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13年是中國評論月刊在香港正式面世15年的日子。這個新生兒會如何成長？能否達成當初對她進行設計、構想時的哲人——我們敬愛的汪道涵先生的深切期盼?

　　轉眼間，十五年過去了，撫今思昔，感慨萬千。中國評論月刊不負所托，基本實現老先生當初的設想，成為溝通兩岸四地高級知識份子和各界精英的思想平台，成為一個能夠引導兩岸四地及全球華人學者來參與論述、共同構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理論框架，具有開拓創新、與時俱進能力的重要思想傳播平台。創新、包容、理性，是這個思想傳播平台最顯著的標誌。中國評論月刊，已經得到兩岸四地各界人士的廣泛認同，成為大中華地區在兩岸關係方面最具思想性的月刊。

　　萌發創辦中國評論月刊的設想，是在1996年下半年。當時正值李登輝訪美，造成兩岸關係陷入自1987年蔣經國先生開放探親以來所形成的第一個高潮後的低谷之時。島內首次直選，雖完成了台灣“民主化”的形式，卻也開啟了民粹之門；從此，台灣政局走上動盪不安、對抗撕裂之路。隨著兩岸關係不斷惡化，兩岸兩會中斷會談、大陸進行導彈試射，兩岸沖突幾近一觸即發。而民進黨在李登輝的縱容下，不斷發展坐大，台獨主張在“民主化”的旗幟下由隱諱而公開，堂而皇之地大肆宣揚，在島內已成氣候。台灣山雨欲來瀕臨險境，兩岸關係面臨危機。

　　目睹台灣島內劇烈的政治風雲變幻，預見到在不久的將來兩岸關係發展可能面臨的更大危機，兩岸很多學者都為此憂心忡忡。1996年10月中旬，在香港陽明山莊召開的首屆中國統一論壇學術研討會期間，我們萌發了創辦一個以探討兩岸關係為主的思想性雜誌的設想。帶著這樣的構想，我們到上海向海協會長汪道涵請益。對於我們的構想，汪老給予極大的支持和鼓勵，他頻繁地召集郭偉峰社長和我到上海商議創辦月刊之事，《中國評論》這個響亮的名稱，就是老先生親自命名的。從雜誌內容到辦刊目的，他都給了我們明確的指示，甚至連作者、雜誌內容上“評”與“論”的比例，老先生都作了具體而細緻的交待。他期望我們新創辦的雜誌能夠團結、包容兩岸四地的知識精英，為他們提供一個更大、更廣闊的思想平台，從思想輿論上謀篇佈局，建立新的論述，推動兩岸關係的發展。

　　1998年1月1日，中國評論月刊在香港呱呱落地。在創刊號上，郭偉峰社長寫下這樣的發刊詞：“中國評論月刊的辦刊宗旨是為融匯東西文化，創造新的時代，建設二十一世紀新的中國廣泛集納、傳播海內外中國人的優秀思想。中國評論以‘擺事實、講道理、明是非、求共識’為原則，言論文章不論黨派、不拘立場、不分地域，只要有利於中國的統一富強、有利於中華民族的團結合作、有利於世界的和平發展，只要是善意的建議，就是本刊傳播的重點。中國評論願成為全球關心中國發展的思想論壇。”按汪老的指示，明確提出辦刊的宗旨、原則和重點、目標。

　　十五年來，中國評論月刊發表了數千篇文章和200多個論壇，涉及中國發展和國際關係、兩岸關係、港澳問題等方方面面；但最重要的，還是在於台灣問題和兩岸關係的分析、評判和理論論述的建構上；特別是在2008年10月改版之後，更是專注於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時期的理論創新，並團結、包容兩岸紅藍綠三方學者，及時針對實踐中的各種問題作出多元的分析與研判。這是中國評論月刊能夠步入兩岸關係最權威的雜誌之列、為兩岸各界讀者看好的主要原因。

　　一份思想性雜誌最核心的價值，在於她能否構建理論體系與創新。回顧中國評論創辦的十五年，在兩岸關係理論建構方面，中國評論團結兩岸和全球華人學者，豐富、發展和建構了“一中論述”、“新統一論述”以及“兩岸統合論述”等三大論述，極大地深化和擴展了兩岸關係和平統一與和平發展理論，為兩岸關係開闢了更大的發展空間，特別是對統一前的兩岸關係以及由現狀邁向統一過程中的方向、路徑、方式方法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理論論述和具有現實意義的分析闡述，有力地推動了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

　　一、對於“一中論述”的豐富、發展輿深化

　　“一中原則”，是大陸對台政策的基石，是實現祖國和平統一的基礎和原則，也是兩岸關係發展的核心議題所在。其之所以重要，在於它直接涉及中國的主權和領土是否完整。長期以來，大陸對一中原則的表述是“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代表”（《台灣問題與中國統一》白皮書，1993）。這個表述在當年具有高度的權威性，且在國際社會奉行多年，也有一定成效，因此，幾乎不容任何哪怕是微小的改動。很長一段時間裏，大陸從官方到學者均不敢越雷池半步，深怕稍一放鬆就會在國際上動搖“一中原則”的根基，造成“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

　　兩岸關係理論是實踐性極強的理論，任何論述能否成立，均要看她在實踐中的效用與反饋。“一中論述”也是如此，需要在實踐中進行檢驗並得以發展、豐富與深化。實踐表明，“一中原則”從總體上是需要堅持的，但是其內涵和表述，需要進一步思考、發展、完善和深化，以適應兩岸關係發展的實際情況。這個實際情況就是：第一，原來的表述沒有區別國際與兩岸之間，容易為台獨勢力所利用，成為他們否定、反對和汙衊“一中原則”的藉口；第二，沒有體現兩岸平等，是單向性、排他式的表述，不易為台灣社會接受；第三，這種表述使統一的主體單一化，不符合“共議統一”、“誰也不吃掉誰”的和平統一標準。

　　《中國評論》創瓣於世紀之交，而世紀之交往往是思想激蕩、思維活躍的時刻。大陸的學者和各界人士，對於如何提出新論述推動兩岸關係發展，萌發出新的思考和見解。在第二期中國評論月刊上，上海東亞研究所所長章念馳率先發表文章，提出汪老的“共同締造論“主張（《世紀之交思考兩岸關係》）。

　　文章指出，“中國人孜孜追求的不只是一個現代化國家的形式，而是始終在尋求一個現代化文明的政治秩序。……從某種意義上說，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新中國的歷史使命，尚未完成，我們應以更宏觀更具世界眼光更寬闊胸襟來思考，來完成最終的統一和締造一個中國，這是歷史賦予我們這一代人的神聖使命。正如海協會汪道涵會長在‘十五大’上海代表團小組會上所言︰大陸、台灣、香港、澳門所有‘同胞共同來締造一個新中國’。因為歷史的原因，中國曾被分為澳門、香港、台灣、大陸多個地區，實行著不同的制度，成為不同的戰場和經歷不同的戰役，然而，在一個中國的地緣、鄉緣、血緣、文緣、俗緣聯繫之下，在兩制並存的政策之下，完全可以成為一個統一的大家庭。在這個大家庭中兩岸三地可以‘和而不同’，繼續實行兩種不同的制度，互為‘視窗’與‘橋樑’，以適應這多元、多極化的世界新格局，以中國人的智慧來解決中國人的問題。”

　　章念馳深刻闡述了鄧小平和汪老的思想主張：首先，是論述了現代化與統一的關係；其次，將統一和共同締造新中國的責任賦予兩岸四地全體中國人，兩岸均是統一和共同締造的主體；第三，統一的目標和方向更加清晰——建立一個繁榮富強民主文明的新中國；第四，兩岸四地可以“和而不同”，繼續實行兩種不同的制度，互為“視窗”與“橋樑”。

　　章念馳的論述，得到海內外學者的支持和熱議。德國國家博物館研究員楊恩霖博士在《‘一國三制’與和平建設芻議》（第七期，1998年7月號）一文中表示，“近年來大陸智囊正策劃打破兩岸僵局，呼籲共同締造一個繁榮富強民主文明的新中國，這種主張是正確的，值得擁護。”

　　大陸學者辛旗在《著眼兩岸人民的未來，共同締造一個統一的中國》（第8期）中對章念馳文章作出熱烈呼應，他寫道：“共同締造統一的中國，要在現實條件下對‘一個中國原則’做全面的思考。從此意義上講，一個中國的原則就是緩和與發展兩岸關係的原則；就是‘和平統一’的原則；就是和平談判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的原則；就是江澤民主席在‘八項主張’中強調的共同致力於‘結束敵對狀態，共同規劃未來’的原則；也就是汪道涵先生所講的‘兩岸中國人共同締造一個統一的新中國’。”

　　他提出，一個中國的原則，在這樣特定的兩岸關係和國際形勢下，其內容應有如下的內涵：其一，兩岸都認為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即使對此中國的政治涵義解釋不同；其二，兩岸都追求緩和、和平和發展的兩岸關係，並在此基礎上，推進中國走向和平統一；其三，兩岸都願意為發展兩岸關係進行政治接觸和談判；其四，兩岸中國人共同締造一個統一的新中國。

　　辛旗的這些觀點，極大地豐富了“一個中國”原則的內涵：首先，是提出了“共同祖國論”，為後來“兩岸一中”奠下基礎；其次，是全面闡述“共同締造論”；第三，界定了一中原則的內涵，為兩岸關係發展構建了新的論述。辛旗的這些主張和論述，與章念馳的文章一樣，展現了大陸對台新思維，在兩岸政界和學術界引起很大反響。

　　北大教授李義虎在《樹立海峽時空新思維》（第11期）中指出，汪道涵先生曾頗帶啟示性地指出：大陸、台灣、香港、澳門所有“同胞共同來締造一個新中國”。而根據權威解釋，這個新中國是“一個統一、繁榮、富強、民主和文明的新中國”。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這實在是海峽時空新思維的傑作，它證明在“一個中國”問題上並不是無所作為的。

　　這個關於“一個中國”的新解，對我們具有十分重要的啟示。首先，在兩岸關係發展和實現國家統一的進程中，“一個中國”原則可以展示它的巨大包容性。其次，“一個中國”原則應該具有豁亮的前瞻性。再次，在“一個中國”原則上應該具有深邃的哲學感。第四，在“一個中國”問題上應該具有清晰的歷史層次感。第五，在“一個中國”原則的落實方面應該具有非常現實的可操作性。

　　李義虎認為，所謂海峽時空新思維，首先強調思維定勢的轉換，換言之就是要換換腦筋，在國家統一過程中形成新的政治哲學和新的政治文化。今天，歷史向前的迅速發展，更要求在“一個中國”原則上產生新思維，破除“國共情結”、“統獨情結”、“本土至上情結”等傳統束縛兩岸人們思維的舊的積澱，找到新的理念基礎和心態平衡點。

　　李義虎的解讀，發展、豐富和擴大了一中的內涵，從現實和歷史以至哲學層面對“一個中國”原則做了深刻的分析和闡述。特別是他提出的“一中原則可以展示它的巨大包容性”的論述，在後來的兩岸關係實踐和一中原則理論創新的發展歷程中得到充分的論證。事實証明李義虎的論述是具有前瞻性和深刻性的，體現了大陸學者不固執成見，勇於思考的遠見和新思維。

　　應該說，汪老的論述與章念馳、辛旗、李義虎等學者的思考引起了大陸政界和學界的高度關注。雖然他們的論述一開始還難以完全被人們所理解和接受，但他們這些主張由於符合客觀現實，隨著時間推移和兩岸關係形勢的發展變化，特別是新世紀之初由於台獨分離勢力的上台，兩岸關係持續惡化，如何進一步團結和爭取台灣大多數民衆，成為大陸領導層思考的重點。章念馳等學者們的論述，極大地促進了大陸領導層對“一中原則”作出新思考，繼而在“一中原則”的表述上做出新調整，使之更富包容性，更貼近兩岸關係的實際情況。

　　大陸方面對“一中原則”的表述先後做出二次重要調整：第一次是在1998年10月第二次汪辜會晤時，汪老發表的“86字箴言”：“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目前尚未統一。雙方應共同努力，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平等協商，共議統一。一個國家的主權和領土是不可分割的，台灣的政治地位應該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進行討論。”汪老的講話，開啟了豐富和發展“一個中國”內涵之門。

　　第二次是2000年8月24日，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在會見台灣《聯合報》系訪問團時，提出：“就兩岸關係而言，我們主張的一個中國原則是：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祖國大陸和台灣同屬於一個中國，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容分割。”錢其琛的表述，在2002年中共十六大政治報告中得到確認，此即延續至今、寫入2005年通過的“反分裂國家法”的“一中新三句”。“新三句”的最大特點是與台灣“國統綱領”原則相契合，即“兩岸一中”。這就使“一中原則”極大地貼近了兩岸關係的現實，也給了兩岸關係更大的發展空間，使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有了深厚的理論基礎。至此，大陸方面的“一中論述”已經成型。

　　如何看待和評價這個新“一中論述”？她的核心意義在哪裏？為此，中國評論月刊特邀大陸專家對此作出解讀。章念馳指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與“大陸與台灣同屬一個中國”，看來是幾字之差，內容卻差之千里。這是將“一個中國”原則加以細化，在政治上我們堅持“一個中國”是前提，在兩岸交流交往上，則以同一國家內原則進行。這是極其重要的政策變化，這變化是建立在正視台灣同胞心聲、做好台灣民眾工作的立場上，是對國家統一學說的發展，印證了江澤民總書記所說，理論應“與時俱進”，政策應高於現實，這樣就能帶動社會進步。（《如何理解大陸與台灣同屬於一個中國》第35期）章念馳的解讀，非常準確而深刻，既闡明了大陸調整一中論述的背景和立場，又把握住了“兩岸一中”是“一中原則”的深化和細化的論述，所以“這是極其重要的政策變化”。

　　台灣問題專家李逸舟認為“兩岸同屬一中”是兩岸長期互動與大陸二十多年對台工作最寶貴的經驗與結晶。在《法理情三維建構下的“一中原則”》（中國評論第143期）一文中，他指出“兩岸關係事有千端，全面地、堅定不移地落實一個中國原則是核心所在。從‘胡四點’到‘胡六點’的一系列方針政策性講話精神、從近年兩岸關係出現的有關變化來看，可以得出如下結論：以往一中原則單純強調兩岸關係的‘法理內涵’，對台灣當局政治地位採取絕對排它性的否定態度；而‘兩岸同屬一中’則在堅持一個中國法理基礎的同時，為一中原則注入了實事求是、正視現實的‘事理內涵’，以及以人為本、尊重包容的‘情理內涵’。全面把握與落實‘新三句’包含的法、理、情三重內涵，是我們正確堅持一中原則、繼續推動兩岸關係良性發展的基礎與前提。”

　　李逸舟作為長期從事兩岸關係實務和研究的“局內人”，他的解析，毫無疑問是具有深刻的體會和反省意味的。這些年兩岸關係發展的事實證明，只要我們堅持實事求是原則，只要我們的政策是符合兩岸關係“法、理、情三重內涵”的，兩岸關係的發展就順利；反之，則會出現挫折與停頓。歷史的經驗值得重視。從“一中原則”表述的發展變化與兩岸關係發展變化的對照上，我們不難發現為何李逸舟會認為：“兩岸同屬一中”是兩岸長期互動與大陸二十多年對台工作最寶貴的經驗與結晶！

　　“一個中國”原則表述確立後，對於如何在實踐中貫徹和發展一中原則，深化一中內涵等方面，中國評論月刊組織學者們對此作出進一步思考和理論創新。

　　黃嘉樹教授在《一個中國存同化異——關於建構兩岸共識的建議》（中國評論第37期）中提出“一中存同化異“論。他認為，可以通過對一中原則的存同化異，達成兩岸對“一中原則”產生共識的主張。他指出，“存同”兩字即可表明“一個中國”首先是“現在時”的意思。“化異”兩個字即表示兩岸也承認有“將來時”意義上的“一個中國”，“化異”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同時也是兩岸攜手追求“將來時”意義上的“一個中國”的過程。談判本身就是“化異”的主要形式。他說，總之，在“一個中國”後面再加上“存同化異”四個字，既能達到“各自表述”所隱含的“讓台灣有自己的聲音”的效果，又能防止“各自表述”演化至完全沒有交集的程度。

　　黃嘉樹的“一個中國，存同化異”主張，的確是解決當前兩岸政治分歧、建立起基本共識的一種有效途徑和方式，也是後來大陸提出“一中框架”的先聲，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創新意味。黃嘉樹教授長期從事兩岸關係的理論和實際事務的研究，他是大陸學界不鑽象牙塔，理論聯繫實際、服務實際的一個典範。他的上述觀點和他在中國評論月刊上發表的關於棋戰思維、兩岸和平階段劃分等許多文章，開拓了大陸學界的兩岸和平論述和兩岸關係理論思維模式的新領域。

　　軍事科學院研究員彭光謙少將在《兩岸如何共建一個中國》（中國評論第56期）中提出，可以採取建設性方式貫徹“一個中國”原則。他說，所謂建設性，就是以炎黃子孫特有的智慧，從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各個領域探索有助於一個中國融合的各種可能途徑；就是強調求同存異，以共同進步和共同繁榮為紐帶，集兩岸之合力共同建設一個兩岸人民都為之驕傲和嚮往的中國。

　　彭光謙將軍的以“建設性”方式貫徹“一個中國”的主張，富於彈性和創意，也具有高度的實踐意義。體現了大陸學者對“一個中國”理論創新方面的努力探索。

　　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教授劉國深用“國家球體理論”為“一個中國”做出新解析。在《加強兩岸政治互信ABC》（第144期）一文中，他提出，與世界上大多數國家不一樣的是，中國這一“國家球體”的表皮目前是由紅藍雙色構成的，因為中國境內存在著兩個競爭國家代表權的政權，她們分別在不同的空間和場合代表著這個球體，雙方形成了事實上“一體兩面”的關係。基於上述“球體理論”，兩岸雙方的政治關係是“領土主權一體，政權差序並存”的政治狀態。

　　劉國深的“國家球體理論”雖然還不完善，但其基本觀點是建立在“兩岸一中”的基礎上，從兩岸關係的現狀出發來分析、探討兩岸的同與異，尋求共識及解決政治分歧之道；在不涉及主權的情況下，為兩岸找到合適的政治定位。

　　余克禮、李家泉、郭震遠、許世銓、周志懷、仇長根、嚴安林等衆多大陸學者以及台灣的蘇起、楊開煌、邵宗海、張麟徵、趙春山、包宗和、張亞中、黃光國、謝大寧、潘錫堂等很多學者也在中國評論月刊上對“一個中國”內涵的豐富和深化提出了各種建議和建言。應該說，“一個中國”論述的發展和深化，是與海內外數百名專家學者們的共同努力與建構分不開的。正是兩岸四地學者們長期的探索和論述，推動了“一個中國”論述的發展，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重要思想的構建奠下堅實的基礎。

　　實踐無終止，兩岸關係的發展無終止，理論創新也無終止。2008年12月，“胡六點”提出“兩岸在事關維護一個中國框架這一原則問題上形成共同認知和一致立場，就有了構築政治互信的基石，什麼事情都好商量。”首度提出“一個中國框架”的概念。2012年7月，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在“第八屆兩岸經貿文化論壇”上，對一個中國框架作出具體闡釋，指出“一個中國框架的核心是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國家，兩岸關係不是國與國的關係。兩岸從各自現行規定出發，確認這一客觀事實，形成共同認知，就確立、維護和鞏固了一個中國框架。”

　　“一個中國框架”，是大陸方面最新提出的關於“一中”的重要概念。如何看待和分析“一個中國框架”，是當前兩岸學界的重要課題，因為她的內涵中隱含了開啟未來兩岸政治對話的鑰匙。對此，中國評論月刊和中評社積極組織兩岸學界討論。

　　大陸年輕學者陳桂清在《淺析“一個中國框架”》（2012年12月，第180期）中認為，與“一中原則”相比，“一個中國框架”沒有改變“一個中國”立場，但它對“一中原則”進行了軟性處理，其概念更富彈性。兩相比較，其一，“一中原則”雖是客觀存在，但更偏重主觀認知，相對硬性；“一個中國框架”則根據兩岸各自現行規定，從法理支撐的角度著重強調“一國”的客觀存在，相對軟性。其二，“一中原則”突出政治範疇概念，包含對國家主權等問題的強制規範，而“一個中國框架”雖包含對國家主權的堅持，但內容多元，至少從字面上講可以涵蓋政治性、經濟性、文化性或社會性的內容，可以包括“中華經濟圈”、“中華文化圈”，也可以包含“兩岸和平協議”等。

　　陳桂清的分析，為“一個中國框架”作出比較準確的闡述。一中框架，是一個更加開放、更加包容、更多內涵、更富彈性的框架。未來兩岸政治對話、政治談判也必然會在一中框架的範疇內開展。

　　而大陸教授王英津在《“一國兩區論”與“兩岸一國論”之比較分析》（中國評論第180期）一文中，在分析“一中框架”核心的基礎上又提出，為儘早在兩岸之間搭建共識平台，探索出能讓兩岸雙方均能接受的“共表式”定位，按照“求同存異”的原則和方法，我們將“一國兩區”與“兩岸一國”加以融合，便形成“第三論述”——“兩岸兩區一國”或“一國兩岸兩區”。“第三論述”是融合原有兩個論述之後的一個新論述，是介於原有兩個論述之間的一個折衷論述，它體現的是兩岸建構共識性思維的努力。

　　王英津教授不拘於既定觀點和政策，大膽提出“第三論述”，體現了大陸年輕一代學者思維活躍，不固執成見，敢於創新的風格。這也是中國評論月刊近年來一直在倡導解放思想、敢於探索理論創新的體現。

　　李義虎最近在中國評論月刊（第183期）發表文章，提出兩岸關係發展的增量概念，並由此進行理論總結：在近年來兩岸關係改善、呈現和平發展局面的情況下，大陸提出了一些增量型的概念，如一個中國框架、兩岸同屬一中及和平發展等，台灣學者提出的“一中三憲”、兩岸統合、“一中同表”以及兩岸一中，甚至包括民進黨人士謝長廷拋出的“憲法共識”，也均屬於增量的概念。顯然，這些概念在兩岸間引起很大反響，對兩岸關係的活潑化具有一定的催化作用，也促使兩岸關係發展在路徑選擇上從存量部分走向增量部分。特別值得略加分析的是，一個中國框架是一個中國原則在和平發展階段的增量型概念，很好地處理了存量與增量的關係，它既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即保有一個中國原則這個最大的存量，又在此基礎上使容納和平發展內容的增量有所擴張，包容了對方的一些思考、方案中的有益成分，具有更大的靈活性和變通性。

　　從李義虎的理論總結和他的兩岸關係“增量改革”的建議和評析中，我們可以看到兩岸學界的理論創新在兩岸關係發展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增量改革”，是大陸改革開放以來，整體改革能夠以微小的成本代價取得重大成就的最重要的政策思維。其意義，不僅在於作為凝聚社會共識，減少改革阻力的政策工具，更在於其飽含的辯證法哲學含義上。將“增量改革”的思維運用到兩岸關係上，必將會拓展兩岸關係的新空間，促進兩岸關係的新發展。

　　從“一中新三句”到“一中框架”，我們看到，這是大陸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上的又一重大理論創新。一中框架，是一個更加開放、更加包容、更有彈性的框架；是一個能夠破解兩岸政治定位難題、求取兩岸最大政治公約數的框架。理論創新，正在實踐中不斷推動著兩岸關係向前發展。

　　二、以和平發展為核心的“新統一論述”

　　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大陸方面對於統一的論述就是“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八個字，對於統一的論述，基本上是談論統一後的安排和統一的好處。而對於統一前的兩岸關係、由現狀如何過渡到統一、以及統一的主體、統一的路徑、統一的目的、統一與中國現代化的關係、統一的思維模式等諸多重大問題缺乏深入、細緻的論述。這是因為和平統一是一項前無古人的偉大事業，是中國乃至世界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創舉，沒有任何歷史經驗可供借鑑，也沒有任何現成理論和現成方案可以照搬。統一需要中國人自己在實踐中摸索，需要在實踐過程中不斷總結和探討，歸納出新的理論，並進而指導實踐，不斷在統一事業上開拓創新。

　　自1998年始，章念馳在中國評論月刊連續發表一系列文章，就上述關於統一與過渡階段的各個方面問題進行了深入思考，在汪老思想的影響下，通過闡述汪老以及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等領導人關於統一的講話，逐步形成了以和平發展為核心、具有鮮明時代特色的“新統一論述”。

　　章念馳的統一論述，總結起來有以下七個方面：

　　1.關於統一的目的

　　關於統一的目的，過去從來沒有人像章念馳這樣具體、清晰地表述過。現代中國的先賢孫中山先生也只是說，“統一是全中國人民的希望，能夠統一，全中國人民便幸福，不能統一，便要受害。”並未明確地講明為何要統一以及統一後的新中國應該是什麽樣的狀況等。而章念馳的表述，將統一的目的闡釋的十分清晰。

　　章念馳指出，“汪道涵會長則是以簡潔的語言對統一的好處與目標加以概括，指出統一問題是兩岸同胞自己的事，雙方只有通過平等協商才能加以解決；目前中國尚未處於統一狀態，所以要通過兩岸同胞共同努力來締造一個統一的中國。這個中國將是繁榮、富強、文明、民主的嶄新的中國，既體現大陸同胞的宿願與追求，也涵蓋台胞主流民意的追求，與台灣《國統綱領》也頗有暗合之處，即希望統一到一個更合理更良好的政治、經濟、社會制度與生活方式之下。總之，追求一個繁榮、富強、文明、民主、統一的新中國，既是中國人的必然選擇，也符合人類的共同價值。”（《跨世紀的兩岸關係再思考》中國評論第13期）

　　章念馳的論述，其實就是對汪老思想的深刻解讀。在這個論述中，統一是通過平等協商和兩岸同胞共同締造達成的，目的是建立一個繁榮、富強、文明、民主的嶄新的中國。毫無疑問，這樣的統一方式和統一目的，是完全符合兩岸人民的共同追求和共同意願的。它使統一更加具體化，也更富有吸引力。應該說，台灣兩岸統合學會的學者們，正是在章念馳的統一目的論述中，理解了汪老共同締造論的真諦，認同了兩岸統一必將通過共同締造的方式來實現。

　　習近平總書記甫一上任，便提出全體中華兒女共同努力實現“中國夢”的目標。他勾畫的“中國夢”的具體內容是：“到新中國成立100年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目標一定能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夢想一定能實現”。他並明確表示“我們真誠希望台灣同大陸一道發展，兩岸同胞共同來圓‘中國夢’。”從他的話語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新一代中國領導人對於中國未來的設計中，吸收了汪老的統一理念，並將之升華到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更高層次。

　　2.統一的過程與統一前的兩岸關係

　　由於統一具有長期性、艱巨性和複雜性的特點，在由現狀到統一的漫長過程中，如何來妥善處理兩岸關係，如何來共議統一，並逐步走向統一，便成為章念馳思考的重點。早在“世紀之交思考兩岸關係”（第二期）中，章念馳就意識到“當務所急是怎麼建立起統一前的良性互動準則，確保中國在二十一世紀的利益，不因兩岸問題上的不智而喪失機遇。”

　　這裡，他首次提出要建立起“統一前的良性互動準則”，這在當時是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創新意義的。因為當時大多數國人對於統一的概念還停留在統一後的兩岸關係安排上，而從未有人從統一前的漫長階段出發來思考要如何推進兩岸關係健康發展。

　　在《世紀之交的兩岸關係繼思考》（1999年12月，第24期）一文中，章念馳又提出“塑造一個健康的兩岸關係”之說。他指出，這個健康的兩岸關係，首先是“塑造一個健康的兩岸政治關係，包括‘兩會’功能性事務性正常交流，以滿足兩岸同胞正常需求；兩岸各種層次的交流與政治談判，建立最高領導人會晤機制，簽署‘終止敵對狀態條約’，共同起草‘台灣基本法’；雙方都加入WTO及開放直接‘三通’，促進雙向貿易，全方位的文化交流，開放赴大陸讀書，相互承認學歷等等。”

　　其次，“一個健康的兩岸關係，必須要有一個健康的互利互惠的經貿關係。”

　　第三，“一個健康的兩岸關係，本身就包含著與台灣朝野討論合理的國際空間的內涵，這種討論當然是‘一個中國’原則下的討論。”

　　章念馳的這些思考和論述，提出了在統一前如何正確處理兩岸關係的問題以及統一前的過渡期發展兩岸關係的基本規則和要求，這是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和重大理論創新意義的。一個健康的兩岸關係，就是兩岸關係在統一前、也就是今天的和平發展時期應該全力發展和塑造的關係；兩岸關係的健康發展，也就是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它是兩岸和平統一必經的歷史階段。章念馳的這些論述，播下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思想種子，為後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重要思想的提出，做了理論上的探索和準備，意義深遠而重大。

　　3.關於統一的方式

　　統一的方式，以往的表述僅僅停留在“一國兩制”上，從來沒有人深入地論述過如何具體來實現。章念馳指出，“汪道涵會長的‘八十六字方針’代表祖國大陸清清楚楚表明，‘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但‘目前尚未統一’，這就是承認了台灣現狀和準備就統一前的台灣身份與地位進行討論，並非無視客觀存在的一切。這方針指出‘台灣的政治地位’是應該進行‘討論’和‘協商’的，這種‘討論’與‘協商’也是‘平等’的，這種努力也應是‘共同’的，這種統一也應是‘共議’的，而不是一方壓倒一方，更不是一方吃掉對方；但這一切‘討論’應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進行……統一又需要兩廂情願，要有兩個積極性，台灣民眾的內因變化是關鍵，一個好的統一政策是統一的保障。因此‘共議統一’是調動兩個積極性，摒棄一廂情願。”（《關於國家統一的本質思考》（2000年8月，第32期）

　　在《台灣問題與中國的前途和命運》一文中（2005年5月，第89期），他又進一步明確：“如果說統一是一個過程，是一個共同發展、共同繁榮、共創雙贏、共促振興、共議統一的過程，那末，統一的階段性目標及手段等問題也迎刃而解了。因為這過程不可能一蹴而成，勢必要分成若干階段去完成。”

　　章念馳論述的統一方式，是兩岸相互融合的一個過程，是共同締造的，是雙方平等協商的，是在“一個中國原則”之下展開的，是需要“共議”達成的，是需要分階段去完成。總之，統一不是征服，而是共同發展，協商共議的過程，是逐漸融合，漸進統一的過程。這種論述，是鄧小平和平統一思想的延續和具體化，體現了深厚的平等性、包容性和融合性思維，與當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是完全契合的；它也符合台灣的主流民意，與台灣兩岸統合學會的學者張亞中等的“兩岸統合論”在大方向上基本一致。因此，這種論述富於生命力，它必將主導未來兩岸的和平統一之路。還應該看到，章念馳的這些論述，是在世紀之初提出的，他表述的統一的方式不僅在當時具有前瞻性，在今天也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

　　4.關於統一與中國現代化的關係

　　統一與中國現代化的關係，是章念馳最早提出，也是他論述最多的一個方面。在世紀之交，由於台獨分裂勢力上台執政，大肆推行台獨，挑釁“一個中國”原則，妄圖通過“法理台獨”來實現台灣獨立。在這種背景下，大陸有少數人因台獨勢力的躁動而引發浮躁心態，一些人甚至提出，為反台獨不惜停止現代化建設而一戰的主張。針對這些似是而非的觀點，章念馳明確提出了統一與中國現代化進程的辯證關係，他指出，“台灣問題是整個中國現代化過程中一個組成部分，它既是一個障礙又是一個挑戰，同時也是一個動力和助力。只有從整個現代化著眼，才能有智慧和能力解決這歷史遺留的問題；只有完成整個中國現代化整合，台灣問題才會得到最好歸宿。”《中國現代化艱巨而複雜的整合——論國家的最終統一》(2000年12月第36期)

　　章念馳提出，“現代化過程是一個艱巨而漫長的整合階段，它有許多內涵和使命，統一只是其中任務之一。”

　　他認為，“統一問題必須放到現代化的全域戰略中去思考，不應把統一問題淩駕於現代化之上。”

　　章念馳在這裡提出了台灣問題與中國現代化的辨證關係：既是障礙、挑戰，又是動力和助力；統一必須服從、服務於現代化，而不能淩駕於其上；現代化不等於統一，統一必須扎實規劃，逐步達成。

　　章念馳關於統一與中國現代化的論述，是一服思想清醒劑，他通過論述中國現代化與統一的關係，不僅批駁了這些浮躁觀點，同時使大陸領導層和各界精英更加冷靜地思考中國的現代化戰略，從而避免了因頭腦發熱而可能使中國現代化進程被打斷的危險。就此意義而言，這個論述對兩岸關係乃至整個中國的發展進程意義極大。章念馳的這個論述，得到大陸學界的廣泛認同，衆多學者紛紛發表文章呼應。他的這個論述，後來也被大陸領導層吸納，成為過去十年中兩岸關係六項重大理論創新的內容之一。

　　5.關於統一的主體

　　章念馳認為，“共同締造論”表明兩岸均是統一的主體。在（《兩岸關係大趨勢》第160期）一文中，他進一步明確：“在“三通”和“三大”的時代，兩岸正不知不覺地在共同走向未來，在共同創造未來，在共同締造一個更加民主富強文明法制的新中國，雙方都是創造統一的主體。統一已不是設計出來的，不是一方恩施給一方的，而是共同努力造就的。”

　　兩岸均是統一主體的論述，是鄧小平“誰也不吃掉誰”思想的延伸和深化發展，也是汪老“共同締造論”、“兩岸之道唯和與合”等重要思想的核心。既然都是“主體”，當然要“平等協商，共議統一”；既然都是“主體”，統一當然不是征服、不是吞併。章念馳的兩岸均是統一主體的論述，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今天，具有特別重要的意涵，值得兩岸進一步深思並踐行到兩岸政治對話以及未來的政治談判之中。

　　6.關於和平發展時期與統一的關係

　　章念馳指出，“和平統一沒有現成的方案，都是“摸著石頭過河”，不斷探索，不斷實踐，不斷總結。30年來，我們終於明白了“和平”的重要性，也意識到現階段的“統一”，就是鼓勵兩岸走“和平發展”之路，在“共同發展”中來“厚植共同利益”，來培養“共同的歷史、文化、經濟、政治……經歷”，塑造“共同記憶”，來建立“共同家園”，來形成“命運共同體”。因此，可以說“和平統一”與“一國兩制”在今天就是如何變為“共同發展”的內涵，這也是“和平發展期”的歷史使命。”（《ECFA與兩岸關係》第141期）

　　在這些論述中，章念馳深入細緻地闡述了和平發展作為統一前的重要過程與統一必須經歷的階段。在他論述中，首先，統一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需要分階段來實施，和平發展時期，是這個過程的一個必然階段；第二，和平發展期是以大力發展兩岸關係為中心，在共同發展中來培養共同經歷，塑造共同記憶，形成命運共同體；第三，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兩岸經由不斷實踐，不斷探索，不斷總結，實現相互融合達成最終統一。這是一個十分重要而深刻的論述，它揭示了和平發展與和平統一的真諦，發展和豐富了和平發展重要思想的內涵。可以說，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重要思想的提出，正是在章念馳等衆多兩岸學者的探索和論述的基礎上構建而成的，沒有兩岸學者們的貢獻，就沒有今天的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7.關於統一的思維模式與核心價值

　　章念馳多次在文章中提出，融合性思維是大陸關於統一的新思維。他寫到，鄧小平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構想的另一偉大意義，則是提出了一個融合思維，這對飽經動蕩、飽受欺淩、飽歷鬥爭與運動的中國大陸民眾而言，是一種全新思維。其實要真正“和平統一”，實行“一國兩制”，是中華民族一種新的融合與再造。《台灣問題與中國的前途和命運》（第89期）

　　章念馳認為，和合觀念與和諧社會的理念，也是我們與海內外一切港澳台同胞和僑胞的共同思想基礎、共同語言、共同理想信念，這核心價值的建立也深受海外僑胞、港澳台同胞的歡迎。（《構建和諧社會與兩岸關係》2007年1月第109期）

　　有什麽樣的思維就會產生什麽樣的論述和政策。融合性思維，是大陸提出和平統一以及和平發展政策的思維基礎。融合性思維，是開放、包容、兼收並蓄、不斷創新的思維，大陸對台政策的一系列理論創新，都是這種思維指導下的產物。章念馳的新統一論述，也都是建基於融合性思維之上的產物。

　　綜合而論，章念馳的這些系列文章，構建了一套完整的新統一論述，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共同締造論”，並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重要思想的提出與不斷豐富發展構建了思想和論述的基礎，意義重大。在章念馳論述的啟示和帶頭作用下，近年來，大陸學界對兩岸關係的理論研究大大加強，湧現了一大批既有理論高度、又有實踐深度的專家學者，建立起了具有鮮明時代特色的和平發展論述。這些論述，極大地推動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時期的實踐，推動兩岸關係不斷前行。

　　三、台灣學者的“兩岸統合論述”

　　2008年3月，台灣大選再度實現政權轉換。馬英九的上台，驗證了和平發展政策的功效。在新的時期，如何進一步推動兩岸關係發展，如何整合出一套新的論述，使台灣社會精英與民衆能夠逐漸接受和平發展主張，以漸進融合的方式實現兩岸統一，成為中國評論月刊面臨的新的挑戰與新使命。為此，中國評論月刊調整了自己的編輯方向，不再像以往那樣全方位評論分析中國的政治經濟問題與國際關係，而是以80%以上的篇幅專注於兩岸關係和台灣問題。在與台灣作者的互動中，我們團結並支持台灣社會主張兩岸未來通過共同發展、漸進融合方式實現統一的學者群體——以張亞中教授為首的台灣“兩岸統合學會”的學者群，構建出一套完整的、與大陸和平發展思想基本契合與協調的“兩岸統合論述”。

　　張亞中和“兩岸統合學會”的基本主張可以概括為“一中三憲，兩岸統合”。2008年以來，他和兩岸統合學會的主要成員先後在中國評論月刊上發表了幾十篇文章，詳細論述了兩岸統合的主張。其主要論述如下：

　　1.兩岸彼此承認現狀，即“一中兩憲”；為使兩岸不分裂，雙方簽訂和平協議，這個和平協議基本精神是“相互保證不分裂整個中國”，“不能違反走向統一的目標”及“兩岸互不使用武力”，在此基礎上形成未來“第三份憲法性文件”即“第三憲”，此即為“一中三憲”。

　　2.未來兩岸以搭橋建樓（堆積木）方式、循序漸進，透過簽署各種具有規範兩岸公權力的協議，讓“第三憲”愈來愈豐富。當現有的兩憲逐漸將治權轉移到第三憲時，整個中國即是“一中一憲”，那就是最後的完全統一。

　　3.通過構建兩岸共同體的方式，形成“一中三憲”這個兩岸法律框架的支柱。強調兩岸應簽署和平發展基礎協議，讓兩岸的政治定位與未來目標可以確定，透過統合體（共同體）的建構以及共同政策的實施，讓兩岸可以進行全方位的共同治理。具體可以從“和平協議”、“文化統合”、“貨幣統合”、“經濟統合”、“身份認同”、“安全認同”、“國際參與”等七個面向入手，共同擬訂未來的努力方向。

　　4.強調在統合過程中建構共同認同。主張在共同治理、共同經歷的過程中建立兩岸的共同認同，這是兩岸能夠達到長久和平，最終邁向統一的充分條件。

　　5.統合論的理論基礎，是主張兩岸在相互定位時，可以併用“國家核心理論”與“部分秩序理論”。前者確定兩岸同屬一中、“主權”宣示重疊；後者強調彼此在憲政秩序上的分治，《兩岸和平發展基礎協定》即是依此原則草擬。

　　這裡可以很清楚看出，張亞中等的“一中三憲”主張是以統一為指向，其目標非常清晰。值得一提的是，張亞中“一中三憲”的主張，是其2008年10月在《中國評論》發表《兩岸和平發展基礎協定芻議》之後，引起很大反響，兩岸學者紛紛在《中國評論》上發表文章，就此展開討論。在與大陸及台灣學者的互動討論中，張亞中了解了大陸學者的疑問所在，在深入研習鄧小平等大陸領導人關於和平統一的論述後，經與統合學會同仁討論，認為必須處理“一中”實體化的問題，若不能把一中在憲法的基礎上再實體化，將永遠無法擋住疑慮。因此，兩岸必須讓“一中憲法”有相互保證的拘束力，再透過共同體等機制，共同協議、共同政策等方式共同建構一個超越兩岸憲法權威的規範。這個共同建構的新憲法，就是“一中三憲”。這樣，原來建構兩岸統合論的基礎“整個中國”的概念就不會虛化，不會被別有用心的人所利用。

　　張亞中最近在“為兩岸掛燈搭橋：賀《中國評論》十五年”一文中指出，“一中三憲、兩岸統合”的完整論述就是在與《中國評論》的讀者、專家互動中，愈來愈完整、愈來愈清晰。他說，兩岸統合是“共同締造”的一種類型。在兩岸應該共同締造未來，目標是中華民族的復興這一點核心認識上，我與偉峰兄、兩岸統合學會與中評社的立場是一致的。（《中國評論》第183期）

　　從上述這些話語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張亞中教授以及兩岸統合學會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所做出的努力與系統理論主張。“兩岸統合學會”的成員——黃光國、謝大寧、楊開煌、巨克毅、吳東野、吳昆財、丁仁方、黃清賢、謝明輝以及顧問戴瑞明、邱進益、張京育等，先後發表了大量關於兩岸統合、反對台獨的論述。兩岸統合學會還在島內與海外，先後舉辦多場關於兩岸整合與認同的學術研討會，引起兩岸四地及全球華人菁英的廣泛關注。

　　張亞中和兩岸統合學會的這些論述與學術活動，在李登輝、陳水扁執政近20年的台灣島內，無疑是一股清新的思想新風，它有力地蕩滌了多年來在台獨執政下島內煽起的各種妖風迷霧，打破了島內不許談論一中的禁忌和對於統一的恐懼與迷思。正如郭偉峰社長所言，張亞中和兩岸統合學會有三個了不起：“第一個了不起，是打破了台灣長期來一中問題不能進入公共輿論領域的禁忌，讓民眾有了更多地參與。第二個了不起，是為新時期兩岸和平發展理論的構建做出了貢獻。第三個了不起，統合論是充分考慮了兩岸因素，是形而上的，具有兩岸共同創造的新特質。”（《統合方略》序言）

　　張亞中這些論述，從理論到兩岸關係的實務上都做了深刻的分析和解剖，既符合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實際情況，也符合台灣民衆的思想、心理狀況，應該說，具有務實創新的內涵，引起兩岸各方、特別是大陸有關方面的高度重視。儘管這一論述尚不完善，還有一些值得商榷和討論之処，有待實踐的驗證；但我們相信，隨著兩岸統合學會全體同仁堅持不懈的努力和與時俱進的思想觀念演進，未來中國的統一，將會在這些論述的基礎上逐步實現！

　　結語

　　中國評論月刊創辦的十五年，正是中國發展進入加速起飛的時代。中國的和平發展與崛起，成為當今世界最重大的話題，也是中國評論成長的大背景。在這個大背景下，如何順利發展兩岸關係、使之成為中華民族復興的動力而非阻力，如何在紛紜複雜的各種思想交鋒中把握正確方向，建構出符合國家統一、民族復興的理論主張和論述，這對於海峽兩岸的知識精英們來説，無疑是前所未有的挑戰。

　　從以上三大論述的促成、建構與完善、深化中，《中國評論》可以自豪地宣稱，我們沒有辜負這個時代，沒有辜負汪老和所有關心、支持《中國評論》發展的各界人士以及兩岸四地和全球華人學者的關愛和支持。《中國評論》做到了與時俱進、與國家、民族的發展相向而行；為祖國統一奠下了深厚的理論基礎，為兩岸和平發展貢獻才智和心力。《中國評論》的核心價值，正在於此。

　　展望未來，中國評論月刊將一如既往，以更大的膽識和包容，更多的創意，將《中國評論》辦得更好。使之成為促進、承載兩岸關係理論創新以及和平發展框架討論與交流的最重要的思想平台，為今後兩岸關係理論創新與發展、為未來兩岸政治對話乃至政治談判，“探討國家尚未統一的特殊情況下的兩岸政治關係”，鑄下堅實的思想理論基礎。

　　（原載2013年8月號《中國評論》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