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6月19日電（作者汪毅夫）我在干隆《福州府志》裏讀到清代雍正年間，福建官府旌表的“方廷蔭妻”楊氏的故事。少女楊氏“嫁甫二日”，丈夫方廷蔭“爲繼母所逼赴水死”。小楊“痛夫死非命，投江者再，遇援不得死”。方家繼母逼小楊轉嫁“己所生子”方廷賡，小楊不從，又“欲鬻之外鄉”。小楊在惡婆婆的威逼之下，終於“投繯”而死。在這個故事裏，如果小楊轉嫁丈夫方廷蔭之弟方廷賡，則其第二次婚姻屬於“兄終弟及”的轉房婚。在閩台曆史上，轉房婚是屢禁不止的婚俗。

　　實際上，轉房婚本不足詬病，應該批評的是不顧女性當事人的意願和情感，强逼或禁止女性當事人“轉房”的做法。我要指出，强逼和禁止“轉房”都是對女性當事人、對女性的壓迫；我還要指出，壓迫女性的有時是女性，如逼迫小楊的惡婆婆，如《孔雀東南飛》裏逼迫“焦仲卿妻”的“焦仲卿母”。這是研究者應該注意的。

　　我還要報告閩南特殊的“兄未終而弟及”的轉房婚俗。申丙（申翰周）1934年在福建南安縣長任上作《閩南竹枝詞》，其第17首有注曰：“有三四子人家，若大兒失業出外謀事經年無好音者，即命長媳改偶次男，如已娶婦，遞配三子。倘兄衣錦還鄉，仍使重圓破鏡，爲弟另娶。友愛如斯，足令噴飯”。從女性的立場看，不顧女性當事人的意願和情感“命長媳改偶次男”或“遞配三子”，是典型的性别壓迫，而“兄未終而弟及”則是非典型的轉房婚也。

　　（2018年6月17日凌晨記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