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重新執政一年多來，兩岸關係發展很快。陳江四度會談，簽署了12項協定以及金融MOU；大三通的全面實現，使得兩岸之間各項交流交往日益密切，經貿合作以及ECFA協定談判已經開展、文化交流紅紅火火，台灣的著名景點及旅遊飯店人頭湧湧，空氣中傳導著來自神州大地的南腔北調。 

　　但在這樣熱絡的表層之下，研究兩岸關係的學者卻感到一絲隱隱不安和微微寒意：執政當局刻意淡化一個中國，不斷宣揚所謂台灣主體意識，使原本不是問題的“一個中國”在台灣政壇成為政治禁忌，“統一”則遭到遮蔽或妖魔化；而“台獨”的呼喊聲反倒不絕於耳，當局視之為“言論自由”而聽之任之。更有甚者，據台灣媒體披露，一向保守、效忠“中華民國”的台軍方最近要求一家供應軍隊罐頭食品的產商退貨，理由是罐頭標籤原產地印為“TAIWAN CHINA”。這樣的事情竟然發生在國民黨再度執政一年多之後，就不免令人感慨與唏噓了。其結果，是造成泛藍內部人心渙散，方向迷茫，根基鬆動，間接導致了去年底以來的縣市長選舉和“立委”補選的失利。 

　　其實早在去年中，就有不少學者質疑為何政黨輪替之後，台灣民意調查的結果卻顯示有更多台灣民眾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其原因有李登輝加上民進黨長達十餘年的執政，系統地“去中國化”以及推行所謂“本土化”，強調“主體意識”，構建新國族認同等。但更重要的，是重新上台的國民黨當權者在“一個中國”問題上不敢突破李登輝的桎梏——放棄“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國家認同，而代之以“台澎金馬”為其限縮的主權範圍。致使兩岸政策含糊不清，方向不明。故維持現狀，偏安一隅，在執政當局的大力宣傳推動下，成為當前島內的最大共識。 

　　應該說，國民黨放棄“反攻大陸”的主張是順應時代潮流和正視現實的。但由此放棄中國認同，卻無異於“潑洗澡水把孩子一起潑掉”，是政策上的最大失誤。早在九十年代中後期，李登輝改變國民黨的兩岸政策，推出所謂“兩國論”時，就遭到國民黨內眾多有識之士的嚴厲批評，最後被灰溜溜地掃地出門。2005年春，時任國民黨主席的連戰先生衝破重重阻力，與中共總書記胡錦濤達成了“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提出：“共同謀求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發展的機會，互信互助，再造和平雙贏的新局面，為中華民族實現光明燦爛的願景。”明確表示了國民黨對共同實現中華民族復興所承擔的責任以及對發展兩岸關係的態度和主張。也由此，鼓舞了島內泛藍人士的軍心和士氣，團結了大多數希望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民眾，終於一舉奪回失去8年之久的政權。 

　　但國民黨重新執政後，台灣民眾在涉及兩岸關係最核心的認同問題上，卻出現了倒退，這是值得密切重視的。“認同”是一個複雜的政治學概念，包含多種屬性。在字面的贊成、親近、歸屬、一致的意思後面，作為國家、族權的認同，是構成一個民族國家最根本的理念核心。認同是國家和族群的凝合劑，是內化的理念和信仰，也是社會互信的基礎。如果缺少認同，家庭都會瓦解，國家也將分崩離析。因此，學者將它稱之為兩岸關係的核心是有著深刻意義的。 

　　人類的政治認同是社會化產物。在社會化進程中，由於歷史文化及血緣傳統的共同作用，族群和人群產生共同認同，由此構成國家和民族的核心認知。中華民族是一個非常注重國家身份認同的民族。炎黃子孫，不論飄零何處，無不思念自己的家鄉，無不以“中國人”作為自己內心深處最核心的身份認同。香港著名詞作家黃霑的一曲“河山只在我夢縈，祖國已多年未親近，可是不管怎樣也改變不了，我的中國心。”正是這種認同最好的寫照。 

　　由於兩岸具有共同的歷史文化傳承，加之親緣、血緣、文緣、地緣等關係，同為中國人的共同認同長期以來一直是兩岸最大的共性。即使在今天，由於島內政治環境等種種原因，許多人因為政治壓力不敢公開講出自己的主張，但其內心深處卻依然有著強烈的“中國認同”。這種認同如同埋在地下的種子，當春雷驚蟄，溫度、濕度等發生變化時，就會破土萌芽而出。因此，兩岸的執政當局及各界人士，需要為兩岸關係及島內的政治氣候變化創造條件，催生更多人心中對於共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共建一個統一、富強、文明、民主、繁榮的偉大祖國的共同認同。 

　　正如台灣學者所言，“沒有參與就沒有認同。”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初級階段，培育兩岸共同認同，最重要的途徑是讓兩岸民眾參與到兩岸的共同事務實踐中。如台灣的張亞中教授及大陸的劉國深教授所建言的，兩岸應成立涉及民事、民生的共同委員會，協商處理當前兩岸民眾迫切需要解決的各種具體事務。在這些具體事務的處理過程與交流交往的合作中，積累共識，建立互信；同時構建出各個方面、各個領域的命運共同體，豐富、發展、擴大和平發展框架的內涵與支柱，並由此培育、壯大兩岸的共同利益與共同認同，夯實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基礎，為未來兩岸的政治談判做好物質基礎、思想理念以及輿論氛圍和擁有強大主流民意支持的準備！ 

　　（原載2010年3月號《中國評論》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