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台聯會長汪毅夫今日出席華中師範大學兩岸關係研討會並致辭，談及台灣同胞的文化堅守和中國共産黨的文化自信。他認爲中華文化是兩岸同胞的共同産財富，其“代表”的權利和“保有”的責任要由兩岸同胞共同來擔當。

　　以下爲發言全文：

　　1998年10月25日，在福建漳州市台企協四週年慶典的會見活動裏，有台商朋友説：“到台灣看中華文化，到大陸看社會主義”，他的話引起掌聲、也引起我的思考；2015年11月12日，在北京大學中華文化復興論壇開幕式的主旨演講會上，有台灣學者説：“台灣在搞文化復興，大陸在搞文化大革命”，他的話引起笑聲、也引起我發表意見的衝動。

　　我想談論的是文化堅守與文化自信，這是近120年來中華文化在兩岸的雙重主題。

　　首先談台灣同胞的文化堅守。

　　文化堅守緣起於對文化的挑戰。近120年來台灣同胞的文化堅守緣起於極端政治對中華文化的扼制、裹挾和破壞。

　　今年8月，我在學術演講《“去中國化”歷史講話》裏指出：“去中國化”在台灣已經有了120年的歷史，它經歷了正、反、合三個階段，即1895年—1945年日據台灣當局的“皇民化”、1945—1988年國民黨台灣當局（俗稱兩蔣時期，先是蔣介石派駐的台灣行政長官公署、蔣介石委任的台灣省政府，然後是蔣介石、蔣經國父子親率的團隊）的“反共文化”、1988年至今由李登輝及其在藍營和緑營的追隨者推行的兼具“去中”和“反共”傾向的“去中國化”。

　　從另一個角度看，台灣近120年的文化史乃是極端政治對中華文化野蠻挑戰的歷史，三個階段分别是日據台灣當局對中華文化的扼制、國民黨台灣當局對中華文化的裹挾、李登輝集團對中華文化的破壞。

　　由於台灣同胞的文化堅守，日據台灣當局對中華文化的扼制完全歸於破産。《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志》承認：“本島人的民族意識問題，關鍵在於漢民族系統。漢民族向來以五千年的傳統民族文化爲榮，民族意識牢不可拔。屬於此一民族系統的本島人，雖已改隸40餘年，至今風俗、習慣、語言、信仰等多方面却仍沿襲舊貌。由此可見，其不輕易抛棄其漢民族意識。因其故鄉福建、廣東又與本島僅有一衣帶水之隔，故其以支那爲祖國的情感難於拂拭，乃是不争之事實”。

　　由於台灣同胞的文化堅守，國民黨台灣當局對中華文化的裹挾也完全歸於失敗。曾幾何時，盛極一時的“反共文化”、“戰斗文學”等灰飛煙散，“反共文化”、“戰斗文學”的作品連作者自己也羞於面對。多年前，我在《1934—1937：福建的“新生活運動”》（收拙著《閩台地方史研究》，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7月版）一文裏指出：蔣介石“規定了新生活運動極端政治化的傾向：‘剿匪’同新生活運動結合起來，用‘政治力’（包括領袖的威權和軍警的强制）來對付一般人民的不良行爲”，并且指出：“新生活運動是一場低效能的社會運動”。同樣的情形也見於蔣介石、蔣經國父子在台灣主導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同極端政治、同“反攻大陸”緊密結合；效能低下。事實證明，文化就是文化，用極端政治來裹挾文化總是徒勞的。中華文化在台灣並没有成爲“反共文化”。

　　由於台灣同胞的文化堅守，從1988年以來由李登輝及其追隨者發動和推動的、已經至於極端的“去中國化”即將止於極端。物極必反，誰謂不然！

　　總而觀之，總而言之，面對120年來極端政治的不斷挑戰，中華文化的傳統在台灣不斷延續。台灣同胞與有功焉。

　　中華文化在台灣無所不在。到台灣看中華文化，這是一句實在話。白皮書《台灣問題與中國的統一》裏也有一句大白話：“台灣社會的發展始終延續着中華文化的傳統，即使在日本侵佔的50年間，這一基本情况也没有改變”。

　　現在談中國共産黨的文化自信。

　　在大陸，由“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其中包括具有初步共産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中共的早期黨員（如《新青年》和《每周評論》的陳獨秀仲甫先生、李大釗守常先生，《湘江評論》的毛澤東潤之先生）的倡導，其後又得中共領導人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習近平諸先生的不懈推動，“批判地繼承”是中華文化在大陸發展的基本態勢。

　　“批判”另有一種説法，曰“棄其糟粕”，“繼承”也别有一個名目，叫“取其精華”。“批判地繼承”將“批判”與“繼承”聯結起來，又把“棄其糟粕”和“取其精華”包容在内。

　　在我看來，“棄其糟粕”和“取其精華”得到的是相同的結果，“批判地繼承”推動了中華文化品質的提昇。

　　打個不盡恰當的比方。從一只古老的盤子裏揀棄劣質的種子，或者擇留優質的種子，得到保留的都是優質的種子；而一番擇揀的功夫，當然提昇了種子的總體品質。

　　以“五四新文化運動”而言，“五四新文化運動”嚴厲地批判了儒家思想，其鋒芒無情地觸及了中華文化最爲穩固、最有代表性的層面。然而，從總體上、主流上看，“五四新文化運動”對於儒家思想的批判乃是針對其糟粕的，“它並没有打倒孔孟的真精神、真思想、真學術，反而因其洗刷和掃除的功夫，使得孔孟程朱的真面目更是顯露出來”。

　　再從“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來説，《中共中央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决議》（1986）在談及“社會主義道德”時認定：“社會主義道德作爲人類文明道德的新境界，它必然要批判地繼承人類歷史上的一切優良道德傳統並要同各種腐朽思想道德作鬥争”。這裏貫徹的也是取其精華、棄其糟粕和提昇文化品質的想法、説法和做法。

　　“批判地繼承”適用於中國傳統文化、也適用於“人類歷史上”的所有文化。

　　從“五四新文化運動”開始、從籌建時期和建黨初期開始，中國共産黨主張用“批判地繼承”來提昇中華文化的品質。所以，在2001年7月1日，江澤民先生自信地宣稱：“中國共産黨始終代表着中國先進文化前進的方向”；在2016年7月1日，習近平先生提出了“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及一個政黨對自身文化價值的充分肯定和積極踐行，並對其文化生命力持有的堅定信心”。

　　當然，大陸也發生過“文化大革命”、發生過極端政治對中華文化的傷害。“全盤否定”的“批判”給“繼承”留下的是空盤子，“全盤否定”的“批判”實際上是對文化的重傷害。中國共産黨有超强的自我糾錯的能力，中國共産黨有效地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并且有效地防止發生相同的錯誤。

　　中國共産黨在領導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進程中創造的革命文化、社會主義文化是中國共産黨對中華文化的貢獻。

　　應當説，到大陸看社會主義也是完全合理的説法。

　　然而，我在演講開始時引述的台灣商、學兩界朋友“到台灣看中華文化，到大陸看社會主義”和“台灣在搞文化復興，大陸在搞文化革命”的話裏，有一種“代表中華文化”和“保有中華文化”的自負。

　　我們要自信、不要自負。中華文化是兩岸同胞的共同産財富，其“代表”的權利和“保有”的責任要由兩岸同胞共同來擔當。兩岸同胞要共同繼承和發揚中華文化的優秀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