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現代國家歷經兩次工業革命，經濟景况不同以往。科技時代的出現，以網絡經濟與知識經濟等爲主導的“新經濟”正急速在全球網絡擴散，袁鶴齡：《新經濟時代兩岸資訊科技之發展與互動》，《全球政治評論》2002年第1期，第180-181頁。

　　同時信息科技也轉换了權力競争的型態。美國學者羅伯特·法利（Robert Farley）曾在2016年《國家利益》雜誌發表一篇《2017年可能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的五大場域》（5 Places World War III Could Start in 2017），認爲中國與俄羅斯不斷昇高網絡競争情勢時，則可能刺激美國對抗意識，産生第三次世界大戰於網絡空間。Robert Farley, “5 Places World War III Could Start in 2017”, 2016.12.17, The National Interest, Retrieved from: http://nationalinterest.org/blog/the-buzz/5-places-world-war-iii-could-start-2017-18760?page=2, Available Date: 2017.12.03.

　　2016年美國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認爲中美網絡安全最大的困難點在於概念差异；中國認爲網絡安全必須維護國家權力爲先，而美國認爲網絡安全必須借由法律規範來約束。Scott Harold, Martin Warren, Cevallos., C, & Astrid Stuth, “Getting to Yes With China in Cyberspace”, 2016, Retrieved from: www.rand.org/t/rr1335, Available date: 2017.12.04.

　　本文將借由對習近平“網絡强國”戰略文化之解析，瞭解中國網絡戰略，并且從中美網絡競争之面向來做探討。

　　二、中國推動網絡戰略措施

　　2014年開始習近平針對“網絡强國”提出五種面向的論述：加强頂層設計、制定法律規範、强化基礎設施、維護網絡輿論的清明、提昇對外合作。中共中央網絡安全信息領導小組辦公室：《從網絡大國到網絡强國我們在路上》，2015年12月16日，資料來源：http://www.cac.gov.cn/2015-12/16/c_1117483831.htm.（檢索日期：2017年12月4日）。

　　第一，加强頂層設計，習近平於2014年2月27日成立中共中央網絡安全與信息化領導小組，由習近平擔任組長，强化中國網絡安全架構的頂層設計，並結合各省縣市的合作，同時，“網絡强國”必須要以軍事戰備爲優先，中國國防部增設戰略支援部隊，作爲一支偵查信息、防禦國家、攻擊威脅並講求“偵防攻”一體多元的軍事部隊，戰略支持部隊可因應新型作戰彈性支持各部隊。

　　第二，制定法律規範，以《網絡安全法》作爲維護人民網絡安全之依據。《網絡安全法》共七章，全79條；其中重點有6項，網絡産品及服務不得出售使用者資訊、嚴厲打擊網絡詐騙、明確規範“網絡實名制”、保護關鍵信息的基礎設施、懲治攻擊破壞關鍵信息基礎設施的中國境外組織和個人、發生重大突發事件可采取網絡通信管制等。然而中國《網絡安全法》强調中央控管的方式，達到網監、網管的目的，有利於習近平網絡意識型態之掌控。

　　第三，强化網絡基礎設施，增强各省市電子商務的發展。中國各省市政府透過鬆綁法規、降低設點門坎、合理降税等措施，優化網絡産業發展環境。同時，擴展業務地點、强化就業訓練與培植專業人才，并且使其農産品特色化，鼓勵農産品電子販售、增加網絡消費服務的業别、加强網絡金融監管機制等服務。中國政府同時推動跨地區、跨行業物流平台，並鼓勵增設物流節點。

　　第四，維護網絡輿論清明，在各省縣市的公安部門設立網警保安室，提高網絡見警率，打擊網絡犯罪；中國共産黨與政府培養“網絡評論員”與“網絡分析師”等青年人才，導正網絡輿論的風氣。

　　第五，建構信息絲綢之路與提昇對外合作。中國政府透過跨國光纖網絡幹綫的合作，共同建構跨境光纖網絡、規劃洲際海底光纜幹綫、完善空中（衛星）信息通道等。中國透過貿易創新的方式，發展跨境電子商務並推動新興産業合作，促進沿綫國家在信息技術等不同領域深入合作。《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中國“一帶一路”網2015年3月29日，資料來源：https://www.yidaiyilu.gov.cn/yw/qwfb/604.htm.（檢索日期：2017年12月4日）。

　　同時加强文化傳媒的國際交流合作，運用新媒體工具，打造良好的文化生態。中國外交部發佈《網絡空間合作計劃》内容强調以預防性外交打擊網絡威脅、推動國際網絡安全行爲準則、增强網絡合作關係、打擊網絡犯罪等項目，借由雙邊協商建立熱綫機制，打破網絡隱匿問題。

　　三、美國推動網絡戰略内容

　　首要就奥巴馬政府的網絡戰略作爲此次分析之對象。首先，奥巴馬建立網絡安全同盟，試圖用合作取代網絡競争。中美在2009年4月1日在倫敦G20高峰會議期間舉行雙邊會談，同意建立戰略與經濟對話機制。其後網絡安全議題同時在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討論項目中。2013年首次召開專門網絡安全工作小組會議，瞭解中美對於網絡安全議題的差异性後藉以增進雙邊戰略互解。2014年5月因美國司法部起訴中國5名軍官非法竊取美國情資，這點也使得網絡安全工作會議暫時停止。2015年美國聯邦人事管理局指稱遭到黑客入侵，美國認爲是中國所爲；習近平訪美期間與奥巴馬政府達成網絡安全的共識，中美對於網絡黑客攻擊事件給予相互安全承諾。2015年首次舉行中美打擊網絡犯罪及相關事項高級别聯合對話，並同時恢復網絡安全工作小組。希望能透過對話的方式，化解彼此間的誤解。

　　其次，棱鏡門事件顯示美國政府正在執行網絡監控。2013年美國前國家安全局雇員愛德華·斯諾登（Edward Snowden），向《衛報》與《華盛頓郵報》透露美國政府透過電信公司搜集人民郵件與電話通信紀録，損害人民的隱私權。美國自911恐怖攻擊事件後，《愛國者法案》賦予美國政府合法監聽的權力。Ewen Macaskill, & Gabriel Dance, “NSA Files: Decoded--What the revelations mean for you”, 2013.01, Retrieved from: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interactive/2013/nov/01/snowden-nsa-files-surveillance-revelations-decoded#section/1, Available date: 2017.12.04.

　　 2007年美國國家安全局就已透過棱鏡計劃（Prism），與谷歌（Google）、臉書（Facebook）、蘋果（Apple）、奇摩（Yahoo）等大型網絡公司合作搜集美國境内外人民信息。

　　再者，奥巴馬上任初期以維護網絡安全作爲美國首重的戰略目標。奥巴馬希望透過網絡安全法制化、實體措施來凸顯美國維護網絡安全的决心。而網絡防衛機制的强弱則在政府監管能力，但奥巴馬在網絡防禦却有矛盾。斯諾登事件顯示美國政府不顧人民隱私權，未經過郵件使用者的同意就搜集通信紀録，但另一方面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FCC）依據《網絡隱私法》限定美國通信業者不得透露未經使用者允許的信息，然而其谷歌、臉書等社群媒體，却不受此限。美國政府在維護網絡自由權也同時受制於大型網絡公司。

　　最後，就軍事層面設立網絡司令部，使美國網絡軍事戰略成型。2012年美國國防部網絡司令部建立133個網絡任務部隊（Cyber Mission Force；CMF），並分爲打擊任務小組（Combat Mission Teams；CMTs）、網絡防衛小組（Cyber Protection Teams；CPTs）、國家任務小組（National Mission Teams）與支持小組（Support Teams），包含6200個軍事人員、技術人員，就其戰略目標爲：（一）建立與維持網絡空間的運作能力；（二）保護美國國防部網絡情資、减緩任務風險；（三）隔絶損害美國國家安全利益之網絡攻擊；（四）建設具可行性戰略方案；（五）建立網絡盟友並共享信息。

　　四、中美網絡戰略之綜合比較

　　網絡文化的概念若運用在知識層面，則是强調文化認知，而今日若將網絡文化的概念，延伸至國家間的網絡安全戰略，而各國戰略文化的建構則會影響國家對權力的看法。事實上，中美爲避免相互猜忌曾召開專家工作小組，針對雙邊具争議的議題做協商，如知識産權等。2015年9月習奥會也針對網絡安全做意見交换。而在多邊搆架上，聯合國政府專家小組2015年7月報告當中，認爲必須禁止網絡攻擊與維護一般民衆網絡空間權益爲優先。有鑒於此，網絡安全的危機處理，必須借由信心建立措施（Confidence-building）化解國家間對於網絡空間的錯誤認知。Joseph Nye,“Deterrence and Dissuasion in Cyberspa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17,Vol.4,No.3,p.62.

　　同時增强各國間政策透明度即可消除一觸即發的網絡攻勢。

　　本文透過中國模式與美國模式的比較，即可發現兩國之間的差异。首先，就治理層面與戰略文化來看，中國維護網絡安全的方式，則以“全面防禦”來阻止威脅。2015年中國國防部發佈《中國的軍事戰略》白皮書，堅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積極防禦戰略思想。同時，中國在網絡治理層面，2014年2月成立中共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由習近平擔任組長，進一步强化上層領導的力量。而美國方面，奥巴馬時期將小布什時期網絡治理由下而上的模式，改爲由上而下的方式，特别是奥巴馬在總統辦公室職權底下設立網絡安全辦公室。網絡安全辦公室則作爲協調單位，並整合各單位所提出的建議。

　　其次，就政策内容來看，中國網絡政策以集中事權爲先，並同步增强網監網管，特别是維護中國網絡空間的輿論清明，樹立中國的網絡權威。其網絡分析師與網絡評論員則是中國共産黨重點培養的青年，在網絡論壇上澄清不利黨國的言論，并且散播具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思想；此外，中國建構信息絲綢之路，幫助周邊國家基礎建設，共創商業利益。就美國方面而言，經濟創新向來是美國網絡空間的優勢，特别是美國活躍私人企業的社群媒體，其所帶動的産業發展不只在美國境内其範圍甚至可到全球，但也由於私人企業的活躍，反而增加政府在網絡防禦的困難度。

　　再者，就法制規範而言，2016年11月7日中國政府通過《網絡安全法》，擴大中國政府在網絡管控的程度，網絡登録信息採實名制，加重通信業者的監督責任。《網絡安全法》的優點：第一，打破網絡隱匿性，使在中國境内與外國人士信息透明；第二，較易管理網絡信息傳播，預防不當人士利用他人資訊；第三，明確界定網絡非法行爲，使民衆有所警惕、知其分寸。反之，第一，由於限定範圍過大易演變爲全面監察；第二，網絡實名制，進一步限縮言論自由；第三，提高外國産業進入中國的門坎；第四，斷網、斷訊等嚇阻行爲，恐出現公權力過當之嫌。就美國而言，奥巴馬時期曾設立《網絡隱私法》與《網絡中立法》，兩者都是爲了確保使用者的隱私權與網絡使用自由權，但奥巴馬想透過公私部門的相互合作，建立監督機制，用以偵測網絡威脅。2013年斯諾登事件，反倒凸顯美國政府維護人民網絡使用權力與國家安全間的矛盾。

　　最後，就網絡軍備而言，中國在2015年建立戰略支援部隊，作爲中共解放軍海、陸、空與新成立火箭軍種信息作戰的聯合支持部隊，其作戰目標爲偵查攻擊標的、確保信息互通、承擔網絡空間的防禦工作，達成 “信息主導、體系支撑、精兵作戰、聯合致勝”的目標。而美國方面，成立網絡司令部後，亦是强調必須在信息作戰制高點維護美國網絡空間的安全利益。

　　但中美之間最大的差异性，則是對網絡黑客與網絡自由權的認定。美國國家情報總監（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的報告指出，中國黑客行爲可能對美國造成嚴重危害。2014年8月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認爲有四億五千萬筆數據遭中國黑客所竊取，U.S Intelligence Community, “Statement for the Record Worldwide Threat Assessment of the US Intelligence Community” ,2015.03.25, Retrieved from: http://docs.house.gov/meetings/AP/AP02/20150325/103200/HHRG-114-AP02-Wstate-ClapperJ-20150325.pdf, Available date: 2017.12.04.

　　2016年以來美國單方面認爲中國透過經濟間諜行爲，侵害智慧財産權、復製盗版品損害美國商業利益。網絡黑客已造成中美誤解，美國單方面指控中國，而中國也認爲受到網絡黑客的攻擊而不堪其擾。中國國家互聯網應急中心2017年6月報告中顯示，中國境内共有483萬IP地址被木馬或僵屍程序所控制，而其來自於美國的境外IP地址則爲414,988個，因此，網絡黑客泛濫問題已造成中美相互誤解。中國互聯網應急中心：《CNCERT互聯網安全威脅報告-2017年6月》，2017年6月，資料來源：http://www.cert.org.cn/publish/main/45/2017/20170804151846775711621/20170804151846775711621_.html. ，（檢索日期：2017年12月5日）。

　　同時，就網絡自由權認定上，谷歌（Google）曾大舉退出中國市場，則是認爲中國政府對於網絡搜索關鍵字過於嚴苛等因素，使其中美之間認知出現差异。

　　五、結語：全球網絡規範秩序的展望

　　然而中美即便在網絡競争的趨勢下，若能够彈性應對則中美合作的可能性將會上昇，但首要必須先消除中美戰略文化特性的差异。就中美網絡戰略來看，可綜歸下列特性：第一，缺乏互信基礎，難以深入合作。美國認爲中國網絡間諜活動太活躍，尤其是企業網絡間諜盗取知識産權，使美國損失重大，同時，美國政府認爲網絡間諜竊取官方及國防情資，甚至對中共61398號部隊五位軍官提起訴訟，使得中、美互信不足。

　　第二，中美具有各自的網絡戰略，不易謀和。美國網絡攻擊戰略不能曝光，且防禦措施又無法施展，即便美國是最早發展網絡安全戰略，而美國對網絡自由權的執着，使美國政府只能着重攻擊戰略，但美國智庫及官員都認爲美國應發展防衛策略。而歷任美國總統礙於網絡大亨的壓力，則不敢採行建議。此外，美國很多基礎建設都是民營建立且互聯互通，很容易攻擊又難以防禦，一旦防衛就必須采取監控，這也是民意所反對之處。而中國在網絡戰略上發展起步較晚，但却急起直追，只是中美存在概念差异，不易消除。

　　第三，中美應可嘗試規範全球性的網絡活動。中美在網絡犯罪、網絡恐怖主義、網絡間諜均有部分共同的認知，應可找到最大公約數在全世界推行。例如對網絡基礎建設、電力網、通訊設備等維護，應可協商出解决方案以促進合作。

　　第四，網絡軍備管制的探討。中美可先就全球網絡戰争的議題進行探討，以不傷害平民生活爲目標。中、美若持有正面看法則會對全球有利，原因如下：（一）可以節省經費；（二）可創造安全的環境；（三）透明化及信心建設措施將可减少不確定性；（四）可以確定彼此的意圖，若爲惡意行爲者可施行懲罰；（五）讓其他國家可免於因擔心發生網絡戰，而演變爲國家間的網絡軍備競賽。有鑒於此，中美可針對保護平民、預防爆發網絡戰、建構信心建立措施、甚至加强網絡犯罪與網絡間諜等問題進行議題探討，中美應可找到相互可接受管制的範圍。

　　第五，網絡活動治理的問題。普遍都認爲網絡空間是無政府狀態，但事實上網絡活動所産生的問題都需要主權國家來解决。所以網絡空間仍具有一定管轄權，習近平在世界互聯網大會上强調主權理念，推動全球網絡治理朝向更公正合理的方向邁進，並實現平等尊重、創新發展、開放共享安全爲網絡空間的目標，强力主張網絡命運共同體的概念。事實上，目前已有非政府組織及國際組織簽訂協議來規範網絡活動，例如歐洲理事會簽署了《歐洲網絡犯罪公約》。中美應作爲領頭羊，讓全球網絡治理更具效力，不致使各國因無治理而受害。

　　中美若能在網絡空間借由雙邊協商，搆成中美網絡安全互信機制，消除雙方疑慮，才容易推展全球規範。因爲網絡安全規範不易成爲全球治理協議，主因在於各國網絡攻勢不易發現，外加上要遏制威脅來源則必須政府主動掌控。因此，若透過中美協商機制後，化解兩國各自的疑慮，最後在推向至全球則較爲可行。


　　陳奕璇：作者係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國際政治專業台籍博士生、台灣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