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月16日電（作者汪毅夫）陳盛韶《問俗録》曾記福建台灣“大小租”和福建内地“田骨田皮”。並謂：“大租即内地所謂田骨”，“小租即内地所謂田皮”，“佃人敢抗大租，不敢抗小租”。程家潁《台灣土地制度考查報告書》（1914）有詳細記載，略謂：

　　 “前清末年，台灣土地除台南一部已逐漸開闢外，台中一帶無不沃野千裏，荒曠不治。政府乃奬勵移民，使之開墾。凡有報墾人，不問其果爲自種，抑或招佃種，一概以與墾照，以廣招倈。於是豪强利用此機，出而包攬。如某處有地若干可開墾，先由墾首遞禀包墾，然後分給佃户墾辟。墾首僅遞一紙，不費一文，墾熟之後，坐享其利。故其佃户，亦與普通佃户有别，其於所辟土地，有處分收益之權。雖其所結契約有“非經墾首承諾，不得將田佃轉賣於人”之條件，然日久玩生，墾首亦不知其田之所在，出典、出賣聽佃户之自由。至若轉佃，更無論矣。是以墾首之權日就衰微，佃户之權日見膨脹，初則業主即爲墾首，今則佃户亦爲業主。質而言之，一地而有二主也。佃户既爲業主，轉佃聽其自由。佃户之下又有佃户，是爲現耕佃人。由現耕佃人納租於原佃，是爲小租，故稱原佃户爲小租户，小租户復納租於墾首，是爲大租户”。

　　由於“佃人敢抗大租”，“討大租”遂成完全不可能的事。“請媽祖討大租”是台灣民間常用的“俗語話”，喻“辦不到就是辦不到”的事，譬如“台獨”。

　　在我看來，從古到今，土地制度涉及的所有權與經營權（古之“一田二主”、“田骨田皮”、“大小租”、“墾首墾户”），承包與轉包，承包與延包，收租與收税，收不到的大租與免除的農業税，女性的權益與土地承包、延包，國家法與民間習慣法等關係，是值得研究的問題。

　　（2018年1月13日記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