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7月8日電（作者汪毅夫）注解古書（包括古代經典著作）的工作開始於漢代，而漢代的經典著作在魏晋南北朝各代、在唐代已有專門的注家注本。譬如，漢代經典的歷史著作《史記》（司馬遷），其著名的注家注本有號稱“三家注”的南朝劉宋裴骃《史記集解》、唐代司馬貞《史記索隱》和張守節《史記正義》。作爲《史記》的後續工程，“三家注”考證其人名地名、考核其史實典故，實際上是《史記》的補充。宋代將“三家注”散列於正文之後，正文和注解渾然成爲《史記》“三家注”本矣。

　　台灣學者連横的《台灣通史》寫成於百年前的1918年。近30年來，吾友鄧孔昭教授用功研讀《台灣通史》，有專著《〈台灣通史〉辨誤》（1990）及其增訂本（1991），以及考證考核《台灣通史》涉及的人名地名、史實典故的專文多種，並應北京商務印書館誠邀，爲該館2010年12月版《台灣通史》撰寫《連横先生學術年表》和題解文章《連横與〈台灣通史〉》，附於書後。

　　鄧孔昭教授爲傳世百年的《台灣通史》所做的後續工作，屬於歷史著作的後續工程，對《台灣通史》的後續傳世有相當正面的積極意義。

　　（2018年7月5日記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