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說明】上一篇文章討論〈異化的九二共識〉，但是兩岸關係異化的部分絕非僅有“九二共識”而已，台灣對於自己的史觀與認同也發生了顯著的改變。本文描述兩岸從“我者”到“他者”的轉變過程。
　　
　　史觀與認同的異化透過兩條路徑進行。一是政治人物的話語，一是歷史教科書。政治人物沒有辦法修改憲法的史觀與規範，但是卻不斷發表一些違反憲法的話語，再利用選舉與政治操作，使得兩岸對於“一中”、“主權”等概念產生模糊或不清的認知。透過“同心圓史觀”的歷史教科書，中華民國1949年以前的歷史放在“中國史”，以後的發展則是放在“台灣史”，而“台灣史”的源頭不是堯舜禹湯，而是原住民、荷蘭、西班牙。中國史因而從“我者”變成“他者”，使得年輕一代在史觀上出現了兩岸為“一邊一史”的認知。
　　
　　政治人物的話語透過媒體與選舉產生了社會化的效應，歷史教科書則是從根本上轉移了下一代的認同，這使得兩岸關係逐漸往“兩國關係”滑動。文中呼籲，馬政府應儘快調整教學順序，也就是應該先教中國史再教台灣史，並重組課綱委員會，從根本上修正現有會造成“一邊一史”的同心圓論述，另外就是政府在表述兩岸關係定位時，要特別謹慎用語的表達，不要陷入異化而不自知。
　　
　　前言：李白還是“我們”的李白嗎？
　　
　　最近藉上課與演講的機會，在幾個地方，分別在台灣大學、再興中學、交通大學，問了個同樣的問題。李白是“中國詩人”、“我國詩人”或者“兩者皆是”？在台灣大學問的對象是政治學系的高材生，在再興中學的對象是高中學生，在交通大學則多是一些學理工的學生。
　　
　　如果這算是一個簡單的抽樣，答案就很清楚了。台灣目前的青年很難回答這個問題。因為他們所受的教育以及所面對的現實政治、社會、資訊狀況，“我國”不再等同於“中國”。李白已經從“我者”變成“他者”了。
　　
　　在我讀書時候的認知，毫無疑問的，“中國”是“我者”，“中共”才是“他者”。曾幾何時，“中國”與“中共”均已從“我者”變成“他者”。為何如此？眾多因素中，政治領導人的引導，以及青年朋友所接觸的教科書自然是重要的一環，一個異化的史觀自然就產生了異化的認同。本文想探究這個問題。
　　
　　理論探討：由“我者”到“他者”的建構方式與路徑
　　
　　在討論教科書的史觀以前，我們先來了解一下歷史與地理概念的基本不同。歷史是個時間順序的概念，而地理則有著空間的特性，因此我們在認識地理時，可以從身邊最親切的地方開始認識。例如，一個台北人可以先了解他的居住社區，然後是台北市、台灣、中國大陸、東亞、世界，也就是以自己居住的地點為核心，發展一種同心圓的認識方式。
　　
　　可是在認識歷史時，往往是用一種時間的順序方式來進行。如果在敘述自己的家族史時，會先了解自己的祖先從哪裡來？自己是第幾代？在談論一個國家的歷史時，經常會先溯及自己歷史的源頭，然後依著時間到現在。
　　
　　歷史是過去的事，而論述歷史者卻是活著的人。每一個民族國家都有他自己的史觀，不同政治立場的人詮釋歷史的方式也不盡相同。相較於地理的客觀，歷史本身就具備主觀的內涵。因此，有權勢者建構史觀，然後將其當成有色眼鏡送給他人，期望眾人能夠像自己一樣來看過去的歷史，如此才方便引導他們追隨走向未來。
　　
　　史觀不同，認同則必然相異。同樣的，去其認同必先去其史觀。“亡其國”還不如“亡其史”來得重要，國亡還有可能再復，史亡則眾人失去靈魂，不再知歸處。當人民對於自己的過去都沒有共同認同時，這個國家民族就像一個瓷器，掉在地面，自然就碎了。
　　
　　民主化以後的台灣，在認同問題上經歷了翻天覆地的改變。這個改變不是透過武力的暴力手段，而是經由民主化的種種程序。認同的轉變程序是在中華民國的體制內進行。“自亡其史”在歷史上的確不多見，但是卻在台灣活生生地出現。台灣所進行的“自亡其史”不是將自己消滅，而是把自己從中國歷史中的“我者”變成“他者”，建構了一套完全不同的史觀，自然也就產生了不同的認同。
　　
　　從“我者”到“他者”是如何進行的？一個新國族認同如何建構？首先，當權者藉著創造議題，引發衝突，從而刺激原本穩定的空間，再以嶄新的擴張論述將原本的說法吸納，降服敵對者之餘，使反對者處於尷尬的位置，只能選擇加入或逃離其論述的新結構。
　　
　　這套方程式應用在台灣時，原本穩定的空間在兩岸間是“一個中國”、在台灣內部是“我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創造議題是創造兩岸與台灣內部對立的議題，包括在國際間用加入聯合國來引發北京的反彈，凸顯“二二八”來切割國民黨與台灣人民的距離。促使“反對者”，包括反對加入聯合國的菁英變成支持北京的統派，從而失去在台灣民眾的支持；也包括質疑二二八事件傷害性與死亡人數者成為威權者的幫凶或不人道者，從而失去道德的正當性。因此，無論是理性探討兩岸關係者，或是希望理性看待國民黨統治時期者，不是只好選擇加入新的論述，就是選擇逃離。李登輝任內的國民黨的多次分裂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發生。
　　
　　新的論述創造者必然會用新的話語，一個可以與傳統抗衡，一個可以讓人民感覺驕傲與尊嚴的話語來引導人民。“台灣主體性”、“台灣優先”取代了“一個中國”與“兩岸互利”；“新台灣人”取代了“本省人”或“台灣人”；“民主”與“自由”成為“我者”的政治符號。
　　
　　新的論述者除了在創造新的政治符號時，還會將新的符號與舊的符號混用，以逐漸消解原有符號的意義。“台灣”與“中華民國”的混用，讓地理名詞的前者與政治名詞的後者最後匯流，讓中華民國必須等同於台灣。“中華民國”與“中國”的混用也只是為了安撫舊有者的心理投射，並透過“中華民國等同於台灣”的龐大話語壓力，讓他們最終選擇放棄“中國”的話語。
　　
　　民主化以後的台灣，認同就在這樣的路徑與策略下，逐漸由原有的“我者”變成“他者”，產生了新的“我者”。
　　
　　這些改變的方法，有的是透過政治人物的行為，有的是藉由教科書的書寫。我們先來談談從“生為台灣人的悲哀”到“新台灣人”的過程，以及背後的思緒因素。
　　
　　用政治話語轉化認同：從“生為台灣人的悲哀”到“新台灣人”
　　
　　1994年李登輝接任總統大位已經六年，在主流與非主流一役中，成功地擊敗了非主流。李登輝權力已經可以定於一尊。這一年的4月，李登輝在接見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時發出“生為台灣人的悲哀”。
　　
　　事後，李登輝再補充他所說的“悲哀”，“什麼是台灣人的悲哀？台灣在外來政權統治下，根本沒有自己的政府，這和摩西為什麼要帶那些人出埃及是一樣的原因。我說，國民黨政權也是一個外來的政權。那是我第一次講外來政權……台灣人長久以來就是這樣讓人壓迫，不能自己管自己，這就是台灣人的悲哀”（張炎憲主編，《李登輝總統訪談錄(三)：信仰與哲學》，台北：國史館，允晨出版，2008年，第108-109頁）。
　　
　　這個“悲哀”不是一種國弱或民窮的悲情，也不是中華民族史觀下遭受西方列強壓迫的恨鐵不成鋼式的傷痛，而是一種沒有辦法當家作主的悲哀，他要表達的是一種台灣長期被殖民的悲哀。
　　
　　從近的來看，李登輝所說的悲哀的加害者與被控訴者是外來政權的國民黨，但是李登輝的晚年，把這個悲哀拉到台灣無法獨立的悲哀。這個悲哀的故事，他們決定從台灣四百年史開始講起。
　　
　　1996年李登輝通過直選的考驗，他成為台灣四百年來第一個民選的總統，他的正當性如旭日中天。一個民主化的台灣給予李登輝巨大的能量，他選擇杜正勝來執行他的新史觀建構工程。
　　
　　1992年杜正勝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隨即從一個獨身學術場域的研究者，轉向廣泛的歷史議題，及社會評論者。他的敢言特異風格，使他成為教育部的顧問，甚至成為1997年公布的《認識台灣》課程〈社會篇〉的編輯主任委員。
　　
　　生長、生活在台灣的人，當然應該充分的認識台灣，但是《認識台灣》教科書的〈歷史篇〉卻不是從中華民族的角度來認識歷史，而是提出了一個新的史觀。一個嘗試將台灣與中國大陸原同為“我者”，切割為“我者”與“他者”對立的史觀。
　　
　　1997年8月《當代》雜誌開闢了“歷史教育與歷史意識專輯”，並刊登由杜正勝所撰寫的〈一個新史觀的誕生〉一文，該短文詳述同心圓理論的發起，他認為當前歷史教科書內容中，缺乏對親身土地的理解，也缺乏跨區域的歷史知識。因此，對於新教材的編訂，應該循著台灣－中國－世界的順序寫作。
　　
　　同心圓理論的脈絡邏輯是，從地理的立場與框架來寫歷史，把台灣放在東亞或世界的角度，而不是放在中華民族歷史發展的角度來書寫台灣歷史。
　　
　　一般而言，歷史教科書做為一種官方書寫架構下的作品，其主要的政治目的，在於建構民族與國家認同，它是打造國家與民族認同中，不可或缺的一項關鍵作為。從此，伴隨著同心圓理論，台灣青年開始接受一個新的史觀。
　　
　　杜正勝是這樣界定他的史觀的：“我要提出三點：一是我們絕不能忘記台灣還有原住民的歷史，二是不能忽略海商或海盜與台灣的關係，三是自西元1600年以後，台灣歷史必須放在東亞之局勢之中，被殖民的角度思考”（杜正勝，《走過關鍵十年》，台北：麥田出版，2000年，第170頁）。
　　
　　很清楚地，杜正勝是從“殖民史觀”來講述台灣的歷史。與美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等國家的歷史教科書一樣，為了賦予獨立的正當性，他們的歷史也是從原住民開始，以彰顯這個地方原來是個“似無主地”，然後再講述殖民政權的進入，最後完成了切斷與殖民國的關係，走向獨立建國。
　　
　　美國是經過獨立戰爭才實現獨立，無論在地緣上或政治經濟上，台灣並不具備這個條件，因此，全新的獨立方式在實質上並不可行。那麼要如何做呢？最好的方式就是“借殼上市”，即把中華民國改造為一個不再屬於中國的主權獨立國家。讓中華民國與中國從“我者”變成“他者”關係。“同心圓理論”於是成為了台灣這個“我者”與中國這個“他者”切割的歷史書寫方式。
　　
　　伴隨著歷史教科書的是“新台灣人”論述的出現。李登輝充分了解到狹隘的“台獨”主張不可能實現，以否定中華民族為內涵的台灣民族不可能成為台灣內部的共識。他因而採取了用“地理疆界”界定“國族主義”的策略，於他在任末期，也是權力高峰之際，他創造了一個有別於“外省”與“本省”的傳統民族成員圖像：“新台灣人”的概念。
　　
　　李登輝日後是以如下的談話來界定他所說的“新台灣人”：“在這一片土地上共同成長、生活的我們，不論是原住民，是數百年前或是數十年前來的，都是台灣人，也都是台灣真正的主人”（李登輝在1998年北高市長選舉前的台灣光復節前夕的談話）。“‘新台灣人主義’就是不分先來後到，不分語言地域，共同在此地為台灣、為中華民國打拚、奮鬥、奉獻的一切人民，做為一個生命共同體的身份認同……‘新台灣人’的提出，並不是只是著眼於選舉，更是基於整個族群的融合、社會的建設、國家的發展，進一步而言，為了我們後代子孫的遠景”（1998年12月8日李登輝列席第三屆“國大”時綜合答覆）。
　　
　　在“新台灣人”的論述中，已經不存在“本省人”或“外省人”的“他者”關係，兩者均融合為“我者”。相對於“台獨”主張者將中華民國視為“他者”，李登輝的“新台灣人”將中華民國視為“我者”。那麼，誰是“他者”呢？答案很清楚，一個經常打壓台灣的中國大陸是“他者”，一個“不自由”、“不民主”的中共政權是“他者”。
　　
　　“新台灣人”論述的提出，代表李登輝開啟了新國族建構的工程。這個“新國族”的樑柱，不是“文化”或“民族”，而是“民主”與“自由”。自此，他以“新台灣人”來界定在台灣的所有族群，以“民主”與“自由”來取代“文化”與“民族”的認同。即使國名仍然叫做中華民國，但它已是一個“新國家”。
　　
　　李登輝日後在答覆日本作家時稱：“吾人應該尊重逃到台灣的人並不是要作統治者君臨天下，而是要建設新國家的精神。在建設我們的政治、我們的社會時，一定要在‘自由’與‘民主’中尋求基本精神。無論我們的根源是‘客家’、‘外省人’或‘台灣人’，如果在政治上作這樣的區別的話，一定會立刻自陷於自我定位的危機之中”（日本《諸君》月刊1999年2月號刊登作家深田祐介訪談李登輝專文）。
　　
　　1998年台北市長選前最後一夜，李登輝與馬同台“演出”下列的對話。李登輝先問“你是什麼地方人？”馬英九回答“我是台灣人，吃台灣米，喝台灣水長大的新台灣人”，李登輝再作球發問：“你要走什麼路線？”馬英九回應“李登輝路線！”
　　
　　馬英九接受了李登輝的“新台灣人”認同，也贏得了大選。贏得選舉後的馬英九並不能夠真正明瞭自己獲勝的主要原因，反而是積極地接受李登輝的新國族認同的建構工作，他成立了“新台灣人基金會”。
　　
　　2008年馬英九執政，他啟用了李登輝的愛徒賴幸媛擔任陸委會主委，雖然他的確開啟了兩岸的大交流時代，但是那只是對一個沒有政治謀略、缺少智慧，會讓台灣陷入孤立的陳水扁激進路線的修正而已。如果不是李登輝在卸任前，急於框住未來台灣的定位選擇，喊出了“特殊國與國”，暴露了新國族建構的最終目標，因而激發了大陸的警覺，否則兩岸關係仍然會在“新國族認同”建構的土壤上緩慢成長。
　　
　　眾人以為，馬英九執政代表著一個新的時代開始，特別是激進台獨與民進黨對於馬英九“終極統一”立場的批判。包括他父親馬鶴凌先生骨灰壇上“化獨漸統”四個字，更助長了外界認為馬英九“統派”的色彩。馬英九急於擺脫這樣的圖像，於是“中華民國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台灣前途由2300萬人決定”、“不統、不獨”等話語相繼在他與他的團隊中出現。
　　
　　這些“話語”到底是馬英九的“政治語言”還是“真正認同”。我不是他，無法回答。但是從他的作為來看，他其實早已進入了李登輝的“新國族認同”結構中，無法也無意跳脫李登輝為他結的網。他不知不覺中成為了李登輝最忠實的信徒，他的確照著他在1998年時承諾的，即使是在2008年以後，仍然走著“李登輝路線”。
　　
　　歷史教科書就是一個例子，他缺少認識到這個問題嚴重性的判斷，又缺少撥亂反正的勇氣，一個“新國族認同”的“獨台史觀”就這樣漸漸地侵蝕所有年輕人的心靈。
　　
　　用歷史教科書轉化史觀：“獨台”史觀的形成過程
　　
　　所謂“新台灣人”，表面上是為求台灣四大族群“外省”、“閩南”、“客家”、“原住民”的融合，但是其背後的真正意涵在切割台灣與中國大陸的民族或國家認同。透過新的歷史教科書，“新台灣人”是“台灣史”的住民，與大陸已是“他者”的關係，透過歷史教科書，他們要學習或認識屬於台灣的歷史。
　　
　　一個以“殖民史觀”為基礎的《認識台灣》於1997年下半年列入了國中的必修課程。這一年，杜正勝在《當代》雜誌（第120期）發表〈一個新史觀的誕生〉一文。高中部分則從1995年教育部公布的“高中歷史課程標準”，並將高一本國史分為“中國史上冊”、“台灣史下冊”。“台灣中國，一邊一史”的結構雖然已經開始形成，但是還是沒有改變先教中國史、再教台灣史的時序脈絡。
　　
　　接續李登輝的是陳水扁。陳水扁政府成立後，進一步著手將這套《認識台灣》課程編入正式歷史課綱的工作。由於陳水扁在統獨立場上鮮明，社會力量容易聚集。在國民黨與學者透過媒體經常表達聲明，所以推動過程並不順利，一直到黃榮村擔任教育部長後，才開始啟動後來稱之為“九五暫綱”（“九五”指民國95年，即2006年）的修訂工作，並依照杜正勝的“同心圓史觀”做為歷史課綱的指導原則。
　　
　　“九五暫綱”初稿出爐後，社會又有反彈，黃榮村先生非常遲疑，課綱遲遲未能上路。2004年陳水扁連任，扁政府改組，當時行政院長游錫堃乾脆將黃榮村換掉，直接改以杜正勝擔任教育部長，並強力貫徹此一課綱。在杜正勝蠻橫地堅持下，由於社會上並沒有一股由政黨堅持的力量反擊，社會的反彈力量顯得異常脆弱。
　　
　　按照教育部的慣例，課綱十年修正一次，前一次的課綱修訂是民國88年（1999年），所以2004年修訂的“九五暫綱”只能稱為“暫綱”。而依照慣例，98年（2009年）應該要有新課綱產生，於是在2006年，扁政府就開始了“九八課綱”的修訂工作。依照該項課綱的歷史課綱，就是一部完整的“去中國化”的“一邊一國”、“一邊一史”的課綱。
　　
　　其中九年一貫的課綱修訂完成後，就在扁政府卸任之前，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由杜正勝公告。當時對高中課綱原本也要比照辦理，但手續稍微晚了一點，沒能來得及上路，扁政府就卸任了。
　　
　　2008年5月20日馬政府上台，才上任四天，因為九年一貫課綱已在稍早公告，所以當時馬政府的教育部鄭瑞城部長，胡裡胡塗地就宣布九年一貫課程將正式實施。當時社會並沒有注意到這件事，大家都還沉醉在對新政府的期待中，以為它一定會“撥亂反正”。萬萬沒想到，這個時候，馬政府已經為扁政府的“一邊一國”課綱背書了。
　　
　　隨後，因為高中的“九八課綱”也實施在即，教育部必須儘速完成法定程序，鄭瑞城原本要將扁政府時修訂的“九八課綱”原封不動地推出。此時引起了我們一些關心歷史教科書朋友們的注意。當時兩岸統合學會的朋友串聯了一些人，經過了兩三個月的努力，終於迫使鄭瑞城暫不公布國文和歷史兩個課綱，並重新修訂。當時鄭瑞城保證會在半年內完成該項工作。
　　
　　但是從2008年11月鄭瑞城部長宣布重修文史課綱後，歷經四個月卻沒有組成課綱小組。後來在各方壓力下，被迫組成了小組，但多數成員仍然都是扁政府時代課綱小組的原班人馬，後來加入小組的王曉波教授，反而是綠叢中的一點異數。
　　
　　在這樣的人事結構下，整個2009年可謂是除了吵鬧以外，一事無成。王曉波使盡技巧，想辦法拖住決議，以免整個課綱仍照原來“九八課綱”的內容通過。
　　
　　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王仲孚教授是如何看待原本的“九八課綱”。2009年2月13日，王教授在出席監察院諮詢會議時稱，“九八課綱”已經違背了憲法精神。他說：“歷史課綱把數千年中國歷史濃縮成一冊，課時僅有一學期每週二節而已，更為嚴重。中國史的課時，還不如英國殖民地時代的香港高中，也不如馬來西亞的華文中學。其他具體事例不勝枚舉。例如：台灣史‘日據時期’（硬性規定必須用‘日治時期’）需用日本天皇紀年；中國史不僅大砍課時，且行文不准使用‘我國’；武昌起義必須改為中性名詞‘起事’；強調1943年‘開羅會議’無效，台灣地位未定。凡此，皆背離國家立場與主體性，也違反憲法精神。嚴格地說，這是違憲的課綱亦不為過。”
　　
　　直到2010年，吳清基部長改聘了一些立場公正的學者，稍微平衡了人事結構後，小組才終於有了一些進度。
　　
　　即使如此，還是經過了好幾個月，直到2010年的下半年，才終於完成整個修訂工作，端出了我們現在看到的課綱版本。但是，很不幸的，整個課綱只在一些枝節問題上做了修正，修正的部分包括：(1)王曉波堅持加入一些史料，來證明中國在三國時代就已經發現了台灣；(2)王曉波也堅持在寫日本殖民時期的歷史時，要加入更多台灣同胞抗日的敘述等；(3)王曉波也要求在課綱中註明，中國史在1949年之後之所以只寫中共的歷史，是因為中華民國的部分，已經寫在了台灣史之中了；(4)去除“台灣地位未定論”的論述，確定台灣屬於中華民國；(5)把“中國史”課時增加為一個半學期。
　　
　　這樣的修正看起來有些進展，但是放在歷史結構的脈絡中是沒有什麼意義的。我們肯定王曉波在課綱委員會的努力，但是兩岸統合學會秘書長謝大寧教授多次提醒王曉波這個核心問題，但是王曉波似乎沒有察覺到這個關鍵的嚴重性。修正後的課綱，即馬上任以來的第一份課綱，並沒有真正動搖原本“一邊一國”、“一邊一史”，以同心圓精神來撰寫的殖民史觀。
　　
　　舉例來說，前面說的第三點，在課綱裡有註明為什麼“中國史”中不講1949年後的中華民國，在實際的教學上其實是沒有意義的。課綱中即使有這樣的“註明”，但是在編寫教科書的實質內容時，是不會把這個“註明”寫進去的。所以學生讀到的教科書，仍然是清楚的“一邊一國”架構。另外，筆者後來看到依據新課綱教科書所撰寫的書本時，卻發現並沒有多少課本有三國時代已經發現了台灣的介紹，也沒有寫多少抗日的偉大事蹟。原因在哪裡？這種見樹不見林的修改方式，因為審查教科書的又是一批人。
　　
　　整體而言，馬政府對原來“九八課綱”的修訂，並不認真，王曉波所建議的修改只是觸及歷史的細節問題，而沒有調整原有的殖民史觀與同心圓理論的順序脈絡。王曉波他自己也承認是只有做到“撥亂”，而無法“反正”。
　　
　　經過了上面這一冗長的過程，歷史課綱一直到2011年上半年才終於完成了全部程序，公告實施。然而隨著總統選舉的展開，在勝選的考量下，國民黨也避免碰這個問題，我們對於教科書的批評，得不到社會的重視，在擔心馬英九選情的考量下，大多數人選擇了暫時停止批評，一切等待馬當選再說。
　　
　　馬英九贏得了選舉，但是新的“九八課綱”也即將於今年9月份正式上路。結果會是如何？依照王曉波引述郝柏村前院長的看法，他看了他孫女的教科書以後，說了一句：“我不成了亡國之人了嗎？”
　　
　　我們就來看看這個即將上路的歷史教科書課綱是如何書寫。
　　
　　教科書書寫方式：將中國史視為“他者”的歷史
　　
　　新的歷史教科書課綱的脈絡結構是以台灣－中國－世界的順序書寫，即先講“台灣史”，再講“中國史”，最後講“世界史”。將台灣放在世界與東亞，而不是放在以往為“本國史”，現在稱之為“中國史”的脈絡中來書寫。
　　
　　“台灣史”課程分為四個單元，分別為“早期台灣”、“清朝統治時期”、“日本統治時期”、“中華民國時期：當代台灣”四個單元。“早期台灣”又分為“十六世紀中葉以前的台灣與原住民”、“國際競逐時期”、“鄭氏統治時期”。
　　
　　“十六世紀中葉以前的台灣與原住民”的大綱重點放在“考古發掘與文獻記載”與“台灣的原住民”。課本實質內容包括“說明台灣的地理環境和考古發掘所呈現的史前文化。探討台、澎早期歷史的文獻記錄。介紹南島語族的概況：利用文字記錄、人類學與歷史學的研究成果，簡介原住民社會與文化及其對漢人的影響”。
　　
　　同心圓理論將原住民與南島語系視為根源的起點，一個新“我者”的起點。代表著教科書用“地理疆界”來看待民族的源起。“原住民”自此成為新國族建構的工具，並以“共同被壓迫者”的身份進入台灣民族的族譜中。
　　
　　依照《中華民國憲法》158條：“教育文化，應發展國民之民族精神”。這段條文內所稱的“民族精神”，應該不是以“原住民社會與文化及對漢人的影響”開始。但是歷史教科書很明確地將“台灣史”的源頭拉到“南島語族”，從而為未來所有來這塊土地上的“外來政權”記述其歷史。
　　
　　在介紹“十六世紀中葉以前的台灣與原住民”後，接著的就是進入“國際競逐時期”，重點包括以歐洲史觀為基礎的“大航海時代”與“荷西治台”。“大航海”是歐洲殖民的載體。如果從中華民族的史觀來看，占據台灣南部的荷蘭東印度公司與短暫佔領北部的西班牙都是殖民國基於本身利益在台灣的剝削，但是在“早期台灣史”部分，都是用“中性”的表述，將荷蘭與西班牙都放在與明鄭、清朝同等的地位，與“鄭氏統治時期”、“清朝統治時期”一樣，都是對台灣進行他們的“治理”工作。
　　
　　同樣的，教科書也是用“日治”，而非“日據”或“日殖”來陳述日本人在台灣的作為。國中社會課本迄今卻仍然稱清朝治理台灣時期為“清領”（清朝佔領）。在歷史的脈絡上，“當代台灣的中華民國”是延續“日治”，而非是延續“1949年以前的中華民國”。
　　
　　對於一個被殖民者而言，所有的外來政權在本質上都是大同小異，因此，被殖民者會基於他的需要而重新詮釋外來政權的功過。在這樣的思維下，荷蘭可以是幫助台灣進入東亞貿易中心的政權。日本是個幫助台灣走向現代化、工業化的政權，而國民政府則是迫害台灣人民，還造成二二八事件的政權。
　　
　　對於一個以殖民史觀為基礎的“台灣史”，直接把台灣歷史與東亞歷史或世界歷史接軌，因此，台灣不再是中國的台灣，而是世界的台灣。台灣人自然已經不再是中國人，最多只是華裔或華人而已。原來的“他者”，包括日本在內，現在卻已成為“我者”過去的一部分。這也可以解釋，為何曾經被日本殖民的國家對日本殖民事蹟仍存有憎惡，在台灣卻受到推崇的原因之一。從2011年5月7日馬英九高調出席日人八田與一紀念園區在烏山頭啟用，並感念他為台灣水利做出貢獻的場景，我們更可以明瞭台灣史觀的影響力。
　　
　　“同心圓理論”清楚地陳述其“被殖民史觀”。依照“台灣史”教材的順序，在原住民以後，荷蘭、明鄭、清、日本，乃至國民黨都是一個“外來政權”，台灣是個被殖民者。加上了“我者”必要的“民主”與“自由”兩個因素後，只有全面民主化，不論是1992年的國會全面改選，還是1996年的總統直選，台灣才有了真正的本土政權。
　　
　　在同心圓理論與殖民史觀的脈絡裡，1945年以後來到台灣接收的國民政府，由於沒有得到台灣人民的合法授權，他們其實只是一個流亡政府。民進黨的蔡英文不就是持這樣的看法嗎？
　　
　　我們再來看看“中國史”的書寫方式。“中國史”分為六個單元，依序分別為：“先秦時代”、“秦漢至隋唐”、“宋、元、明與盛清”、“晚清的變局”、“中華民國的建立與發展”、“當代中國與台海兩岸關係”。
　　
　　前面四個單元不討論。第五單元“中華民國的建立與發展”分為“中華民國的創建與民初政局”、“統一建國與抗戰”、“戰後復員與國共內戰”、“社會經濟與文化”四個部分，其時間從1912年推翻滿清到1949年國民政府遷台。
　　
　　接下來就是第六單元的“當代中國與台海兩岸關係”。這一部分介紹的是“中共黨國體制的建立和發展”、“改革開放後的發展”、“中共外交政策和海峽兩岸關係的演變”。
　　
　　在這樣的書寫脈絡裡，1949年以前的中華民國是放在“中國史”，中華民國與中國兩者均是“我者”。1949年以後是放在“台灣史”。這表示1949年以後的中華民國已經不屬於“中國史”，而屬於“台灣史”，中華民國不僅與中共是“他者”，與中國也是“他者”的關係。史觀上的“一中一台”因而成形。
　　
　　就史觀來說，新的歷史課綱已經違反了憲法，這與兩蔣時期的立場是完全相左的。這也等於自我放棄了中國的正統地位與話語權，自我否定了1971年以前在聯合國維護席位、與北京爭奪正統的作為。
　　
　　中華民國的憲法仍為“一中憲法”，主權涵蓋全中國，《國統綱領》也是如此表示，兩岸在1992年建立的互信，後來稱之為“九二共識”中，台北方面也對北京做了如此的表述。但是在新的歷史教科書看來，這些都已經不算數了。雖然仍然是援用中華民國這個國號，但是它的本質早已改變，他的國名沒有亡，可是國史已經消失了。不只是中國從“我者”變成“他者”，1949年以前的中華民國也從“我者”變成“他者”了。中華民國已經自我異化了。
　　
　　結語：兩岸共同努力導正異化的史觀與認同
　　
　　一般沒有受過政治學概念的人，很難區分“主權”與“治權”的差別。“主權”其實是一種“所有權”，“治權”則是一種“管理權”的概念。台灣在歷史教育與政治人物的話語中，刻意將這兩者混淆，以致於“我者”也變成“他者”了。北京將“所有權”獨占的做法，也造成台北逃離而尋求“他者”自我定位的結果。
　　
　　兩岸分治是內戰的遺產，雙方均堅持全中國的“所有權”，但是“管理權”目前確實由雙方各自管理。依照中華民國的憲法，主權涵蓋全中國。換句話說，中華民國迄今對於全中國仍有“所有權”，只是目前的“管理權”在台澎金馬。如果依照現有歷史教科書的書寫方式，1949年以後的中華民國不再屬於中國史，那麼目前在台北故宮博物院的文物可以返還給中國大陸了，因為那只是屬於1949年前的中華民國，不是現在的中華民國的文物了。
　　
　　同一件事，不同的參與者會有不同的記憶與詮釋方式。在台灣，“台灣史”還是放在“殖民史觀”為基礎的脈絡中書寫與論述，因此，如何爭取或證明自己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變得很重要。在大陸，由於迄今仍然沒有承認中華民國政府存在的事實，很難喚起台灣人民兩者均為“我者”的認同，這也給了台灣政治人物創造異化史觀與認同的空間及機會。
　　
　　1949年以後，在台灣的國民政府視中共為“他者”，但是視中國為“我者”。李登輝以後的台灣，視中共與中國均為“他者”。李登輝用“新台灣人”、“台灣主體性”來撫平他內心那段“生為台灣人的悲哀”的歷史，用“民主”、“自由”喚起台灣人的驕傲。不過，他的智慧與格局也只停留在用“一個打壓台灣的他者”、“一個不民主的他者”來強化台灣“我者”的自我認同。
　　
　　李登輝或許認為他成功地異化了台灣的國族認同，但是他應該更清楚地知道，這個異化認同背後的代價必然是永遠依附美國，以及可能的潛在衝突風險。
　　
　　如何解開這個異化的局，兩岸政府均應該做些努力。
　　
　　台北方面，在歷史教育方面，應該清楚地回到中華民族的史觀，而不是一昧地將台灣從中國歷史中抽離。馬政府目前可以做的，就是儘快修正現有教科書的史觀論述。由於今年9月上路在即，恐已無時間全面修訂，我們建議：在現有的教科書基礎上，不要再區分“台灣史”與“中國史”，而統以“本國史”稱之。在教學順序上，將先教“台灣史”後教“中國史”，調整為先教原先的“中國史”，再教“台灣史”，以還原正確的歷史書寫方式；第三，將原先“中國史”的“當代中國與台海兩岸關係”（即1949年以後的中國史），增加中華民國的政治發展，而不只是僅介紹中共的發展而已。至於1949以後中華民國在台灣的社會、經濟方面歷史，則可以放在原有的“台灣史”中講授。我們估計，這樣的做法只要再開一、兩次課程委員會就可以確定了。動一手而利天下，馬政府何樂不為？
　　
　　在政治論述方面，台北要清楚地分清“主權”與“治權”概念的差別，兩岸在“管理權”上可以暫時是“他者”關係，但是在“所有權”上，兩岸是一體，這其實也是台灣的資產，也是台灣的權利。
　　
　　北京方面，也應明瞭到國族認同必然還是要仰賴文化的支撐，近年來中國大陸在文化上加緊傳統中華文化的深化，這是一件極好的事情。對於同樣中華文化的記憶與擁有，將有助於未來兩岸在史觀上的再融合。另外，“民主”與“自由”一直是台灣在建構“新國族認同”中的一個重要環節。北京可以在現有的政治改革中繼續前進，政治社會愈開放，台灣“新國族建構”的需要就愈為減弱。
　　
　　強化兩岸現有的交流是必然應該走的道路，但是如何在文化交流上，將兩岸不同的史觀匯流，讓兩岸有著共同的歷史脈絡，看來是首要之務。
　　
　　舉一個例子，兩岸統合學會去年嘗試在這一方面做了些微薄的努力，我們拍了一部《百年中國：迷悟之間》的紀錄片。這部將兩岸放在中華民族共同或分別追求現代化的歷史脈絡中來講百年來的中華民族的故事，既不是站在“我善他惡”的國共“內戰史觀”，也不是立足於“當家作主是唯一真理”的“殖民史觀”來陳述過去。從我在台灣二十多所大學放映演講的經驗來看，這樣的史觀是可以得到絕大多數青年支持的。
　　
　　沒有一個清晰的兩岸政治定位論述，現有已經異化的史觀與認同幾乎難以回歸正常。兩岸政府與菁英必須為兩岸和平發展時期思考一個可以兼顧北京與台北政治立場的主張：即使兩岸在“治權”方面仍是“他者”關係，但是在整個中國主權、中國歷史上，兩岸應該共為“我者”關係，並在主權共為“我者”的基礎上，讓“治權”的“他者”關係，逐漸向“我者”關係靠攏。
　　
　　“一中三憲、兩岸統合”主張裡，“一中三憲”就是這種“我者”與“他者”關係的並存與融合設計，“兩岸統合”更是兩岸從“他者”到“我者”的統合過程。曾經提過的“文字趨同化”、“華元”、“中華卡”、“平等不對稱的國際參與”、“兩岸三席”、“安全互信機制”、相關議題的共同政策或“共同體”都是值得去探索與實踐的課題。
　　
　　要修正台灣現有的異化認同與史觀，還有太多的事可以做。由於篇幅有限，本文就不再繼續。目前我只有一個憂慮，如果這個趨勢繼續異化下去，兩岸變成了完完全全的異己關係時，結果會是如何？希望有識之士，一起大聲呼籲與努力。

　　（本文原刊載於《中國評論》，2012年4月號，總第17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