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1月17日電（作者汪毅夫）金門育嬰堂創辦於清道光年間，在道光《金門志》留有簡要記載和足本《金門育嬰堂規條》。

　　從道光《金門志》的記載和《金門育嬰堂規條》看，金門育嬰堂乃承接了福建的種種傳統。

　　福建育嬰堂是福建舉子倉的繼承者。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松溪縣建育嬰堂“生生所”成，知縣潘拱辰爲之記，其文略謂“邑舊有舉子倉六處。蓋因俗尚寡恩，凡貧民生子不能畜者，多溺不舉，而女尤甚。以故古之鄉先生，捐資置買公田，積谷以濟之”。干隆《泰寧縣誌》記：“育嬰堂在宋時已有之。官立乳母，育細民舉子之不能育者。紹興五年，楚州人王洋知邵武軍事，以建、劍、邵、汀四州，細民生子多不舉，奏立舉子倉，逐鄉積谷。貧民育（汪按，即孕育、懷孕也）五月以上書之籍，至免乳日，授以米一石三鬥。當時泰（寧）必有倉，今已莫考。我朝好生德治，奉文設立育嬰堂於北醫靈祠之前，而生者有以賴矣”。民國《南平縣誌》於“舊育嬰堂”條下記：“宋有舉子倉，嘉泰間，知州事葉筠建。又有提舉司舉子倉，知州事劉允濟建”。據毛曉陽教授告知，《欽定續文獻通考》卷三十二《國用考·賑恤》記：“初，閩人生子多不舉，高宗紹興中，朱子請立舉子倉”；“光宗紹熙中，趙汝愚知福州，括絶没之田産，召佃輸租，仍發糴本，建倉收儲。遇受孕五月以上者，則書於籍，逮免乳日，人給米一石三鬥”；“嘉泰中，葉筠知南劍州，州貧，生子多不舉，請立舉子倉賑給之”。簡而言之，舉子倉是宋代福建朱熹、王洋、趙汝愚、葉筠、劉允濟一干人等相與接續而創的傳統，以“乳有所資”來保障女嬰“活下來”、來保全女嬰生存權，是宋代福建舉子倉的基本思路，循此思路而有後世沿用的“寄養乳母”之策即“寄乳章程”或“寄乳法”。

　　道光《金門志》記：金門育嬰堂得“官、紳各捐項置業，以充經費。後以嬰多費少，幾乎不繼。幸有布政銜葉文瀾肩其事，籌項接濟”，捐款、籌款和置業，俾“乳有所資”也；又記：“又將女嬰陸續撥入厦門育嬰堂乳養以分其力”，是“寄養乳母”也。

　　 《金門育嬰堂規條》明文規定：“領取女嬰爲苗媳者，配合諸事有本堂分照爲憑。本生父母不得干預争執，以杜串詐諸弊。惟嬰女長成，本生父母要相認者，許其到局查明姓氏里居。生女之家，苟不能割愛仍願領回自養者，聽之。若已被人領做義女、苗媳，不許給還。媒婆人等能將局養女孩説合與人領做女、媳者，每一口賞錢一百文”，明文規定許用童養婚來救濟女嬰。這裏承接的也是宋代的福建傳統。宋政和八年（1118），朱熹之父朱鬆（朱韋齋）在福建政和縣尉任上曾刊《戒殺子文》。道光《福建通誌》引《政和縣誌》的記載説：“昔多溺女，自韋齋先生重戒後，俗漸革。有貼錢帛抱養與人爲媳者”。道光年間在福建詔安知縣任上的陳盛韶認爲，育嬰堂“勸撫苗媳”是“仿周官省禮、多婚之政，變而通之”，合於古制。省禮（省簡禮儀）和多婚（鼓勵嫁娶，通過嫁娶增多人與人、家庭與家庭的互相扶持）是《周禮》所記的救荒之策。陳盛韶的看法是有理由的，女嬰的生存權受到威脅當然是“荒”，用童養婚來保全女嬰的生存權不失爲救荒之策。另外，童養婚在古早也是“法律不禁”的，如黄宗智教授所言：“法典本身從來没有正式承認這一習俗，但在有清一代，刑部承認並容忍了它。用刑部道光二年（1822）處理一件案子時的話説，‘民間於未成婚之先，將女送至夫家，名曰童養。自是女家衣食缺乏，不得養贍，不得已爲此權宜計，所以法律不禁，聽從民便’。”在歷史上、事實上，童養婚俗也確實保全了無數女嬰的生存權。然而，童養婚俗預先（而不是待其成年）剥奪了女嬰的婚姻自主權等多項權利。童養婚俗當然也是一種陋俗。

　　金門育嬰堂祀“子孫娘娘”（注生娘娘）。《金門育嬰堂規條》記：“如有人求名、求壽、求嗣，發願買救命若干，聽其到神前貼白願救幾命，將所費陸續交繳，願滿之日，將白勾完存局，榜示聞衆。可兩人共行，可一人獨舉，可量力而止，可計時三而歸，較之刻文印送，其行事尤爲着實，獲福更靡涯矣”。堂設於注生祠或其他神祠，堂祀注生娘娘或臨水夫人、媽祖等神明以保佑嬰兒，並將神明香火錢也用於“救命”即保全女嬰的生存權，這也是福建育嬰堂的傳統做法。

　　日本學者夫馬進教授在其學術名著《中國善會善堂史研究》裏對福建育嬰堂的傳統評估不足。他認爲清人普遍認爲育嬰堂是浙江慈幼局的繼承者，殊不知清代閩人普遍認爲育嬰堂是福建舉子倉的繼承者；他對福建的研究顯然取证不周，得出的福建“在雍正二年發出設立育嬰堂的上諭之前，只有清流縣設有一處建立康熙四十五年（1706）的育嬰堂”是取证不周的結論。當然，夫馬進教授自可備爲一説，但吾人未宜率爾據信也。

　　（2018年10月30日記）