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新春，剛過完春節，台灣陸委會主委王郁琦便踏上歷史性的訪陸之旅，與大陸國台辦主任張志軍在南京會晤。“張王會”吸引了全球媒體的關注，閃光燈下，兩岸專責對岸事務主管機構負責人言笑晏晏，春意濃濃，一派和平景象。 

　　“張王會”當然是兩岸關係自2008年國民黨重新執政後，兩岸步入和平發展時期的重要政治標誌。雖然王郁琦行前受到島內“立法院”及各種政治勢力的制約，提出種種苛刻要求；但王郁琦能夠成行，以事務主管負責人身份踏上大陸，卻是兩岸關係60餘年來發展的重大進步，值得稱道。 

　　在“張王會”背後，細心的觀察家可以看出，兩岸事務主管負責人會談達成建立兩岸事務主管機構常態化聯繫溝通機制等，並廣泛就雙方關心的議題交換了意見，意義重大。但達成共識的大多限於具體事務，而涉及兩岸民眾長久福祉的具體政治議題，如民眾最關心的兩岸軍事安全互信機制的商談建立等，則幾乎沒有涉及。 

　　當然，路要一步一步走，兩岸關係的發展，需要由淺入深，循序漸進。但和平發展作為兩岸最大的民意指向，為兩岸絕大多數民眾所擁護，鞏固和平，深化和平，發展和平，使之制度化，法律化，由事實和平的初級階段進入到制度和平的中高級階段，理應是兩岸當局首要考慮的當務之急。 

　　互信與認同，是兩岸關係最重要的思想基礎與政治意識觀念構建。沒有兩岸安全互動，就無法建立深厚的互信；而沒有深厚的互信，就沒有共同認同。就兩岸關係而言，由於歷史的緣故，所謂安全互動，最基礎的一步就是結束敵對狀態，建立軍事安全互信機制，為達成和平協議創造條件,實現兩岸真正持久的和平。 

　　所謂軍事安全互信機制，是國際社會在冷戰時期“歐安會”的實踐中發展而來，其核心概念，是建立信任措施（CBMs），目的在於通過機制化的互相通報、軍事交流，訊息交換，軍事專家和領導人互訪，聯合行動以及定期檢驗查證等，讓敵對雙方了解彼此戰略意圖和武裝力量的調動部署以及決策機制，以減少和消除因誤判和意外事件而引發戰爭和衝突。目前，中國大陸與周邊不少鄰國已經建立起了軍事安全互信機制。 

　　海峽兩岸的軍事安全互信機制，是在國家尚未統一的特殊情況下的一種特殊軍事安全考慮和安排，如專家所言，是兩岸間的溝通機制、約束機制和通報機制，其性質，當然不同於國際社會中普遍適用的軍事互信機制。兩岸之間的軍事安全互信機制，除一般的防止彼此軍事誤判引發意外衝突之外，還應該強化兩岸同屬一中的政治內涵，防止國家的主權分裂以及共同維護國家領土主權完整等內容。 

　　客觀地說，建立這樣的軍事安全互信機制是完全符合兩岸民眾意願和共同利益的，得到台灣大多數民眾的支持也是完全可以預期的。故國共兩黨在2005年達成的“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中，明確提出“促進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議，建構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發展的架構，包括建立軍事互信機制，避免兩岸軍事衝突。”2008年台灣大選時，馬英九也曾將建立兩岸軍事互信機制列入其競選綱領，當選後還向美國報刊投書，表示“為給兩岸持久和平奠基下堅固的基石，我們將努力建立軍事互信機制並為兩岸和平協議的協商創造有利條件。”台灣軍方並為此規劃了“兩岸軍事互信機制”建立落實的三個階段。 

　　但其後台灣方面對於貫徹落實建立兩岸軍事安全互信機制卻遲遲不見行動。2010年3月，時任“行政院長”的吳敦義在回答“立委”提問時，表示兩岸如果要進入談軍事互信的階段，首先要確保安全的前提條件，接下來是循序漸進的談。但到了七月底，吳敦義改口表示“兩岸談軍事互信時機未到”；後來台灣當局更是杳無音信，再不提建立兩岸軍事安全互信機制一事了。 

　　如此一項深得民心，可以大大改善兩岸關係，使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架構更加鞏固完善，又能為馬政府加分，且已規劃多時，成為馬政府公開宣示的一項重大政策就這麼無聲息地湮滅了，其中奧秘確實值得深思。筆者曾對此做過一些探究，歸結起來無非是： 

　　一，為應對大陸快速崛起的壓力，台灣凝聚內部力量，需要一個強大的外敵形象（有敵對之形，無敵對之實）。以激發鬥志，促進和加強內部整合。 

　　二，反對勢力的強烈反對和部分民意的抵觸。台灣綠色勢力的確對兩岸關係的發展十分抵觸，逢中必反也是事實。但一來是他們心裡清楚建立兩岸軍事互信機制對台灣有利無害，早在陳水扁執政之初就提出過種種方案，只是由於無法在政治上達成一中共識而作罷。二來是他們沒有那麼大的勢力能夠阻止這個深獲民意支持的軍事互信機制建立。台灣多個機構民調顯示，大多數民眾是擁護和支持兩岸建立軍事安全互信機制的，如果反對黨在此議題上一意孤行，必將受到台灣主流民意的唾棄。 

　　第三就是台灣軍方的反對。但事實上台灣軍方儘管為了維護自己小團體的利益，需要在兩岸之間維持一定的敵對氛圍，但軍方也深知民意所在和自己力量的有限。因此，早就做好了對兩岸軍事互信機制的具體規劃和安排。 

　　如此看來，唯一能迫使馬政府改變既定政策、絕口不再提建立兩岸軍事安全互信機制的黑手只能是來自外部勢力，能如此作為的，全球也就只能是美國了。事實上，美國在2008到2009年間，一度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持鼓勵態度，馬政府發展兩岸關係的一些政策，也得到美國的讚賞。但美國終究是以它自己的全球利益來考量它的對華及對海峽兩岸政策的，美國對於兩岸關係的發展，前提和立場是不能損害它的利益和戰略考量。因此，美國雖然支持兩岸關係改善，但不能讓兩岸逐步走向融合與統一，一句話，就是要維持兩岸不統而和的現狀。金融危機爆發後，更使美國看到中國崛起的速度與力量，它絕不願中國成為能和它平起平坐的G2，也絕不願輕易放棄在西太平洋的控制力與影響力，於是乎，重返亞洲成為美國最重要的戰略佈局。而台灣由於獨特的地緣位置，再一次成為地緣政治的關鍵點，美國絕不會輕易放棄這個絕佳的地緣政治棋子。 

　　明白乎此，也就明瞭了為何兩岸軍事安全互信機制遲遲難以開展，台灣當局對於美國的旨意向來是言聽計從，不敢說半個不字。這也是我們對當前兩岸關係表面春風和氣而實際上謹慎小心、如履薄冰的原因所在。 

　　2014乃至未來二三十年，將是東亞及南海地區風雲變幻的關鍵時刻。在這場事關中國能否實現和平崛起的國際博弈中，台灣的地位和角色尤其引人關注。我們希望台灣能夠站在中華民族一邊，在實現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上成為同路人與手足夥伴；而非站在霸權與挑釁者一邊，成為中華復興的絆腳石。 

　　何去何從？正在考問台灣執政者的良知和智慧！ 

　　（原載2014年3月號《中國評論》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