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主題意識

　　中國共産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2017年10月18日於北京舉行，習近平進行報告時指出，兩岸同胞是命運與共的骨肉兄弟，是血濃於水的一家人；願意秉持“兩岸一家親”理念，尊重台灣現有的社會制度和台灣同胞生活方式，願意率先同台灣同胞分享大陸發展的機遇。

　　同時，將擴大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實現互利互惠，逐步爲台灣同胞在大陸學習、創業、就業、生活提供與大陸同胞同等的待遇，增進台灣同胞福祉；將推動兩岸同胞共同弘揚中華文化，促進心靈契合。

　　如何弘揚中華文化、促進心靈契合？本文擬從已有的兩岸交流合作基礎，透過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的途徑，以中華文化鞏固兩岸社會資本，讓兩岸人民向往美好生活的目標實現，共創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二、社會資本概念

　　何謂社會資本？一般提及的資本，泛指物質財富，例如銀行存款的金融資本、生産工具的物質資本、土地的自然資本、勞動的人力資本等，社會資本則指涉社會網絡、規範、約束力量的個人或群體行動領域。David Halpern, Social Capital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5),p.4.

　　最早使用社會資本這個詞彚可追溯自1900年代初期，美國教育學者漢尼凡（Lyda Hanifan）當時提出，社會資本是影響人們許多日常生活的資産，也就是組成社會單位的個人與家庭之間，彼此的善意、友誼、相互同情、社會交往等。L.J.Hanifan, The Community Center (Boston: Sliver, Burdette& Company,1920),p.78.

　　但社會資本概念被學術界重視的時間，要推遲到1900年代的後期。法國社會學者布迪厄（Pierre Bourdiou）等人的定義，社會資本是真實和虚擬的資源總和，透過持續性的網絡，加之於個人或群體，而該網絡是由制度化程度不同，但相互認識的人際關係組成。P. Bourdiou and L. J. D. Wacquant,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p.119.

　　美國社會學者科爾曼（James Coleman）則認爲，社會資本由功能加以定義，其由多種不同實體搆成，但具有兩種共同性質：他們皆由社會結構的某些面向組成，以及他們促進結構中個人或群體行爲者的行動。有價值於促進某種行動的社會資本，也有可能無用或傷害其他行動。

　　他舉紐約市的鑽石批發市場爲例，在買賣的議價過程中，商人願意將裝有鑽石的袋子交給其他商人私下檢查，這些鑽石可能價值數千或數十萬美元，但其中没有正式保險，確保鑽石不被偷换爲劣質品或仿冒品。這種社會結構，經由家族、小區、宗教的聯繫，爲鑽石市場交易的促進，提供必要的保險。

　　假如有商人背叛社群的偷换鑽石，他將失去家族、小區、宗教的聯繫；相對的，倘若缺乏這些聯繫，精密設計和昂貴的保險措施必須存在，否則鑽石交易無法進行。J.S.Coleman,“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98, 1988,pp.98-99.

　　至於讓社會資本一詞聲名大噪的美國政治學者普特南（Robert Putnam）等人，研究意大利的不同地區，探討地方政府機關的行動速度、工作效率、民衆觀感等，結果發現預算多少或政策架構不是重點，關鍵在於社會資本；他强調社會資本是社會組織的特徵，例如信任、規範、網絡等，其促進合作行爲，提高社會效率。Robert D. Putnam, Robert Leonardi & Raffaella Y. Nanetti,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p.195.

　　原則上，社會資本是參與網絡具有的信任、互惠、合作的特質；其是一種社會結構性質的資源，産生相應的社會效益，降低行動成本，有利於行動者實現目標。此社會結構是一種網絡，由具有相似特徵，例如共同的血緣、地域、興趣、職業等人們組成，這種網絡的參與，就是成員之間的彼此相互聯絡。周紅雲：《社會資本與民主治理：一個研究框架》，收録於周紅雲主編：《社會資本與民主》，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39-40頁。

　　綜上所述，社會資本是透過持續性的人際網絡，包括了相同的血緣、地域、興趣、職業等關係，在正式與非正式的規則與價值觀等制度規範下，彼此信任的進行互惠性合作；换言之，社會資本的要素在於網絡、規範、信任，這是鑲嵌於人際關係與社會網絡的資源，亦即運用網絡中的資源，促進合作行爲，提高效率與效能。

　　三、兩岸社會資本發展

　　回顧兩岸關係的變遷，人民之間的交流日益增長。1980年代後，兩岸逐漸開放；台灣在1987年開放民衆赴大陸探親，大陸也於1988年發佈了《國務院關於鼓勵台灣同胞投資的規定》，兩岸開始愈來愈頻繁的人員、經貿等交流。同時間，具有信任、互惠、合作特質的社會資本，亦在兩岸之間開始逐漸萌芽。

　　1991年3月、12月，兩岸分别成立海基會、海協會，各自受陸委會、國台辦委托，處理日益繁雜的交流事項。到了1993年4月，海基會與海協會簽署《兩岸公證書使用查证協議》、《兩岸掛號函件查詢、補償事宜協議》、《兩會聯繫與會談制度協議》、《辜汪會談共同協議》等四項協議。至此顯示，在兩岸官方間接透過海基、海協兩會簽署協議後，正式與非正式的規則與價值觀等制度規範，也逐漸在兩岸之間形成。

　　爲了因應兩岸關係的迅猛發展，江澤民遂在1995年1月的春節前夕發表“江八點”；“江八點”請見江澤民：《爲促進祖國統一大業的完成而繼續奮鬥》，載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江澤民文選》（第一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21-423頁。

　　同年四月，李登輝也提出“李六條”響應，“李六條”請見王銘義：《李登輝總統對“江八點”響應内容對照表》，中國時報1995年4月9日第2版。

　　兩岸官方關係此時走向正面積極發展。但隨着台灣的“務實外交”在1995年推展到訪問美國，以及在1996年進行總統大選的言論刺激，同時間，大陸也發表一連串嚴詞“批判台獨”的文章，還進行飛彈試射與登陸演習，兩岸政府部門的互動急速降温，但是民間交流却繼續發展。

　　以兩岸官方關係降温後的1997年起觀之，兩岸的貿易金額仍是年年提昇，縱使有1999年的“特殊國與國關係”中斷了兩岸官方互動，加上2000年政黨輪替後的陳水扁執政時期，包括2002年的“一邊一國”、2003年的催生新憲法、2006年的終止適用《國家統一綱領》、2007年重啓“台灣正名”運動、2004年與2008年的公民投票，以及2005年大陸制定《反分裂國家法》等，諸多不利於兩岸關係的言論與行動，讓兩岸官方關係更形冷凍，但兩岸民間交流似乎不受影響，貿易金額依然增加，如表1所示。當然，兩岸社會資本也就相應的繼續增長中。

　　從發展趨勢看來，兩岸貿易金額在2000年踏上百億美元的台階後，增長趨勢愈來愈明顯；除了2009年因爲全球性的金融海嘯而負成長外，其他年度皆約以百億美元的幅度增加，金融海嘯後的2010年更大躍昇到千億美元的台階，2014年已超過1300億美元。不過，受到太陽花學運的影響，其後的貿易金額降1100億美元。本文此處所采用的台灣海關統計的兩岸貿易金額，遠低於大陸海關統計的數字，因爲大陸海關統計包括經由香港轉口貿易金額。

　　若是以兩岸人員交流而言，在2005年的國民黨主席連戰與共産黨總書記胡錦濤發表《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以及民進黨陳水扁政府因爲官方協商管道中斷，改由民間團體在澳門協商達成“雙向、對飛、不落地”的春節兩岸包機後，這種模式是依據《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四條，得依所處理事務之性質及需要，逐案委托具有公信力、專業能力及經驗之其他具公益性質之法人，協助處理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往來有關之事務；必要時，並得委托其代爲簽署協議。在此模式下，由台北市航空運輸商業同業公會與中國民航協會海峽兩岸航空運輸交流委員會協商春節包機，也成立台灣海峽兩岸觀光旅遊協會與大陸海峽兩岸旅遊交流協會協商大陸人民來台觀光。

　　2006年起的兩岸民間交流人數看來，成長亦是大勢所趨，尤其2008年的二次政黨輪替後，人數更是大幅成長，如表2所示。同樣的，兩岸社會資本也在人民交流中滋長。

　　其中，台灣赴大陸人次維持400萬至500萬的高比例，大陸人民來台觀光、經貿等交流人次更是積極，特别2008年後正式全面開放陸客來台，以及鼓勵大陸人士來台進行商務活動等，在2009年的大陸來台人次突破100萬後，2014年已接近400萬人次，兩岸人民交流總數已逼近1000萬人次。不過，政黨輪替後的2016年大陸來台人數則减少至300萬人次。

　　由上述變遷觀之，適合建構兩岸之間社會資本的環境，並未因官方的政治障礙受阻。反而可以看到，貿易金額在2000年踏上百億美元的台階後，2010年更大躍昇到千億美元的新台階，民進黨再次執政後的2016年仍有1100億美元；人民交流在2009年的大陸來台人次突破100萬後，2014年已接近400萬人次，兩岸人民交流總數近1000萬人次，民進黨再次執政後的2016年也還保有大陸來台300萬人次。所以，具有信任、互惠、合作特質的社會資本，在經濟、社會的積極交流互動潮流中，存在着正面的發展機遇。

　　四、兩岸中華文化關係

　　論及文化層面，從兩岸關係觀之，中華文化可以爲大陸與台灣，强化信任、互惠、合作的社會資本，提供同構型（Homogeneity）的認知平台。因爲大陸文化是在中華文化的發源地持續發展，台灣文化則是在中華文化的基礎上開拓發展；這些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中華文化發展契機，包括了語文、音樂、戲劇、美術、宗教、道德、風俗、生活等諸多層面均可見到。

　　但是基於同樣文化根源的發展，却不一定保证會建構出同構型，因爲文化會隨着時空範疇的差异，也就是面對時代變遷産生的現代化（Modernization）發展差异，以及不同地域形成的本土化（Localization）特質差异，使得同構型反而趨向於异質性（Heterogeneity），由認同（Identification）轉爲疏離（Alienation）。

　　因此，强調文化共同淵源雖有助於同構型，可是其只是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亦即同構型可强化文化淵源的認知，但文化淵源却不見得造就彼此的同構型認同。

　　如果彼此互動出現齟齬，疏離感日益增加，可能會因爲强調不同時空下，各自發展的文化優越性，産生競争甚至敵意。爲避免適得其反的結果，欲從文化角度建構同構型，必須找出雙方同構型的文化基礎，在此基礎上建構雙方認同的交集，進而增加互相視爲同類的歸屬感。

　　事實上，正如習近平所言，習近平：《在紀念孔子誕辰2565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暨國際儒學聯合會第五届會員大會開幕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4年9月25日第2版。

　　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國優秀傳統文化，藴藏着解决當代人類面臨難題的重要啓示，例如“天下爲公，大同世界”、“以民爲本，安民富民樂民”、“爲政以德，政者正也”、“仁者愛人，以德立人”、“以誠待人，講信修睦”及“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諧相處”等思想。

　　以兩岸關係而言，在“九二共識”的前提下，中華文化亦有非常值得應用的價值；也就是當兩岸關係走在和平發展的路綫上，若要摒棄對抗的零和思維，從“求同存异”逐漸走向“聚同化异”，則中華文化的“天下爲公”、“以民爲本”、“和諧相處”等精華概念，就可在兩岸之間建構同構型認知。

　　進而言之，由於雙方目前异質性的主要癥結之一，在於對生活制度的認知歧异，亦即表面觀之，台灣强調個體權利、大陸重視集體義務。但若從公民權（Citizenship）的角度來看，兩岸都是亟欲改善人民生活，肯定公民的價值，可謂是殊途同歸，也就是具有“以民爲本”的同構型。

　　這種同構型，若是從中華文化，尤其是影響大陸與台灣傳統文化最深的儒家思想而言，即有可以援引的概念。縱使一般認爲儒家從義務的面向切入，但若從辯證的觀點（Dialectics）言之，强調義務的同時，權利同時産生，亦即課以個人義務，等於賦予他人義務；或者説是當一再强調義務的層面，内在矛盾迫使超出當下的存在，黑格爾（G.W.F.Hegel）著，賀麟譯：《小邏輯》（System der Philosophie Erster Teil. die Logik），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第2版，第176-182頁。

　　轉化到權利的層面，這些都顯示權利與義務是相互存在的一體兩面。

　　舉例來説，《論語》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雍也第六）、“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顔淵第十二）、“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顔淵第十二）、“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子路第十三）、“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堯曰第二十），就是孔子的相關論述。

　　再者，《孟子》的“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載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樑惠王上三章）、“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盡心下十四章），《大學》的“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中庸》的“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十三經注疏》第十一版，台北：藝文印書館1989年。這些也都是儒家文化，相關於公民義務或轉化爲公民權利的論述，顯示台灣與大陸具有中華文化論述公民權的共同平台。

　　五、以文化强化社會資本

　　如上所述，兩岸貿易金額在2000年踏上百億美元的台階後，2010年更大躍昇到千億美元的新台階，最高超過1300億美元；兩岸人民交流在2009年的大陸來台人次突破100萬後，2014年已接近400萬人次，兩岸人民交流總數近1000萬人次，具有信任、互惠、合作特質的社會資本，在經濟、社會的積極交流中，存在厚實的基礎。

　　至於兩岸中華文化，正如習近平所言，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國優秀傳統文化，藴藏着解决當代人類面臨難題的重要啓示；在“九二共識”的前提下，中華文化在兩岸關係之間存在非常值得應用的價值。换言之，從公民權（Citizenship）的角度來看，兩岸都是亟欲改善人民生活，肯定公民的價值，具有“以民爲本”的同構型。

　　因此，在兩岸經濟、社會交流的大趨勢環境下，社會資本逐步增長，接着以兩岸中華文化同質的公民權，加以鞏固信任、互惠、合作的特質，也就是有效落實推動兩岸同胞共同弘揚中華文化、促進心靈契合，則不但中國大陸在21世紀中葉可以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强國，更可以實現兩岸人民共創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美好未來目標。


　　黄清賢：作者係嘉南藥理大學董事長特别顧問兼副國際長，國民黨前主席特别顧問兼大陸事務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