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前言

　　“一帶一路”是全球化大環境下能够有效推進國際大規模合作的“中國方案”，不過，這個大開發計劃沿途涵蓋了65個國家，不但開發程度互不相同，思想文化也各有特色，要讓“一帶一路”能够順利推展，不僅要求得經濟上的互利共贏，政治上的平等對待，還要求得文化上的互相尊重，乃至於心靈相通。因此，我們不能不問的是，支撑“一帶一路”的文化底藴爲何？

　　本文作者認爲，以儒家思想爲主流的中國傳統文化，具有中道而行和兼容並蓄的特性，可以和“一帶一路”沿綫國家不同特色的文化和平共處，跨越“文明衝突”的障礙，有利於“政策溝通”和“民心相通”。而借由“一帶一路”的“設施聯通”、“貿易暢通”和“資金融通”，依託在硬實力的鋪陳上，以中華文化作爲核心内涵的軟實力，將更能够從神州大地向外輻射，促成中華文化的蓬勃復興。

　　貳、“一帶一路”的規劃内容與相關意涵

　　2015年3月28日發佈的《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願景與行動》），是目前有關“一帶一路”倡議最重要的藍本，它分成前言和八個節次來説明“一帶一路”的規劃。

　　《願景與行動》首先在“前言”部分，説明“一帶一路”要堅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則，推進沿綫國家發展戰略相互對接，以新的形式使亞歐非各國聯繫更加緊密。

　　然後，第一節“時代背景”指出，“一帶一路”旨在促進經濟要素有序自由流動、資源高效配置和市場深度融合，推動沿綫各國實現經濟政策協調，開展更大範圍、更高水平、更深層次的區域合作，共同打造開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區域經濟合作框架。

　　第二節“共建原則”表示，“一帶一路”的推動會遵守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即尊重各國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和平共處、平等互利；同時，歡迎區域外的國家和國際組織參與，會兼顧各方利益和關切，尋求利益契合點和合作最大公約數。

　　第三節“框架思路”説明，“絲綢之路經濟帶”分三條路綫挺進，分别是中國大陸經中亞、俄羅斯至歐洲（波羅的海）；中國大陸經中亞、西亞至波斯灣、地中海；和中國大陸至東南亞、南亞、印度洋。“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則有兩條路綫，分别從中國大陸沿海港口過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歐洲；以及從中國大陸沿海港口過南海到南太平洋。

　　第四節“合作重點”部分，分“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五個面向，説明中國將如何與沿綫國家共同推動“一帶一路”的建設，呈現出物質建設、制度安排和思想觀念並舉，以及陸上、海上、天上和網上並進的立體性發展格局。

　　第五節談“合作機制”，分雙邊和多邊兩條路綫同時推進，要與沿綫國家簽署合作規劃，推出合作開發的示範案例，發揮既有平台的作用，並開闢新的平台，如“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以吸引包括區域以外的更多國家和地區參與“一帶一路”建設。

　　第六節爲“中國各地方開放態勢”，將“一帶一路”規劃中，大陸本身和台港澳的角色功能，分成“西北、東北地區”、“西南地區”、“沿海和港澳台地區”以及“内陸地區”四個區塊來處理，分别對應“一帶”和“一路”所要串聯的陸地和海洋。

　　第七節“中國積極行動”，説明瞭大陸已經推進和正在開展的具體行動。包括由高層引領推動，如習近平和李克强出訪有關國家；與沿綫國家簽署合作框架；與部分國家實際推動項目建設；透過成立亞投行和加碼絲路基金等動作完善政策措施；以及發揮國際峰會與論壇等平台的作用。

　　最後，第八節“共創美好未來”，强調“一帶一路”建設是開放的、包容的，歡迎世界各國和國際、地區組織積極參與；同時，在“一帶一路”的推動過程中，會和沿綫國家平等協商，兼顧各方利益，反映各方要求，携手推動更大範圍、更高水平、更深層次的大開放、大交流、大融合。

　　綜合來説，“一帶一路”就是要透過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龢民心相通這“五通”，以及共商、共建、共享的“三共”，在亞歐非的大陸塊上，形成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的“三同”。不過，有如前言提到的，“一帶一路”沿綫國家不但開發程度互不相同，思想文化也各有特色，要讓“一帶一路”順利推動，就不能不認真面對“文明衝突”的挑戰。

　　叁、文明衝突論的挑戰

　　上個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蘇東波的變天，讓福山（Francis Fukuyama）主張美國自由民主體制已經是人類社會共同歸趨的“歷史終結”論，在1990年代大行其道。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2.當時，與其分庭抗禮的，是亨廷頓（Samuel P.Huntington）的“文明衝突”説。在亨廷頓的觀察中，未來世界的衝突根源將主要是文化的，而不是經濟性意識形態的（如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争），或者民族主義的（以國家的疆域來劃界）。以宗教信仰爲主所劃分的各大文明之間，將會出現諸多的衝突紛擾。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6.

　　亨廷頓將世界上的文明分爲九種，分别是信仰基督教爲主的西方文明、信仰天主教爲主的拉丁美洲文明、非洲文明、回教文明、中國文明、印度教文明、東正教文明、佛教文明以及日本文明。衝突主要是發生在西方社會（即以美國爲首的基督教文明）與回教文明，以及西方社會和亞洲社會（以儒家思想爲主的東亞區域，特别是中國大陸）之間。

　　按照亨廷頓的看法，不同文明之間的差异很難以跨越。他向西方人士提出警告，不宜將自由民主當作普世價值，想要强迫非基督教文明接受。换句話説，西方的自由民主體制是特定文化背景的産物，不是人類世界統治形態的唯一歸趨，無法普遍適用到不同的文明去。所以，福山主張的“歷史終結”不僅還没有到來，恐怕也永遠不會到來。

　　福山首次發表他的“歷史終結”論述是在1989年，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1989, Vol.16 (Summer), pp.3-18.

　　亨廷頓首次發表他的“文明衝突”觀點則是1993年，Samuel P.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1993, Vol.72, No.3, pp.22-49.

　　兩人的看法在上個世紀90代年可説是各擅勝場、相持不下。不過，2001年9月11日，回教激進組織蓋達（al-Qaeda）劫持民航客機，衝撞美國紐約的世界貿易中心雙子星大厦和美國國防部的五角大厦，造成了震撼全世界的“911事件”，並導致後來美國出兵伊拉克和阿富汗，點燃了中東地區綿延不斷的戰火和動亂，使得“文明衝突”論的聲勢大幅上揚，“歷史終結”論則相形見絀。

　　亨廷頓的“文明衝突”之説一方面對於領導基督教文明的美國唯我獨尊的心態提出了警告，另一方面也對中國文明的興起懷抱着戒心。他認爲搆成中國文明主流成份的儒家思想具有以下特色：强調威權和階層體系，把個人的權利龢利益放在次要的位置；重視共識形成，避免衝突對立，喜愛維持面子；認爲國家高於社會，社會高於個人。相對的，美國文化的特色是：重視自由、平等、民主、和個人主義；不信任政府，反對權威，提倡制衡，鼓勵競争，尊重人權。這使得中國文明和基督教文明有着本質上的差异，容易出現“文明衝突”，雖然他也注意到了中國一直秉持不干涉主義和不結盟立場。Huntington:1996, p.125.

　　那麽，“一帶一路”的推動會不會也引發“文明衝突”，造成亞歐非大陸板塊上的動盪呢？

　　從亨廷頓的九大文明分類來觀察，“一帶一路”沿綫涵蓋了日本文明和拉丁美洲文明之外的七大文明，如果“文明衝突”是不可避免的課題，那麽，“一帶一路”當中“文明衝突”的風險當然不可忽視。不過，從《願景與行動》看來，“一帶一路”的風險固然不能低估，但是，問題不至於無法克服。這一方面是因爲“一帶一路”乃是經濟上可以互利共贏的共同開發計劃，另外一方面，也是因爲中華文化所規範的待人和處世態度，有利“一帶一路”跨越“文明衝突”。

　　肆、“一帶一路”與中華文化復興

　　亨廷頓認爲，中國的儒家思想和美國的基督教文明有着本質上的差异，所以，隨着中國大陸崛起，中美之間將會導致衝突。Huntington:1996, p.225.但是，真正瞭解中華文化精髓的人都曉得，這種觀點其實相當膚淺。以儒家思想爲主流，揉合了道家、法家和佛家思想的中華文化，有着中道而行和兼容並蓄的特性，不走偏鋒，不好極端，强調的是“和而不同”，甚至於在“求同”之時，也可以容忍“存异”，而不是唯我獨尊。特别是在和不同文明的交往對待上，中華文化具有以下有利於化解“文明衝突”的元素。

　　首先，開放包容的宗教觀。基督教文明和回教文明之所以比較容易起衝突，是因爲它們都信奉唯一真神，並堅持自己的教義才是正確的教義，本身的信仰才是真正的信仰。這兩者在歷史上就有着宗教戰争的宿怨，近代以來又因爲發展程度不同而出現了宰制和被宰制關係，因而存在着不容易共存共榮的矛盾。

　　相對來説，在中華文化傳統之中，無論是主流的儒家思想，或者是側翼的道家思想、法家思想和佛家思想，都不是主張唯一真神的信念體系。儒家方面，《論語·述而》篇記載孔子對於超自然的態度是“子不語怪、力、亂、神”，但《論語·八佾》篇同時記載孔子對於祭祀的態度是“敬神如神在”。也就是説，孔子對於超自然是抱持敬畏天地，但“存而不論”的基本立場。道家方面，老子的《道德經》中雖然對於人和超自然的關係有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描述，但只强調“順其自然”和“無爲而治”，没有明確的神格主張，不會强迫人信仰某種真神；法家方面，韓非談“法”、“術”、“勢”三者的運用，講究的是如何治理國家，完全不涉及超自然的信仰。至於盛行在中國民間的道教和佛教信仰，都是典型的多神教，不主張唯一真神。

　　因此，當基督教和回教因爲教義争執而發生宗教戰争，至今仍處於緊張狀態之餘，在中國的歷史長河中，極少出現因爲信仰差异而相互攻伐。與各種信奉一神教的文明作對比，中華文化開放包容的宗教觀很明顯地可以和各種信仰和平共處，有益於化解宗教信仰所帶來的衝突。

　　其次，“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謙和態度。孔子在《論語·衛靈公》篇的這句名語，充分表達了中華文化對於人與人、團體與團體乃至於國家與國家之間相互對待之道。相較於西方文化强調“普世價值”，喜歡“已所欲，施於人”地將自己的價值偏好强加於他人身上，而不問文化背景、時空差异與發展程度，中華文化則强調温和包容的態度，與不同的文化或信仰可以“和而不同”地尊重彼此的存在。

　　前述態度表現在國際關係上，就是避免干涉别國内政的“不干涉主義”。這和美國及某些西方國家愛用“人權外交”向其他國家施壓，或以“反恐”爲名到處駐軍和攻伐，是不同的路數，也比較不會招致文明衝突。

　　最後，行“王道”於天下的“世界大同”精神。孔子對於治國之道和國際關係的主張，可以《論語·季氏》篇的説法爲代表，他説：“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這個説法和奈伊（Joshph S. Nye, Jr.）提倡的“軟實力”（soft power）概念是脈絡相通的，就是不要“以力服人”，而應該是“以德服人”。Joseph S. Nye, Jr.: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y,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4.

　　同樣的論述也出現在孟子的思想中。《孟子·見樑惠王》篇中，孟子將孔子學説核心價值的“仁愛”精神，進一步發揮爲“行王道，施仁政”的主張，强調“行仁政而王，莫之以御”。主張恢復固有道德和智能的孫中山先生，則在他的民族主義思想中傳承了孔孟之道，主張中國在涉外關係中，應該要扮演“王道的干城”，不做“霸道的鷹犬”，在追求本身富强之餘，還要能够“濟弱扶傾”，聯合世界上以平等相互對待的國家，携手邁向“世界大同”的境界。

　　我們相信，融和了以上特性的中華文化，體現在“一帶一路”的推動上和文明交會的過程中，將會是“中道而行”和“兼容並蓄”的相處之道。這種國際相處之道，不會將本身的價值理念或制度安排强加於别人身上，而是設身處地尋求雙方或多方的相互尊重與諒解，形成“和而不同”的組織協作。如此的組織協作足以超越文明衝突，實現全球正義，邁向世界和平。

　　伍、結語

　　自從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陸實現了人類歷史上前所未見的長期且高速的經濟增長，并且很有可能在2030年以前成爲世界第一大經濟體。這是包括世界銀行在内許多國際經濟組織所做的預估，較爲詳細的論证可參閲The World Bank: China 2030: Building a Modern, Harmonious, and Creative Society,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2013.。事實上有些學者如林毅夫認爲，如果中國大陸能够繼續維持目前這種中高速度的增長態勢，那麽，這個時辰會提前到2025年，“林毅夫：中國將在2025年成爲世界最大經濟體”，北京新浪網2017年11月18日，http://finance.sina.com/bg/usstock/sinacn/20171118/16081676013.html.

　　中共十九大之後，國際間普遍看好由習近平作爲核心的領導班子，將帶領大陸在綜合實力上超越美國，成爲世界上最强大的國家。例如，2017年11月3日出刊的美國《時代》雜誌亞洲版，就以英文的“China won”和中文的“中國贏了”的字樣作爲封面，並登載了Ian Bremmer所寫的文章，文章標題爲“How China’s Economy Is Poised to Win the Future”（中國經濟如何穩穏地贏得未來），http://time.com/5006971/how-chinas-economy-is-poised-to-win-the-future/.

　　無論是經濟上的成爲世界第一大經濟體，或者在綜合實力上成爲世界最强大的國家，“一帶一路”都將是實現這些目標的重要抓手。

　　只是在“一帶一路”的推動過程中，除了透過“中國橋”、“中國路”、“中國車”、“中國港”和“中國網”等等基礎設施和技術能量的鋪陳，以求得“設施聯通”之外，還需要在制度安排和思想觀念上做好“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政策溝通”和“民心相通”的工作。就此而言，具有中道而行與兼容並蓄特色的中華文化，將有益於中國大陸和“一帶一路”沿綫國家達成彼此尊重的交往關係，構建和而不同的命運共同體。在此同時，依託在“一帶一路”風生水起之上的，將是中華文化的蓬勃復興。


　　龐建國：作者係台灣中國文化大學國家發展與中國大陸研究所教授兼代理所長、台灣競争力論壇學會理事長，前立法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