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說明】我們的質疑與隱憂,似乎並沒有讓《聯合報》有立場上的修正,反而是到了2010年8月底,《聯合報》又開始發表“從‘統一論’到‘連結論’”一系列的文章,為其“元旦六論”系列再進行更深一步的申論,並將該社論系列放在該報網站,供讀者無限下載,可見確已將此視為該報對於兩岸關係發展的重要立場。
《聯合報》社論系列的一篇文章“可以不統一、不能不和平”,凸顯其“一中各表論”的核心精神。我們懇切地請《聯合報》與民眾深思,如果讓失去了統的想像與可能,兩岸真能夠長久和平嗎?
在現實的政治世界中,很多人以光譜來表達不同政黨與個人對於政治立場的看法。我們認為在兩岸定位這種極高的政治議題中,“是否合理”比“堅持哪一光譜”更為重要,“解決問題”比“反映問題”更需要智慧與勇氣。我們當然擔心,《聯合報》的社論反映的不只是一個說法而已,透過該報在華人世界的巨大影響力,它有可能產生曲解、誤導,致而引發決策錯誤的可能。基於此,於2010年9月1、4、14、22、23、24、30日陸續透過《旺報》發表了系列回應文章,這是第三次系統性地對“一中各表”提出質疑,以期能夠導正若干似是而非的看法。
失去了統的想像與目標,就失去了兩岸和平的可能
拜讀8月30日《聯合報》以“可以不統一,不能不和平”為題的社論,我們非常遺憾地表示,從本文的陳述可以再一次確認《聯合報》從今年元旦起的系列社論在整個認知上出了嚴重問題。
這篇社論認為兩岸不應處於“敵對關係”之中,而要確保能夠消除敵對關係的唯一方法,就是馬政府的“不統、不獨、不武”政策;而此一政策的前提是“不獨”,在此一前提之下,“一中各表”就有運作的空間,而只要“正視此一各表的現實”,“不統、不武”就有可能實現。於是即使不談統一,甚至“反對統一”,都也可以維持兩岸的和平發展。《聯合報》認為以“不獨”為前提,就可以發展出“不談統一也可以維持和平”的推論,是極不現實,而且可以說是危險的。
對於《聯合報》這樣一種跳躍式,而且是一廂情願的論證邏輯,我們實在難以苟同。我們想請問的是,兩岸這兩年的和平發展局面,其維繫的基礎究竟是什麼?只是因為馬政府宣示了“不獨”的政策而已嗎?當然不是,否則兩岸就不需要一再宣示“九二共識”了。“九二共識”當然不只是“不獨”而已。“九二共識”是“一中各表”的代名詞。
(一)美中共識以反對分離主義為基礎
依照當時“一中各表”的內容,以及國民黨的詮釋,這個“一中各表”也是有其前提的,這前提包括國統綱領裡的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創造協商統一的有利條件”、“共商統一大業”,也包括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裡的“因應國家統一前的狀況”。換句話說,“九二共識”之所以能在各說各話的狀況下發揮效果,靠的絕對不只是“不獨”而已,而是某種“國家終將統一”的宣示或想像,抽掉了這點,試問聯合報,兩岸可還有達成共識的可能?或者說,抽掉了統一的想像與目標,“維持現狀”就是“永久分裂”的同義詞。
為什麼美國每次都要向大陸保證,不支持“台獨”以及“一中一台”、“兩個中國”?這不是很清楚告訴我們,美國和大陸的共識必須以接受兩岸以反對分離主義為基礎嗎?
然而《聯合報》從今年元旦社論開始,就不停地試圖將兩岸和平發展的基礎,從這一“統的想像與目標”中移開。我們當然理解《聯合報》想要引導民進黨的用心,但我們之所以也要從年初就跟《聯合報》反覆討論這個問題的原因,就在於我們看到了《聯合報》想用“抽掉統的想像的目標”的海洛因,來解民進黨台獨論之鴉片煙癮的危險。說實在的,我們真的不解《聯合報》為什麼要以如此大的代價,來交換民進黨的放棄台獨呢?難道連《聯合報》也認為,給出了統的想像空間,就代表我們向中共投降了嗎?或者《聯合報》也接受了將“統”這個字妖魔化的作法?
民進黨當然無法接受任何“統的想像與目標”,於是他們不得不把兩岸引導到敵對關係上去;但聯合報可有任何論證的基礎,說可以不談“統的想像與目標”,就能確保兩岸和平呢?《聯合報》屢屢引用胡錦濤先生的講法,認為他“雖然尚未統一∕仍是一個中國”這樣的表述,代表著中共某種程度接受了只要台灣不獨,大陸就可以和台灣保持和平發展的狀態,這種詮釋的方式,會不會太過一廂情願了呢?以《聯合報》和大陸接觸的經驗,應該不需要我們提醒,就能了解,當失去了統的想像與目標,中共還有沒有可能維持現行的政策?
(二)異己關係無法帶來和平
我們還必須坦率指出,這如果只是《聯合報》的想法的話,其危險性還小,但當馬政府只打算以“中華民國在地化”的“轉型史觀”來紀念辛亥百年,當馬政府準備要將中小學的國文課改成華文課時,這種失去了“統的想像與目標之紐帶”的政策,將會為中華民國帶來什麼樣的危險?馬政府想要長久“維持現狀”的想法是昭然若揭的,我們可以理解,但更要提醒馬政府與《聯合報》,“敵對關係”的確無法維持兩岸和平,但是如果只是嘗試將“敵對關係”轉換成雖然不再敵對,但是本質上是相互分離的“異己關係”時,“異己關係”也同樣無法帶帶給兩岸長久和平。
我們誠願馬政府以及《聯合報》都再仔細想想,我們之所以要提出“一中三憲,兩岸統合”論的用心!事實上我們一直認為,在統的想像與目標中,台灣依然可以創造出讓兩岸雙贏的結果,但如果我們被失敗主義所籠罩,那就另當別論了。
最後,請容我們再強調一遍,一旦失去了統的想像與目標,兩岸和平也勢必將成為空中樓閣,謀國者真是不能不慎啊!
要真誠遵守“一中憲法”才能建立互信
《聯合報》九月二日社論,沒有點名地對我們於九月一日在《旺報》的質疑做了回應,說實在的,我們認為《聯合報》並沒有清楚地回應應有的質疑,而仍然在已經有立場的結構中,做自我認定的詮釋而已。
(一)一中憲法已經出現質變
《聯合報》在這篇社論中提出“信任問題”與“快慢問題”。《聯合報》認為“一中憲法”(一個中國的原則)是兩岸維持信任基礎的看法,並是“中華民國主政者絕無可能否棄的國家準據”。我們基本上同意聯合報的看法,但是如果進入更深一層的探討,可以發現,由於“一中憲法”在台灣已經出現了質變危機,因此《聯合報》的論證是有問題的。
“信任”是一個社會能夠有序運作的基礎,“信任”的基礎在於“真”與“誠”。“一中憲法”出現的危機即在於它是否仍然為“真”?台灣在談“一中憲法”時是否還有“誠”?
如果說,不修“一中憲法”就表示台灣方面堅持“一中憲法”,那麼只對了一半。從李登輝起至陳水扁多次修憲而沒有觸及核心的“一中”問題,是台灣政黨“誠”於“憲法”,還是礙於可能引發戰火與國際強權的壓力所致?讀者自有評斷。如果對“一中憲法”認“真”,那麼就沒有“不統”的選項,而只有類似《國統綱領》規範“如何統一”、“何時統一”的命題。
如果我們“真”的相信“一中憲法”,就必須接受兩岸在主權上是重疊,中國的主權屬於兩岸全體人民,那就沒有所謂馬英九所說“台灣前途由台灣2300萬人共同決定”的這個看似符合民主,但是不符合憲法規範的“台獨”可能選項;也沒有“中華民國是台灣”這個符合治權,但是違反主權的說法。
(二)教科書思維做法受爭議
如同我們一直提醒的,“一中憲法”的軀體或許還存在,但是它的精氣正在快速轉變。就拿最近發生的例子來看,馬政府以國文應當也包括“閩南語、客家語、原住民語”在內為由,在即將於明年要上路的九年一貫課程教材中,把國語改為“華語”、“國文”改成“華文”,更重要的,新的教科書隱然已經將所謂的“本國文化”限縮在台灣一地的文化,請問,這樣的思維與做法,算是對“一中憲法”有“真”與“誠”嗎?
我們佩服《聯合報》長期以來,堅持中華民國的立場,但是馬政府執政兩年以來,只看到《聯合報》為“不統、不獨”找尋理論的依據,但是卻疏於對馬政府是否真誠地遵守“一中憲法”的精神而有所批判。再以教科書一事為例,為何兩年多來,沒有看到《聯合報》對於國語即將改為“華語”、國文即將改為“華文”,視“本國文化”只是“台灣文化”有過什麼的監督或批判?
《聯合報》在社論中,替馬政府的政策做了詮釋,即“一中憲法”為“原則”、“一中各表”為戰略、“不統、不獨、不武”為戰術。我們的看法:第一、當“一中憲法”的形體已經不一時,如何還能做為“原則”,如何能夠建立兩岸互信?第二、內外已經有別的“一中憲法”無法建立互信時,“一中各表”如何成為指導的戰略?北京為何要配合台北這個“一中”已經質變的戰略?第三、假如我們同意“統”、“獨”都是一種方向,“不統、不獨”就是不選擇方向、不採取立場。請問,這可以算是“戰術”嗎?“不武”是取決於北京,而非台北,這也可以算成台北可以採行的“戰術”嗎?
我們同意《聯合報》在兩岸關係上“目標創新”的呼籲,但是要提醒《聯合報》與馬政府,當“一中憲法”在本質上已經改變,“目標創新”很容易變成“虛假不實”。“一中三憲、兩岸統合”為內涵的“一中同表”是我們對“創新目標”的具體實踐途徑,而其基礎即在真誠地遵守“一中憲法”。我們也期望媒體界能夠監督政府是否真正真誠地遵守“一中憲法”,並共同為創新目標提供更多思想火花。
異己關係無法做為過程論的基礎
(一)兩岸為異己關係的確定
《聯合報》9月11日公佈其“2010兩岸關係年度大調查”的結果,並以“永遠維持現狀,首度過半”為顯著地標題,陳述2000年迄今十年來,主張永遠維持現狀者已經從原本的32%增加為51%。
我們如何解釋過半數的“51%”?從認同上來說,這表示兩岸關係已經正式進入“同一民族內的異己關係”的階段。這51%的人民雖然未明確表達其政治上的統獨選項,但是他們已表達出兩岸是“你是你、我是我”的“異己關係”認同。“異己關係”認同下的兩岸,“可以不統一、可以不獨立”,但是“不能不和平、不能不交流”。這似乎正是聯合報最近三次社論的大主張。
(二)異己關係的形成與鞏固
李登輝從1994開始,從教育、文化、政治上努力將兩岸關係從“國統綱領”規範的“一個中國(可以各表)的內部(非哪一方內政)關係”定位轉化為“一個民族內的異己關係”為內涵的“特殊國與國”定位。陳水扁八年執政,用烽火外交加劇了兩岸為“異己關係”的認知。
從馬英九任用賴幸媛與鄭瑞城分別擔任陸委會主委與教育部長、從宣佈他的兩岸政策是“不統、不獨”起、從他閃避對兩岸和平協定進行協商時,他已經確定走入李登輝的“異己關係”牢籠,出不來了。
在政治上,馬英九願意談一個中華民族,也願意談中華民國,但是儘量避免碰觸“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表述,也因此自然而然地掉進了“一族兩國”的結構,而這正是李登輝以“特殊國與國”為名,本質為“異己關係”的緊箍咒。馬英九從政兩年多,逃避處理兩岸政治定位與軍事互信機制等議題,反而將重點放在要求北京撤飛彈與繼續說服民眾對美軍購的重要。“撤飛彈”與“要軍購”主張所產生的政治社會化效果,就是更加深了兩岸是“異己關係”,甚而是“政治敵對關係”的印象與認知,否則,為何要求對岸撤飛彈,又為何要向美國買武器?
在文化上,馬政府兩年多來,沒有對陳水扁時代所留下來,以“異己關係”為基礎的歷史教育做任何更改,即將定案的高中歷史課綱,還是延續民進黨時期,把中華民國放在台灣史,而不是中國史部分教授。這樣的教科書沒有明確說,中華民國不是中國,但是卻清楚地告訴高中生,中國不是我國。
(三)異己關係下的交流難以建立互信
我們贊同兩岸經貿交流的深化,但是也看到經貿交流只改善了台灣人民對於大陸政府與人民的印象,而沒有增加兩岸的“重疊認同”,也沒有改變兩岸的“異己關係”本質。就像去日本,或許可以改變對日本的印象,但不會產生認同。原因很簡單,當兩岸關係已經成為一種“異己關係”時,經貿交流只是互利的商業行為而已,自然無法產生政治互信。
近來,兩岸準備把重點放在文化交流上,國民黨首席智庫趙春山董事長12日也在聯合報發表〈兩岸文化攜手、打穩互信基礎〉一文稱,只要兩岸“以中華文化為基礎,在中華民族智慧的導引下,進行深度的交流,才能縮短兩岸人民認知上的差距,建立真正的互信,進而達到兩岸關係全面正常化的目標”。我們期待這樣的觀點,但是也要提醒,當兩岸關係已經形塑為異己關係時,沒有以增加“重疊認同”為目標的文化交流也會淪落為物質化的商業交流,或只是了解彼此對於文化認同的異同在哪裡?而其結果並不容易憾動“一族兩國”為基礎的“異己關係”。
《聯合報》在12日再發表〈三論從“統一論”到“連結論”〉的社論,我們充分尊重,也肯定部分觀點,但是也要提醒聯合報,“一族兩國”、“異己關係”為基礎的兩岸關係,是很難發揮“連結”或“過程”的功能。看到《聯合報》11日在〈51%維持現狀,考驗北京〉的分析報導中,提醒北京“共產黨難道擔得起‘消滅一個真正民主的華人國家’的千古罵名”?這個“華人國家”的說法,正是“異己關係”下的“一族兩國”產物寫照。連馬英九與聯合報都已經陷入“異己關係”的迷思時,要建立兩岸關係的互信與認同真的是很難了。
當舵手沒有方向,人民只得維持現狀
拜讀《聯合報》9月15日社論〈筷子理論:解讀兩岸關係民意大調查〉、17日社論〈兩岸解藥:“連結論”好過“統一論”〉,以及17日黑白集的〈選民的面貌〉三文,讓我們有機會重新檢視一下《聯合報》從今年元旦迄今的系列社論。我們對於《聯合報》的若干觀點感到讚賞,但是也不得不指出,第一、《聯合報》基本論述的出發點有問題;第二、“筷子理論”、“連結論”、甚而“屋頂理論”,有其盲點;第三、知識份子的卑微吶喊怎麼能以犬儒主義定性?我們希望以三篇文章繼續請教《聯合報》。
民主政治固然是全民政治,但是由於一般人民無法將時間完全投入政治事務,因而民主政治必然有“菁英政治”的內涵。領導人與明星、政治家與政客的差別在於:前者帶領民意,後者跟隨民意;前者在乎的是人民的未來與自己的歷史定位,後者在意的是政黨的選票與自己的連任;前者的主張可以稱之為“願景、論述”,後者的看法,其實只是一種“媚俗、鄉愿”。
《聯合報》的兩岸關係大調查,顯示出支持“永久維持現狀”的比率在十年間已經提升為51%,支持急獨與緩獨者達31%,支持急統與緩統者只剩下14%。聯合報在社論中因而認為馬英九的“不統、不獨”政策是符合大多數民意,甚而認為,“此次民意調查的結果,可以視為馬政府‘不統∕不獨∕不武’政策已見成效”,也符合了聯合報長期主張“希望交流∕不願綁住”的“筷子圖象”。
如果聯合報真的認為,國家可以沒有前途方向大論述、只要交流好,一切走著瞧,那麼我們就可以完全尊重聯合報,也就沒有什麼好辯論的。但是,我們要提醒,一條船在大海中航行,不能沒有方向,是連小學生都懂的道理。一個船長不能不當舵手,那有行船靠的是隨波逐流?
第一、馬政府為了所謂的“順應民意”,既不敢也不願提出前途大論述,只願談經濟,不敢談政治,但是,另一方面,民進黨卻從不諱言地主張“台獨”。這十餘年來台灣內部的政治圖象就是,國民黨不敢談,民進黨大聲講,最後結果就是“台獨論述”在台灣已經成為一個具有正當性的語言,“一個中國”或任何與“統”關的詞幾乎都被妖魔化了。
在這樣的情形下,民意調查的結果一點也不奇怪。我們可以大膽預測,只要馬政府“不統、不獨”繼續喊下去,“獨”與“永遠維持現狀”的總比率一定還會增加。由於馬政府的思維是跟著民意走,而非引導民意,因此,馬政府將更不敢再提出前途論述,馬英九被迫繼續選擇做一個沒有方向的舵手。
第二、如果不確定前途方向,放任經濟成果的自動外溢,讓時間自然解決,說得好聽一點是期待水到渠成,說得不好聽就是得過且過。這樣下去,一種可能的結果:兩岸的物質實力差距愈來愈大,因為沒有論述,自然不思在兩岸政治定位上、軍事互信機制上尋求突破,而只願把焦點放任兩岸經濟及其它物質性的交流。物質交流的結果,就必然是逐漸對大陸產生依賴,自主性減弱,未來想進行政治協商時,籌碼愈來愈少。知名政論家南方朔大師即是以這樣的觀點對ECFA提出質疑。
另一種可能是兩岸的認同隨著時間愈來愈遠,為“穩健台獨”累積了能量,這就是民進黨台獨理論大師林濁水的觀點。不論這兩種結果為何,對兩岸關係的發展都不是一個健康的結果。
第三、《聯合報》以這樣的民意調查結果來支持馬政府“不統、不獨”的“維持現狀”的政策,並認為這個民意調查結果符合了聯合報的“筷子理論”,即“希望交流∕不願綁住”。因而呼籲北京要正視現實。說實在的,《聯合報》這樣的思維,實在是消極。不思今日民調之因,反以今日之果來為明日之因;不思自己如何提出積極與進取的大陸政策,反而要求北京正視今日之果。
我們不能說《聯合報》太過於天真,但是從所接觸的北京學者,在看到這樣的民調時,第一個反應往往是,還有什麼方法可以“綁住台灣”,而不是繼續進行一個“不能綁住台灣”的政策。一個好的政治家,不是期待他人如何配合你,而是創造一個自己可以主控或影響的結構。從《聯合報》元旦系列迄今,我們還看不出來聯合報與馬政府的主動策略在哪裡?
或許《聯合報》會說,當然有,“屋頂理論”、“筷子理論”、“杯子理論”都是為了解決兩岸僵局所提出的理論,但是,我們必須而說,這些理論都只在描繪兩岸應有的關係,而沒有提出前途大方向。更何況,我們已經提醒《聯合報》,這些理論其實有很大的問題,容我們在下一篇文章再與《聯合報》探討,這些理論的問題在哪裡!
過程論與連結論要有方向與內容
《聯合報》9月17日社論〈兩岸解藥:“連結論”好過“統一論”〉,再次為其“連結論”做呼籲。我們當然同意兩岸問題不是一蹴可及,必須經過一個過程。《聯合報》以“筷子理論”或“屋頂理論”做為其“連結論”的理論。本文希望提出一些觀點來就教聯合報。
有三個問題需要討論。第一、如果兩岸對於未來終極目標不確定;第二、如果兩岸憲政認同的本質已經改變,“連結論”與“過程論”是否還能存在?第三、以何種方式進行“連結”、以何種路徑做為“過程”,才是“連結論”或“過程論”能夠得到支持的基礎?
依照聯合報的說法,如果“一個中國原則”是一個“屋頂”,兩岸可以在軟屋頂、巧屋頂或硬屋頂之下,可漸層漸進地體現“現在進行式的一個中國”。我們同意這樣的說法,但是要問的第一個問題是,這個屋頂是“實”的還是“虛”的?如果我們認為,兩岸的主權是相互重疊,兩岸在未來的和平協定中應該確定不分裂整個中國,那麼,這“一個中國”就是實的。如果我們認為“一個中國”只是個中華民族概念,未來在和平協定中應“正視現實”、以“一中各表”的原則陳述,那麼這個“屋頂”就是一個“虛”的中華民族概念。當這個“屋頂”是“虛”時,“連結論”或“過程論”可能就沒有任何意義了。
第二個問題,“屋頂”下的“樑柱”是否材質需一致?一邊是水泥、一邊是木材,是否能夠支撐一個穩固的屋頂?同樣的,聯合報用“筷子理論”來形容兩岸“不應完全綁在一起,也不能完全切割,有分有合,始能靈動自如”。我們也可以接受這樣的觀點,但是也要問同樣的問題,在吃飯時,有無並用一枝竹筷、一枝鋼筷吃飯的?
這就是問題!如果兩岸在自我的核心屬性、憲政認同本質上都已經發生差異時,兩岸如何架起這個“屋頂”,又如何使用這雙“筷子”?
正同《聯合報》在“新新三句”中所說,“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是一部分的中國,中國的主權和領土不容分割”。如果台灣在走一條中華民國不是中國的道路,如果台灣主張有自己的主權時,請問,“屋頂理論”或“筷子理論”還可以成立嗎?
我們舉兩個最近的例子,一是歷史教科書的課綱事件。馬政府修訂的高中歷史課綱,仍然延續杜正勝所提供的同心圓史觀,把台灣史與中國史對立,先教台灣史再教中國史,1949年以後的中華民國是放在台灣史,而非中國史講。在歷史的脈絡上,台灣史隱然已經成了“國史”。在馬政府的歷史教育藍圖裡,沒有說中華民國不是中國,但是已經清楚地說,中華民國不屬於中國史、我國不是中國。這樣的國民意識與史觀的教化過程,等於把中華民國的根給刨了。請問,當中華民國的本質已經改變時,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不再同屬一個國族認同的脈絡時,這個“屋頂”或“筷子”還可行嗎?
另一個例子是有關主權的概念。陸委會主委賴幸媛最近9月15日在歐洲演講,又重複在美國演講的觀點,這也是馬政府上任以來,反覆強調的,即“中華民國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台灣前途由2300萬人決定”。請問聯合報,這兩句話是否與您的“新新三句”中最後一句“中國的領土與主權不容分割”相違背?除非中華民國在主權或領土上已經與中國沒有任何關係,這兩句話才可能成立。請問聯合報,如果台灣在主權與前途的認知上與北京發生根本性的歧異,這個“屋頂”還撐得起來,這雙“筷子”還使得下去嗎?
我們並不否認,在討論“目的論”時需考慮“過程論”,也不反對在討論“統一論”時需重視“連結論”。但是以上兩個問題如果不能釐清楚,如果“過程”與“連結”的方向是往“永遠維持現狀”或“台獨”,或者助長這種趨勢,我們理性的高度懷疑北京會接受這種“過程”或“連結”的理論。
第三個問題,“過程”與“連結”的具體內容為何?聯合報的“過程論”或“連結論”所提出的“屋頂理論”與“筷子理論”最多只是一個兩岸政治定位的描繪,而沒有對“一個中國的現在進行式”的內容進行探討,即只討論到兩岸的“定位”,而沒有對“如何走”提出看法。針對這一點,我們提出完整的“一中三憲、兩岸統合”,即在兩岸定位上與目標上是“一中三憲”,兩岸走向的路徑則是以“共同體”為借鏡的“兩岸統合”。
我們認為,一個完整的“過程”與“連結”論,包括兩岸自我定位、共同定位與未來的共同走向,缺一不可,以此就教《聯合報》。
至於《聯合報》視我們這些心懷國家、憂心兩岸,良藥苦口之諤諤之言為“犬儒風格”,我們深感遺憾,容我們在下篇文章再陳述。
有正確大方向才能鐵板一塊
《聯合報》在9月17日“黑白集”發表了〈選民的風貌〉一文。本文責難藍軍選民中的“犬儒風格”,並認為就是這些像“一袋馬鈴薯”的知識份子或中產階級,無法像綠營“鐵板一塊”,“死忠”對外,而使得藍軍“造成疏離,降低投票率,輸掉選舉”。
《聯合報》在面對國家前途方向、大是大非的問題時,是以這樣輕衊的態度來思考,我們很驚訝、也很遺憾!不知道我們是否就是《聯合報》文中的那“一袋馬鈴薯”,但是基於知識份子的良知與對社會的關懷,還是要提出一些看法,接續著前兩篇對《聯合報》社論觀點的商權,再就教《聯合報》。
《聯合報》當然是支持馬政府現在的方向,他認為馬政府最成功的地方,就是依據了台灣大多數的民意,採取了堅定的兩岸交流政策,一方面維繫了兩岸和平,也同時堅守了中華民國的主權立場,更為台灣經濟打出了一條活路。這條道路如果持續走下去,自然能為台灣帶來美好的前景。大家無論如何,都應該珍惜這份得來不易的成果,並儘可能維護這條路線,不要做出親痛仇快的事情。
一個媒體願意依據他的判斷,而選擇自己的言論立場,當然值得敬重,因此我們這一年來,總以敬謹的態度來看待《聯合報》一篇篇的社論大作。然而,為何在我們也是依據自己的判斷,而提出不同的邏輯,並對時局作出不同的評價時,就要得到“犬儒”的評價呢?是我們坐井而不知天大?還是我們真是一群“失意”的人士,因為“圖謀”不得,所以想連鍋子都一起砸爛的人嗎?或者,在聯合報眼中,我們只是一群頭腦空空的“一袋馬鈴薯”而已?
從年初我們與《聯合報》就國家前途、兩岸方向的一系列辯論中,相同地方在,都不反對並支持兩岸交流。只是一再提醒《聯合報》,也提醒馬政府,如果在政經分離的邏輯下,一邊推動經貿的交流,一邊又在政治上或論述上不斷製造兩岸“分立”的想像空間,也許這樣的作法在短時間內,因為大陸想拉住台灣的心理,而可以有些成果,但長此以往,只會為台灣帶來更凶險難測的結果。這樣的邏輯有什麼地方是在故意扯後腿的呢?我們歡迎《聯合報》指出我們論述或觀點上的邏輯謬誤並做理性的辯證。如果不走此道,反而是透過“黑白集”送給我們一頂“犬儒風格”的大帽子,是民主社會處理言論應有的正確態度嗎?
如果願意仔細回顧我們從年初以來的文章,就可以知道,我們從未以扣帽子的方式來說“馬英九是台獨”,但是我們的確憂心地歸納馬政府的言論與作為,以邏輯推論它是否會導致“種瓠瓜卻結出了絲瓜”,走向“獨台”的結果。我們已經舉了太多的例子推論馬政府已經不知不覺地為“獨台(偏安)史觀”背書立論,而這樣的史觀不止無法協助馬政府凝聚藍營力量,反而會使兩岸關係走上歧路。
我們提醒馬政府,兩岸的憲法是主權重疊,高喊中華民國是個主權獨立國家,除了自己爽以外,北京如何接招?我們看到馬政府告訴國際與人民,“台灣前途由2300萬人決定”時,我們提醒馬政府,從1972年《上海公報》開始,美國的立場就是兩岸問題由兩岸中國人自行解決,亦即共同解決。馬政府為何不告訴人民實話,而跟著民進黨給人民打麻藥呢?當我們主張兩岸政策不能政經分離,因為政經分離的結果只會導致台灣真正自主性的流失時,我們這樣的理性提醒、告誡與推論,是憂心台灣前途的“心所謂危”,還只是聯合報筆下的“譏嘲、笑罵,甚至反目成仇”,不知稼穡之難的犬儒主義想法呢?
歷史不是輸了可以重來的博奕或試驗。古有明訓:“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如果只是每天畏畏縮縮躲在“民調”的結果裡,去顛倒政策方向與民意的因果關係,而“放棄領導”,如何領導人民?我們所以要曲突徙薪地不斷指出這點,這到底算是諍友還是犬儒?在你們點燃燈火,像幫會一樣,大喊鞏固領導中心時,可否容許我們提醒一聲“小心火燭”?
我們願意續貂《聯合報》的分析。為何綠營可以“鐵板一塊”?因為他們有“台獨建國”的最高價值論述,因此,他們可以容忍陳水扁的貪腐、可以容忍綠營政治人物的瑕疵。不過,其結果或許可以幫民進黨帶來執政,但是這樣的論述卻會給台灣人民帶來災難。國民黨今日最大的問題在於不敢質疑“台獨史觀”、不敢挑戰“台獨論述”,反而自以為聰明的企圖移花接木,以為這樣就可以贏得人心。尊敬的《聯合報》、多難的國民黨,迷惘的馬政府,你們真的錯了。拿出清楚的前途大論述,勇敢向前,藍軍自然就是“鐵板一塊”了!
不鎖國並不表示即有前途大方向
《聯合報》在9月27日的社論,以〈蒼生尋岸:大海航行靠舵手或民意?〉一文,部分回應了我們在9月22、23、24日在《旺報》發表的《方向系列三論》。期盼能再理性地請教《聯合報》若干觀點。
大海航行能夠沒有方向嗎?方向不靠船長這個舵手,靠水手嗎?軍人打仗不靠將軍領導,靠小兵自己亂衝?由小兵民調決定?《聯合報》在社論中指責說:“‘大海航行靠舵手’是文革口號,也是專政圖騰。將主政者與人民的關係,比喻成舵手與乘客的關係;這是封建政治文學,但未必是民主政治的生理”。我們對台灣要有前途大方向的呼籲,在聯合報眼中,竟然成為“封建政治文學”、“文革口號”、“專政圖騰”。對於這樣的指控,我們深感遺憾。文字本身無罪!只是因為文革時有過這句話,這個道理我們就不能再說了嗎?
(一)大方向是指兩岸如何清楚定位
我們願意與《聯合報》來談談什麼是“民主政治的生理”。民主政治既是全民政治,也是選舉政治、菁英政治與政黨政治。兩岸如何清楚定位,這就是大方向。選前人民因認同理念與利益而投票給政治菁英,日後人民不認同政黨的大方向,不接受政策,政黨與菁英就鞠躬下台。在一個民主社會,要求舵手提出方向,怎麼會變成是“封建政治文學”?
我們從未如《聯合報》所指責的分割“領導”與“民意”。我們要強調的是,在一個民主社會,領導人與政黨要給人民方向,是一個“責任”,更是一個“義務”,方向當然要經由民意檢驗。我們與《聯合報》及馬政府在兩岸定位大方向的認知上差別很大,這也正是自今年初以來,陸續為文,期盼向《聯合報》請教的目的。
我們在文章中完全肯定馬政府完成“三通”與簽署ECFA,但是這些都正如同馬英九自己說的,只是填補了扁政府八年來該做而沒有做的。這些都只是政策的一環,它們的功能是為解除民進黨執政八年為台灣前途所纏繞的“枷鎖”。《聯合報》與馬政府或許認為,去掉民進黨的“鎖國政策”就是大方向,視其為政績,但是我們卻認為,去掉枷鎖並不表示就有了前途方向,這只是為政者的一個最基本的工作而已。
(二)論述不能以愚民為基礎
讓我們再進入實質性的討論。《聯合報》在社論中說我們“反對‘台灣前途應由2300萬人決定’的說法”,並用以暗指我們不尊重民意,而沒有回應我們的邏輯錯哪裡?容我們對這種移花接木、源於民進黨“前途自決說”的盲點再說清楚一點。
第一、從憲法上來說,兩岸目前雖然處於分治,但是主權重疊。“前途自決說”自然是一種主權的宣示。除非修改憲法,兩岸是統、是獨、永久維持現狀、或是共同體的統合都需要兩岸人民共同決定,這是憲法的基本常識。不去引導民意,反企圖以民意為理由來顛倒憲法規範,絕非正途。
第二、從政治學上來說,“前途自決說”的盲點在於,“自決”的終點在哪裡?台灣前途如果可以由2300萬人決定,台北前途可否由台北市民自由決定?大安區民可否自由決定前途。這個濫觴於民進黨的“住民自決說”,本身有邏輯上的問題,可嘆今日馬政府卻是牙牙學語,奉為玉律。
第三、現在有51%民意主張“永久維持現狀”,是民意自發,還是近年來政治操弄的結果?如果未來有51%決定台獨,馬政府是否就決定遵守民意?全民準備與北京好好打一仗?現在馬政府真的要繼續“前途自決說”這種看似爽快,卻是民粹或欺騙式的語言?《聯合報》也要繼續支持嗎?
《聯合報》27日的社論有太多情緒、刻意曲解與不真實的演繹,我們不想對那些內容反駁。年初以來,我們嘗試與《聯合報》和馬政府做理性的對話。我們的確對《聯合報》的“一中各表”、“屋頂理論”、“筷子理論”、“過程論”、“階段論”、“維持現狀”等理論提出質疑,但是我們幾個區區學者哪有能力為《聯合報》製造“廿一世紀的文字獄與火刑柱”?希望《聯合報》能夠理性地告知,我們錯在哪裡,而不是用“犬儒主義”、“荒謬離奇”、“自命為學者之輩”、“自我抬舉”來進行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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