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與一些長期從事兩岸關係報導與理論建構的記者、學者們聊天時，大家提及一個現象：近年來，大陸學者在出席各種兩岸關係研討會時，提出的論述多具有新思維，不但富有創新性，且包容性強，邏輯嚴密，往往有令人耳目一新的觀點與見解。在各種研討會上，基本把握了兩岸關係理論建構的話語權。 

　　老友們的一席話，引發筆者的深思：的確，筆者從事兩岸關係二十多年來，參加過眾多兩岸關係研討會。猶記得早年的兩岸關係研討會上，台灣學者們侃侃而談，大陸學者大多只有“鬥爭”之功，而無提出新論述、新思想之力。而現在的兩岸關係研討會上，台灣方面除體制外的學者們還能提出一些新思維、新論述外，體制內的學者幾乎在兩岸關係理論創新與論述方面失聲；而反對黨方面的學者們更是只剩下用宣傳性語言表述既定政策的能力了。 

　　這樣的變化究竟從何時開始發生？很難準確劃線，大約是從“江八點”提出之後，以最近五年為甚，到今天已然成型。這一路發展演變，猶如涓涓細流逐漸融匯成波濤洶湧的長江大川，十餘年間，發生了巨大轉變。 

　　這樣的變化後面意味著什麼？她對兩岸關係發展有何影響？筆者個人認為，這後面除了反映兩岸在兩岸關係發展理論上的創新差異之外，還反映了兩岸不同的經濟社會發展成果以及由此帶來的自信和國際社會對兩岸的評判。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台灣宣佈結束“動員戡亂”，成立“陸委會”，組建“海峽交流基金會”，建立“國統會”，提出“國家統一綱領”，明確了“一個中國”下的兩岸關係定位和未來發展遠景。當時正值台灣經濟發展的高峰，“台灣錢掩腳目”；加上“蘇東”解體，台灣的民主化轉型得到國際社會高度評價，台灣學者們心高氣傲，對兩岸的未來心存“逐鹿中原”的自信；“一個中國”自然不是問題，遂有“國統綱領”的“近程”、“中程”、“遠端”的設計。平心而論，“國統綱領”確有新思維及值得稱道之處，如其“原則”的第一條：“大陸與台灣均是中國的領土，促成國家的統一，應是中國人共同的責任。”就屬擲地有聲、千古不易之準則；大陸的“一中原則”後來也吸收了這個表述，豐富和發展了統一論述。正是這種創新和富於包容性及彈性的論述，使當年的台灣學者們思維活躍，論述縝密，新觀點、新論述不斷提出，搶佔了兩岸關係的話語權。 

　　而當年的大陸學者，除了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論述外，對“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的“一個中國”原則表述，不敢越雷池半步，深怕稍一放鬆就會在國際上動搖“一中原則”的根基，造成“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這種思維的固化，極大地約束了學者們理論探討和創新的想像力與發揮的空間。 

　　“窮則思變”，理論創新也是如此，特別是在實踐性極強的兩岸關係理論的創新上。九十年代中期以後台獨分裂勢力的不斷膨脹發展，台灣反台獨、反分裂情勢的不斷惡化，呼喚著兩岸關係的理論創新。“理直氣壯”，“以理服人”才能爭取人心，才能遏制台獨勢力發展。 

　　究竟如何發展和豐富“一中原則”，並解決其針對不同對象（如對國際社會和兩岸關係）的不同表述，使之更富於包容性，更能體現祖國大陸的善意和誠意，更符合兩岸關係的實際情況，為兩岸關係拓展出更大的發展空間，大陸的有關領導及各個方面都對此作出了深刻的反省與思考。1997年11月，海協會長汪道涵在會見台灣客人時，指出按鄧小平講話：“既然在一個中國原則下，只要雙方坐下來，什麼都可以談，包括國號、國歌、國旗在內，都可以談，甚至於統一之後，也可以不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名號，可以用雙方同意的國號。”因此，“一個中國並不等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也不等於‘中華民國’，而是兩岸同胞共同締造統一的中國；一個中國，應是一個尚未統一的中國，共同邁向統一的中國。”1998年10月14日，汪老與辜老在上海和平飯店舉行第二次汪辜會晤時，又提出八十六字箴言的“一中新解”：“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目前尚未統一。雙方應共同努力，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平等協商，共議統一。一個國家的主權與領土是不可分割的，台灣的政治地位應該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進行討論。”汪老的這些講話，開啟了豐富和發展“一個中國”內涵之門，大陸學界也開始了對於如何擴大“一中”內涵和探求兩岸雙方皆可接受的最大政治“公約數”的理論探討與創新。 

　　這些理論創新的成果進一步發展和深化了“一中原則”。2000年8月24日，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在會見台灣《聯合報》系訪問團時，指出：“就兩岸關係而言，我們主張的一個中國原則是：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祖國大陸和台灣同屬於一個中國，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容分割。”錢其琛的表述，在2002年中共十六大政治報告中得到確認，此即延續至今、寫入2005年通過的“反分裂國家法”的“一中新三句”。“新三句”的最大特點是與台灣“國統綱領”原則相契合，即“兩岸一中”。這就使“一中原則”極大地貼近了兩岸關係的現實，也給了兩岸關係更大的發展空間，使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有了深厚的理論基礎。 

　　理論源於實踐，又指導實踐並在實踐中得到再次檢驗。從“一中原則”的理論創新過程中，我們清晰地看到中共領導人和各界人士、專家學者是如何把握這個辯證邏輯的。實踐無終止，兩岸關係的發展無終止，理論創新也無終止。2008年12月，“胡六點”提出“兩岸在事關維護一個中國框架這一原則問題上形成共同認知和一致立場，就有了構築政治互信的基石，什麼事情都好商量。”首度提出“一個中國框架”的概念。2012年7月，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在“第八屆兩岸經貿文化論壇”上，對一個中國框架作出具體闡釋，指出“一個中國框架的核心是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國家，兩岸關係不是國與國的關係。兩岸從各自現行規定出發，確認這一客觀事實，形成共同認知，就確立、維護和鞏固了一個中國框架。” 

　　從“一中新三句”到“一中框架”，我們看到，這是大陸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理論上的又一重大創新。一中框架，是一個更加開放、更加包容的框架；是一個能夠破解兩岸政治定位難題、求取兩岸最大政治公約數的框架。我們相信，隨著時間推移和兩岸各界人士的不斷努力，兩岸之間終將以此為基準，“探討國家尚未統一特殊情況下的兩岸政治關係，作出合情合理安排”，展開政治對話，開創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新前景。 

　　（原載2013年2月號《中國評論》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