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英九上台滿一年了，經濟問題始終是困擾他的最主要問題。“517”民進黨發動的大遊行，也是借由“呷飽沒”為主要訴求口號。由此觀之，台灣的經濟問題已經遠遠超越了它自身的範疇，成為任何政黨及政治人物都不可忽視的頭等重大問題。 

　　台灣經濟曾有過一段輝煌的歷史：自六十年代以來，以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的出口加工業為導向，實現經濟騰飛。據統計，從70年至95年，短短25年間，台灣人均GDP由364美圓飆升至11868美圓，成為亞洲四小龍之首。然而，經濟飛速發展，也使得台灣的勞工、土地、環境等要素成本不斷攀升，台灣被迫走產業升級，轉型換代以及發展服務業的後工業化之路。由此，步入經濟轉型期。此後的十餘年間，台灣經濟徘徊不前，人均GDP始終在一萬多美圓來回遊蕩，在四小龍中排名不斷倒退，成為“龍尾”。 

　　經濟轉型，對於任何經濟體而言均是一個痛苦的過程，台灣也不例外。只是這個轉型期拖得太長，至今仍在黑暗中摸索。台灣的經濟學者們不可謂不多，也不可謂不專精，但何以未能為全社會指明方向，加速經濟轉型呢？其實，經濟轉型無非是逐漸去加工業化，代之以創新產業與高附加值的服務業。對此，台灣學者們是爛熟於心，也提出了不少堪稱遠見卓識的意見和建議，但不幸的是大都未能落實，更多的是出於政治原因被否定了。 

　　細心人士注意到，台灣的經濟轉型期，也恰好就是台灣政治改革、民主化的高潮期。民主化當然是好事，問題在於檢驗民主化成功與否的標準是以有利於促進生產力發展、大幅提高民眾的物質與精神文明生活水準；還是僅以形式上的選票政治為標誌？如果僅是後者，則未受民主化之利，反受其弊。台灣在經濟轉型期由於政治環境丕變，“本土化”、“台灣優先”等政治口號越唱越高，嚴重干擾了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歸結起來，重點有這麼幾條： 

　　1.由於政治惡鬥，政客們攫取權力後，一方面肆意煽動民粹，挑起族群對立，使社會氣氛惡化，令投資者卻步；另一方面用政治手段干擾島內正常的治理系統，導致政經體系嚴重失序，文官體制被破壞，貪腐自上而下，漫延、滲透至社會各個角落，經濟活動“黑色化”，部分企業家們的用心不在產品創新、產業提升上，而在於蠅營狗苟，靠拉關係，巴結權貴以獲得暴利。“前總統”陳水扁的系列弊案就是最典型的例證。 

　　2.發展高附加值的服務業，首先是金融和服務貿易業。但台灣的金融改革不但緩慢，而且淪為政客與財團上下其手，掏空公共財產貪汙自肥的手段。此外，金融和服務貿易業都仰賴一定規模的市場和需求。僅靠台灣2300萬人口的市場，顯然是遠遠不夠的。本來與近在咫尺的大陸市場密切合作，足以使台灣成為亞太金融中心和航運中心。但在政客們的刻意干擾下，持續採行“戒急用忍”、閉島自守的政策，致使台灣金融和服務貿易業不斷萎縮，如高雄港由九十年代初全球第三大貨櫃港，排名一路下滑至去年的第十二位，令人痛心！ 

　　3.在“本土化”的旗幟下，政客們大肆反中，“去中國化”，對中國文化不屑一顧，棄之如敝。而創意文化產業本來最需要從傳統文化中汲取營養，方能推陳出新。斷絕文化源頭，無異自毀長城。此外，島內的旅遊、餐飲、酒店、運輸等各服務行業的培養和發展，也亟需大量外來遊客支持。在過去十餘年間，數以億計的陸客被人為阻擋，台灣服務行業的萎靡不振也就在所難免了。 

　　國民黨馬英九重新執政後，高度重視經濟問題，短短一年時間即以兩岸關係的大幅改善和開放政策為台灣引進人流、物流、財流的“活水”。在空前的全球金融危機面前，台灣雖然遭受重創，但仍在東亞地區率先反彈，不可不謂是拜改善兩岸關係之功。從長遠看，台灣經濟要真正走出轉型期困境，實現脫胎換骨，非籍由與大陸經濟的全面融合不可。由此觀之，ECFA非但是必須簽，而且攸關著台灣的未來和下一代的命運。 

　　所有真正愛台灣的各界人士對此不可不察！ 

　　（原載2009年6月號《中國評論》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