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0日，大陸國防部發言人在記者招待會上一次例行發言引發島內輿論震盪。發言人的談話其實很普通，也是大陸一貫的主張和立場，但經島內媒體扭曲解讀，則成為大陸對於“撤飛彈”的表態。“飛彈”這個敏感字眼長期以來經島內不同政治勢力操弄，已經成為政治圖騰，引起各方強烈反應也屬正常。不過如此假議題能真發酵，卻表明兩岸之間政治、軍事安全互信的薄弱與不足。 

　　政治互信是不同政治團體、政治勢力之間交往的基礎和出發點。沒有基本的政治互信，雙方不可能達成合作，永遠處於猜疑和不確定狀態。所以，建立政治互信歷來是政治團體、政治勢力之間尋求和平、合作、雙贏的首要政治目標。 

　　在長期敵對的政治勢力之間，政治互信的產生和建立無疑是一項艱巨的任務。海峽兩岸恰好是這樣的狀況：國共兩黨當年在大陸相互敵對、有我無你的零和博弈多年後，又將這種博弈帶入台灣海峽，迄今已經超過60年。這60年中，大陸方面在30年前已經宣佈放棄武力解決、改採和平統一的政策；台灣方面雖然在九十年代初宣告廢棄“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但仍視大陸為敵方；直至2008年國民黨重新上台後，兩岸才開始進入真正的和平、和解階段，步入和平發展期。儘管如此，執政當局內部仍有不少人對大陸政治心結未除，心存疑慮；在軍事安全政策上仍視大陸為對手，甚至願意繼續充當地緣政治時期外國勢力圍堵中國的馬前卒；而島內的其他政治勢力依然以大陸為敵，造成整個社會輿論氛圍仍彌漫著冷戰遺緒，普羅大眾敵友莫辨，在國家認同等大是大非問題上思想混亂，遊移飄忽，“反中、恐共”仍大有市場。 

　　正因為如此，早在國民黨再次奪得執政權後，2008年4月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在會見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時，就兩岸關係提出16字方針，把“建立互信”放在首位。而馬英九在次年7月也提出兩岸關係16字箴言，“建立互信”排列其中第二位。由此觀之，兩岸最高領導人對建立互信有著高度一致的認識。 

　　建立政治互信，是兩岸關係發展的基礎和有利條件。兩岸政治互信的建立和取得，須在兩岸關係的發展過程中累積增進，需要時間和共同經歷來營造和檢驗。最近2年多來，兩岸關係在雙方的大力推動下，取得了一連串豐碩成果：兩岸兩會達成14項協議和2項共識，實現了兩岸大三通和經濟、金融的整體框架合作，在文化、教育等領域也開展一系列合作；甚至在最為敏感的外交領域，兩岸也實現“外交休兵”，大陸並協助台灣參與了世界衛生組織等重要國際機構的活動。可以說，兩岸初步實現了共同發展。 

　　最近，胡錦濤總書記在會見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時，指出兩岸雙方增進在共同政治基礎上的互信，對下一步兩黨和兩岸關係發展至為重要，他真誠希望兩黨“增進互信，求同化異”；而吳伯雄則向胡錦濤轉達了國民黨主席馬英九托傳的十六字信息“正視現實、累積互信、求同存異、續創雙贏”。“增進互信”和“累積互信”的意思一樣，都表明雙方認同2年來的“建立互信”已經取得成果，但需要進一步增進和累積，才能“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創造更有利的條件”。

　　（原載2010年9月號《中國評論》月刊）

　　後ECFA時代兩岸關係如何穩步前行

　　6月29日，大陸海協會長陳雲林與台灣海基會董事長江丙坤代表海峽兩岸正式簽署了“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隨著ECFA的簽署，兩岸經濟合作委員會也將誕生，兩岸經濟的制度性合作機制已經確立，這是馬英九敢於大聲宣告將為台灣開啟“黃金十年”的底氣與最大保障之所在，也是兩岸邁向全面合作、建立命運共同體打下的重要支柱。 

　　ECFA的誕生，是兩岸60年來首次戰略合作之產物。正如學者所言，ECFA不僅僅是兩岸之間的經濟合作協議，更是牽動東亞乃至世界經濟體系調整的一件大事。根據新經濟地理理論的“集聚效應”學說，當大中華經濟圈成形後，周邊週邊的經濟體將隨之調整，形成一個非常大的集聚效應。這種集聚效應的出現，將極大地促進世界經濟的發展，成為全球經濟活動的一個新中心，其意義遠遠大於兩岸之間的經濟合作，其內容也遠遠超過了兩岸相互“讓利”，互利互補的格局。具有這樣的影響和意義之合作，堪稱“戰略合作”。 

　　ECFA的效應，顯然不僅局限在經濟範疇，她對於兩岸關係的發展和影響是巨大的。難怪ECFA甫一簽署，立即成為全球主要媒體的重大新聞和輿論焦點；包括WTO、美國、歐盟、日本在內的世界主要經濟組織與國家等紛紛給予好評。在眾多的評論中，突出地表示這是“歷史性的成就，也是兩岸的政治勝利”；顯示了兩岸經濟合作機制的建立，有力地促進了台海地區以及整個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繁榮，是對世界和平與發展的重大貢獻。 

　　後ECFA時代，兩岸關係如何進一步發展？有學者提出，既然“先經”的目標已經達成，是否可以進入“後政”的階段了？我們認為，目前還不宜立即進入兩岸政治談判階段。理由是： 

　　其一，兩岸步入和平發展階段僅僅兩年，和平發展還在耕耘播種期，距離收穫還需一段時期，兩岸民眾、特別是島內民眾現在僅是享受和平、和諧的環境，還沒來得及充分品嘗和分享和平發展的果實。由於李、扁十餘年的惡性執政，造成台灣普羅大眾的實際收入持續下跌，失業率高企不下，民眾痛苦指數不斷攀升。而馬政府上台後，碰上百年不遇的全球金融危機，對出口導向型的台灣經濟造成重大影響；加之執政後的一些缺失，有違民眾的期望；再次是ECFA的意義與作用沒有向民眾講透，深怕與大陸合作會被“染紅”，結果被反對黨扣上“圖利大財團，罔顧基層民眾”的帽子，百口難辯，唯有默默耕耘，等待經濟收穫期的到來，讓事實戳穿謊言。而這一切均需時間。 

　　其二，對於大陸提出的和平發展政策，大多數台灣民眾包括相當部分的政府官員、社會精英等還在觀望中。畢竟兩岸分離、敵對、衝突超過60年，在冷戰的大環境下，長期以來相互詆毀、抨擊造成的意識形態桎梏與觀念的堅冰是難以一下子打破和溶解的。加之台灣地小體薄，總體實力遠遠比不上大陸，因此，時時警惕是否會被大陸吞併；且無論是執政黨或反對黨均對大陸提出的“一國兩制”政策不理解、不信任，並將之“汙名化”，造成大多數台灣民眾對大陸心存疑慮，認同下降，普遍存在恐共、懼中心理；而這種觀念和心態，又成為反對勢力煽動仇中、反中，只要與大陸合作就是“賣台”的溫床之所在。因此，需要時間來逐步累積互信，化解敵對意識，打消他們對和平發展政策是否權益之計的疑慮。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兩岸學界及政策部門尚未就政治談判做好理論與思想、政策上的準備。眾所周知，目前兩岸合作最重要的政治基礎是立足於“九二共識”。“九二共識”的核心是所謂“一個中國，各自表述”，這個“一中各表”雖然目前尚可維繫兩岸現狀，但遠遠不能滿足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需要，不能滿足兩岸民眾對未來共議統一、共享繁榮、攜手復興的願景和期望；且存在著很大的隱患——由於缺乏共同認同和“兩岸一中”願景，致使台灣在台獨政客十餘年統治操弄下，民眾的國族認同已經發生重大分裂，所謂的台灣認同已經遠遠超過中國認同，“台灣至上、台灣優先”已成政治圖騰，任何政治勢力均不敢輕易擢其鋒芒。這也是馬政府上台兩年多來至今未能提出自己明晰的兩岸論述的最主要原因。而這猶如埋下一顆政治定時炸彈，如果不能消除這種認同危機隱患，台灣仍有分裂勢力上台的可能，仍有在台獨政客煽動下打破族群和諧、製造社會動盪、破壞兩岸和平的可能。 

　　因此，當前擺在兩岸學界和政策部門面前的首要任務，是共同構建順應時代潮流的新兩岸論述，這個新論述應該能夠滿足“一中共表”的要求。唯有“一中共表”，方能建立起共同認同，方能使兩岸真正成為血脈相連的“命運共同體”，方能取得兩岸論述的話語權，形成合力，化解包括反對勢力在內的大多數台灣民眾的疑慮，為兩岸未來的政治談判奠定基礎。在這個過程中，兩岸學界和政策部門應廣泛聽取朝野各界的意見及對方意見，通過理性思辨，反復溝通探討，相互說服妥協，求取最大的公約數，達成“一中共表”的新論述。這樣也就避免了因準備不足，倉促上陣而造成的兩岸談判衝突及與之帶來的政治危機。也唯如此，兩岸才能通過談判的方式取得共識，達成和平協議，為民眾造福。 

　　當台灣民眾普遍享受到和平發展成果，化解敵對意識，民意多數認同和平發展政策，以及兩岸學界和政策部門初步達成“一中共表”的新論述後，兩岸的政治談判時機就已成熟，簽署和平協議以及實現高層互訪，指日可待，可謂“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原載2010年8月號《中國評論》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