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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定位需與兩岸關係發展相契合

匆匆又是一年,不覺間,2014年悄然來臨。回顧過去的一年,兩岸關係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領域均取得較大進展,諸如兩岸達成服務貿易協議、兩岸經貿發展及人員往來再創新高等等;但最值得稱道的,是兩岸政治關係的進展。習近平總書記年內四度會見國民黨高層人士,特別是在年中會見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時,吳伯雄明確表示:“兩岸各自的法律、體制都實行一個中國原則,都用一個中國架構來定位兩岸關係”。兩岸執政當局就“一個中國框架(架構)”達成了共同認知,確認了“兩岸一中”的法理基礎,這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重大進展。接著,10月初在印尼出席APEC會議時,“習蕭會”之後,國台辦主任張志軍與“陸委會”主委王郁琦在酒店大堂互稱職銜寒暄互動,並同意建立直接聯繫,加強溝通交流,推動雙方主管機構負責人互訪等,這是兩岸主管機構成立20餘年來,其負責人首次在公開場合一起亮相互動,可謂重大突破。難怪最近在兩岸媒體舉辦的2013兩岸年度漢字評選中,海基會董事長林中森提出的“進”字會一路遙遙領先。 

  為實踐“鼓勵兩岸學術界從民間角度就解決兩岸政治問題開展對話”的倡議,從本期開始,本刊將就兩岸關係發展中面臨的主要理論問題和難題,做出分門別類的梳理討論,每期邀請兩岸各一位專家學者就一個共同的議題發表意見和建議,以紙上研討的方式,就解決兩岸政治問題進行對話。我們熱烈歡迎兩岸學界的專家學者們積極參與其中,努力為兩岸關係的發展和兩岸政治難題的破解貢獻才智和心力。我們相信,通過這樣的討論,能梳理出發展兩岸關係政治關係的難點和癥結所在,為兩岸的政治家們指點迷津,開闊思路,從而務實地推動兩岸關係的發展,為兩岸未來的政治談判開闢道路,增進共識和營造氛圍。 

  本期首先開題的是對於兩岸政治定位問題的務實探討。兩岸政治定位問題,是兩岸關係中的核心議題。如學者所言,這既是一個老話題,又是一個新話題,同時也是一個最複雜敏感的議題。由於它關係到兩岸的核心問題和終極走向,因此,兩岸的學者們對此用心最多,提出的各種模式及理論也最多。遠的不提,近一二十年來,兩岸學者對此比較有代表性的理論和觀點有:台灣張亞中的“一中三憲”、“整個中國”等模式,包宗和的“一中共表”的論點,楊開煌的“內外有別”的觀點以及魏鏞的“民族內共同體”論等;大陸有劉國深的“球體理論”,王振民“台灣是憲政實體”的觀點,黃嘉樹“1+X<2”論述,李家泉的“一個主權、兩個治權”論、嚴安林的“一中兩體”論等等。應該說,所有這些觀點和模式,都極大地發展和豐富了兩岸關係的理論探討,直接推動了兩岸關係的進步與和平發展。 

  兩岸關係的發展,是一個動態的前進過程,兩岸的政治定位,也是一個動態的表述和不斷發展的過程。如學者們所分析的,兩岸政治定位問題,從其主體看,又分為靜態的法律定位和動態的政治定位兩部分。從法律定位的歷史延續看,兩岸同屬一中不僅是客觀事實存在,更是兩岸現行法律所規定的。不論是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還是從中國大陸遷延到台灣的“中華民國憲法”,都確認海峽兩岸的主權、領土、政權、人民均屬於一個中國。這是不會變化的,所以說是一種“靜態”定位。儘管台灣方面曾有部分政治人物和政黨意圖改變這個定位,但無論是國際社會還是海峽兩岸,反對的力量大到足以使他們不敢輕舉妄動,因此胎死腹中,終未得逞。 

  兩岸的政治定位,則由於兩岸關係的變化而在不斷調整表述。從兩岸分離65年的歷史看,早期是“匪來匪去”,互不承認,完全對立,有你無我。後來則漸進務實到互稱對方為“當局”,這是中性的稱呼,這個稱呼一直延續至今,尚未有什麼改變。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時期,為因應兩岸適時開展政治談判的需要,兩岸學者和官方在相互定位時,又在一個中國框架(架構)下,確認兩岸是“一國兩地區”,在主權一體下,預設了對方的地區治權。這是一個大進步,由於這個定位涉及兩岸公務部門和公權力的互動,對於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與兩岸民眾的密切往來,無疑是十分有益的。 

  兩岸的政治定位,涉及到非常複雜的兩岸政治經濟社會體制狀況以及國際關係的博弈,這當然不是簡單的理論模型可以解決的。由於兩岸政治關係是一個不斷變化的發展過程,兩岸的政治定位也應該於此相契合,是一個動態的表述過程。從上述分析可見,兩岸的政治定位隨兩岸關係發展在不斷調整,越來越務實,這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標誌。但任何奢望一步到位,先確認了兩岸的政治定位後再行開展政治談判的想法,都是不符合兩岸的政治現實和主客觀因素的。 

  對於兩岸的政治定位問題,應該實事求是地思索和展開探討,尋找出解決問題的思路和方法。有大陸學者提出,大陸和台灣之間當前政治關係的實質是一國內部的政治對立關係,大陸和台灣的政治關係定位應以結束這種政治對立關係為標準,應該按照“議題化”和“階段化”的方法去處理兩岸政治定位問題。所謂“議題化”,就是將兩岸在國家尚未統一情況下的政治關係,作為兩岸之間的一項議題,展開務實探討,進而通過相互之間的談判、協商以及妥協、折中,形成大陸和台灣能共同接受的政治關係定位模式。這種將政治關係定位議題化的主張,符合兩岸關係的現狀。而“階段化”是指大陸和台灣可以採取分階段、分步驟的方式,根據兩岸關係發展狀況,在不同階段確定不同的政治關係定位,使政治關係定位始終與兩岸關係發展狀況相適應。 

  大陸學者的上述提議和表述,無疑是符合兩岸關係的實際情況的,其“議題化”和“階段化”的想法,也是實事求是、理論創新的產物,對於兩岸政治關係的發展,兩岸政治難題的解決,有著鮮明的理論指導意義和政策建言意義。對此,應當大力鼓勵和提倡。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著眼長遠,兩岸長期存在的政治分歧問題終歸要逐步解決,總不能將這些問題一代一代傳下去。”兩岸的政治家和學者們應該共同努力,在和平發展的過程中,不斷推進兩岸政治定位問題的務實解決,使之既符合兩岸關係的實際情況,求取最大的政治公約數;又能促進兩岸關係朝著一個中國、漸進融合、逐步統一的目標邁進,實現民族復興! 

  (原載2014年1月號《中國評論》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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