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源遠流長。在相傳的《大學》篇章中，“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據説就在商湯的盥洗盤上，就刻有這樣的誓詞來自我勉勵。鼓勵自身不斷地創新，走向創造、自强不息。

　　從中國歷史來看，每個時代都有它特别的困局與挑戰。每個時代的人們，不論是政治人物、學者或社會大衆等，也都必須試圖因應時代提出的特有難題，勵精圖治，與時俱進，設法突破既有的困局與難題。在相互團結、共同合作下，走出屬於各個時代的發展路綫，完成時代賦予的特殊使命。

　　即就中國經學史來看，經學往往被視爲相當具有“保守性”的學問。不過，若放大曆史的視角，從久遠的時間來重新審視，應承認盡管每個時代的經學詮釋工作，有不少研究成果是後來學者借鑒、引述、繼承前代權威學者的説法，但就各個時代來看，漢代是經學的創始成立時期，經學是漢代特有的學術創造。唐代是魏晋南北朝研究成果的總結時期。宋代則又是一個新的經學創造階段，走向鼓勵學者各自爲説、文化創新的新學風。

　　不僅經學如此，包括文化思想、藝術美學、生活用品等，皆隨着時代的不斷變化，中華民族總能日新又新，隨時代的發展提出屬於每個時代特有的時代成果。

　　但若追問每個時代的人們如何走向文化創新，並找到屬於自己時代的新發展方向？則往往源自對過去的歷史文化的深切認知，並以開放包容、兼容並蓄的態度，借鑒過去文化的創造成果，立足於現實的情况，思索可能的發展方案。

　　我們若就漢代的經學發展過程爲例，爲何漢代能建立經學？重新重視這些曾經秦火，並艱難流傳的儒家典籍？這問題則應回溯到漢武帝一意崇儒，設立五經博士。而此一重要的政治舉措，則由當時《春秋公羊》學大師董仲舒所倡導。

　　爲何漢武帝一意尊崇儒學？除個人學術偏好，或是身邊大臣的影響外，武帝爲求適切因應漢初以來政局的巨大變化，應是其中的主要原因。而這之間的發展脈絡，則可由董仲舒的對策内容來觀察。他的對策内容很長，思想又很復雜豐富，學界討論甚多。不過，有一點值得特别舉出，他説：“聖王之繼亂世也，埽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這裏，王朝的發展時間是個最爲要緊的關鍵詞。

　　他又説：“周之末世，大爲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其心欲盡滅先王之道，而顓爲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即使是偉大的周朝，500多年也將覆滅。至於秦朝，自秦統一六國，竟然只有14年，就斷送了自身的發展格局，走向滅亡。然後直到陳涉起義、楚漢相争，漢朝的建立，至武帝也才不過六七十年。實可算是一個年輕新生的新國家、新時代。未來呢，正有待當時人們能否提出積極有效的改革與作爲。

　　盡管武帝時，國家的發展格局、經濟環境、政治局面遠遠不能與秦二世時期的混亂腐敗相提並論。但國家的未來、此下該有的發展方案爲何？如何打造一個宜於人居、滿足人們通向幸福生活的發展路綫，並使國家能更爲長治久安的繼續發展？中國文化價值以“生”爲根源，每個時代都得面臨如何走向更好的“生生”的時代難題與考驗。

　　其實，早在殷末周初，當時周人就已提出一個極爲重要、影響深遠的重要觀點，即西周的“天命觀”。簡單地來説：“天命無常，爲德是輔”在當時的歷史經驗底下，人們意識到：就像人有生老病死，再偉大的朝代，最終也有結束的一天。如果説，殷朝能取代更早的夏朝，被解釋爲因得到上天的垂憐；但如此偉大的“大邦殷”，怎麽就突然失去了上天的眷顧而被周朝取代呢？天命的取舍依據又在哪裏呢？

　　對此問題的思索，成爲中國學術發展的根源，也成爲日後儒家、中國經學發展的重要思想内涵。因此，在漢代的文獻中，他們也延續這個問題，思索朝代更替背後，是否有更深的歷史規律、或發展軌迹。除周人提出的“天命”、“文德”觀念外，是否有更深的動力去推動歷史的發展？

　　這樣的學術反思，促使漢朝後來的學者，重新接納、引述了流行於戰國晚期的“終始五行説”，並在王朝更迭、歷史發展的形而上問題上總結、創造、發展屬於漢朝的新説法。

　　董仲舒又説：“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他提出“更化”，呼吁武帝改變漢初以來的清静無爲、與民休息的政策，建議在新的政經局勢下，走出新的發展路綫，進行文化創新。

　　的確，從現有的文獻紀録下，漢初的經濟蕭條、戰争傷害，經過七十年的休養生息已大爲不同。在《漢書·食貨志》中提到：“漢興，接秦之敝，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饑饉。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高祖乃令民得賣子，就食蜀漢。”在戰亂的影響下，社會經濟破壞，進而有大饑荒。不僅米價瘋狂飆昇，情勢甚至逼使人彼此相食。政府得就買賣小孩的行爲睁一只眼閉一只眼地姑息，設想那又是何等凄慘的景况？

　　可是經過70年的黄老無爲、生養休息的長期發展，國家財政豐盈，早非漢初困窮的局面，史載：“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間，國家亡事，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足，都鄙廪庾盡滿，而府庫餘財。京師之錢累百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仟伯之間成群，乘牸牝者擯而不得會聚。”從這些文字來看，儼然是副太平盛世、富裕社會的繁榮景象。不僅國庫充裕，社會也競相追逐繁華。若概括漢初至武帝這70年的歷史經驗來説，只要國家和平、没有遭遇天灾的侵擾，當時的整個社會、整個民族完全有能力就時代的特殊情境、特殊條件，拿出智慧，找出最有利於發展的國家路綫與思想潮流。在很大的程度上，消除貧困、對抗飢餓，提供人民最好的發展環境。讓人民有機會從戰國時代累年不斷的戰争傷害中，自行復蘇、更生、成長、茁壯。因此，對中國人來説，和平是常態，戰争反而是變態。中國人熱愛和平，不僅導源於農耕文化的歷史生命經驗。即就事實來論，和平通常可以提供中國社會較好的發展際遇。

　　不可諱言地，盡管漢初所實行的黄老無爲，很大程度地因應特殊時代的政治環境、經濟需求，促使社會重新發展，走向“生生”。不過，黄老道家的無爲之治，其實是要求政府在一片荒廢的發展困局中，采取近乎自由放任的發展方式。就在這70年間，社會上開始出現許多富可敵國的富商大賈，土地兼併以及内部發展不平衡等問題也成爲日後政治不得不處理的棘手難題。

　　從武帝當時的政經局面來説，整體國家的發展格局早已今非昔比，不像漢初的窘困。那麽，因應漢初的發展模式、思想潮流是否能作爲此下的思想指引和國家路綫？這是漢武帝必須思考，也是漢朝爲何從黄老道家轉向儒家的關鍵所在。正如史學家錢穆賓四先生所指出：“黄、老、申、韓之説，皆起戰國晚世，本以治衰亂，非所以處昇平。漢興，瘡痍未復，則黄、老自然與民休息之説勝。文、景圖治，繼之以刑名申、韓。至於漢武，國力既充，如人之病起，舍藥劑而嗜膏粱，亦固其宜。”所以，時局的改變，促成漢武帝一意崇儒。進而决定改變漢初以來的發展方式。進而再由當時的經學大師董仲舒提供具體的發展方案。

　　我們若簡單地總結漢初經學興起的發展經驗，可以概括出以下幾點：

　　第一，董仲舒作爲儒學大師，希望將仁義教化導入政府施政内容之中。並提倡教育，意圖政府提出更多的主動作爲，以來移風易俗，作爲此下漢代發展、文化革新的新方向。就這點來看，《論語》曾記載説：“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所謂“先富後教”，這是完全符合人類社會發展的共同趨向的。就這點來説，董仲舒導入儒家重視教育、重視人才培養的發展大方向，應是正確的。此外，他所倡導的學風變易、思想轉向，相對於漢初黄老，既是文化創新。但對比中國思想史，却可説是一種復古。是在深入研究傳統文化、並吸納先秦各家思想後的新説法。

　　第二，董仲舒重視教育、重視人才培育，要求政府依據儒家觀點，設立五經博士，並以此主導、影響之後的官學發展、經學發展，從現代來看，他的重視教育的大方向應可肯定，但是，應該施教的内容，以及他融貫先秦各家提出的特殊説法，却有争議。平心而論，當時缺乏如今天般的科學研究，加上他非常相信“天人感應”，並以此作爲思想的形上前提，以此搆築他的學術觀點。他相信陰陽灾异，自然有其後流於讖緯迷信的思想流弊。話説回來，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的發展條件與難題。每個時代的人們都在不經意中受限於每個時代。所以，草率地評論古人，以今律古或厚古非今，未必是實事求是、客觀的研究態度。

　　第三，就文獻資料來看，武帝决心復古更化，接受董仲舒意見，改革學術發展潮流，並改變整個國家發展路綫，這是當時政治上、學術上的重要大事。可以説是武帝因應時局，整體大局下走向的文化革新。崇儒路綫下所實際推動的各種政治利弊、發展得失、學術興替，爲漢另開一個新的局面。

　　第四，若就董仲舒個人的思想組成來説，後世是有所批評。但他綜合諸子百家，可謂漢代新起的新儒家。這反映出當時儒家開放自由的學術性格，以儒家爲核心，兼容並蓄地采納先秦各家的思想觀點，並以此成爲漢代文化革新的思想基礎與引導。據筆者長輩引述錢穆賓四先生的意見，錢先生認爲：“凡所謂儒家，代代更新。所以没有所謂的新儒家。爲何？因爲中國的學問，與時俱進。”

　　綜上所述，就漢初經學的興起背景，來説明漢代學風轉向、革新文化的契機。漢初從貧困，走向富裕，反映出當時在位者與整個社會因應時局，對應時代挑戰的偉大成就。當然，時局總在改變中，社會環境總可能出現變化。問題就在如何審視局面，因應時局，在時代發展的種種需求下，能找出條可長可久的道路，滿足人們通往幸福生活的期待。漢代的統一，對中華民族貢獻極大。漢初經學興起的過程，是個歷史的經驗，也是歷史的見证。此後中國能振衰起敝、否極泰來、代代更新，如同浴火鳳凰般重新展翅高飛，就因能接受時代挑戰，因應時局，提出最好的辦法，讓國家社會走上坦途。



　　薑義泰：作者來自於中華文化學術研究推廣教育基金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