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法國總理克萊蒙梭在目睹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後果之後，說了一句被國際戰略學界公認為是至理名言的話：“戰爭太重要了，不能完全託付給將軍們！”我想套用這句話獻給兩岸的學者，作為對他們工作的勉勵：“兩岸關係太重要了，不能簡單地交由政治家處理”。過去20多年的實踐證明，正是由於兩岸的學者們和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在台獨政黨、政客執政的艱難時期始終保持冷靜與智慧，才能在重重危機中找到一條新路，政治家們才能做到“忍無可忍也要忍”；最終頂住了風暴，為兩岸迎來和平發展的藍天。 

　　作為兩岸關係發展的親歷者，20多年來，我參與過多場兩岸關係研討會，親眼目睹兩岸眾多學者由青年、中年而步入壯年、老年，親眼看到他們由滿頭青絲到斑駁雜色、白髮蒼蒼的變化；但值得高興和驕傲的是，我們兩岸學者的心血沒有白費，我們的白髮、我們的爭論、我們的腦細胞沒有白費。因為我們為兩岸贏來和平發展的機遇，為中華民族的復興把握住了重大的機遇！ 

　　兩岸關係面臨的兩大機遇 

　　所謂機遇，按照百科全書的解釋就是：契機、時機或機會，通常被理解為有利的條件和環境。一般來說，機遇有一定的時間限制或有效期，時間過後，就失去或失效了。也就是說，機遇即是一個有利的機會，也是一段有限的時空。因此，古今中外的政治家們無一不重視機遇，無一不善於把握機遇。 

　　一、兩岸關係的外部環境——重大戰略機遇期 

　　任何事物的發展、演變都與其自身所處環境的變化分不開。兩岸關係的發展也是如此，自身的主觀因素與外在的客觀條件相符合，才能產生重大的發展變化。那麼，今天兩岸關係面臨的外在環境是什麼？兩岸關係是否面臨重大的機遇？答案當然是肯定的。 

　　大陸的政界、學界精英們認為，今天整個中國，包括兩岸在內，仍處於重大“戰略機遇期”之內。中共十六大針對新時期迅速變化的國際形勢提出:“本世紀頭二十年是一個必須緊緊抓住並且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所謂“戰略機遇期”，是指國際國內各種因素綜合作用形成的，能為國家（地區、集團）經濟社會發展提供良好機會和境遇，並對其歷史命運產生全域性、長遠性、決定性影響的某一特定歷史時期（MBA百科全書）。 

　　首先，是出於對國際形勢的精准分析，做出了這個重大戰略判斷和決策。早在1983年，鄧小平就做出世界大戰打不起來的重要戰略判斷，1985年他又進一步闡述了時代主題思想：“現在世界上真正大的問題，帶全球性的戰略問題，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經濟問題或者說發展問題。”（《鄧小平文選第三卷》1985年3月4日會見日本商工會議所訪華團的講話）其後，中共歷次黨代會均認為和平與發展仍然是當今世界兩大主題；胡錦濤在十八大政治報告中強調，“當今世界正在發生深刻複雜變化，和平與發展仍然是時代主題”。 

　　由於冷戰後國際關係的範式轉移，地緣經濟模式崛起，取代了二戰後持續近半個世紀的地緣政治模式。其代表人物、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地緣經濟學研究所所長盧特瓦西認為，地緣經濟時代國家的任務主要是爭奪經濟優勢。就國家的國際戰略而言，國家經濟利益的護持和擴展成為國家對外戰略的最主要出發點。地緣經濟時代是一個競爭與合作並存的時代，經濟全球化、區域集團化是地緣經濟的主要特徵和表現。以歐盟和北美自貿區為標誌，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這種區域間的整合越演越烈，僅東亞、東南亞地區就有東盟自貿區、中日韓自貿區、中國東盟自貿區及十加三、十加五等經濟貿易合作組織；而冷戰概念的北約組織、東南亞條約組織等已經式微，逐漸為世人所淡忘。 

　　當前，由於遭遇國際金融危機的吹襲，經濟全球化被認為是其肇因之一，勢頭有所減弱；但總的來說，全球化發展的大趨勢並未改變，至今仍在加強中。 

　　第二，中國大陸和平崛起，顯著地改變了世界政經格局。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大陸的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在改變自己、成為全球排名第二的巨型經濟體的同時，中國也改變了世界。由於中國大陸的崛起，亞太地區、特別是東亞地區成為世界經濟最活躍的地區。圍繞著這一巨型經濟體，由於地理、歷史和現實的關係，在其內圈，產生了內地與港澳的CEPA、與台灣的ECFA等經濟聯繫制度，中華經濟圈已經隱然成型；在其外環，則出現了東盟十加一和即將啟動談判的中日韓自貿區等。可以說，中國大陸經濟的快速發展，給台港澳地區及周邊國家帶來巨大的機遇。目前，中國周邊的主要國家如日本、韓國、俄羅斯、印度、東盟乃至澳洲等，中國都是其第一大交易夥伴；台港澳地區更是如此。 

　　據經合組織（OECD）2012年11月10日發表的題為《展望2060：長期增長的全球視野》報告預測，按照2005年的購買力平價（PPPs）基礎計算，中國將最早在2016年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而2060年全球GDP的排名為：中國28%，印度18%，美國17%，日本3%。可以想像，這個數字背後隱含的巨大機遇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來自美國的干擾和阻力減少。步入新世紀以來，美國遭遇了恐怖主義襲擊，將美國拖入伊拉克和阿富汗兩場戰爭。由此，美國國力顯著下降，加上金融危機爆發，美國陷入嚴重的經濟困境中，龐大的財政赤字，致使美國面臨嚴峻的財政懸崖，至今難以擺脫。值得指出的是，美國本是地緣經濟的發源地，也是“軟實力”和互利雙贏概念的宣導者。但由於政黨輪替，共和黨主政者輕視了國際政治範式轉移的深遠影響與後續效力，一味逞強，以世界警察自居，頑固推行冷戰時期的地緣政治行為方式，致使大量矛盾集中於其自身，最後陷入戰爭的泥淖。 

　　由於美國實力大幅下降，導致其對外推行新政策的力度已經大不如前。以“重返亞洲”為例，美國雖然也在加強軍事部署，但總的看是“口惠而實不至”，無法像過去那樣為小夥伴們大量提供經濟援助，主要是挑動他們中的部分成員鬧事，意圖借此恢復冷戰時期的軍事安全同盟，可追隨者寥寥。有國際問題專家一針見血地指出，美國目前是處於全球戰略退縮中；其在亞太的加強部署，不過是“為了防守而攻擊”，屬於“心有餘而力不足”。望眼東亞到東南亞乃至非洲，美國與這些國家的經貿關係無一不是大幅倒退。正如一個非洲領導人對中國外長所言，美國人給我們非洲帶來的是槍炮，是戰爭；而你們中國人帶來的是建設、是和平。 

　　美國力量的衰落，給兩岸關係帶來的干擾和阻力也明顯減弱。最顯著的標誌，是美國政界和學界近年來出現的“棄台論”。這個論述目前雖然還不是主流，還未被執政者採納，但這種聲音的出現、特別是它不僅僅是學界的看法，更得到包括基辛格、布熱津斯基在內的政界人士及美國軍方部分高級將領的支援，表明它已成為美國的一種戰略思考。在符合美國更大戰略利益的前提下，不排除美國未來會進一步減少對台灣問題及兩岸關係的干擾，甚至逐漸接納“棄台論”。畢竟，美國從來都是從自己的利益出發來思考和制訂政策的，台灣朋友對此應心知肚明。 

　　二、和平發展思想和實踐為兩岸關係帶來重大機遇 

　　胡錦濤在中共18大政治報告中指出，“和平統一最符合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實現和平統一首先要確保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首次通過政治報告的形式明確了和平發展與和平統一的關係，表明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重要思想已經定型，在當前及今後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全面貫徹和落實、深化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重要思想，是大陸對台工作的方向和目標，這無疑為兩岸關係的發展提供了重大機遇。 

　　兩岸分離60多年來，大陸對台政策經歷了武力解放、和平統一到和平發展三個重要階段，實現了重大的戰略轉換。和平統一戰略思想的提出，與改革開放大政方針息息相關，是順應和平與發展已經成為當今時代主題的國內外形勢發展的必然產物。和平統一方針提出後，在20餘年的實踐中，特別是經歷了台灣由台獨政黨和台獨政客執政的八年時期，大陸在對台獨的鬥爭和探索兩岸關係發展、努力實踐以民為本、為民眾謀福祉的過程中，對和平統一的認識逐漸深化，形成了新的重大戰略認知： 

　　和平統一的遠大目標是需要分階段分步驟來逐步實施的；在國家統一與中華復興的關係中，統一是服從並服務於復興大業的，統一是過程而非目的；和平統一不是單方面的征服，在和平統一進程中，海峽兩岸均是統一的主體，兩岸要共議統一，共同締造一個文明、民主、繁榮、富強、統一的新中國。在此進程中，兩岸必將經歷求同存異、聚同化異、漸進融合的過程；台灣的主流民意是求安定、求和平、求發展的。由此，以胡錦濤為首的中共第四代領導集體根據時代發展和主流民意要求，結合兩岸關係的現實情況，提出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重要思想，並形成一系列指導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具體政策。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政策的內涵十分豐富：在政治上，堅持“一中原則”，反對台獨，維護一個中國框架的共同認知，在此基礎上求同存異；以“九二共識”作為兩岸協商，增進兩岸互信的重要政治基礎。通過先易後難，循序漸進的方式，累積互信，逐步協商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議，構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框架。在經濟上，建立起兩岸經濟合作機制，培植和擴大共同利益，實現兩岸的共同發展和共同繁榮，讓台灣民眾分享和平發展的成果，形成命運共同體，構建共同家園，為兩岸和平統一奠定物質基礎，創造條件。在文化上，通過交流合作，以中華文化為共同基礎，建立共同的文化認同和民族認同，最終達成共同的國家認同。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思想內核是科學發展觀，其思維模式是融合性思維，其理念基石是“以民為本”。如胡錦濤闡明，為兩岸同胞謀福祉，是實現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根本歸宿。這些思想內涵，大大豐富了和平統一的具體內容，為實現和平統一找到一條全新的路徑——即走融合發展、漸進統一的道路。這條道路雖然漫長而艱苦，但總代價和成本最小，最符合兩岸民眾的利益，也最有利於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經過六年多實踐，歷史證明和平發展思想和政策的確符合兩岸關係的現實，兩岸關係在短短數年之間發展迅速，兩岸實現了全面三通，人流、物流、財流交流頻密，兩岸執政黨建立了交流合作平台，兩岸社會往來密切，已經步入大交流、大合作、大發展的全新階段。 

　　當前，兩岸關係發展進入鞏固深化階段。鞏固深化，最重要的還是鞏固和夯實兩岸關係的政治基礎。這個政治基礎，簡而言之就是對於“兩岸一中”的認同。國民黨方面，馬英九關於“一國兩區”的表述，使兩岸關係的法理地位獲得進一步強化，這是值得肯定的。而民進黨前主席謝長廷2012年10月初的登陸之旅及他關於“憲法一中”、“憲法共識”的論述，也使我們看到理性在民進黨智者思維中的閃耀。相信隨著和平發展政策的深入與擴大，會有越來越多的台灣民眾思索和認同“兩岸一中”，民進黨的大陸政策，勢必要做出適合台灣民眾和平發展要求和兩岸關係發展現實的調整。 

　　和平發展思想的提出和深入貫徹，是兩岸乃至世界政治發展史上前所未有的政治實踐，是兩岸關係的重大機遇，也是兩岸未來發展的正確方向。正如胡錦濤主席去年在APEC峰會上會見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時所言，“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道路，方向是正確的，前景是光明的。” 

　　當前兩岸關係面臨的挑戰和對策建議 

　　個人認為，當前兩岸關係發展面臨的挑戰主要在於下面三個方面： 

　　1.面對國際、兩岸關係發展大趨勢，島內主要政黨和一些社會精英未能與時共進，及時轉換思維，至今仍以冷戰思維和傳統地緣政治視角看待兩岸關係。 

　　民進黨就不用說了，其領導核心至今仍以敵對眼光看待大陸。最近中共十八大召開，民進黨主席蘇貞昌在中常會聽完中國事務部主任洪財隆針對“中共十八大政治報告”之後的反應是，“中國對台立場與態度並無改變，只是用和平修辭包裹一中框架，用詞彙修飾統一，作為台灣前途唯一選項的企圖”。如台灣學者王昆義在12月號中國評論月刊文章“蘇貞昌的盲點”中所批評的：“在他們的觀念裡，反正中共就是想併吞台灣，所以中共高層說什麼話，釋出什麼善意，最終的目的就是要吃掉台灣。這種制式性的思考與反應，其實跟蒙著眼睛看大陸沒有什麼區別。” 

　　國民黨的主流派，雖然接受了和平發展思想，但對其理念與論述未能深究，其思想深處，還是停留在只要和平，不要兩岸融合共同發展、最終走向和平統一。因此有了“親美、友日、和中”，“不統、不獨、不武”的施政指導思想。從這些施政方針上，可以看出，傳統的冷戰思維仍在主導馬政府，仍把台灣的安全寄託在冷戰框架的軍事安全同盟上，之所以遲遲不敢啟動兩岸軍事安全互信機制的談判、不敢與大陸商談和平協議，其根源也在於此，害怕失去保護傘。說到底，還是在骨子裡認同地緣政治理念。 

　　這種思維範式，也深深浸化在台灣社會精英集團的觀念和行為中。其外在表現，在政府方面，是各級官員普遍不信任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認為這是中共的權宜之計。因此，對大陸提出的發展兩岸關係的建議，普遍帶有懷疑的態度，除非是涉及經濟利益，否則一概反對（如大陸提出的共建平潭島綜合實驗區的建議，就被有關當局簡單否定）。而專責兩岸關係發展的政府主管機關，卻以兩岸關係發展的“剎車皮”自喻，有點本末倒置。在兩岸關係進入和平發展階段，該機構的作為應是兩岸關係的“粘合劑”，而絕不應是“剎車皮”。在民間，台灣媒體普遍存在安全顧慮，多從傳統地緣政治的冷戰視野看待兩岸關係，一有風吹草動就小題大做，自嚇嚇人。如日前珠海航展上，大陸軍工集團介紹一款導彈，錄影上有打擊機場和美制飛機的類似圖像，就被媒體大肆渲染，報導成“洩露攻台方案”等等。政府官員的言論及媒體記者的視角，當然會深刻影響到普通民眾，馬政府執政以來台灣社會兩岸認同的下降，也就不難理解了。 

　　2.兩岸當局有必要將自己的主要使命由維持和平（Peace-keeping）向締造和平發展（Peaceful Development-Making）方向轉變。 

　　如前所敘，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已經成為大陸的重要政策和方向，這就基本解決了兩岸的和平問題。目前，兩岸官方應該將自己工作的主要任務由維持兩岸和平向締造和平發展方向轉變，在這個過程中實現兩岸融合。 

　　和平發展為兩岸關係開闢了一條全新的道路，給兩岸關係提供了一個非常大的彈性發展空間。未來兩岸應更多地集中精力討論如何共同設計和締造一個全新的中國；如何建設和打造共同家園；如何共同探索具有中國特色、集中兩岸制度優勢的新的政治制度等等。這樣才能在共同的發展、共同的經歷中構建兩岸全新共同記憶，並由此產生兩岸的共同認同。非經如此過程，兩岸無法實現融合，也就無法達成真正的和平統一。兩岸當局，應對此深加領會，努力朝此方向轉換。 

　　3.高度重視台灣經濟轉型的問題，建議兩岸舉行高層經濟戰略對話，就台灣經濟轉型面臨的全域性、關鍵性、戰略性問題展開高層次對話、分析與對策探討，提出切實可行、雙贏的合作方案，幫助台灣建立和發展起新的支柱產業。 

　　新年到來，2012年的台灣經濟大勢底定，與年初的估計有較大差距。馬英九自2012年初勝選後，由於政績不佳，加上經濟一路走低，其民望已經跌到歷史低點，實在是慘不忍睹。 

　　何以台灣經濟會落至今天這步田地？台灣經濟究竟發生了什麼問題，值得我們大家關切。 

　　從理論的角度看，台灣今天的問題是出在經濟轉型導致的困境。發展經濟學認為，經濟發展分四個階段：生產要素導向、投資導向、創新導向和財富導向。（《國家競爭優勢》華夏出版社2002，P530-31）按照發展經濟學的標準，台灣目前正處於創新導向階段。過往20年來，台灣的新興產業主要是電子業，如記憶體、面板等。電子產業更新速度很快，需要大量投資及研發。由於台灣經濟規模較小，研發新產品的人才與投資均不足，更提不上基礎領域的研究。近年來，由於世界經濟的不景氣，全球電子業處於高度整合、重構中，如果沒有新的創意、新的拳頭產品，再知名的企業也難逃衰落的命運。2012年11月下旬，國際評級機構惠譽將日本最著名的電子公司索尼、松下的債券下調至垃圾級；而此前，日本的另一大電子公司夏普已經被2家評級機構將其債券下調為垃圾級。反觀韓國的三星電子，近年來卻一路提升，已經成為全球最著名的電子企業。 

　　台灣的電子產業過去一直是靠給國際大企業做代工而成長，難以創建自己的全球知名品牌。過去電腦業尚有宏碁、華碩等，現在逐漸失落；手機業有HTC，也在苦苦支撐。究其原因，缺乏大量投資及基礎研究能力差、創新力不足是根本原因。由於無法創新，台灣經濟發展缺乏支柱產業引領，又不像大陸還有龐大的內需市場和相對較低廉的要素成本可吃，因此，落入經濟轉型的陷阱是必然的。 

　　經濟不好，談什麼都是空氣。因此，關心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學者專家和有關人士應對此極端重視，千方百計地為台灣經濟發展和振興出主意，想辦法。現在看來，僅在台灣內部小圈子中思考和分析問題是難以跳脫出思維的局限，也難以找到發展的新思路和對策。為此，建議兩岸的有關部門——國台辦、陸委會的負責人應儘快見面會商，並成立類似中美、中歐、中俄等高層級的經濟戰略對話機制，在更高的層級、更寬廣的領域整合兩岸各方力量，牽頭探討如何破解經濟轉型難題，從兩岸和整個中華經濟發展的視角出發開展合作，對台灣的經濟發展進行“頂層設計”。我們相信，有大陸廣闊的內需市場為基礎，加上兩岸科技專家的共同努力，不難找出適合台灣經濟發展、能夠成為新的支柱產業的具體行業。如納米材料、生物科技及中醫藥業、文創產業以及電子通訊業等等。 

　　兩岸經濟合作，可以做的事情很多。一方面，希望兩岸雙方秉持合作、互信和一家人的理念，不斤斤計較，加快兩岸ECFA的後續商談和實施；另一方面，則希望盡可能地擴大發展兩岸的新興產業合作，在如何做大經濟的“蛋糕”上多思考，多努力。今天台灣經濟，發展的出路在於如何做大經濟的增量，而不是僅盯住經濟存量的分配上做文章，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思維方式和解決問題的模式。只有找到如何發展、做大經濟增量之道，才能最終解決台灣經濟轉型的問題。 

　　總之，今天的台灣，經濟就是最大的政治。經濟問題解決不了，執政黨勢必下台。在目前在野黨尚未改變台獨主張之時，這樣的政權轉換，給台灣帶來的，勢必是混亂、動盪，兩岸關係也難保和平發展。 

　　結語 

　　歷史正在考驗兩岸的領導人。我們希望台灣領導人能夠抓住歷史機遇，順應時代潮流和民心所向，以新思維和新觀念來引領台灣走和平發展、兩岸融合的道路，並在此過程中實現經濟轉型，留下一個令後人懷念的歷史評價。 

　　最後，僅以張亞中先生的箴言贈與兩岸的領導人：“一個偉大的政治家是創造和平的機會；一個稱職的政治家是掌握和平的機會，一個平凡的政治家是不放過和平的機會。錯失這三種選擇，就與‘政治家’的稱號揮手再見了”。 

　　（2012年12月出席台灣統合學會舉辦的“強化認同互信，深化和平發展”研討會論文，發表於《中國評論》月刊2013年2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