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導演李安的父親李昇是1949年隨着國民政府大遷徙到台灣的。李昇是江西德安縣烏石村人，家裏開設“李恒裕”商行，是德安縣有名的商人。他早年在西洋學堂啓蒙，讀江西一中，繼而考入上海大夏大學。抗戰時在四川就讀南京干校，畢業後考取高等文官考試，擔任過江西省崇仁縣縣長，江西省民政廳專員等。由於他的家族是是地主、商人，共産黨來了會被鬥争，李昇又有文官的背景，於是决定離家逃難。1954年生在台灣的李安，取名就是爲了紀念他的家鄉德安，和搭來台灣的貨船“永安號”。

　　剛到台灣的時候，李昇没有工作，靠着朋友的介紹，到台灣的最南端屏東潮州中學擔任教務主任。他的個性寬厚平和，總是願意幫助受難的人。這時正是白色恐怖的時代，一些本來只是利益或派系上的矛盾，却有人狠毒到誣陷對方爲“匪諜”，讓人百口莫辯，置人於死地。山東流亡學生案即是如此。該案起因於國共内戰，導致上萬名山東幾大中學生一路流亡，輾轉到上海，再流亡到廣州，透過山東同鄉的幫忙，搭船到澎湖。一路上帶領他們的正是山東煙台聯合中學校長張敏之。學生總是希望結束流亡，找到學校，繼續讀書。想不到這時駐防澎湖的39師師長韓鳳儀因爲缺乏兵源，竟想强迫學生入伍。張敏之起而反對，竟被韓鳳儀誣陷爲“匪諜”，跟許多學生一起被逮捕槍决。其它學生被强迫入伍，人生自此改變。由於牽連八千多人，這是1949年遷台外省人之中最大政治案件。

　　張敏之槍决後，他的妻子王培五帶着六個年幼的兒女，投靠親友，却因親友怕政治牽連而到處碰壁，最後靠着優秀的英語能力，在屏東潮州鄉下一所中學找到教職。後來又經過李昇的介紹，到台南女中教書，因頗有名氣，再轉到台北建中。李昇個性寬厚包容，在台南一中時，也曾幫另一位好發政治議論的老師免於壓迫。

　　後來李昇轉到台東女中擔任校長，1957年再轉到花蓮師範學校擔任校長。他的同事回憶，那時台東、花蓮都算是“後山”，交通不便，没人想去，花蓮師範可説是全台灣最破的師校。校舍是木造的，樑腐柱裂，隨時有倒塌的危險，學生全部住校，却没有食堂，一間破禮堂兼食堂；操場更是借花崗山的公共集會場。李昇還開玩笑説：只有靠天公照顧，來一場大台風，把這些破房子都吹垮了，花師才有新建的希望。不料，1959年夏天，果然來了温妮台風，把舊房屋都吹倒了。他趕緊給教育部打報告要經費，把花蓮師範遷建到現在七星潭邊地址。

　　遷校過程中，他也吃了許多苦頭。原因在於他和縣長有私怨。這縣長在青年節致詞時開始下起大雨，他在講台上没關係，學生在台下全身淋得濕透，李昇不忍心，上去叫縣長别再説了，别讓孩子淋雨。自此得罪大人物。建校公文送到縣長那裏，老是被刁難拖延。李昇只好發揮忍功，一再去求去磨，才終於把學校建起來。

　　李安曾説，花蓮八年，他受的是自由的美式教育，過了此生中最快樂的日子，只不知他的忍功定力，是否得自他父親的傳承？

　　李昇後來轉到台南二中任校長，再轉台南一中校長，直到退休，一生奉獻給教育。如果不是因爲他有一個世界知名的導演兒子，他會和許多1949年來台灣的知識人一樣，在台灣這島嶼教書一輩子，“日久他鄉變故鄉”，静静的在退休的日子，每年收到學生祝福的卡片，走完他的人生。

　　李昇只是那年代的一個典型。

　　當時來台灣的120萬人之中，公務員、地方文官、知識分子、大學生等，約莫有30幾萬人，其中不少原是大學老師、文人、作家，而當時台灣的高等學府只有台大、台中農業學校（後來的中興大學）、台南工業學校（後來的成功大學）等，這些學養俱佳的知識分子值此亂世，無處可去，只有高成低就，到台灣各地先謀取教職，求一個生存的工作再作打算。

　　台灣各地的師範學校、中學就成爲了他們的去處。被台灣畫壇譽爲“中國現代繪畫導師”的李仲生，即是最好的例子。

　　李仲生，1912年生，廣東仁化縣人，早年讀廣州美專、上海美專，愛好前衛藝術，1933留學日本大學藝術係西洋畫科，1937年畢業，期間曾在前衛美術研究所學習，入選被稱爲“前衛中之前衛”的《二科會第九室》畫展，並參與《黑色洋畫會》的活動。在這裏他學習了日本前衛藝術美學教育“以精神傳精神”的方法，並不讓學生觀看作品，而是以强化學生的獨立思考、創造思維爲主。抗戰期間，曾任教於重慶國立藝專，參與重慶的《獨立美展》（參與的畫家包括：丁關良、丁衍庸、林風眠、趙無極。朱德群等），及《現代繪畫聯展》。抗戰勝利後任教於杭州藝專。

　　1949年來台後，由於台灣没有藝術專門學院，他只好轉而任教於台北二女中，平時則與黄榮燦、劉獅、朱德群等，合組一個《美術研究班》開班授課。不久，黄榮燦因匪諜案而被槍决，此事造成他很大的衝擊。原本前衛藝術以叛逆、創新、獨立爲標榜，這是李仲生的藝術理念，但叛逆所形成對現狀的不滿，對理想的追求，却讓他深深苦惱。他在一對一的教學方法下，教了幾個後來很著名的前衛藝術家，如蕭勤、夏陽、吴昊、霍剛、陳道明等，後來人稱台灣抽象藝術的《八大響馬》者。但他終究有感於台北政治環境的壓抑，而决定南下彰化女中教書。一教就是近30年。

　　當時的台灣藝術界有兩大系統：一個是隨國民政府來台的傳統水墨，如張大千、溥心餘、黄君璧等渡海三家等，一個是台灣日據時代以降的歐洲印象派傳統，李仲生的前衛藝術爲台灣新一代的藝術家帶來新的視野，頗受學生的歡迎。他們聽説他去了彰化女中，竟主動要求上課。

　　李仲生不像一般畫家會讓學生去他的畫室一起上課，他反而約學生在彰化車站相見，一杯茶、一杯咖啡，一對一，聊一個下午，談創作觀念，歐美最新藝術風格，甚至談潜意識與創作等。他深度瞭解每一個學生的才華與局限，個别指導，從繪畫理念到人生哲學。他總是認爲，當代藝術是一種觀念的叛逆與創新，唯有突破了思想，藝術才有新意，所以他不希望學生受到他畫作的影響，而要有所獨創。

　　在彰化女中的期間，他默默創作，口袋總是帶着中學生那種極其便宜的舊舊的作業本，可以隨時拿出來畫草稿、素描。他總是告訴學生，創作是自然而然來臨的，不需要拿那種高級紙做好姿態才叫繪畫，想到就畫，想畫在什麽地方都可以。

　　對彰化女中的學生來説，他像一個平凡無比的美術老師，讓學生自己畫素描，活在自己的創作裏。

　　多年後，李仲生舉辦畫展，名滿台灣時，那些從前的高中女生才驚呼：啊，那個看起來很平凡的老頭子，竟是台灣前衛藝術導師，而且他的徒弟，還“八大響馬”哩！

　　一九四九大遷徙，讓杭州藝專的老師，高成低就，成爲一所女中的老師，寂寂於鄉間，創作一生。不只是他，曾被張大千稱爲“繼張大千之後，國畫第一人”的吕佛庭，來台灣之後也是到台中師範教書。他把這個培養小學老師爲教育目標的校園，變成他的“道場”。

　　吕佛庭一心向佛，自號半僧，早年爲了繪畫而遊歷各方。他曾爲了繪畫長江萬裏圖、長城萬裏圖等長卷而閉關。但他對學生的關愛，是有目共睹，深受感念的。1950年代，台灣窮人家的孩子最好的出路，就是去念師範學校。這裏提供住宿、免學雜費，還發放一點零用金，唯一的條件只是畢業後要到小學教幾年書，算是盡了義務，但還是有薪水的。這些窮孩子只在鄉下種田，何曾見識過毛筆、水墨。國畫、水彩、油畫等？

　　可是在那時的台中師範學校的美術老師，教水彩油畫膠彩的是林之助，教水墨國畫的是吕佛庭，都是一時之選。杜忠誥本是一個彰化鄉下佃農的孩子，就因爲讀了台中師範，得識吕佛庭，得識書法之美，終成大書家。而高木生也是窮人孩子，與吕佛庭學水墨繪畫，後來終有機會赴美學習藝術史，終成國際知名學者。

　　而我自己，高中讀台中一中，老師之中就有齊邦媛、齊治平、楊念慈（小説家）、楚卿、蔡仁厚（新儒家）等。這些老師都是歷經抗戰、内戰的烽火，流離半生，渡海來台，在杏壇上，覓得一方净土，就那樣安静的生活下來，爲台灣，爲文化傳下燈火。

　　我曾在中國時報的專欄寫過《一九四九渡海傳燈人》一文，刊登在報紙上想不到接獲了許多朋友、老師、同學的電話，熱切的響應顯示出，每一個人的生命中，都曾出現過那樣的老師，特别在中學的階段。那是人生中最需要指引，最需要熱情，最有理想的年代，我們何其有幸，遇見那被歷史的烽火所鍛煉出來的無數生命，他們歷經苦難而回歸平凡，他們走入台灣社會的底層，尋找一方安静的教席，在艱難的歲月中，互相扶持，在民間深深播種，爲台灣傳承文化的血脈，文明的燈火。

　　法鼓山聖嚴法師在世時，也曾談到他要感謝國共内戰。很多人不解何意。他説，因爲如果不是國共内戰，國家分裂，他不會隨國軍來到台灣，很可能只是大陸一個什麽山上的小和尚，就不會有後來的他，去日本留學，去美國傳法，更不會創立法鼓山，爲台灣社會做更大的奉獻。最初是有傷害的負面力量，經過生命的轉化，最後反而變成讓人逆風飛翔、翻轉前行的力量。不僅是内戰，他對生命中曾傷害過他的人，也永遠心存感恩，因爲那是一種激勵的動力。

　　若非1949年的大動盪、大遷徙，不可能爲台灣帶來全中國各地的知識精英，讓所有的思想家、藝術家、文學家、科學家，在一個小小島上，互相激宕出創造的火花。

　　尤其是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如胡適、殷海光、周德偉等人，他們忍受個人的痛苦、寂寞、壓迫，成爲自由主義思想的“傳燈人”。即使他們被蔣介石的戒嚴體制所迫害，但他們仍勇敢傳燈，把民主自由的燈火，傳到了台灣。胡適與雷震創辦《自由中國》雜誌，傳播民主自由的理念；雷震還曾與台灣的黨外人士李萬居等人籌組“中國民主黨”，終於被捕入獄。但黨外人士組織政黨的香火未曾斷絶，1986年，民主進步黨終於成立，當時參與者傅正，即是雷震時代《自由中國》的編輯兼組黨的參與者。

　　而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周德偉（留學英國時曾爲海耶剋的學生），當年與殷海光、張佛泉、夏道平等人，每二周在其家中聚會討論，傳揚海耶克思想不遺餘力，他曾翻譯了80萬字的《自由憲章》一書，影響幾代的知識分子。殷海光因爲政治壓迫，失去台大教職，鬱鬱以終；而周德偉退休後去了美國，遠離政治悶局，獨自撰寫回憶録；但他的家却成爲美麗島事件後，許多文化人聚集的茶館，他的兒子周瑜創辦《紫藤廬》，對美麗島事件後的苦悶時代，起了聚集、討論、互相幫助的作用。

　　如果不是《自由中國》，如果不是這些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一代一代地傳燈，台灣會不會有後來的民主化改革契機呢？

　　一個最壞的時代，却也會帶來希望；一個最動盪的時空，會把土地翻轉過來，會讓無數人死生以之，却也會讓沉埋的種籽，從地底翻出來，讓無法被掩藏的生命力，再度生長起來！

　　大曆史有一種超越時空的慈悲。雖然在歷史轉變的當下，戰争與飢餓，鬥争與死亡，會帶來毁滅和傷害，無數生靈涂炭，人性受盡摧殘。但從長遠看，穿過那些苦難，穿過那些幸存的生命，穿過時代的暗夜，那暴力所不能消滅的，恰恰是人性的希望，文明的血脈。中華民族的花果雖然飄零，却也能落地生根，開枝散葉，在新天地，成就一樹繁花。

　　1949年後，唐君毅曾寫下一文《説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談到文明因内戰而毁滅，流離，文化不再能依靠一個穩定的大地空間來承載，而是要靠流浪的人“靈根自植”。而這些流浪的人，流離的人，果然傳承文化的燈火，讓中華民族没有花果飄零，而是落地生根，繁花盛開。



　　楊　渡：作者係中華新文化發展協會理事長、著名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