”，把李登輝的“特殊的”三個字都拿掉了。這已經是明確地表明兩岸是兩個不同的國家。按道理，北京應該是忍無可忍了吧，但是，北京仍然選擇了自制。北京的行為再一次證明，北京新設定的紅線還不是真正的紅線，而結果是陳水扁又成功地累積了抗中的資產，也證明了“一邊一國”是可以主張的。
　　
　　2004年陳水扁的獲勝，讓陳水扁更深信他的“一邊一國”是社會主流，接續李登輝開始進行認同改造工作。陳水扁任命杜正勝擔任教育部長，運用教育行政的權力與資源，大刀闊斧地蠻幹起來，拆除了懸掛了幾十年之久的小學標語“做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以教育部行文給所有具有“中國”名稱的學校，要求“正名”，也就是把“中國”兩字拿掉。召集全國高中校長會議，告訴校長們開羅會議不具國際法的約束力，認同“台灣地位未定論”，並把“台灣地位未定論”列入高中歷史教科書，供師生討論。簡單地說，從李登輝開始的“去中國化”教育在陳水扁手中繼續貫徹，台灣人民對於中國的認同也就愈來愈薄弱。“一邊一國”並沒有引發兩岸衝突，“去中國化”的教育與政策，已使得台灣人民認同發生變化，國民黨做為一個當時的在野者，也選擇了媚俗的“獨台”路線，兩黨所差的只在於國民黨緊抱著“中華民國”這個招牌，卻不改糾正“去中國化”的種種行為，也躲在“一邊一國”的論述下，以“一中各表”做為擋箭牌。國民黨清楚地選擇了李登輝的路線。
　　
　　北京匆忙再劃一條紅線，希望明確告訴台灣“紅點”在哪裡。2005年3月14日北京公佈《反分裂國家法》，言明只要台灣走上台獨，就一定依法使用武力。北京或許不了解，台灣正在進行的是一場新的國族建構大工程（請參閱，謝大寧，〈國族建構與台灣前途未定論〉，《中國評論》2009年8月號）。這一場國族建構是要用時間來建構，以等待中國大陸或國際情勢的變局做為收割的機會點，台灣不會愚笨且冒然地宣佈台獨。北京宣示《反分裂國家法》後，台灣的“去中國化”與國族建構仍然在如火如荼地推進，在形式上，這並不是法理台獨，但是在認同上，卻是為“台獨”鋪路。《反分裂國家法》要處理的是一個形式上的台獨，無法處理的是實質上的台獨。
　　
　　在北京公佈《反分裂國家法》兩個月後，5月14日，台灣舉行任務型國代選舉，決定是否要進行修憲。依照這次修憲的條文，如果通過修憲的話，國民大會這個機制將從此消失，以後的任何修憲都必須經過台灣地區2300萬人以公投決定。從憲法的法理來看，憲法的基礎已經變動了，因此該次修憲如果通過，就等於是“法理台獨”入憲。為了阻止這次修憲通過，“民主行動聯盟”清楚地看出這個問題的嚴重性，率先出來反對，特別邀集150名學者專家，以“張亞中等150人聯盟”參與這次修憲。無奈在國、民兩黨聯手贊同修憲下最後是功敗垂成。不過，也反應了一個問題，如果下次台灣再修憲，台灣人民以公投同意時，《反分裂國家法》是否認定這是紅線？
　　
　　2007年，陳水扁推出了“入聯公投”。北京沒有明確說明，這是否還是不屬於《反分裂國家法》的範疇，“入聯公投”是否為紅線？經歷過十餘年的在野，且已經失去論述的國民黨，也跟著提出“返聯公投”，北京不能也不願背書，但是北京似乎也不能做些什麼。2008年，在包括“民主行動聯盟”在內等民間團體的大力呼籲與努力下，兩個公投都沒有過，北京鬆了一口氣，新的紅線沒有被檢驗。不過，我們是否可以試著想想，如果兩個公投都通過了，北京會怎麼樣反應呢？是不惜武力衝突？還是一陣文攻武嚇後又算了？
　　
　　我們可以問一個問題，從1996年到2008年，為何北京的紅線一直往後退？是因為台灣的李登輝、陳水扁、民進黨，甚而台灣人民敢於博奕，還是北京的紅線出了問題？
　　
　　為什麼北京的紅線一直往後退？
　　
　　為什麼北京的紅線一直往後退？客觀地說，北京的論述出現了問題，一方面它並不符合兩岸的現實狀態，另一方面，北京在行為上默示接受台北存在的事實，但是在法理立場上不承認台北的作法，都給了李登輝以降的政治人物們極大的操弄空間。李登輝等人抓住北京論述與行為的矛盾點，猛在矛盾處上打。
　　
　　兩岸自1949年起分治，做為內戰延續的一方，北京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在北京眼中，台北只是個已經失去絕大部分領土的流亡政府，中華民國已經不存在了。在“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結構裡，中華民國的憲法必須消失，統一後的台灣可以不變，地位可以高於港澳，但是法源與港澳一樣，都是從中共的憲法第31條得到新的法源。簡單來說，從法律層面來看，北京視現在的台北為流亡政府，統一後的台北為高度自治的地方政府。
　　
　　不過，事實卻是：雖然中華民國自1971年起失去了在國際上的正當性，但是它必竟還是以一個憲政秩序主體存在著。它的憲政秩序仍舊依據的是1946年在中國大陸通過的憲法，即使目前有效管轄面積與人口縮小，但是國際人格並沒有改變。它之所以在國際間成為一個不完整的國際法人，並不是因為在法律面有任何不足，是因為國際政治的現實所致，簡單地說，是北京打壓與杯葛所致。
　　
　　北京這種不願面對中華民國事實存在的論述給了台灣政治人物極大可以操弄的空間。當李登輝揮舞著“重返聯合國”大旗，當時的國民黨非主流派沒有人敢於公開反對。北京的打壓又完全符合李登輝的戰略目標，北京打壓愈強，李登輝愈好操弄，兩岸認同差距就愈大。可是依照北京的立場，不可能不打壓，因此，一種漩渦式的結構形成，北京也跳不出來了。這個結構的形成，一方面是李登輝的刻意形塑，但是另一方面，也是北京的“中華民國已經滅亡”的論述，給了李登輝形塑結構的理由與助力。
　　
　　1996年台灣大選，應該算是冷戰後兩岸關係的第一次變局。依照北京當時的論述，台灣直選總統就等於台灣已經是個另外的國家，因此文攻武嚇，但是李登輝很簡單地就說服台灣人民支持他，理由是，中華民國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為何不能在自己的土地上，用人民直選的方式選出自己的總統？北京最後選擇不動武，除了避免戰爭外，北京或許也查覺到，“總統直選”與“台獨”之間並沒有必然的關係。北京的“一個中國”受到挑戰，可是並不願改變其立場，不過，北京的文攻武嚇卻成為李登輝最有效的借力，讓他過半數當選，取得了絕對的統治正當性。
　　
　　1999年，當李登輝提出兩岸關係是“特殊國與國關係”時，兩岸關係進入第二次變局，北京究竟要如何反應？依據當時各單位所做的民意調查，過半數都表示支持，他們並無法區分兩岸與中國這麼複雜的法律關係（請參考，張亞中，〈論兩岸與中國的關係〉，《中國評論》，2009年3月號），但是絕大多數的台灣人民不會否認自己是屬於中華民國，在他們眼中，中華人民共和國當然是一個國家，可是中華民國不是個國家是什麼？自此以後，1990年代初期，馬英九在國統綱領時所創造的“模糊政治實體”概念，已經徹底被“兩個國家”所取代，李登輝與民進黨已經拒絕再用“政治實體”為台灣定位了。北京的“一個中國”開始面對“國家與國家關係”論述的挑戰。可是，這時北京的根本立場仍然沒有改變，還是不願正視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
　　
　　北京開始微調論述，2000年8月24日中共副總理錢其琛在會見聯合報系訪問團時首次公開提出“一個中國原則”的“新三句”詮釋，即“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大陸與台灣同屬一個中國、中國的主權與領土不容分割”。其中第二句不同於以往的“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一中新三句”釋放出了善意，但是由於北京是全中國的合法代表、台北只是地方政府、以及“一國兩制”的論述仍然存在，因此，“新三句”的論述在台灣無法超越、更無法壓制“台灣主體性”的訴求。民進黨刻意不看“新三句”，猛攻大陸是要吃掉台灣的北京主流論述。
　　
　　新繼任的陳水扁繼續抓住這個北京論述“內外有別”矛盾的機會，強化台灣人民應該當家做主的“國家論述”。2002年陳水扁提出“一邊一國”，是兩岸關係的第三次變局，可是北京依然沒有動作，是準備不夠？還是出師無名？如果依照北京的憲政邏輯，台灣領導人已經宣佈“一邊一國”，完全觸動紅線，北京應該不惜武力解決才是？可是北京也了解，如果在1999年沒有用武力解決，2002年也沒有理由。
　　
　　陳水扁在第二任期開始了烽火外交，強力衝撞北京的論述。陳水扁與民進黨非常了解，他們不是要打倒北京的論述，他們也沒有這個能力，但是他們可以利用北京論述的盲點，不斷突顯台灣主體性的重要與必要。北京論述的盲點，也是最講不清楚的地方，就是“中華民國到底是什麼”？
　　
　　2007年的“入聯公投”主張“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是陳水扁的最後一搏。國民黨不敢迎戰，在自己也缺乏論述的情形下，匆匆推出個“返聯公投”，問人民“您是否……贊成以中華民國名義、或以台灣名義……申請重返聯合國及加入其他國際組織？”國民黨配合民進黨的做法，證明了長達十餘年李登輝論述在台灣內部的全面掌控。
　　
　　2008年的兩項公投都沒有通過，馬英九也登上了大位，但是台灣人民對於中國人的認同並沒有增加，支持台灣獨立的卻愈來愈多，這說明了，馬英九即使贏得了選舉，但是李登輝的論述，以及他所創造的結構漩渦卻是愈來愈強。北京也是這個結構的共業一份子而不自覺。
　　
　　北京應該了解，近十餘年來，台灣人民只有兩種選擇，不是選擇李登輝的論述，就是選擇北京的論述。北京“不願意接受中華民國”的論述給予泛綠無限大的操弄空間，連泛藍都擋不住。北京如果不能及時修正補強，提出新論述，民進黨永遠有利用的機會，他們只要不停地問，台灣不是一個國家是什麼？台灣是不是北京的地方政府？這些問題只要一日不停，兩岸的情感與認同就繼續拉大。這是兩岸的悲劇，可是它卻真實地存在著。
　　
　　如果說，從1993年開始，兩岸進入論述的對決，北京的“一個中國”與台北“台灣主體性”的對決，雙方都是輸家，台灣陷入意識形態的內耗，經濟發展裹足不前；大陸沒有得到台灣人民的認同，兩岸認同快速折裂。北京與國民黨應該認真提出一套能夠擺脫或吸納李登輝的論述，可以讓兩岸都可以雙贏的論述邏輯。
　　
　　沒有核心共識就沒有互信
　　
　　從1996年以後，台灣學術界在政府的引導下開始研究如何建立信心措施問題，但是總是在技術與程序問題上著手，完全沒有碰觸到核心。這些研究大都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提出各種建立互信的方案。包括：第一、宣示性措施，例如兩岸宣示和平方式解決問題；第二、溝通性措施，例如建立熱線等危機處理機制；第三、透明化措施，例如公佈白皮書、軍事演習前通知對方、資料交換、觀察演習等；第四、限制性措施，例如限制邊界的軍備與數量；第五、查證性措施，例如空中檢查與實地檢查等。二是強調“先易後難”、“先簡後繁”、“先外圍後中心”等步驟的秩序性。即主張兩岸可以從簡單的地方開始，透過相互信任的累積，逐漸再來處理最核心的“一個中國”問題。
　　
　　必須要很坦率地說，這樣的思維只是把世界各國“建立信心措施”的內容與方式照抄一遍，而沒有深刻思考問題的本質。我想問的是，我們要追求的是一個真正、可長可久的互信，還是一個為了處理目前可能的衝突，而建立的互信？在我來看，前者才是真正的互信，後者只是為了各自利益的權宜之計。
　　
　　我們就回到“信心建立措施”的原始理念，看看它是如何形成。“信心建立措施”的概念最早出現於1975年的“歐洲安全暨合作會議”所達成的“赫爾辛基最終議定書”，其中最重要的一份文件就是“信心建立措施暨安全與裁軍文件”。這裡不談文件內容，要問的是，為什麼冷戰期間東西歐國家願意簽署這份代表著建立互信的最終議定書文件？
　　
　　二次世界大戰過後，東西歐的疆界出現了一些變化，德國分為東西德兩個國家，俄羅斯與波蘭的疆界西移。二戰後緊接著就是冷戰的開始，一直沒有一個“和平條約”來處理戰後的領土與主權問題。到了1975年的“歐洲安全合作會議”，東西歐終於確定了戰後的主權與領土，因此，“赫爾辛基最終議定書”在意義上其實就等於是二戰後歐洲的“和平條約”。在這個“和平條約”中，蘇聯與華沙組織得到了西歐對於其主權與領土的確認，因此才願意與西歐國家進行“信心建立措施”。簡單地說，由於東西歐對於核心問題已經有了共識，才有互信機制的產生。
　　
　　這個簡單卻是重要的故事告訴我們，如果兩岸不能夠在核心問題上取得共識，兩岸不容易建立真正的互信。1993年兩岸可以進行“辜汪會談”，因為至少台北在國統綱領中宣示了“一個中國”立場。又為什麼海基海協兩會自此以後協商逐步破局，關鍵當然在於台北方面逐漸偏離“一個中國”的軌道。北京在主觀上不接受“中華民國存在事實”的論述，在台灣政客操弄下，也間接助長了這個軌道的偏離。
　　
　　海基海協兩會所建立起來的機制，本身就是一個“互信機制”。從它運作迄今可以看得出來，它是異常的脆弱。如果對於“一個中國”及其內涵沒有共識，那麼所謂的“互信機制”將會淪為是技術性的安排，不可能依靠它們建立真正的“互信”，它們充其量只是個聊勝於無的措施，宿命地在“建立－破裂－修補”中循環發展。
　　
　　不同於東西歐經由“歐洲安全暨合作會議”達成共識。西歐各國從1950年代開始推動共同體。維持與推動這個共同體的精神就是彼此對於“和平”的共識。在西歐各國眼中，“和平”已經不僅是一項“政策”或“手段”，更是一項“價值”與“信仰”。由於歷經第一、二次世界大戰，死傷了千萬人後，歐洲人終於深刻地體認到不應該再有戰爭，因此，他們第一個成立的共同體就是“煤鋼共同體”，由成員國共同來管理戰爭所需要的煤與鋼。反觀兩岸，“和平”迄今為止，還僅是一項“政策”或“手段”而已，離“價值”或“信仰”還遠得很。北京方面，在追求和平統一時，仍舊不放棄使用武力；台北方面在呼應和平發展時，也不忘大量購買軍備。何以至此？或許是仗打得還不夠、內戰所留的血還不足、親人的傷痛還不夠深到足以喚醒兩岸政府與人民。北京保留最後使用武力權，台北期望有台獨的選擇機會，以至於雙方沒有認真地感受到需要建立真正“互信”的需要。
　　
　　要建立互信，絕不能不提“一個中國”，也不能只是停留在“一中各表”。“各自表述”源於“相互信任不夠”。兩岸應該追求的是“一中同表”，即共同對於“一個中國”這個核心問題進行雙方都能接受的表述。唯有如此，兩岸才能建立真正的“互信”，也唯有如此，“和平”才有可能從“政策”或“手段”轉為“價值”與“信仰”。在“一個中國”原則下，大家都是中國人，自然沒有中國人打自己兄弟的道理。
　　
　　沒有自信就沒有互信
　　
　　一個沒有自信的人是不容易相信他人的，國家也是如此。隨著中國大陸近年的經濟快速發展，北京愈來愈能夠展現出它的自信。面對詭譎多變的世局、逐漸走向分離的台灣，北京仍能堅定地主張“和平發展”，這就是北京自信的表現。社科院台研所願意與兩岸統合學會就“一中三憲”進行討論，而不以“一中一憲”做為前提，不就是自信的表現嗎？
　　
　　反觀台灣，網路戲稱“不到台灣，不知道文革還在搞”卻是十足傳神。意識形態民粹式的動員讓台灣內耗十餘年，迄今沒有停止跡象。北京的論述成為泛綠可以操弄的代罪羔羊。1970年代以前，台灣還有與北京“爭正統”，“爭誰才是真正中國”的氣魄，但是在與美國斷交後，處於劣勢的台灣逐漸失去自信，不再敢多談“一個中國”。在北京獨佔“一個中國”的論述下，台灣也被迫選擇新創論述。在北京不願意承認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時，台灣方面就必然用“強化台灣主體性”來武裝自己。簡單地說，對北京的“受威脅感”助長了“台獨”。“台獨”與“獨台”是一種“逃”的哲學，“逃”起因沒有自信面對挑戰。
　　
　　北京雖然已有較多的自信，但是還是沒有接受中華民國仍然存在的自信。北京擔心，如果接受中華民國的法理存在事實，是否等於接受了“兩個中國”。兩岸目前的確在法理上仍處於內戰的延續，中國大陸在國際政治與經濟上也確實處於優勢地位，但是對於“和平統一”仍然缺少信心，因而保留了使用武力的權力。北京的現有統一論述是建立在中央統一地方，缺少用兩岸平等方式追求統一的自信。“手把青秧插滿田、退步原來是向前”是一句禪詩，“有捨才有得”是一句古訓。北京可能需要了解，只有強者才有讓步的本錢，讓步對強者而言是一項美德，對弱者卻是一種屈辱。在兩岸問題上，北京應該把台北當平等的兄弟看待，共同追求胡錦濤所說的“復歸統一”。
　　
　　台北也必須重拾自信。幾乎所有來過台灣的大陸朋友都認同台灣保留了更多的中國文化，從台灣人民的生活中，看到了中華民族也可以享受文明的公民社會。台北不要總是看到一個打壓台灣的“政治中國”或可能消化台灣的“經濟中國”，而應該看到是正在巨變的“社會中國”。台灣人民應有信心與勇氣幫助社會的中國走得更開放、更美好。堅守“一個中國”不僅是政治上的原則，更是一種權益上的責任，堅持“一個中國”不僅是我們對歷史負責，更是我們擁有中國未來的權利。
　　
　　兩岸都需要自信，台北需要有堅持“一個中國”，才能引導中國發展的自信，北京需要有透過“兩岸平等”，更容易走向統一的自信。兩岸如果能夠重拾自信，互信自然可以水到渠成。
　　
　　結語：如何讓互信不可逆轉
　　
　　在北京研討會時，北京與會者擔心的問題是，兩岸互信是否會發生逆轉？北京對於台北的民主機制是擔憂的，他們擔心，台灣會否突然有一天因為換了政黨，把以前兩岸簽署的“和平協定”全部推翻，或者來個公投，迫使台灣走向獨立？
　　
　　北京的憂慮不是沒有道理，邏輯上說，逆轉絕對存在著可能，因此我們應該思考如何讓這個逆轉不發生。第一個作法就是和平協定的內容必須合乎現實，並且是雙方都能接受的。對於北京來說，是“一個中國”；對於台北而言，是“憲政地位”。對北京而言，接受台北為一個“憲政秩序主體”，只是接受事實的現狀而已，但是可以徹底消除台獨的訴求與政客的操弄；對台北而言，接受“一個中國”，只是尊重自己的憲法而已，但是可以避免繼續內耗與可能的兵凶戰危。兩岸看似讓步，其實都沒有讓步。一個兩岸都可以接受的“和平協定”才有可能得到雙方人民支持而成為事實，“和平協定”對雙方的規範才是真正的紅線。
　　
　　第二個作法是對“一中原則”做出不可逆轉的安排。在“一中各表”的架構下，台灣如何表達“一中”，取決於台灣的內政，但是當兩岸簽署“和平協定”，雙方均做出“承諾不分裂整個中國”時（請參考，〈兩岸和平發展基礎協定芻議〉，《中國評論》，2008年10月號），維持“一個中國”原則就已經是雙方共同的責任與義務。因此，“和平協定”，這個可以稱其為“第三憲”的基石之協定，本身即因而有了不可逆轉的約束（請參考，〈一中三憲〉，《中國評論》，2009年9月號）。
　　
　　第三個作法，就是如何努力創造其它結構來讓其不可逆轉。不努力經營，任何再好的結構都會出問題。從這個角度來看，“兩岸統合”、“兩岸共同體”、“中華共同體”，或“一中共同體”，不論名稱為何，都是值得兩岸努力推動的。（請參考，〈共同體〉，《中國評論》，2009年10月號）
　　
　　走筆至此，讀者或許可以更清晰了解，“一中三憲”應該是未來“和平協定”的基本原則，它可以讓兩岸的互信透過協定約束而不再逆轉。它不同於東西德透過基礎條約中的“一德各表”來建立互信，也不同於東西歐透過赫爾辛基最終議定書中的“相互尊重主權”來建立互信。它在北京所強調的“一個中國”與馬英九所呼籲的“正視現實”中找到了交集。“一中三憲”是兩岸建立核心共識的互信基礎，“和平協定”是這個互信基礎的機制。這個互信機制兼顧了原則與現實，更包含了理想。
　　
　　謹以此文，嘗試為胡錦濤先生所主張的“建立互信”做一詮釋。

　　（本文原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09年11月號，總第14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