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化具有中道而行和兼容並蓄的特性，可以和“一帶一路”沿綫國家的不同文化和平共處，跨越“文明衝突”的障礙，有利於“政策溝通”和“民心相通”；而“一帶一路”的推動，也有助於中華文化向外輻射、蓬勃復興。

　　2015年3月份由中國大陸國務院授權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外交部和商務部聯合發佈的《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解釋了“一帶一路”的規劃内容和相關意涵。 

　　“一帶一路”的規劃有着基礎設施、制度安排和思想觀念三個維度的意涵，分别是基礎設施方面的“設施聯通”，制度安排方面的“貿易暢通”和“資金融通”，以及思想觀念方面的“政策溝通”和“民心相通”。透過以上“五通”，“一帶一路”的目標是要在亞歐非的大陸塊上，形成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的“三同”。

　　同時，也需注意到，“一帶一路”沿綫國家不但開發程度互不相同，思想文化也各有特色，要讓“一帶一路”順利推動，就不能不認真面對“文明衝突”的挑戰。

　　“文明衝突”的觀點是由美國著名政治學家亨廷頓於1993年提出來的，這一觀點産生於對日裔美國學者福山的“歷史終結論”的批評。福山的“歷史終結論”認爲，蘇聯的解體和東歐的劇變標誌着共産主義的終結和自由民主的勝出，而亨廷頓則是從不同的視角出發，認爲全球化的開展固然使得這個世界上各個國家的往來頻率增加，但是互相融合的全球性文化却很難出現，反而是各大文明彼此之間的衝突可能會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變得更加劇烈。

　　亨廷頓將文明分爲了九大類，分别是信仰基督教爲主的西方文明、信仰天主教爲主的拉丁美洲文明、非洲文明、回教文明、中國文明、印度教文明、東正教文明、佛教文明以及日本文明，這些文明之間的相處有些並不和諧，很容易引爆衝突。

　　通過觀察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可以認爲，“一帶一路”沿綫涵蓋了日本文明和拉丁美洲文明之外的七大文明，若“文明衝突”是不可避免的課題，那麽，“一帶一路”當中“文明衝突”的風險當然也不可忽視。但是，雖然風險不能低估，問題却應該不至於很難克服，這一方面是因爲“一帶一路”乃是經濟上可以互利共贏的共同開發計劃，另一方面，也是因爲中華文化所規範的待人和處世態度，有利於“一帶一路”跨越“文明衝突”或文化差异的障礙。

　　我並不同意亨廷頓所言的“中國儒家思想强調權威、秩序、等級和團體，這些態度和美國重視自由、平等、民主和個人主義形成了對比。”在我看來，以儒家思想爲主流，糅合了道家、法家和佛家思想的中華文化，有着中道而行和兼容並蓄的特性，不走偏鋒、不好極端，强調的是“和而不同”，甚至於在“求同”之時，也可以容忍“存异”，而不是唯我獨尊，特别是在和不同文明的交往對待上，中華文化具有有利於化解“文明衝突”的元素，主要有以下幾點：第一，開放包容的宗教觀；第二，“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謙和態度；第三，行“王道”於天下的“世界大同”精神。

　　我認爲，融合了以上特性的中華文化，體現在“一帶一路”的推動上和文明交匯的過程中，將會是“中道而行”和“兼容並蓄”的相處之道，這種國際相處之道不會將本身的價值理念或制度安排强加於别人身上，而是設身處地尋求雙方或多方的相互尊重與諒解，形成“和而不同”的組織協作，如此的組織協作足以超越文明衝突，實現全球正義，邁向世界和平。

　　最後可以説，“一帶一路”是實現中國成爲世界第一大經濟體或在綜合實力上成爲世界最强大國家的重要抓手，在“一帶一路”的推動過程中，除了透過“中國橋”、“中國路”、“中國車”、“中國港”和“中國網”等等基礎設施的技術能量的鋪陳，以求得“設施聯通”之外，還需要在制度安排和思想觀念上做好“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政策溝通”和“民心相通”的工作，而具有中道而行與兼容並蓄特色的中華文化，將有益於中國大陸和“一帶一路”沿綫國家達成彼此尊重的交往關係，構建和而不同的命運共同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