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說明】不同的認同，產生不同的史觀，自然會有不同的論述，也因而形成不同的政策。同樣的，認同、史觀、論述、政策的順序也可以反轉互動，或交錯地相互影響。因此，如果要解決認同問題，也必須要從史觀、論述、政策等三方面同時著手，方能修補兩岸認同長期的剝落。
　　
　　2011年是中華民國的一百年，可是在台灣所看到的紀念活動都是只有在“中華民國就是台灣”的框架裡面打轉，一個以“轉型史觀”為名，實際上卻是“偏安史觀”正在建構中。2010年4月在日本舉行的《本栖會議》中，已經向與會的學者表達出將製作《百年之國：迷悟之間》的紀錄片，用以呈現兩岸應有的共同體史觀的構想。在準備紀錄片的同時，以文字來探索目前兩岸的史觀有何異同，以及台灣內部在史觀上的異化過程。
　　
　　本文對目前存在於兩岸的各類史觀，包括“民族史觀、內戰史觀、分治史觀、台獨史觀、分離史觀、獨台史觀、偏安史觀”等等進行了比較與分析，並陳述這些史觀變遷的政治原因，以助讀者可以清楚地了解目前這些史觀的問題出在哪裡。
　　
　　史觀：如何看過去與未來
　　
　　歷史是死的，歷史教育卻是活的；歷史是過去式，但是史觀卻可以是未來式。昨天的政治就是今天的歷史、今天的政治就是明天的歷史。
　　
　　從史觀中，可以看到我們如何詮釋自己的過去，自然也就影響對未來的抉擇。不同的史觀，會有不同的論述，也就會有不同的政策及不同的結果。當然，承受這些結果的，不僅是政治的菁英，也包括廣大的人民。
　　
　　中國歷史分分合合，我們從歷史的長河中可以看到不同政權與領導人的史觀。在他們的認識中，有的堅持一統江山，有的選擇偏安逃避，有的企圖躍馬中原，有的願意稱臣以求自保，在這些非分即合的政權選擇之中是否還有一條“合中有分、分中求合”，一條不透過戰爭、符合全民利益的觀點與道路？
　　
　　本文希望能夠提出一個兩岸符合歷史、現實與未來需要的“共同體史觀”，以使兩岸人民能夠在相同的史觀下，共同發展。基於篇幅，分兩篇處理。本文僅對現有的兩岸史觀進行分析。有關“共同體史觀”的實質內容，將在下一篇述及。
　　
　　兩岸現有的史觀包括國共兩黨所共有的“內戰史觀”、“統一史觀”，以及台灣所獨有的“台獨史觀”與“偏安史觀”。在此之前，我們先了解一下在日據時期台灣菁英的史觀。
　　
　　民族史觀：日據時期到光復初期台灣菁英的史觀
　　
　　日據台灣五十年可以分為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自1895年5月的乙未戰爭起至1915年的西來庵事件（又稱噍吧哖事件或玉井事件，發生於今台南縣玉井鄉）台灣人最後一次的武力抗爭為止。在此約二十年內，以台灣總督府與日軍為主的日方統治，遭遇台灣人民頑強的抵抗。
　　
　　日據的第二個時期，自1915年開始到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為止。以同化政策為統治的基本方針。同化政策的精神是內地延長主義，也就是將台灣視為日本內地的延長，目的在於使台灣民眾成為完全之日本臣民，效忠日本天皇，加以教化善導，以涵養其對國家之義務觀念。
　　
　　武裝抗日運動失敗後，1920年，台灣留日學生創刊發行《台灣青年》，1921年，蔣渭水在島內推動成立“台灣文化協會”，展開了為期十多年的抗日文化啟蒙運動和社會運動，將祖國的新文化運動和新思潮介紹入台，而有“台灣新文學”和戲劇、藝術之改良。
　　
　　另一方面，日據後，全台各地紛紛成立詩社，據吳濁流在光復後回憶說：“我入栗社後，才知舊讀書人另有氣節，漸覺他們的骨子裡，漢節凜然。而且由此老一輩的讀書人學習不少愛國詩詞，其中有的恐怕失誤，不敢用紙筆傳授，只唸給我聽而已。”除了詩社，還有民間的私塾，仍然堅持將中國傳統文化授予下一代。
　　
　　此外，基於“國可亡，而史不可滅”，故有連雅堂《台灣通史》、《台灣語典》、《台灣詩乘》之著。由《台灣青年》，而《台灣月刊》，而《台灣民報》，而《台灣新民報》，台灣知識菁英堅持漢文的種子不能熄滅。直到1936年，小林躋造任台灣總督，宣布“皇民化”政策。除了詩社外，取締一切的漢文教學和出版，但亦有青年暗中學習中國國語。
　　
　　第三個時期起自1937年，到二次大戰結束的1945年為止，由於日本發動侵華戰爭的需要，希望台灣人民同心協力，開始皇民化政策，即將台人全面日本化，極力促成台灣人民成為忠誠於日本天皇下的各種措施。皇民化運動等於是內地化的極端形式。
　　
　　1937年在日本殖民統治者強力推行的“皇民化”時期，在政治上雖然高壓，但大多數的台灣人在意識上仍然強烈反抗。從後來轉向支持“台獨”的詩人巫永福〈祖國〉的詩中，我們可以看到日據末期台灣人心中的祖國意識與民族意識並未消失。
　　
　　這首充滿著民族史觀的詩文，其第一段寫到：“未曾見過的祖國，隔著海似近似遠。夢見的，在書上看見的祖國。流過幾千年在我血液裡，住在我胸脯裡的影子，在我心裡反響。呀！是祖國喚我呢？或是我喚祖國！”即在控訴“祖國”將台灣遺棄給日本後，他仍未放棄對“祖國”吶喊以及對“異族”的拒絕：“風俗習慣語言都不同，異族統治下的一視同仁，顯然就是虛偽的語言，虛偽多了便會有苦悶，還給我們祖國呀！向海叫喊還我們祖國呀！”
　　
　　自馬關割台之後，雖然台灣與中國大陸在統治者地理上有了隔絕，但台灣與中國大陸的命運卻綁得更為緊密，如同當時的台中文人張深切所說：“我想我們如果救不了祖國，台灣便會真正滅亡，我們的希望只繫在祖國的復興，祖國一亡，我們不但阻遏不了殖民化，連我們自己也會被新皇民消滅的！”張深切呈現的正是一種民族史觀與命運共同體史觀，他視台灣與大陸命運完全牽連在一起，中國如果沒有辦法復興，台灣將難脫帝國主義的殖民壓迫。
　　
　　日據末期的反抗與光復運動，至少證明在那個時期台灣人還是勇於做為一個中國人，也不如“台獨史觀”所稱的台獨意識起源於日據時代的誤說。台灣是“地方意識”，而中國是“國家意識”，將台灣的地方意識上綱為國家意識不符合當時的歷史發展。
　　
　　光復初期，台灣的社會菁英對於中國仍然充滿著憧憬，就以抗戰歌曲〈義勇軍進行曲〉為例。這首當年因抗戰而寫的熱血歌曲，已在日本殖民統下的台灣知識分子中傳唱。根據抗戰末期在中國大陸從事地下抗日運動的台灣人蕭道應公子的回憶，“（蕭道應）原本就有濃厚的祖國意識，聽說有這麼一個學習祖國語言的機會，便欣然前往報名。……，除一般授課，還教唱當時中國的抗戰愛國歌曲，如著名的〈義勇軍進行曲〉，深受學生歡迎。……激昂澎湃的抗日情緒，一天天高漲，也因此萌發了回到祖國參加抗戰的念頭。”（蕭開平，〈屏東佳冬蕭家抗日史跡〉，《台灣抗日志士親屬協進會會訊》，第一期，2009年8月10日，頁20。蕭道平為蕭道應之子）。
　　
　　當時台灣人在傳唱〈義勇軍進行曲〉，都知道這是首來自中國大陸的抗戰歌曲，一方面基於對大陸人民抗戰同情，一方面對剛脫離日本殖民統治記憶猶新，再加上簡單易學，以及歌曲激奮人心的歌詞，成為廣為流傳的國語歌曲。
　　
　　抗戰末期，大陸各地的反日運動，人們口中高唱的是〈義勇軍進行曲〉；光復前後，台灣人們口中高唱的也是〈義勇軍進行曲〉，證明了兩岸歷史的共同脈動，也印證了台灣人當時的中國認同。但是這種民族認同，很不幸地馬上隨著“內戰體制”以及國民黨的威權統治，快速地變形。
　　
　　內戰史觀：冷戰期間國共兩黨的史觀
　　
　　對日抗戰勝利以後，中國旋即進入國共內戰。1949年國民黨政府被迫搬遷至台灣。美國原本在1949年12月已經發表“袖手不管政策”（hands-off policy）的白皮書，放棄在台灣的國民黨政府。1950年6月韓戰爆發，風雨飄搖的國民黨政府成為美國圍堵共產主義擴張的堡壘，台灣成為美國在西太平洋不沉的航空母艦。從此兩岸共同進入了“內戰史觀”的階段。
　　
　　這個“內戰史觀”的內在結構是國共不放棄消滅對方，堅持自己是才是中國的正統，其外在結構是東西方的冷戰衝突，國共兩黨各代表著東西兩大陣營的意識形態與利益。
　　
　　兩岸內戰體制的特質在於：爭執雙方有政權的正統之稱、路線的左右之爭，但是在“國”“族”認同上，對於“民族認同”上卻沒有任何歧異，雙方都堅持自己才是真正的中國人。在“國家認同”上，兩岸雖然名為不同之國名，其實只是不同的政府。雙方爭執的是“誰是中國”合法政府代表的“內部”矛盾，而非“異己關係”的“外部”矛盾。
　　
　　在內戰體制下，國共雙方對於對方的一切東西，儘量賦予負面的詮釋。就以〈義勇軍進行曲〉為例。在國共內戰炙熱之際，根據1948年12月《台灣新生報》報導，台灣省政府公布了一批“禁歌”名單，這首後來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的〈義勇軍進行曲〉也名列其中，也消逝在台灣人的記憶當中，自此它從一首抵禦外侮的“愛國歌曲”，在內戰體制的史觀下，變成了一首“匪歌”。
　　
　　北京政府在大陸的各項政策，也給予了台北不認同的合理理由。堅持馬列主義路線、人民公社、三反、五反、大躍進、批孔揚秦、文化大革命，都讓在台北的中華民國政府更加確信地，它應該代表中國，也更加敵視或貶視北京對於中華文化的偏離，以消滅“共匪”，解救大陸同胞為職志。這時候的國民政府自然沒有放棄“統一史觀”。
　　
　　隨著兩岸的隔絕，隨著冷戰的意識形態對抗，隨著內戰時間的延長，台灣民眾在認同上開始出現了問題，一方面他們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但是另一面，他們被教育得要“仇共”、“恨匪”。但是當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成為中國的代名詞時，國民政府的認同教育就開始出現了問題。“反共”是否等於“反中”？“仇共”、“恨匪”的教育與政治宣傳，以及兩岸後來的政經發展，使得兩岸認同存在著一條巨大深邃的海溝，當大氣候改變時，兩岸認同的分歧即開始顯現。
　　
　　中華民國政府能夠代表中國的正當性是拜東西冷戰與美國的支持所致，當美國總統尼克森派季辛吉密訪北京開始，台北的國際正當性就開始動搖了。1971年中華民國政府被迫退出了聯合國，失去了國際正當性。1978年底與美國斷交，台灣失去了美國的支持，等於是在國際代表的競爭中完全挫敗，它的“內戰史觀”幾乎全面瓦解。
　　
　　在“內戰史觀”下，國民黨政府為了凸顯自己的正統地位，透過在內戰體制必然形成的威權統治，長期以代表中國正統地位的國族意識與教育政策之中，相對地忽略了，甚而壓抑了地方性、區域性的歧異元素，以便提供更多的空間來傳播中原正統文化與中國意識，因而包括各類方言母語、各種族群歷史及其文化在內，種種未能被界定為中國文化正統的事物，經常遭到消極不鼓勵、不傳播，甚至壓抑、查禁等等程度不一的對待。
　　
　　1970年代，雖然台灣仍處於威權體制，但是經濟的發展已有起色。三十年來投入土地改革、發達國家資本主義與中小企業政策，現代化的一些成果出現。當台灣經濟力崛起，伴隨的自然是社會力的急待破繭而出。
　　
　　1979年初，北京與華府建交，做為“內戰”挫敗的一方，台灣的民間開始出現另一種聲音，他們嘗試展開反省，進而挑戰，甚至顛覆、排除中國意識主導下的族群認同與國家藍圖，這其中包括對史觀的認知、文學的書寫等等。“內戰史觀”自此在台灣開始瓦解，“統一史觀”更被視為是虛幻不實際。隨之而來的是兩岸“偏安史觀”或“台獨史觀”的出現。“偏安史觀”或“獨立史觀”的基礎在於台灣社會開放所產生的民主化，1980年初台灣意識形成，外在則有美國透過《台灣關係法》與軍售的支持。
　　
　　台灣民間社會已經準備開始脫離“內戰史觀”，但是北京仍然是以“內戰史觀”來處理與國民黨的關係。在國際外交上仍然繼續孤立台灣，軍事上壓制台灣。
　　
　　分治史觀：只存在短短的六年
　　
　　1987年7月蔣經國宣布解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不再視大陸為叛亂團體，年底開放民眾到大陸探親。台北單方面地結束了“內戰史觀”，但是在憲法上沒有放棄統一為最終的目標。1991年通過的《國家統一綱領》（簡稱《國統綱領》），強調“促成國家的統一，應是中國人共同的責任”。國統會隨後在1992年通過“關於一個中國的涵義”。該文中有兩個重點。第一，強調主權及於整個中國，即“我方則認為‘一個中國’應指1912年成立迄今之中華民國，其主權及於整個中國”。第二，在治權方面主張兩岸分治。該文稱：“民國38年（西元1949年）起，中國處於暫時分裂之狀態，由兩個政治實體，分治海峽兩岸，乃為客觀之事實，任何謀求統一之主張，不能忽視此一事實之存在”。
　　
　　這幾段話，代表當時的國民黨政府已經從“內戰史觀”轉移到“分治史觀”。“分治”與“分離”不同，前者強調主權的重疊、治權的分立；後者則是主權與治權均互不隸屬。在“分治史觀”中，最多只會出現“中華民國主權及於全中國”，而不會在兩岸關係中出現“中華民國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理由很簡單，在“分治”史觀中，“主權獨立”於誰？獨立於中共？如果相對於中共，中華民國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那麼中華人民共和國算是個什麼？
　　
　　“分治史觀”在台灣的政治中，從1987年到1993年只出現了大約六年的光景。當1993年李登輝開始推動進入聯合國，當1994年李登輝接受日本司馬遼太郎發表〈生為台灣人的悲哀〉時，就已經可以看出，李登輝要追求的是“分離史觀”。“分治史觀”只是國民黨在向憲法交待、李登輝為了鞏固在國民黨內的權力地位所做的妥協、國際冷戰後時代遽變、必須為兩岸交流建立法制等多方因素下的產物。在李登輝權力鞏固、台灣持續得到美國支持、兩岸交流制度建立後，“分治史觀”也似乎走到盡頭。即使是具有中華文化素養、國民黨忠貞黨員、蔣經國信徒的馬英九在2008年獲得執政後，也不再提《國統綱領》、不召開國統會了，在主權與台灣前途的論述上，他的政府團隊在論述上也與民進黨趨同了。
　　
　　總統直選的修憲固然可以視為是台灣民主的深化，但是此一制度也使得“分離史觀”取得了某種民主正當性的養分。1996年總統大選以後，“分離史觀”正式登上舞台，李登輝要做的是，如何鞏固這個分離史觀。
　　
　　分離史觀可以分為兩種，一為“台獨史觀”，一為“偏安史觀”或稱之為“獨台史觀”。相同點在於兩種史觀均視兩岸為一種“異己關係”。“台獨史觀”希望建立一個新的台灣共和國，“偏安史觀”則願意接受中華民國這個國號，兩者均強調自己是一個有別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權獨立國家。
　　
　　在討論“偏安史觀”以前，容我們來回顧一下“台獨史觀”的形成與變形。
　　
　　台獨史觀形成：從唯物史觀反抗“外來政權”
　　
　　“台獨史觀”最早是來自於如何擺脫“被殖民史觀”。我們就以一本在1962年原本以日文書寫，後來1988年才在台灣以中文發行的《台灣人四百年史》為例來談。該書作者史明以唯物史觀的角度、以“被殖民史觀”的立場，描述台灣在四百年被長期殖民體制統治下的被壓迫掠奪情形。在史明的觀點中，無論是荷蘭、明鄭、清、日本，以及後來的國民黨政府，都是外來殖民政權。激進的台獨主張者鄭南榕基金會在其網頁內如此定調該書的貢獻：“《台灣人四百年史》漢文版，藉由這本書，開啟了台灣人，做為一個民族的主體性，探索‘台灣民族’的歷史發展，以及台灣人意識的形成過程”。
　　
　　從史明的身上，可以看到台獨史觀的形成過程。史明原名施朝暉，因“期待把歷史弄明瞭”，而改名“史明”。早期就讀台北一中時，就有高度的反日情緒。1937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學就讀政治經濟學部，在那裡接觸社會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的大量作品，對馬克思主義充滿憧憬。基於對中國社會革命的嚮往，1942年到中國大陸參加共產黨的抗日，經由抗日與國共內戰，“我馬上看到中共頂獨裁”，“中共土地改革，我在華北看到過，不但土地拿起來，也把地主殺了，殺了頂慘”。此外，在中國參與對日戰爭時，他也親眼見識到中國人的“漢人種族主義”，台灣士兵不但被中共派往前線，慘遭無辜犧牲，同時中共也刻意對台灣人實施“分化政策”，“叫一個客家人來打福佬人，也叫一個福佬人來鬥一個客家人”。史明從此認定“台灣人不能跟中國人一起”。
　　
　　1949年底共產黨勝利前夕，史明經過一番輾轉曲折的過程，逃離大陸，回到了睽違十年的台灣。回台後，認為國民黨與共產黨的殘暴手段如出一轍，因而認為台灣的漢人係台灣人，與中國漢人雖血出同源，但在社會發展上已與中國分裂為不同民族，要解決台灣的問題，唯有台灣獨立一途。於是在1952年，他在台北郊外山上組織了“台灣獨立革命武裝隊”，準備刺殺蔣介石，未料事跡洩漏，只好於同年偷渡到日本。從此開始其台獨建國的工作，並著手撰寫《台灣人四百年史》。
　　
　　史明在該書中把“228事件”當作是台灣人獨立意志的表達，視台灣史與長期殖民統治為一回事，所以和獨立的追求有密不可分的關聯性。他這本《台灣人四百年史》，在地下版本於1980年代末期引進台灣後，對228以後出生之年輕一代“台灣意識”的覺醒，有著相當程度的影響。
　　
　　如果我們從國族認同來看，史明希望推動的是“兩族兩國”，他不從民族、文化、血緣上界定民族，而是從社會發展上來界定台灣民族與中華民族（中國民族）的不同，因而，建立獨立的“台灣國”是擺脫中國的唯一途徑。這樣的論點，幾乎完全成為民進黨的基本史觀。民進黨所做的，只是在這樣的“台獨史觀”中再找一些西方的國際法主權與自決的元素加入。
　　
　　台獨史觀發展：希望從主權與自決中找到論據
　　
　　台獨史觀倡議者首先以“台灣定位未定論”做為其史觀的一部分。1988年4月17日民進黨第二屆第一次臨時大會通過的〈台灣主權獨立決議文〉（簡稱〈四一七決議文〉）即以此為理由。該文稱：由於1952年的舊金山“對日和約”與1952年的“中日和約”均未決定將台灣的主權歸屬任何一個國家，未來任何台灣國際地位之變更，必經台灣全體住民自決同意。
　　
　　其實在1972年的《上海公報》，“台灣地位未定論”的始作俑者美國已經接受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等於美國放棄了台灣地位未定的主張。雖然一些台獨論者並沒有放棄這個理由，但是，從1990年代開始，特別是在台灣民主化以後，台獨論者轉由“主權獨立”與“前途自決”這兩項觀點來為其台獨主張找尋法理基礎。台獨論者將“台獨史觀”擴充解釋為“分離史觀”。基於策略性的需要，他們可以容忍暫時的“獨台史觀”。
　　
　　1992年立法院完成全面改選，1996年3月，在台灣地區完成了第一次的總統大選。民進黨已經沒有理由再說國民黨是外來政權。“台獨史觀”的本質從此從擺脫外來政權走向獨立，轉向已經獨立，只待“正名”而已。
　　
　　1996年3月總統大選以後，5月10日，民進黨文宣部副主任周奕成、民進黨選舉對策委員會副執行長陳俊麟、外省人台灣獨立促進會（外獨會）秘書長田欣，與民進黨國大代表鄭麗文（後來擔任國民黨文傳會主委、政策會副主委、國民黨不分區立委）、鍾佳濱、段宜康等人聯合發動一百多人連署，公布《台灣獨立運動的新世代綱領》，做為團結鞏固台灣現狀的新政治論述。綱領第五條：“台灣獨立，不一定以‘台灣’為國家的名稱。國號、國旗、國歌的變更，不是台獨運動的主要目的。台灣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最好能名實相符，以台灣為國家的名字；但是當國際現勢不允許時，應當接受暫時以其他名稱，維護實質獨立的成果。”這些民進黨新世代口中所稱的“國家其他名稱”就是中華民國。這一個所謂“台灣獨立運動的新世代綱領”的聲明，等於不再堅持“台獨史觀”，已滿足於“分離史觀”。
　　
　　從“台獨史觀”到“分離史觀”：民進黨與李登輝的成果
　　
　　“務實”的民進黨知道台灣獨立建國在政治上是一不可能的事，但是為了自圓其說，只有採“借殼上市”的做法，為了在2000年能夠贏得大選，算是正式放棄了以“住民自決”“追求獨立”的訴求，轉到認為在總統大選以後，台灣已經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未來有關“改變獨立”現狀都必須經由台灣“住民自決”。
　　
　　1999年5月9日，民進黨通過〈台灣前途決議文〉，稱“台灣是一主權獨立國家，其主權領域僅及於台澎金馬與其附屬島嶼，以及符合國際法規定之領海與鄰接水域。台灣，固然依目前憲法稱為中華民國，但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任何有關獨立現狀的更動，都必須經由台灣全體住民以公民投票的方式決定”。至此，民進黨已經把“住民自決”視為一個“維護”，而不是“爭取”台灣主權獨立的工具。
　　
　　1999年7月9日，國民黨籍的李登輝總統喊出了兩岸為“特殊國與國關係”，他所謂的“特殊”，只是因為兩岸是歷史、文化、血緣上的特殊相似，但是在主權歸屬上已經是兩個相互獨立的國家。至此，“分離史觀”似乎已經成為朝野的共識。
　　
　　2000年5月陳水扁執政，整個八年中，民進黨沒有碰觸憲法上的主權問題，但是在政治、經貿、文化上走上一條與大陸儘量切割的道路。也就是說，民進黨在現實環境不允許的情形下，沒有在憲法層次做出“分離”的舉動，但是不斷加足馬力在“分離史觀”、“分離論述”上。2002年的“一邊一國”是其關鍵性的發言。
　　
　　民進黨在歷史教育上全力切斷與大陸的關係。也就是以“台獨史觀”做為教育政策的基礎，再透過教育政策來強化“獨立史觀”。除了美化日本在台灣的殖民經驗，視日本在台灣五十年為“日治”而非“日據”。民進黨接受了杜正勝的“同心圓史觀”，所謂“同心圓”之概念的出現，想要以地理的分隔來轉作歷史切割的工具。在這樣的目標指導下，台灣的九年一貫（國小、國中）課程與高中課綱，乃出現了先教台灣史，再教中國史，最後則是世界史的特殊模式。
　　
　　這種模式當然是極其詭異的。台灣史的內容包括了兩個部分，一個是史前史，另一個則是從十六世紀殖民國家經略台灣開始敘述，試圖描繪一部台灣遭到殖民國家蹂躪的歷史，而某種意義上，其實隱然把“中國”也視為是蹂躪台灣的一個“殖民國家”。
　　
　　我想引述一下2007年1月31日游錫堃晚間出席台灣北社尾牙宴的致詞，以為了解這個企圖切斷台灣與中國關係的史觀在民進黨立場中的重要性。中央社是這樣的報導：“他（游錫堃）支持杜正勝對高中歷史教科書翻修的政策決定，民進黨堅持維護台灣主體性的價值觀，不管泛藍如何無所不用其極的打壓，或要求杜正勝下台，對於杜正勝用具體作為落實台灣主體性的價值觀，民進黨高度肯定。他說，當初他擔任行政院長期間找杜正勝擔任教育部長時，就曾經‘任務交付’，要杜正勝對台灣史地教科書內容，處理好台灣主體性的問題，也提醒杜正勝，過程中一定會引起國親陣營的反對，聲望也會下降，但要挺得住，不要輕言放棄。他認為，要建立台灣主體性的價值觀，就要拋棄大中國情結與‘一中’枷鎖，所謂的‘憲法一中’就不是一種以台灣為主體的價值觀。他說，翻修新版高中歷史教科書的爭議，顯示認同台灣主體與認同中國主體，兩種價值觀是無法和解而共生”。
　　
　　獨台史觀：國民黨的妥協與退讓
　　
　　“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到台灣、中華民國在台灣、中華民國是台灣”是國民黨在1994年以後的史觀改變的自我認同。
　　
　　2008年3月馬英九執政，理論上來說，馬英九應該改變李登輝與民進黨長達十餘年所建立的“台獨史觀”或“分離史觀”，但是很遺憾地，馬英九任用了親綠的教育部長與陸委會主委，也接收了“分離史觀”的論述。
　　
　　首先，馬英九政府在2008年上任以後，並沒有更動陳水扁時期所審訂的“九年一貫教育”（即從國小到國中）語文部分的課綱，反而於上任後第四天，他認命的鄭瑞城部長就將其公布。依此新課綱，未來小學教科書不再稱“國語”而是“華語”，國中教科書不再稱“國文”而稱“華文”。為此兩岸統合學會特別召開記者會，以“黃鐘毀棄，瓦釜雷鳴；鄭聲亂雅，亂紫奪朱”發表聲明。總統府雖然在當天就立刻做出回應，並表示會重新修正。但是除了“名稱”問題之外，還包括了實質上將本國文化限縮為台灣文化的問題，以及在社會學科中很多“去中國化”的教材仍然存在。為此兩岸統合學會再發表聲明，希望馬英九能夠指示教育部，除了立即修正名稱問題之外，能夠比照處理高中九八課綱的模式，重組課綱委員會，慎選委員，針對課綱內容進行更澈底的檢討。事情如何發展，我們將積極注意。
　　
　　另一件則是更嚴重的高中歷史課綱的問題。依照馬政府新修訂的高中歷史課綱，仍然延續杜正勝所提供的同心圓史觀，把台灣史與中國史對立，先教台灣史再教中國史，1949年以後的中華民國是放在台灣史，而非中國史講。在歷史的脈絡上，台灣史隱然已經成了“國史”。在馬政府的歷史教育藍圖裡，沒有說中華民國不是中國，但是已經清楚地說，1949年以後的中華民國不屬於中國史。這樣的國民意識與史觀的教化過程，等於把目前的中華民國澈底“去中國化”了。為此，兩岸統合學會再發表嚴正公開聲明，期望馬政府能夠懸崖勒馬，“莫做自亡其史的天下第一人”，並積極防阻此一新課綱實行。
　　
　　或許讀者不知道，馬英九在2008上任以後，杜正勝仍是歷史課綱的委員，而馬政府迄今只有微調的九八歷史課綱，就是當年在游錫堃指示下，由杜正勝強行主導通過的，直接背棄“憲法一中”，以“去中國化”，以塑造兩岸為“異己關係”、“一邊一國”為認同的課綱。
　　
　　馬英九政府或許以為只要認同中華民國，就等於維持住了史觀。他們不了解，當中華民國的本質已經變質的時候，國民黨與馬英九政府的史觀其實就已經從“分治史觀”變質為“分離史觀”。與民進黨長期追求的“台獨史觀”不同，國民黨與馬英九政府選擇的是不放棄中華民國國國號的“獨台史觀”。
　　
　　偏安史觀：國民黨稱其為轉型史觀
　　
　　再一件“獨台史觀”的社會教育情形。明（2011）年是“辛亥百年”，台灣會有一連串的慶祝活動。行政院政務委員曾志朗以“慶祝活動籌委會”秘書處副秘書長身份報告指出：慶祝百年，將“由全民詮釋歷史”，建立“中華民國在地化”的“轉型史觀”；“以在地多元的觀點，凸顯台灣精神與其特色，進而建立中華民國發展史上的主體論述，目標就是希望以‘中華民國在地化’的‘轉型史觀’，表現中華民國在台灣的中心理念”。以上這個名為“轉型史觀”的官方名稱，其本質其實就是一種“獨台史觀”。如果放在整個中國的歷史經驗來看，這就是“偏安史觀”。
　　
　　我們再從台灣政治人物的言論來看。以最近陸委會主委賴幸媛多次在美歐發表公開言論稱“台灣前途應由2300萬人決定”、“中華民國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以及馬政府以“不統、不獨”為基本政策，這些政治言論都可以歸納為一個“獨台史觀”的社會化過程。“台灣前途說”基本上是民進黨早期“住民自決說”的延續，“主權獨立說”是“治權分立說”的刻意誤導，更是迴避了兩岸目前是“主權重疊”的憲政事實。
　　
　　以上種種均是國民黨逐漸往“偏安史觀”滑動的跡象。2011年是辛亥百年，國民黨會舉行一連串的大型活動，依照目前所公布的內容來看，都是為了強化中華民國在地化，即“中華民國是台灣”的論述。
　　
　　從最近《聯合報》所公布的兩岸民意大調查來看，馬政府上任兩年多來，民眾對於台灣前途的看法逐漸朝“永遠維持現狀”發展，比率首次突破五成；另外，有一成六民眾主張儘快獨立，一成五主張維持現況以後再獨立，5％主張急統，9％主張緩統，過半數的51％希望永遠維持現狀，僅4％無意見。以上數據與《聯合報》在2000年7月，即陳水扁首次執政時所做的調查結果相比，民眾的統獨態度明顯轉變。主張急統或緩統者，十年來合計減少15％，取而代之是主張永遠維持現狀者增加19％，主張急獨或緩獨的比率也多了5％。從政治社會化的觀點來看，這些數據當然不會是自然形成，而是長期政治人物的言論與政策所致。
　　
　　從以上的數據可以看出，民進黨推動的“分離史觀”已有成效，而國民黨並不去思考，是否應該將此一趨勢逆轉？我們看到的是，基於這樣的民調結果，國民黨反而選擇再強化其“維持現狀”的論述，不知不覺中將史觀完全導向“中華民國是台灣”的“獨台史觀”的方向。從以上國語教科書、歷史教科書、政治人物的談話，以及辛亥百年的慶祝活動內容，可以清楚看出這樣的走向。
　　
　　“獨台史觀”與“台獨史觀”在本質上並沒有多大差別，都是以與中國大陸“分離”為基本核心。我們可以預期，如果明年辛亥百年，台灣內部如果沒有一個強而有力的正確史觀論述，其結果將使得“獨台史觀”與“台獨史觀”成為完全主導台灣人民的史觀，這對於兩岸關係未來的發展，必然是一個不幸的災難。這也是我們兩岸統合學會希望能夠在辛亥百年強化兩岸“共同體史觀”以正視聽的原因之一。
　　
　　史觀形成與產出的邏輯：史觀、論述、政策互為因果
　　
　　“史觀”是“論述”的基礎、“論述”是“政策”的依據，“政策”的實踐又會強化“史觀”的認知。三者之間有著因果關係。不同的“史觀”反應出對於自己歷史與未來的看法，有了看法，自然會形成相應的“論述”，也就是一種“說法”。而包括憲政立場、外交、經濟、國防、教育等所有“政策”或“作為”均為“論述”的產出。
　　
　　民進黨以“台獨史觀”為基礎，進而以“一邊一國”、“台灣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前途自決”為主要論述，視台灣獨立建國為最高價值與奮鬥的目標，認為與中國大陸分離為已存在的事實，如果要改變必須通過全體人民的公投自決。在軍事安全政策上積極依賴美日，在經濟上希望儘量減少對中國大陸的依賴，在歷史文化上企圖切斷與中國的關係。
　　
　　國民黨目前的“偏安史觀”的論述則是“不統、不獨”的“維持現狀”，強調“中華民國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台灣前途要由2300萬人共同決定”，才能改變現狀。以“親美、友日、和中”為原則，在軍事安全上繼續積極依賴美國，在經濟上願意與中國大陸積極交流，但是在歷史教育政策上卻模糊或不尋求強化與中國歷史的關係。
　　
　　北京目前存有兩種史觀，一是“內戰史觀”，一是“統一史觀”。“內戰史觀”所形成的論述，簡單地說，即“不承認中華民國政府的正當性”，並往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來表達。在這種論述下，必然是在國際外交上杯葛中華民國政府存在的事實，在軍事安全上壓制台灣。北京“統一史觀”的論述則是“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政策當然就可以包括“爭取台灣人民”的經濟政策，加強兩岸交流的文化社會政策，但是統一後的台灣，最多只是個高度自治的特殊行政區。
　　
　　北京的“內戰史觀”與“統一史觀”與台北方面的“分離史觀”（包括“台獨史觀”與“獨台史觀”）恰恰成為了兩個對立的史觀，也自然形成了兩個對立的論述，也產生了會有衝突的政策。
　　
　　台北方面必須思考，不論是“台獨史觀”或“獨台史觀”是否真能為台灣人民帶來利益？長遠來看，反而可能減弱了台灣在面對中國大陸時的參與機會，甚而因為選擇獨立而給台灣自己帶來災難。北京方面必須思考，如何在終結“內戰史觀”與完成“統一史觀”中間，建立一個有助於兩岸和平發展、共榮共利，屬於兩岸和平發展期的史觀，讓兩岸可以在這樣的史觀下發展論述並推動符合兩岸人民整體利益的政策？
　　
　　探索正理：建立兩岸共同體史觀
　　
　　兩岸統合學會透過《中國評論》月刊已經完整地發表以“一中三憲、兩岸統合”為內容的“一中同表”論述，並以“文化統合、貨幣統合、經濟統合、身份認同、安全認同、國際參與、基礎協定”等七大願景（因為我們不是政府，談不上是“政策”，只能是願景或夢想），建議兩岸做為政策的參考。2011年是辛亥百年，在這麼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兩岸統合學會準備拍攝一部《百年中國：迷悟之間》紀錄片，喚醒一個為兩岸人民所遺忘的“共同體史觀”。
　　
　　這部以“共同體史觀”為內容的紀錄片，是以“兩岸同屬整個中國”為核心概念，以百年來中國的現代化挑戰與進程為影片的舞台。透過紀錄片，我們希望傳達在追求現代化的過程，兩岸本來就是個命運共同體。由於中國在現代化的起跑道路上輸給日本，台灣被迫割讓給日本，即為一例。我們並希望傳達，當整個中國做為一個共同體被撕裂時，人民是沒有辦法安居樂業，整個國家必定是內憂外患，也難逃西方帝國主義的介入。我們也希望告訴兩岸，共同建構一個繁榮健康的中國，才容易得到台灣人民的認同，而一個反獨關懷大陸發展的台灣，才能得到大陸的尊重。我們還希望探討1949年以後，兩岸分別做為現代化的試驗場域，彼此有哪些經驗是可以相互學習？當然我們也希望傳達，整個中國現代化的成功必須要由兩岸相互學習與參與；台灣與大陸不可能不管對方而獨自完成現代化的目標。唯有以兩岸是一個“命運共同體”的認知在現代化的道路上相互提攜合作，才能夠真正為兩岸創造和平與發展。

　　（本文原名為〈建立兩岸共同體史觀(一)：現有史觀的問題在哪裡？〉為刊載於《中國評論》，2010年11月號，總第15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