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古文爲白話” 

　　唐德剛教授和胡適教授合作完成了《胡適口述自傳》，合作推出了口述史的學術經典和學術規範。 

　　口述史不是采訪人和報告人我問你答、你説我記的簡單勞動成果。口述史的學術規範要求采訪人和報告人密切互動，啓發、講述、糾偏，以最大限度地接近於歷史的真實。這是口述史的硬道理。 

　　然而，任何一部口述史著作都無法完全接近歷史的真實，都會被發現不符歷史真實的硬傷。 

　　《胡適口述自傳》記：“當我在1916年開始策動這項運動時，我想總得有二十五年至三十年的長期鬥争‘才會有相當成果’；它成熟得如此之快，倒是我意料之外的。我們只用了短短的四年時間，要在學校内以白話文替代文言，幾乎完全成功了；”又記：“在1919年至1920年兩年之間，全國大、小學生刊物共約四百多種，全是用白話文寫的。” 

　　對此，我在2002年寫作《語言的轉换與文學的進程》和《魏建功等“語文學術”專家與光復初期台灣的國語運動》（收拙著《閩台區域社會研究》，厦門，鷺江出版社2004年3月版）時委婉地指出： 

　　其一、1916年至1920年間，台灣尚淪於日人之手。其時，台灣的國語（白話）普及水平很低，台灣作家的主要寫作用語是文言文和日文，用國語（白話）寫作的作家作品相當稀缺。既然如此，怎麽能够説“改古文爲白話”的運動“幾乎完全成功”呢？在台灣現代文學史上，“改古文爲白話”的目標是在1945年台灣光復以後實現的。1945年去1916年恰是30年，恰是胡適1916年預期的“二十五年至三十年”的上限。 

　　其二、“改古文爲白話”並非“我”和“我們”幾個文學家在“短短的四年時間裏”完成的。離開了語言學家長期推動國語運動的工作，“我”和“我們”不可能一時奏功。光復初期台灣的文學也是得到國語運動的有力配合，才實現了“改古文爲白話”的目標。 

　　唐德剛和胡適都是“百科全書”式的學術大師，他們合作的口述史學術經典仍然不免被發現硬傷。 

　　學術乃天下公器。口述史的硬道理要求盡可能不發生硬傷，同時要求盡可能發現硬傷。 

　　李友邦的軍階問題 

　　台灣“中央研究院”許雪姬等教授的口述史成果頗豐，對學界獻益良多。在許雪姬等教授采訪的《李嚴秀峰訪問記録》裏，我發現報告人李嚴秀峰稱其丈夫、台灣義勇隊總隊長李友邦的軍階爲“中將”。 

　　可是台灣光復初期，李友邦同先後返回台灣的連震東、丘念台、張邦杰、劉啓光、李萬居等都是台籍少將，李友邦返台時的軍裝照也説明其軍階爲少將。 

　　李嚴秀峰是一位令人敬重的老人，1995年，我有幸與其相識，相信她的説法事出有因，其來有自。 

　　想要瞭解這個問題，還要讓我從台灣義勇隊副總隊長張士德上校説起。 

　　李純青《台北散記》（1945年12月20日刊於重慶《大公報》）記：“第一批去台灣的有三個人，福建省政府顧問黄澄淵、中美合作所黄昭明、三民主義青年團張士德。他們九月一日到達台北。” 

　　據我所見檔案，張士德原名張克敏，台灣台中人。曾任福建省保安五團副團長。1936年8月因瀆職罪獲刑5年，褫奪公權3年，囚於沙縣軍人監獄。刑滿後以“台籍嫌疑並據報有漢奸行爲”在監“繼續執行感化”。經由台灣義勇隊總隊長李友邦營救出獄後，任台灣義勇隊副總隊長，軍階爲上校。張士德到台灣後相當活躍。其最重要的活動是，以“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直屬台灣區團部籌備處幹事”的名義，迅速開展吸收三青團員、組建三青團機構和任命三青團幹部的作業，所以李純青稱他爲“三民主義青年團張士德”。另一方面，由於張士德的軍階爲“上校”，相當於當時台灣民間熟悉的日軍軍衔之“大佐”，所以又稱“張大佐”。本會（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前副會長鄭堅的口述歷史裏有“張大佐”四處演講的情節。 

　　二戰時期，日軍的師團參謀長主要由大佐擔任，是師團長（中將）的主要助手，其重要性相當甚至高於旅團長（少將），所以“大佐”也被視爲將官，如昭和十六年（1941）版的《陸海軍將官人事總覽》將師團參謀長（大佐）列爲將官，是將官的最低一級，少將則是將官的第二級。 

　　以此與“國軍”的軍階相比對换算，張士德的軍階爲上校稱“大佐”，李友邦的軍階是少將，是“將官的第二級”，自然有李友邦是中將的説法。 

　　這裏有一個佐证。曾任國際問題研究所少將組長的謝南光於1946年9月回台灣作巡逥演講，台灣報章稱其爲“謝南光中將”。如徐瓊二（1912－1950）《民主漫談》謂：“謝南光中將從祖國内地回到了闊别十多年的台灣，進行了數天的巡逥演講，在離台的前夜（九月十三日晚）於台北中山堂進行了一場深情的演講。”又謂：“謝南光中將的講話通過麥克風向全島廣播。”謝南光也是從“國軍”少將被换算成爲“中將”的。 

　　此番解釋，乃出於口述史應接近於歷史的真實之“硬道理”也。 

　　報告人“自己没有弄清楚”的三青團史實 

　　在《李嚴秀峰訪問記録》裏，李嚴秀峰直率地對陳逸鬆有關三青團台灣區團的口述史表示非議。 

　　近讀《陳逸鬆回憶録（戰後篇）》（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11月份版）。該書第59頁記：“1942年，國民黨中央在台灣義勇隊内成立‘三青團’中央直屬台灣區團部，李友邦擔任團長。張士德以上校軍衔回台後，以‘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直屬台灣區團籌備處總幹事’名銜，準備展開組團工作。大約在九月初，他透過替他修理電器的人來聯絡，找我去。當時日本軍警還在到處監視，我一路躲躲藏藏躡着脚尖，走到北門町的‘梅屋敷’（現稱‘國父史迹紀念館’，台北車站附近），因怕被日本人看到，就從後面買菜的小門鑽進去。張士德以‘日日命令’任我擔任三青團中央直屬台灣區團部‘主任’，我很快成立了三青團台灣區團籌備處，當時台北市在戰時遭盟軍轟炸，滿目瘡痍，總督府的台北州總務部長陪我到處看，問我要哪一間？我選了當時台北市唯一的一家百貨公司‘菊元’，他馬上命令日本人搬走，三青團籌備處就設在這個五層樓的‘菊元’百貨上。” 

　　口述史的硬傷往往是報告人的記憶失誤和采訪人的采録不審造成的。 

　　陳逸鬆口述的這段記憶有幾處失誤： 

　　1. “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直屬台灣義勇隊分團”乃於1942年4月2日奉命籌建（時台灣義勇隊的駐地在浙江金華）、1942年8月1日在福建南平成立籌備處（時台灣義勇隊在南平短期駐紮）、1943年1月在福建龍岩（時台灣義勇隊駐地在福建龍岩）正式成立。謂“1942年國民黨中央在台灣義勇隊内成立‘三青團’中央直屬台灣義勇隊區團部”不確。“1942年”應爲“1943年”；“國民黨中央”應爲“三青團中央理事會”；“三青團中央直屬台灣區團部”應爲“三青團中央直屬（台灣義勇隊）分團部”。 

　　2. “三青團中央直屬台灣區團部”是在“三青團中央直屬台灣義勇隊分團部”基礎上於1944年4月奉命籌備的。謂“李友邦擔任團長”不確，李友邦擔任的是籌備處主任。 

　　3. 張士德在台灣區團部擔任的是籌備處幹事，他在1945年9月20日頒給林日高的“日日命令”（“委林日高同志爲本區團台北分團籌備處宣社股長”）的落款爲“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直屬台灣區團部籌備處幹事張士德”。謂“張士德以上校軍衔回台後，以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直屬台灣區團籌備處總幹事名銜”不確，張士德的“名銜”是“幹事”而非“總幹事”；謂“任我擔任三青團中央直屬台灣區團部主任”不確，豈有“幹事”任命“主任”之事？陳逸鬆擔任的應是台北分團而非台灣區團的職務。 

　　4. 三青團中央直屬台灣區團部籌備處設於原台北信用組合。謂“三青團（台灣區團）籌備處就設在這個五層樓的‘菊元’百貨上”不確。 

　　李嚴秀峰的口述史指出：“陳逸鬆當年是青年團台北分團負責人之一，但他自己没有弄清楚”。在我看來，李嚴秀峰的批評是中肯的。當然，陳逸鬆作爲老人，記憶有些誤差是可以理解的。 

　　審訊記録：另類的口述史 

　　政治極端化或極端化的政治對民生的傷害是灾難性的。這個道理台灣民衆懂的。 

　　近年，《戰後台灣政治案件叢書》一本接一本地出版，審訊記録一件又一件地公佈。在我看來，審訊記録簡直是另類的口述史。其格式完全合於口述筆録：也有訪談（審訊）時間、地點，訪（審問者）、談（受審人）雙方的問、答（包括追問和補充回答）及簽名；其解讀原則也包括了“硬傷”和“硬道理”：盡可能不發生誤讀歷史的“硬傷”，盡可能發現近於歷史真實的資訊。 

　　兹舉例説明和證明。 

　　《戰後台灣政治案件叢書》之《李荆溪案》收有同案楊夢周的受審記録多種，包括“1970年11月4日16時”在“司法行政部調查局”，“1970年12月9日11時”在“司法行政部調查局”的“調查筆録”，“1971年2月17日上午10時”在“本處（台灣警備總司令部軍法處）第二偵訊庭”的“偵訊訊問筆録”，以及楊夢周“親筆”的《我認識的俞棘》等。 

　　上記“筆録”裏有如下資訊值得注意： 

　　1. 關於楊夢周。楊夢周，男，1915年生，福建莆田人，住台北市，被捕前任秀昌實業有限公司董事長。 

　　2. 關於《中外日報》。“（1947年）2月，鄭文蔚在台北創辦《中外日報》”，楊夢周任“主任秘書兼主筆”，“二二八事變結束，（《中外日報》）被政府查封，因爲二二八事變中，有些台籍員工出版號外，我們都跑到宣傳委員會去避難”。 

　　我的解讀意見是： 

　　1. 2004年，厦門大學台灣研究院朱雙一教授發表《楊夢周：光復初期台灣文壇的重要存在》和訪問楊夢周的記録。朱雙一教授采訪和記録的楊夢周爲福建晋江人，采訪和記録的情形基本是可信的。尚可查证的是，楊夢周（晋江）在1946年至1947年在台灣各報刊發表的各類文章達70餘篇，以一人之力恐難勝任如此繁重的寫作量。台灣“司法行政部調查局”“台灣警備總司令部軍法處”製作的楊夢周（莆田）的“另類口述史”提供了一種解釋：楊夢周（晋江）和楊夢周（莆田）共同實現“楊夢周：光復初期台灣文壇的重要存在”。 

　　2. 《吴克泰回憶録》（台北人間出版社）第182頁至183頁談及《中外日報》，第199頁至222頁一再提及“二·二八事件”前後的《中外日報》。台灣“司法行政部調查局”“台灣警備總司令部軍法處”製作的楊夢周的“另類口述史”可以爲《吴克泰回憶録》提供旁证。 

　　附帶言之，我藏有《中外日報》參與的，《大明報》《國是日報》《人民導報》《民報》《重建日報》《經濟日報》《工商日報》和上海《大公報》《新聞日報》，台灣辦事處“一同”編印的“號外”（出版時間爲1947年3月2日下午8時）之複印件。另曾見《中外日報》1947年3月5日、6日、7日、8日的剪報。 

　　汪毅夫 

　　2016年丙申正月初四至初六 

　　寫於京城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