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進黨又在發難了，這次他們針對的是行政當局開放陸資來台的政策。他們聲稱馬政府開放陸資來台，讓台灣安全大門洞開，更可能讓台灣逐漸香港化，甚至會傷害到個人隱私權和企業機密等；總之，對台灣影響很大。 

　　令人奇怪的是，這次率先在黨內出來發難的，竟然是民進黨內一向對兩岸關係持較開放態度的新潮流系的代表。島內輿論認為，新系的轉向，意味民進黨的內部因素勝過外部因素，未來黨的路線將逐步朝強硬方向發展。這個訊息對於民進黨來說肯定不會是什麼好事，因為無論是從經濟的角度還是從政治的角度看，開放陸資來台，對於促進台灣經濟的復蘇、擴大兩岸產業合作，穩固和發展兩岸關係，讓台灣的未來更上層樓，都具有十分正面的意義。市場和投資人對此項政策反應熱烈，台灣股市應聲大漲一百四十餘點，民眾也普遍對此持歡迎態度。難怪會有輿論認為，民進黨“實際上已在價值觀上站在少數的一邊”。 

　　民進黨的兩岸政策何以會走到今天這樣的地步，其中究竟出現什麼問題，這是非常值得關注的。我們認為，民進黨今天之所以在島內喪失了兩岸關係方面的論述能力和主導權，究其主要原因，有如下數端： 

　　其一，是民進黨誤判當今國際發展大趨勢。今日世界，和平與發展方為主流；而分裂與對抗，則始終是國際社會的逆流。民進黨在其尚未成型的“黨外時期”，對此還有清醒的認識。及至借台灣民主化潮流快速發展之後，一味以對抗思維、鬥爭手段來處理台灣內部政爭和兩岸關係，沉醉於眼前既得利益中。在其借國民黨內部分裂勢力暗助倉促上台後，適逢美國右翼勢力當道，在國際上大肆推行“單邊主義”，悖離和平與發展的主流；而民進黨正是在此國際逆流的背景下，嚴重誤判國際大勢，在分裂和對抗的道路上越走越遠。最終落得“麻煩製造者”的國際名聲，在眾叛親離、四面楚歌中倉皇下台。 

　　其二，是處理兩岸關係的思維邏輯和思維模式出現重大偏差。在民進黨看來，中國大陸是阻礙他們實現台獨的最大障礙，因而是“敵人”。他們不僅重拾當年國民黨“反共”老牙慧，還加上“反中”的新意涵，使自己處於內外矛盾的焦點；最後採取了愚蠢的“閉關自鎖”政策，將台灣帶入死胡同。下台之後的民進黨仍不思悔改，他們的思維，仍是過時的冷戰思維；他們的邏輯，就是簡單的“你贊成的我就反對”。因此面對國民黨的兩岸經濟開放政策，他們提出的竟是“連接世界還是依附中國？”這樣幼稚可笑的反應。殊不知今日中國大陸早已與國際社會連為一體，事實證明，無論是經濟還是政治方面，連接中國大陸，就是台灣通向世界的最短路徑。 

　　其三，是民進黨缺乏自省能力，逐漸僵化、老化，被黨內極端教義派（所謂深綠）所挾持。民進黨至今未能好好反省究竟八年執政的失誤和偏差在哪裡，為何在其發展的一路順境中卻栽在執政的八年中？答案本來很清楚，最大的原因，就是民進黨當局無法面對和正確處理兩岸關係的結果。而深綠們不肯認輸，不願直面這個現實，他們不斷的以謊言欺騙追隨他們的民眾，以製造衝突來創造議題，模糊焦點，企圖以省籍矛盾作為他們敗部復活的突破口。在此一廂情願的考量下，兩岸政策成為其內部鬥爭的犧牲品。殊不知時事變遷，今日之兩岸關係，不僅與台灣未來的發展密切相關，而且與台灣民眾的生存利益密切相關。民進黨這麼做，在短期內可能還有一定效用；但從中長期看，不僅是失策，更必定會拉大與民眾的差距，加速自己的邊緣化。 

　　明白人都可以看出，民進黨的兩岸政策已經成為制約她未來發展的最大掣肘。在兩岸關係進入和平發展新時期後，兩岸已經進入了大合作、大發展、大和解的時代；任何逆此潮流而行的政治團體和黨派，註定要被時代所拋棄。 

　　管理學上著名的“水桶理論”告訴人們，決定一個水桶容量的，是那只最短的桶板。兩岸政策，就是“民進黨水桶”上的那塊短板。它不僅嚴重制約了民進黨未來的發展，而且有可能決定民進黨未來作為一個政黨存在的最高價值——是否執政的關鍵所在。因此，民進黨要想繼續發展，終將不得不面對和重新構建自己的兩岸關係“桶板”。 

　　事實上，這個嚴峻的現狀已經為民進黨內有識之士所重視。就在新潮流系提出反對開放陸資的中常會上，來自基層的中常委陳明文卻提出：選民對陸資來台有很大的期待，不要把選票趕走；另一位現任民進黨重鎮台南市長的許添財也在接受訪問時大膽提出：民進黨需要有“中國政策的冒險家”，“以犧牲精神去開拓到中國之路”；而前民進黨重要領導人呂秀蓮則在美國表示，“最近兩岸關係變化太大。如果民進黨選擇對未來兩岸關係不缺席，而且要積極參與的話，那就應該做好準備工作”。她還說，近年來大陸變化很大，領導人的思維也不斷地在改變，國民黨和共產黨已在密切交往，民進黨應該以開放的胸襟去了解。未來兩岸關係民進黨不能缺席。 

　　出現眾多不同的聲音，表明民進黨內思潮激蕩，一場思想大辯論不可避免。不論結果如何，我們都希望民進黨能站在時代和民意的高度，與時俱進，認真討論、研究和構建新的兩岸關係論述和政策主張。畢竟，這是台灣人民的希望和利益所在，也是一個負責任政黨應有的理性行為。 

　　（原載2009年8月號《中國評論》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