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歷史悠久，文物的收藏、保護和研究、利用，也同樣源遠流長。早在3600年前的商代，王室和貴族已開始收集和保存古物。《周禮》記載，西周時專門收藏古物珍品的地方叫“天府”。秦漢時期有“石渠”和“蘭台”。到宋代收藏之風盛行，甚至出現了一批私人收藏家。例如歐陽修、趙明誠、吕大臨等名流。明代出版了文物鑒定的專著《格古要論》。清代則無論皇室還是民間的收藏，都超過了歷代，還出現了錢大昕等一批收藏鑒賞家和《西清古鑒》、《石渠寶笈》等一批文物學論著。

　　鴉片戰争之後，有識之士開始關注西方的科學文化，試圖找到救國的良方。博物館學和考古學陸續引入中國。1905年洋務運動名士張謇在南通創立了中國第一家博物館“南通博物苑”。

　　帝國主義列强所發動的侵華戰争，對中國歷史文物往往帶來巨大破壞，圓明園遺址就是這方面的歷史見证。清王朝在19世紀下半期已經步入衰敗階段，對祖國文化遺産没有力量多加保護。所幸的是，這個王朝的統治者在最後關頭，迫於革命的巨大壓力，選擇了和平退位，拱手把政權讓給了新興的民國政府，使中華歷史文物避免遭到歷史上一再出現的那種王朝興替中的全國戰火的劫難。清廷所在的北京古城和故宫等歷史建築，也得以保全。此外，還需要注意的是：清政府1909年在推行“新政”中發佈了《保存古迹推廣辦法》，這是中國第一部文物保護法規。它要求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各直省將軍、都統，都對文物推廣調查、保存兩項辦法，並於年終將辦理情形造具清册報部。這在中國是第一次由政府布置的文物調查。但由於清政府的統治已摇摇欲墜，調查的覆蓋面和上報調查數據的省份十分有限，成果很小。

　　民國政府對清室予以一定的優待，其人身、住所和財産暫得保全。但遜位的皇室在日暮途窮之中，開始變賣財産，許多寶貴文物流落世間。連明清内閣大庫的許多檔案，都遭遇販賣厄運，幸被有識之士搶救而留存。北京國民政府1916年發佈《内務部爲調查古物列表報部致各省長（都統）咨》，附帶《古物調查表》和《古物調查表説明書》，再次進行全國範圍的文物調查。但也因實際統治範圍僅限於北方數省和京兆，調查數據也就很有局限性了。隨着北洋軍閥大混戰，遜清皇室最終被逐出故宫，而民國政府臨時采取的一些補救性的文物保護措施，雖也收到一時成效，終未扭轉軍閥内戰導致破壞文物的大趨勢。軍閥孫殿英派兵盗掘清東陵，就是一樁著名的罪行。

　　文化、學術、教育各界在此時期做出種種努力，取得的成績引人注目。例如：當1922年溥儀爲籌措大婚經費，欲將儲存在奉天的 《四庫全書》轉賣給日本時，消息一傳出，4月20日《北京大學日刊》就刊登了沈兼士、馬衡等學者聯名發佈的《爲清室盗賣四庫全書敬告國人速起交涉啓》。“擬請北京大學速函教育部 , 請其將此事提出國務會議，派員徹底清查，務須將盗賣主名者，向法庭提起訴訟,並將原書全部移交適當機關, 妥爲保管”，並鄭重提出，“紫禁城宫殿及所藏之圖書古物,皆係歷代相傳國家公共之産”，“務宜一律由我民國政府收回,籌設古物院一所,任人觀覽。如此辦法,既足以供研究學術者之參考，亦可使帝制餘孽稍敢斂其凱覷僥幸之逆謀 ……”。

　　在各界督促和南方政府的壓力下，1924年北洋政府國務院組織成立“辦理清室善後委員會”，“清理清室公産、私産及一切善後事宜”。在清室善後委員會及故宫博物院成立初期，北京大學衆多學者積極參與並指導了故宫博物院早期工作的開展。更爲重要的是，他們將世界上先進的學術理念帶到故宫博物院，使故宫博物院成爲具有近代科學精神的公共文化機構，從而奠定了故宫博物院在文化領域的地位。1925年10月10日，政府正式成立了故宫博物院。許凱：《北京大學對故宫博物院早期事業的貢獻（1924-1933）：以研究所國學門爲中心的探討》，《故宫學刊》2012年。

　　考古學界組織進行了這時期的多次田野調查活動，獲得很多重要古物，對所獲古物的保存和保護也成爲重要工作之一。學者們積極就文物保護制度建言獻策，關注各地文物保護事宜，對館藏文物進行科學管理和保護，支持考古學及相關學術的科研與教學。

　　1922年北京大學國學門成立了考古學研究室，開宗明義地宣告：“用科學的方法調查，保存，研究中國過去人類之物質遺迹及遺物。”並制定考古計劃，開展田野工作。中國終於出現了具有現代科學意義的田野考古學。

　　1923年5月，北大的研究所國學門考古學研究室成立了古迹古物調查會，主張用考古學方法調查研究中國古代人類的物質遺迹及遺物，先從古迹、古物、田野調查着手，待經費等條件具備，再組織考古發掘。1924年這個調查會更名爲考古學會。

　　1923年9月，馬衡（叔平）、徐炳昶（旭生）、李宗侗（玄伯）、顧頡剛、容庚（希白）、陳萬裏等先生前往河南新鄭孟津兩縣出土周代銅器之調查。此次調查掘獲周代古器甚多，爲宋以來最大之發現，在考古學上貢獻極大。馬衡先生立刻建議將古物移歸中央，交本校保管，此爲大學考古學陳列室之肇始。

　　1924年，考古學會發表《研究所國學門對於内務部古迹古物保存法草案意見書》，呼吁由合法起草機關會同有關學術機關，合商保存古迹古物的法規，並規定各行政機關協助保存的權限。

　　1926年李濟主持了對山西夏縣西陰村遺址的發掘。他2年後曾講道:“地下古物，最重要的要先有問題、有目的的去發掘，才能注意到各方面細微的物事。若魯莽從事，一定毁殘了固有的材料，不如不動，將來還有發掘的機會。就歷史這學問的立場而論，不與古董客一樣，材料不在完整大個，大小是同等價值的。”

　　1927年，學術界有志之士面對列强勢力在中國主導科學考察、猖獗盗竊文物的趨勢，爲申張中國自然科學與人文學術的主導權，考古學會聯合北京地區十餘個學術團體，發起成立了“中國學術團體協會”，組織了我國第一次西北科學考察。考查團與瑞典的斯文·赫定團隊聯合組成，北京大學教務長徐旭生任中方團長。5月份從北京出發，經包頭、百靈廟、至額濟納河流域、新疆地區進行史地與文物考察。這是一次再造文明、振興科學的重大活動。

　　1928年中國歷史語言研究所（史語所）成立了考古學組。由此開展了一系列的活動。1928年10月河南安陽小屯村的考古調查和1928-37年河南安陽殷墟的發掘，就是他們這個時期最有代表性的成就。

　　在各界的推動下，1928年9月，南京國民政府内政部頒佈了《名勝古迹古物保存條例》，要求各地詳細填報各種文物名稱、時代、地址、所有者、現狀、保管、備考等情况。這次調查持續了5年，至1933年12月底，有25各省（市）上報了調查結果，使政府大致掌握了當時全國文物的家底。在此基礎上，後續出台了《古物保存法》、《古物保存法實施細則》、《採掘古物規則》等法律法規。還在1928年、1936年開展了全國寺廟調查。這些都是中國文物的基礎性工作。

　　1929年中國地質調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成立。隨即，這一代考古學者取得了周口店北京人遺址調查與發掘的重要成果。

　　1930年，北京大學考古學會與北平研究院、古物保管委員會合作組成燕下都考古團，馬衡爲團長，發掘老姆台遺址。1930—1931年李濟與樑思永主持城子崖的發掘工作，都成爲民國時期考古工作的標誌性成就。

　　1931年開始的日本侵華戰争，對中國文物保護工作帶來巨大衝擊。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争以後，中國新興的考古工作被迫停滯。而日本各種勢力在侵華軍隊所到之處，加緊了對中國文物的搜刮和掠奪。在日本戰敗投降後，國民政府未及清算和追索流失的文物，就打破了國民大衆和平建國的願景，發動全面内戰，使各地的大批歷史文物再度陷入戰争的劫難中。

　　中國共産黨在長期依託農村根據地的革命鬥争中，注重群衆工作，保護根據地的祠堂、公産，尊重民俗龢民族、宗教文物。1948年遂行平津戰役時，特意在戰略上注重争取古都北平的和平解放。終於在傅作義將軍的配合下，使北平古城完整地回到人民的手中。解放軍進城前，還特意請樑思成先生在進軍路綫上標出需要加以保護的歷史古迹。大軍南下時，中共中央又請樑思成先生編寫出《全國重要文物建築簡目》，發給進軍部隊，盡力避免了戰争給古物造成的破壞。

　　1949年4月24日解放軍攻佔南京時，國民黨守軍留下了中山陵寢的警衛部隊。解放大軍同這支守軍完成了對中國革命先行者的陵寢的和平接管，使其和南京所有的歷史文物一樣，得以完好保存。

　　中國共産黨在革命戰争年代保護歷史文物的這些政策和行動，爲建國後進一步探索符合國情的文物保護利用之路，做出了良好的鋪墊。

　　而民國政府在統治大陸的近38年間，盡管戰亂紛紜，國事艱難，在國策抉擇上有諸多值得檢討之處，但仍然勉力維護國家歷史文物遺産，顧及民族大義，特别是爲文化學術界營造了考古發掘和文物保護的一定活動空間，使此前歷史文化遺産的維護工作得以有所發展。這方面的努力，是和中共的努力相互交集的。今日台海兩岸面臨復興中華文化的共同機運，理應共同携手，聯合開創保護歷史遺産和弘揚中華文化的一個嶄新局面。而某些勢力“去中國化”的活動，是數典忘祖，自毁文化根基的愚蠢舉動。無論島内何種政治勢力，如果斷了自身固有的民族文脈，必將走向覆滅的深淵。


　　作者：牛大勇係北京大學歷史係教授、原係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