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0月23日，第23屆東京影展發生因不滿主辦方違反慣例介紹台灣，致使中國大陸電影代表團退出電影節的事件。事後，日本方面向中國大陸表示道歉，但此事卻在台灣島內引起了強烈反響。在選舉壓力等諸多因素的主導下，藍、綠陣營及媒體空前一致，炒作“被大陸打壓”，煽動台灣悲情及本土意識氛圍。所幸兩岸有關當局頭腦冷靜，以大局為重，未讓事件擴大發酵。但該事件不可避免地給正在加速和平發展的兩岸關係造成陰影和阻礙；同時，也令人警醒到兩岸關係的錯綜複雜性以及固有結構性矛盾的深刻性。 

　　東京影展事件決非個別事件這樣簡單。其背後，凸顯的是近20年來台灣對所謂“國際地位”和“國際生存空間”的追求與躁動。事實上，自九十年代中後期以來，兩岸在此問題上爭拗不斷，類似的相關事件也多有發生。在島內別有用心的政治人物和政治勢力的操縱下，這種爭拗與衝突很容易成為煽動民粹情緒的導火索，成為台獨勢力的“動員令”與“被打壓”的悲情題材。 

　　究其根本，就是經濟上逐漸富裕起來的台灣民眾在獲得政治民主後，自信心高度膨脹，強烈追求自身的國際地位和政治身份所致。而這，又涉及由於內戰等歷史原因造成的兩岸分離分隔和政治對峙，以及兩岸在國際舞台上代表權博弈等複雜因素。大多數台灣民眾難以理解或者說無法全面了解這種錯綜複雜的兩岸及國際政治博弈的內涵，在政客及政治勢力的煽動下，簡單地認為既然舊政體無法突破現有的國際政治體系，無法使台灣得到所謂“主權地位”；不如另起爐灶，以“台灣”的“主體新衣”來破解國際政治難題。這也是進入新世紀後，台獨勢力能夠上台執政以及近年來台灣主體意識在島內不斷高漲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兩岸與國際政治的複雜關係及其內涵決非台灣的政客和政治勢力表述的那麼簡單。即使在台獨勢力當政期間，欲以“台灣”作為新的政治主體擠入國際社會的企圖，經多番嘗試，最終還是無法得逞，只能碰得頭破血流，落得國際社會“麻煩製造者”的惡名。陳水扁的名言“台獨是自欺欺人，做不到就是做不到！”就是最好的歷史表證。 

　　事實證明，台灣作為中國的一部分，是得到國際社會廣泛認可和堅定擁護的。台灣欲獨立，其結果只能是破壞現有的國際格局，在亞太地區製造動亂和戰端，這無疑是與和平發展的國際潮流背道而馳的，也是絕無可能實現的。 

　　但與此同時，大陸方面也應該考慮和照顧台灣民眾對於國際空間的合情理的要求。在台灣政局發生逆轉，支持和平發展的泛藍勢力上台後，大陸方面很快就以最高領導人發表綱領性文獻的方式予以回應。在“胡六點”中，就此列出專條，指出：“我們了解台灣同胞對參與國際活動問題的感受，重視解決與之相關的問題。”並就具體做法表示，“對於台灣同外國開展民間性經濟文化往來的前景，可以視需要進一步協商。對於台灣參與國際組織活動問題，在不造成“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的前提下，可以通過兩岸務實協商作出合情合理安排。” 

　　正是在這樣的方針指導下，台灣實現了以觀察員身份參加世界衛生會議（WHA）的夙願，兩岸也達成“外交休兵”的默契。這些無疑都有利於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也是兩岸民眾所樂見的。 

　　但由於兩岸之間的政治問題懸而未決，結構性矛盾勢將長期存在，涉外領域將是最容易體現這種矛盾和衝突的場所。對此，兩岸有關方面均應以和平發展大局為重，體認、照顧對方的核心關切，不做、不說或少做、少說可能傷及對方的言行，妥善處理摩擦和糾紛，以“避免不必要的內耗”，“增進中華民族整體利益”。為此，特提出如下建議： 

　　1.雙方均應加強宣導教育，使民眾和各級公務人員了解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大局的重要性，自覺維護來之不易的和平發展局面。在未來兩岸政治談判未達成之前，求同存異，相互忍讓，不要故意衝撞已有的兩岸默契及國際慣例。 

　　2.儘快建立兩岸之間的“危機控制機制”，將各種可能傷及兩岸關係的突發事件管控起來，第一時間做出反應，滅危機於火苗階段，不讓其蔓延、發酵。 

　　3.在兩岸關係的發展還未達到解決政治議題的階段，一方面努力創造條件，一方面應主動著手準備，未雨綢繆。具體而言，即是兩岸學界先展開理性探討，從理論上構建和平發展以及未來過渡至和平統一的框架。這個過程，既是廣泛聽取意見，思想交流、交鋒、交集的過程；也是引導輿論，說服、爭取、凝聚民意的過程。 

　　堅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大局不動搖，是兩岸之間最大的政治，也是兩岸民眾和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兩岸執政當局需時刻警惕，切莫掉以輕心！ 

　　（原載2010年12月號《中國評論》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