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蘭教作爲外來宗教，自公元7世紀中葉傳入中國。在經過幾個世紀的調整、適應、改革和創新之後，在明清之際順利完成了其本土化的歷程，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伊斯蘭教。中國伊斯蘭教本土化思想是以外來的伊斯蘭文化爲母體，對其在中國傳統文化和新疆突厥文化環境中調整和發展起來的。因此，中國伊斯蘭教本土化思想具有獨特的内涵。

　　一、内地伊斯蘭教本土化思想是伊儒結合的産物

　　明末清初，伊斯蘭教知識分子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的熏陶和影響，他們既博覽諸子百家之學，又鑽研伊斯蘭教經典，不僅精通伊斯蘭教的教理教義，還具有相當高的儒學水平，有些人甚至伊儒道佛四教皆通。他們被稱爲回儒。就是這些回儒承擔起了内地伊斯蘭教本土化思想建設的重任。由於中國内地伊斯蘭教本土化思想的形成是在以儒家學説爲核心的中國傳統文化的框架内進行的，所以，其表現出伊儒結合的特點。

　　在以儒詮經的穆斯林學者看來，伊、儒在精神追求上是相通的。回儒集大成者劉智説，伊斯蘭教“雖載在天方之書，而不异於儒者之典；遵習天方之禮，即猶習先聖先王之教也。聖人之教，東西同，今古一。”馬注説：“回之與儒，教异而理同也”，“儒者之學猶衣，清真之學猶食。無衣則寒，無食則饑，寒則關於身，饑則切於命。” 

　　他們通過漢文譯著伊斯蘭教經籍活動，將伊斯蘭教由阿拉伯的形式和語言變爲中國的形式和語言。這種轉變實則是一種文化形式、内容和符號的借用，其不僅表現在以漢語言來表述伊斯蘭教思想，而且更深刻的反映在對儒家爲主導的中國大傳統思想和文化符號的借用。回族學者在漢文譯著中大量采用儒家學説，但並不是簡單地襲用，而是以維護伊斯蘭教信仰的純正爲目的的。它在信仰、義務與善行方面堅持伊斯蘭教教義信條，在其尋求與中國傳統文化協調的過程中，以其伊斯蘭教的基本要素作尺度，决定對中國文化的取舍，對所吸收的中國文化特質加以改造，以闡發伊斯蘭教教理和哲學，同時也用伊斯蘭思想發揮儒家學説，創立了既不同於一般的儒家學説，又有异於傳統伊斯蘭教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内地伊斯蘭文化思想體系。回族學者正是憑藉着對中國傳統文化融會貫通的理解和對儒家思想理論方面的深厚功底，纔恰當地吸收、運用中國傳統文化資料，深入淺出、通俗易懂地闡述伊斯蘭文化的内涵和深奥哲理，從而把伊斯蘭文化和儒家文化結合了起來。明清時期，回族經堂教育的興起和後續的“以儒詮經”運動，就是旨在以儒學詮釋自我文化的合法性，以維護文化的生存和發展。楊文炯：《互動、調適與重構——西北城市社區及其文化變遷研究》（博士論文），2000年，第113頁。

　　“在明代以後，無論對於穆斯林小社會，還是對於中國的大社會，求大同存小异都是一個嚴肅的政治問題。”李興華等：《中國伊斯蘭教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第98－99頁。 

　　總之，在内地，伊斯蘭教與中國傳統文化的結合，特别是在教義、倫理等深層次上的結合，加快了中國伊斯蘭教民族化的進程，並最終形成中國伊斯蘭教本土化思想，使之成爲有别於其它國家和地區，具有獨特民族特色的伊斯蘭教。

　　二、新疆伊斯蘭教本土化思想具有明顯的民族特質特點

　　伊斯蘭教作爲外來宗教，10世紀才開始傳入我國新疆地區，與内地相比，新疆伊斯蘭教的傳入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以哈薩克族爲例，歷史上，其先民曾信仰過原始宗教薩滿教、佛教、襖教、景教等多種宗教。其中，佛教、襖教、景教的影響幾乎不復存在，而原始宗教薩滿教的宗教習俗仍然長期保留着。在信仰伊斯蘭教之前，薩滿教對哈薩克族的思想、道德、文化和行爲産生着重要的影響，並薩滿教的信仰體系中形成了其獨特的民族神話、習慣、習慣法、風俗和文學藝術。伊斯蘭教開始向哈薩克族傳入的時候，導致了薩滿教對伊斯蘭教的扺抗，發生了激烈的鬥争，甚至是流血衝突。14世紀20、30年代，曾發生過哈薩克族薩滿教巫師率領教衆反抗伊斯蘭教的一次武裝鬥争。結果群衆傷亡很嚴重，巫師幾乎全被烏孜别克汗王殺死。這説明，在新疆伊斯蘭教傳入的過程中，兩種宗教之間的衝突是非常激烈的。然而，在伊斯蘭教傳入的初期，爲了讓哈薩克人接受伊斯蘭教，伊斯蘭教做出調整，吸收了薩滿教的一些内容。如，在哈薩克人中對伊斯蘭教獨一的主宰之名的稱呼，除用安拉外，還采用了薩滿教的稱呼方式騰格裏（世界的統治者，蒼天神或光明神）。與此同時，伊斯蘭教在哈薩克族中佔據主導地位後，主動采用了伊斯蘭教核心内容，舉行儀式時唸誦《古蘭經》文，以對真主的崇拜爲其宗教的核心認同。最終，薩滿教依附於伊斯蘭教而存在。雖然，伊斯蘭教在哈薩克人中佔有主導位置，但在他們的信仰體系中還是形成了伊斯蘭教安拉和薩滿教騰格裏神并存的局面。前蘇聯學者沙列凱諾夫認爲：“哈薩克人信仰的是伊斯蘭教的遜尼派，與此同時，在哈薩克居民中還存在着前伊斯蘭時代的信仰的殘餘樹木崇拜和祖先崇拜。”“在19世紀60年代哈薩克草原的伊斯蘭教是與多神教信仰并存的”。新中國成立前，在我國的哈薩克族中一直存在着崇拜自然和自然現象，崇拜太陽、崇拜月亮、也就是信奉蒼天，認爲命運是掌握在蒼天手中。這種奇特現象的存在，既反映了伊斯蘭教在哈薩克民族中本土化的民族特徵，也顯示了哈薩克族薩滿教變遷的過程。

　　由於新疆穆斯林民族具有多神教信仰的基礎和傳統，所以，維吾爾族、哈薩克族等接受伊斯蘭教的時候不可能原封不動地照搬，也不可能把自己的多神教信仰完全揚棄，而是經歷了一個長期持久地磨合和妥協的本土化過程。毋庸置疑，新疆穆斯林民族在信仰伊斯蘭教之前，其多神信仰和神話體系還是相對比較完整，基礎比較深厚的，正是這種深潜於民間的信仰、習慣、風俗、語言文字、交往方式和生活方式之中的宗教信仰痕迹搆成了皈依伊斯蘭教的前提和基礎。可以説，新疆穆斯林民族對伊斯蘭教的選擇、理解、認同、闡釋和再創造都是在此基礎上進行的。

　　總之，伊斯蘭教在新疆穆斯林民族的發展過程中，産生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伊斯蘭教塑造新疆穆斯林民族文化的過程，同時也是新疆穆斯林民族文化對伊斯蘭教本土化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伊斯蘭教吸收了這些民族原有的一些宗教文化的成分，從而在其本土化的進程中表現鮮明的民族文化的特徵。

　　三、中國伊斯蘭教本土化思想具有强烈的愛國主義内涵

　　愛國主義作爲回族文化的重要内容和回族民族精神的集中體現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與回族在中國的發展歷程相一致，它既體現了回族歷史的顯着特色，又雄辯地證明瞭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强大的凝聚力與向心作用。明代，是中國歷史上繼唐代以後的又一次民族大融合時期，也是回回民族最後形成的重要時期。明代“轉相化導”的伊斯蘭教政策，客觀上促進了中國伊斯蘭文化與漢文化更深層次的交流，並促使兼具這兩種文化特性的回回民族及文化的形成。明代“禁胡服、胡語、胡姓”、“禁本類自相嫁娶”等一系列同化政策的實施，通過通婚、語言文字、社會交往等一系列媒介，加速了回族文化從外形到内容的中國傳統文化進程，漢儒文化正式成爲回族文化中與伊斯蘭文化並行不辭的重要組成部分。加之地域分佈的大體定型、民族共同體的穩定擴大、相對寬鬆平和的社會環境，都决定了回族民族心理與民族情感中對祖國的感情更加深厚，天然的親和力自然增强。由於回族的傳統文化中先天的愛國情感與後天的充實、磨礪，造就了其民族特徵中典型的愛國主義思想。首先，在思想文化領域，一方面，隨着伊斯蘭文化在中國的發展、調適，其中愛國愛教的内容被一代代穆斯林所牢記並凝聚在民族精神的内核中，加以繼承與發展；另一方面，因爲對中華文化的熱愛，促使生在中國的回族先民們養成學習漢文化的風習，並進而加人中華文明的豐富與創造的行列，取得了不凡的成績，在回族文化形成後，這一傳統也得到吸收與繼承，而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愛國内容也自然融人回族人的心理情感，使固有的愛國主義精神得到加强。其次，在現實生活領域，由於婚姻、語言、姓氏、服飾、居住、社會交往等的廣泛影響，以及政治上的參與、經濟上的聯繫，更加固化了文化上的情結，愛國主義順理成章地成爲回族發展的巨大精神動力，也成爲回族文化中最爲寶貴的財富。馬金寶：《論回族愛國主義思想的形成與發展》，載《全國第十一次回族史討論會暨全國回族學會成立大會論文集》。

　　明清時期，中國伊斯蘭教本土化思想中就表現出强烈的愛國主義特色。

　　“忠君”思想是中國封建社會愛國主義思想的前提條件，是封建統治秩序下愛國行爲的最高原則，處在當時條件下的各族土民無不受此制約，回族歷史人物亦不例外。所以，爲了適應中國社會大一統的社會結構和皇權主宰一切的政治需要，回族學者在漢文譯著中提出了“二元忠誠”的社會道德倫理現，即提倡順從，“忠主忠君”。到了清代，清真寺裏立起了“萬歲牌”，這種現象的出現就是“二元忠誠”思想和“真忠正道”政治觀在穆斯林宗教實踐中體現，也反映了“地方性社會被納入國家體系的一種反映。地方性社會的合法性不再是自我確证，而是來自國家，祝延聖壽成爲清真寺的功能之一”。楊文炯：《互動、調適與重構——西北城市社區及其文化變遷研究》（博士論文），2000年，第110頁。

　　這裏需要説明的是，在以後發展的過程中，這種國家意識形成爲愛國主義傳統。對回族等穆斯林民族而言，其民族意識與國家意識是不相衝突的，無論是在他們歷史上反抗封建統治及帝國主義的侵略鬥争中，還是在争取民族生存的抗争中，其愛族愛國相一致的思想品德始終是其民族精神中最突出、最集中的表現，也是其民族意識成熟的標誌。

　　新疆地區的維吾爾族穆斯林等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其伊斯蘭教本土化思想中也飽含着濃厚的愛國主義思想和情懷。玉素甫·哈斯·哈吉甫在其創作的著名訓誡體叙事長詩《福樂智慧》中多處論述愛國思想。他指出，做人要知足常樂，要效忠君主和國家。爲國君效力要忠貞不渝，建立了功勞，會百事順遂；國君善良，道路正確，臣民們也能正道直行。馬赫穆德·喀什噶裏在《突厥語大詞典》中多次强調喀什噶爾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實地反映了自古以來我國兄弟民族之間血肉聯繫的歷史事實。這些作品中無不體現出新疆穆斯林民族强烈的愛國思想和情懷。這些思想和情懷成爲中國穆斯林民族永久流傳的寶貴精神財富。



　　作者：敏俊卿係中國伊斯蘭教協會《中國穆斯林》副主編；洪長有係全國人大民族委員會委員、中國伊斯蘭教協會原副會長、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