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9月15日電（作者汪毅夫）陳孔立教授在其學術名著《清代台灣移民社會研究》裏論述清代台灣從移民社會到定居社會的轉型，提出“大約在1860年前後，台灣從移民社會過渡到定居社會”的論斷。陳老師的這一論斷應該可以稱爲“陳氏定理”，它在台灣史研究中有多重證據可資證明、又在台灣史研究中可以用於解釋多種問題。

　　在取证設論方面，陳老師在書中徵引詳備、論证周延。學生輩如我，想談談個人的理解。

　　其一，移民社會的社會結構以地緣組合爲主，定居社會則以血緣組合爲主。清咸豐三年（1853）在台灣發生的“頂（上）、下郊拼”是晋江、南安、惠安三縣移民（合稱頂郊即上郊）與同安縣移民（稱下郊）的械鬥，而清咸豐八年－－九年〈1858－1859）在台灣發生的“漳、泉拼”即漳州移民和泉州移民的械鬥，是地緣組合之間的械鬥，是地緣組合之間的械鬥之尾聲，反映的是移民社會之社會結構的特點。1860年以後，台灣的械鬥改爲血緣組合之間即宗族之間的械鬥，反映的則是定居社會之社會結構的特點。其二，移民社會的人口增長是無規律可循的增長，其增長方式表現爲一批又一批男性單身移民的到來。與此相應，人口之男女性别比嚴重失調。在男多於女，“匹夫猝難得婦”的情形下，不會發生溺棄女嬰的社會問題，因而也没有設立育嬰堂的必要，如干隆《台灣府志》所記“嬰孩從無棄者”和“省直各州縣並設普濟、育嬰二堂，台郡以在海外獨闕”。過渡爲定居社會後，人口增長方式轉變爲自然增長，男女性别比失調的狀况好轉，溺棄女嬰的社會問題開始發生，育嬰堂也開始出現。2006年9月，我在寫作《清代救濟女嬰的育嬰堂及其他設施》時已注意到，我所見台灣文獻裏的育嬰堂均設立於清咸豐四年（1854）以後。近日重讀台灣進士施瓊芳《石蘭山館遺一稿》，見其爲在台南設立育嬰堂而寫的《育嬰堂給示呈詞》和《募建育嬰堂啓》的作年也是清咸豐四年（1854）。

　　陳孔立教授的學術思想、學術品格令人景仰。陳老師爲我的第一本書《台灣近代文學叢稿》題寫書名（見圖），爲拙着《閩台區域社會研究》等5種撰序。學生感念教澤並恭祝老師身健筆健！

　　（2018年教師節記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