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是中國貿易史上值得紀念的日子：中國對外貿易總額首度超過萬億美圓，達一萬一千五百四十七億美圓，成為世界第三貿易大國；而改革開放之初的一九七八年，中國的外貿總額僅二百零六億美圓。短短二十六年，中國的貿易總額翻了五十六倍，創造了世界奇跡。 

　　全球第三貿易大國地位的取得，可謂來之不易。在改革開放路線的指導下，全體國人一心一意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借助世界產業轉移升級調整的大趨勢，中國有力地發揮了自己在勞動力、土地、自然資源等方面的比較優勢，使傳統的農業社會成功轉型為新興工業社會，中國也贏得了“世界工廠”的美譽。當然，任何榮譽的取得都是需要付出代價的：在高速發展的後面，隱含了由於經濟與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及管理水準的滯後，造成環境污染、自然資源高損耗及損害勞動力安全等代價。更值得指出的是，由於重商主義氾濫和無序競爭，使得中國貿易的比較收益持續下降，“增產不增收”。 

　　與此同時，中國的國際貿易環境也在逐步發生變化，迅速增長的對外貿易開始頻頻遭受國外反傾銷、非關稅壁壘等貿易保障措施的狙擊。據統計，目前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反傾銷和貿易保障措施的最大受害國，中國七成以上的出口企業和近四成的產品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非關稅壁壘的影響，涉及金額達數百億美圓。西班牙“燒鞋”事件、一些拉美國家對中國產品徵收高額關稅和歐美紡織品配額糾紛等種種跡象，顯示中國已經進入貿易摩擦高峰期。 

　　頻發的貿易摩擦一方面表明中國已經全面融入國際經濟體系的事實，另一方面提醒政府應當制定更加富有彈性的貿易策略。中國目前的生產力和技術發展水準還談不上放棄比較優勢、開展競爭優勢的程度，但政策制訂者應該考慮加大政策優惠力度，有意識地引導企業通過技術創新，促進產品的不斷更新換代，在品牌的建立、市場行銷等方面加速改善；同時，優化產品結構和貿易結構，改變以往粗放型的外貿增長方式，實現貿易增長模式由“規模導向型”向“效益導向型”轉變。 

　　在經濟全球化時代，各國之間經濟往來更加密切，相互依賴加深，由此導致的糾紛也會不斷增多，貿易摩擦的常態化是必然現象。貿易摩擦不但對出口企業提出挑戰，更對政府管理部門提出新要求。中國的當務之急是需要建立一整套規範有效的貿易摩擦和糾紛解決機制，使得政府、行業協會、企業能夠協調一致，就可能發生的摩擦和糾紛從預警防範到協商談判、法律應對等環節形成一套保障機制，並積極爭取參加新的國際貿易規則的起草制定，從制度源頭上掌握主動權，以最大限度地減少貿易爭端給中國帶來的損失。

　　（原載2005年10月號《中國評論》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