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17日,是建閩六十華誕的日子。建閩告訴我,編了一本自選集——“思繫中華”,並囑我為之作序。建閩出自選集當然可喜可賀,可要我寫序,卻令我有些躊躇。從來沒有人找我給他們的作品做序,自然我也就從來沒給別人的作品寫過序。不過,我只是稍有遲疑就答應了建閩。因為我很高興通過我的序,推薦建閩的作品,介紹建閩的為人。
“思繫中華”選擇收入了1999年以來,建閩在《中國評論》月刊發表的關於兩岸關係和中國發展、國際關係問題的评论文章一百七十多篇。這些文章按內容編為五章,涵蓋了兩岸關係和中國及國際問題的主要方面。建閩是資深媒體人,同時多年跟蹤、研究兩岸關係,常有獨到見解。所以,建閩的作品既有媒體人的敏銳,又有研究者的深刻和獨特視角。這在“思繫中華”的這些作品中,有很充分的表現。無論是對兩岸關係的宏觀分析、論述,例如,關於兩岸關係的框架、中國的發展戰略、中國的國際環境等的分析、論述,還是對兩岸關係某個具體問題的探討,例如,對於兩岸簽訂和平協議、兩岸海洋合作等的探討,都有充分表現。這已成為建閩特有的風格,“思繫中華”的重要特點。
兩岸關係的形成、發展,以及通過中國完全統一而最終解決,都是中國獨特的時代、歷史,以及文化共同影響的結果。所以,研究和處理兩岸關係,必然最須把握中國特色。近年來,兩岸都出現一種趨向,試圖照搬、照套西方理論、模式,用以處理兩岸關係。從國家統一模式,到簽訂兩岸和平協議、建立兩岸軍事安全互信機制等等,概莫能外。顯然,這一趨向不利於正確認識和處理兩岸關係。但建閩卻不然,他對於中國統一模式、兩岸簽訂和平協議等等兩岸關係重要問題的探討、研究,完全立足於兩岸關係的實際、立足於中國的時代、歷史和文化特色,而不是照搬、照套西方的理論、模式。這些在“思繫中華”的相關文章中,都有較充分表現,並且成為其又一重要特點。“思繫中華”的上述兩個重要特點,就是這本文集值得閱讀之處。我相信朋友們在閱讀“思繫中華”後,將會認同我的推薦。
建閩和我的友誼已超過二十五年。我們初次相見於1990年10月的一次兩岸關係研討會,以後逐漸相熟。1997年下半年,我應郭偉峰社長之邀參與《中國評論》月刊的籌備工作。從那時開始,在《中評》的平台上,我和建閩共事已十八年,並在共事中由相熟到相知。我和建閩相識、相熟、相知的二十五年中,國際形勢、國內環境和兩岸關係,發生過一系列重大事件,引起人們廣泛關注和熱烈爭議。尤其2008年以來,兩岸關係進入和平發展新時期後,兩岸關係發生一系列重大事件;國內全面深化改革,面臨新的機遇和挑戰;國際形勢,特別是中美關係跌宕起伏等等,都引起建閩和我的密切關注、熱烈討論,甚至是爭論。但值得欣慰的是,我們總是能夠達成比較一致的認識,這為我們的友誼提供了堅實基礎。建閩多次說,我們的友誼是“君子喻於義”的典型表現,因為我們始終共同關注國家的前途和命運,始終共同關注祖國的統一大業,並且一直有著共同的認識。對此我十分認同。正是這些,構成了我和建閩相知的主要內涵。
做為多年的摯友,我很欣賞建閩的為人。建閩是一個充滿激情的人,無論工作中和生活中都如此。而且,建閩的激情並沒有隨年齡的增長而減少,以至於一些好朋友評論說,建閩就像一個年輕的在校大學生那樣充滿激情。另外,建閩為人寬厚、包容。不僅在相關討論、爭論中,他總是笑眯眯地聽取各種不同看法,而且主編《中國評論》月刊,也注意編發不同意見的稿件,特別是年輕作者的稿件。實事求是地說,上述這兩點,都是我比較缺乏的。所以,我和建閩的性格有著很明顯的互補性。這是我和建閩友誼的又一個重要支撐。
現在,建閩已年屆六旬,我則更是七十有二。但我深感,在我們面前還有很多事情,需要做、能夠做,也有興趣做。所以,我們不能懈怠,還要揚鞭奮蹄,繼續努力,不辜負時代,也不辜負我們的人生。謹以此,與建閩共勉。
2015年5月22日
(郭震遠為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研究員、中國海洋大學海峽兩岸關係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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