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318太陽花”學運在佔領“立法院”20餘天后，終於落幕收場了。表面看來，這場學運似乎像是一場“新公民運動”，但實際分析學運訴求和他們的言行舉止，又可以認為這是一場政治人物在幕後操控、有高度政治意圖和目標的政治鬥爭。 

　　此次學運反對的不僅是兩岸的服貿協議，更加上了反對兩岸關係正常化和反中以及反對台灣現行憲政體制的內容。學生們大都是八零、九零後的社會新鮮人，但他們卻並未表現出年青人應有的開放、前瞻和包容、雙贏的現代思想，仍停留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冷戰思維，把正常的兩岸服貿協議和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看成是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高度誇大了服貿協議的負面效應，引起全社會恐慌，為他們的乖張、嚴重違法行為披上正義的外衣。而學生領袖的背後，躲藏著的卻是綠營的某些政治人物，借助學運，他們一方面發洩對執政的馬政府的高度不滿，發洩對於兩岸經貿正常往來和兩岸關係正常化的焦慮，同時也借學運拉抬自己的聲勢，為其在民進黨內的權爭服務。 

　　從表面上看來，這場學運以學生實現反服貿主張要求、綠色政客達到自己目的、“立法院長”王金平成功打擊馬英九威望，使馬政府提早跛腳而收場，似乎是本土勢力的勝利。但實際上，卻是整個台灣社會的失敗，是全體人民的失敗。因為，如果不能完成和大陸簽署服貿協議的法律程式，服貿協議不能生效的話，將會嚴重打擊台灣經貿的正常發展，已經萎靡不振的台灣經濟將會加速邊緣化。台灣失掉的，不僅是自己發展的時間、空間、財富和聲譽，更可能失掉搶先進入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市場的機會，失掉台灣未來發展的機遇。果如此，其後果在不遠的將來就能驗證；而最先付出代價的，很可能就是今天這些霸佔“立法院”、衝擊“行政院”的學生們。

　　思維上的落差和繆誤，將會在實踐中產生嚴重的後果。今次台灣的學運，由於其主導思維的過時與悖逆，雖然表面光鮮，其內裡卻陳腐不堪，大都是陳舊的台獨主張，注定會在歷史上留下惡名。 

　　在進入本期主題討論之前說這些，是因為思想作為實踐的指南和驅動力，對於實踐中疑難問題的解決，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有了新思想和新思路指引，才能達致對於難題的合情合理開解。本期討論的是台灣的國際空間問題，這是一個自七十年代初以來一直延續至今的老問題，也是一個與時俱進，不斷變幻的新問題。按照國際法及國際社會的規則，一國只能是一個國際主體，只能由一個政府在國際上代表該國。因此，長期以來，兩岸在國際上一直存在著主權代表權之爭。自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期台灣失去在國際上代表中國的國際主體地位後，隨著中國大陸政經實力不斷上升，台灣的國際地位一落千丈，除與部分小國維持可憐的外交狀態外，台灣已經喪失與中國大陸競爭國際主權代表的能力。部分台灣人自喻“國際孤兒”，成為所謂近代台灣“三大悲情”之一，更有台灣學者認為，台灣社會的主體意識乃至台獨意識的興起與發展，與這種悲情緊密相關。 

　　上世紀七十年代正是台灣經濟起飛、成為亞洲四小龍之首的年代。經濟地位的快速上升與國際地位的滑落，形成鮮明的反差，也造成台灣民眾心理上嚴重的扭曲和壓抑。這種悲情，被台獨政客利用，成為他們凝聚民意、塑造抗爭議題並進而想要掙脫“中華民國”憲政體制，實現台獨的工具。在李登輝、陳水扁執政的十餘年間，他們不斷地利用這種台灣民意，在國際上衝擊“一個中國”，挑戰中國的主權。在零和博弈思維主導下的這種國際攻防，一方面使台灣花費了大量的錢財物去鞏固和發展“邦交”，另一方面由於註定徒勞無功而屢屢失敗，更加深了民眾對大陸的不滿與怨懟。 

　　應該看到，台灣社會對國際空間問題的敏感和期盼，已經到了超高度重視和十分情緒化的程度，這是一種長期壓抑形成集體心理失衡的外化表現。從“東京影展”事件到亞運會跆拳道事件等等可見，稍有風吹草動，即在島內掀起軒然大波。台灣的國際空間問題，已經成為橫亙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道路上不容回避的擋路石。 

　　對於台灣的國際空間問題，大陸方面多年來高度重視。由於台灣的國際空間問題是一個十分複雜的複合型問題，其中既有排它性的“中國代表權和一中主權”問題，又有可以包容、共存的非主權性國際組織與國際機構的共同參與問題。應該說，在“江八點”提出區分台灣的兩種“國際空間”：即政治主權性的“國際空間”和民間性的經濟文化空間，並表示對於台灣謀求第二種空間不持異議後，大陸對台灣國際空間問題的政策表述逐漸明晰，提出了解決台灣“國際空間”問題的兩項原則，即一個中國和須依據有關國際組織章程規定。在“胡六點”中，也專門論述了大陸方面對台灣“國際空間”問題的基本立場：“對於台灣參與國際組織活動問題，在不造成‘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的前提下，可以通過兩岸務實協商作出合情合理安排”。在具體政策上，依照“尊重現狀、個別處理、先易後難、循序漸進”的原則，處理台灣的國際空間問題。 

　　而台灣方面自2008年馬英九上台後，一改原來“烽火外交”的衝突政策，以非零和博弈的雙贏思維提出“外交休兵”的“活路外交”政策。在大陸的默許與支持下，台灣的國際空間有了很大拓展，台灣民眾外出旅遊免簽證國家達129個，台灣先後參加了WHO與WHA會議以及APEC非正式領袖會議，台灣對外雙邊關係除一非洲小國自行斷交外，也基本維持現狀。 

　　應該說，目前兩岸對於處理台灣的國際空間問題已經初步形成默契，並有了具體的指導原則。但這些與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和台灣民眾的要求還存在一定的差距。如何進一步開解台灣的國際空間，使之得到“合情合理的安排”，需要兩岸解放思想，共謀新思維： 

　　首先，台灣的國際空間問題涉及台灣的政治定位，而兩岸的政治定位，是一個動態的不斷發展過程。兩岸政治定位越明確，兩岸政治分歧解決的越快，兩岸關係發展就越順暢，台灣的國際空間也就越開闊。當前，首先要解決台灣內部對於一中架構問題的共識，確定台灣不追求台獨的目標，不利用國際空間來掩護和推行台獨。如此，則能消除大陸方面的疑慮，台灣國際空間問題可望大步進展。但目前來看，由於台灣反對勢力並未放棄台獨，短期內難以達成共識。 

　　其次，要以複合型思維區別對待台灣國際空間複雜性問題。在一個中國框架下，未來也可以根據兩岸關係的發展情況，如簽署和平協議後，可以提前就本來應是統一後實現的主權共享，開始進行制度性安排，以更加靈活，雙贏的思維和方式處理台灣的國際空間問題，實實在在為台灣民眾爭取更多的國際參與和權益。兩岸可就此展開對話協商，逐個地討論台灣的國際空間合情合理安排問題，條件成熟一個，就解決一個。在此過程中，兩岸還可逐步累積合作經驗，擴大共同發展的空間，這也是兩岸之間最重要的累積互信、增進認同的過程。 

　　如同學者指出，所謂合情合理的安排，就是符合兩岸的共同利益和願望、符合相關的國際法規和章程，以及符合現階段兩岸關係實際的發展水準。我們相信，兩岸的和平統一謀求的應是在一中框架下的兩岸雙贏而不是“誰吃掉誰”的零和結局。因此，通過合情合理安排，妥善地關照台灣的國際空間，使之享有應有的政治尊嚴與權利，才能最大限度地爭取民心，這是實現兩岸和平統一的必由之路。 

　　（原載2014年5月號《中國評論》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